1945年6月18日，美国海军金上将放弃了原定的作战计划，不再进攻福磨萨，新的计划是直接进攻日本最南端的九州。
　　6月29日，美军将进攻九州的日期定在1945年11月1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根据这项作战计划，克吕格尔将军指挥的美军第6军将在九州实施两栖登陆。4个月后，美军第8军、第10军进行第二次进攻，并且还要从欧洲抽调一个军，进攻的地点选择在距日本首都东京不远的地方。按照这个计划，要到1946年11月15日，即欧洲战争胜利一年半之后，才能打败日本。
　　丘吉尔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打算用空中轰炸和大量军队的进攻来打击日本本土。我们所想到的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他们拼命抵抗，直到战死……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日军的抵抗，一寸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很可能要丧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
　　马歇尔将军也作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估计，他说在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可能要牺牲50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可是，原子弹出现后，这一切都改变了。7月17日凌晨，陆军部长史汀生带着原子弹的机密电报来见国务卿贝尔纳斯，他说：“我们应该向日本人提出可能使用原子弹的警告，在保留天皇的前提下，促使他们投降。”然而，贝尔纳斯对史汀生的建议不屑一顾。
　　当史汀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丘吉尔后，首相得意洋洋，“这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丘吉尔说：“看来，我们一夜之间就已经有把握缩短东方的流血战争了。”
　　尽管波茨坦会议主题是处理战后欧洲和德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但是，有关对日作战问题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会议期间，苏、美、英三方围绕日本投降的条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7月17日晚，斯大林神秘兮兮地对丘吉尔说：“在我们来波茨坦之前，日本大使送给我们一份日本天皇发来的电报。尽管电报没有说是给谁的，但我想，要么是给我的，要么是给加里宁主席，或者苏联政府其他什么人。电报说，日本政府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第二天，杜鲁门轻描淡写地对丘吉尔说：“我已经知道了，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一种试探性议和。”但是，杜鲁门迷惑不解地问丘吉尔：“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
　　不过，丘吉尔也担心，“如果盟国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话，美国可能会蒙受巨大的牺牲，而且英国也将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接着，丘吉尔便用商谈的口气对杜鲁门说：“关于日本投降的条件，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表达?我们既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全，又能给日本人保全一点面子，不至于使日本军人的荣誉扫地。”
　　“不!一定要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杜鲁门断然拒绝了丘吉尔的建议。杜鲁门这样做，自然有他的想法。只有坚持让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才有可能会继续打下去，那么，美国就有理由投放原子弹，从而迫使日本向美国投降。
　　当听到丘吉尔提起日本军人的“荣誉”问题时，杜鲁门直截了当地对丘吉尔说：“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军人已经没有什么荣誉可言了。”
　　美国负责研制原子弹的专门委员会在试爆之前曾建议：“在条件具备时，应立即使用原子弹对付敌人，而且不必向对方发出警告。”至于轰炸目标，委员会建议选择在“能够造成巨大破坏力的地方”。
　　当时，美国人认为，原子弹可以从两个方面威胁敌人。一是作为技术上的武器，如在荒岛上投放，以威慑敌方，但这很难结束战争；二是军事上的武器，直接打击敌人。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用原子弹袭击敌人。”至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投放原子弹，那是美国总统决定的事情了。
　　杜鲁门在谈到原子弹的用途时，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武器。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使用它。”
　　在波茨坦，当杜鲁门把他的这种想法告诉丘吉尔时，这位首相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原子弹有助于结束战争，我主张运用它。”
　　7月23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格罗夫斯将军正在这里起草投掷原子弹的指令。
　　起初在选择目标时，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曾主张把京都也列入其中，因为它是日本的军事活动中心。但是，史汀生坚持认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和宗教圣地，不同意向那里投放原子弹。史汀生的建议被接受，所以，京都就从轰炸名单上被勾掉了。
　　经过讨论，最终确定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四个城市作为轰炸目标。这些城市是按照作为第一次袭击的先后顺序排列出来的。美国人确立这样一个名单，其依据是这些城市所发挥的军事作用的大小，同时考虑到投弹时的气候条件。
　　目标选定以后，杜鲁门、史汀生、马歇尔、阿诺德就投掷的时间和第一个目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7月25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陆军部的指令，并指示陆军部长史汀生执行这项命令。当天，史汀生在结束波茨坦的使命后，便返回美国。不久，这位77岁的陆军部长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和一份备忘录。
　　
　　(摘自《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