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 100024）
　　【摘要】：崔健的音乐，是将音乐、文学、美学、思想融为一体的集合。他用音乐表达对政治的不满，对国民性探讨，命运的思考，对人性的复杂态度，他用音乐探讨成长，爱情和人生，他用音乐解构父系霸权与解构等级制度，他用音乐提示人们去关注音乐与文学、美学的关系，提示人们没有音乐的生活是何等干瘪空白，他用音乐蔑视，他用音乐热爱。
　　【关键词】：定位；运动理念；礼赞；象征
　　崔健，1961年出生于军队大院的“红二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过着“听说过，没见过，有得说，没得做”的新中国下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没有参加过革命行动，也没有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冲刷，但在他的身上那些过往的“历史问题”乘积聚合成为“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中国大陆摇滚乐的先驱，从中国摇滚乐产生的历史背景上看，崔健的音乐是对个人价值寻求，他陈述自我角色定位是从《一无所有》开始，崔健一开始就定义了他的摇滚乐所表达的东西，需要将价值维系在集体主义的革命运动上。
　　一.置于骨髓的宿命与定位
　　崔健的第一次走进“大众主流审美”，是一九八六年的那个晚上，他成功的利用国家体质的革命想象叩响了新时代的社会大门，那一天北京工体举报“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那也是《一无所有》的第一次演唱，满场正襟危坐的观众，被突如其来的嘶吼和放浪形骸的舞臺形象所震撼，曾经以社会运动形式表现的“红色记忆”，被崔健的音乐唤醒。
　　崔健讲述过自己从小接受的音乐训练，全都是革命歌曲，加上军队大院的“红色童年记忆”，让他的摇滚表达都能寻找到红色美学的传统象征。作为国家体制的遗留，新时代市民社会的身份认同让不甘寂寞的崔健产生了巨大的焦虑感。正在被遗弃的革命成了残留的历史想象，反叛权威的革命思想让崔健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无所有》的成功，更多归咎于对之前“新中国”音乐的改变。以西方摇滚乐自由外衣夺人眼目，“教人颂德”的沉重任务被暂时的抛开，一种单纯“表现”的美学目的得以突显。集体语境下的那些“一本正经，拿腔拿调的高尚”的词藻被删除。歌者所呈现的人物形象，走出了传统的“儒人雅士”的俗套，转变成为一个“痞气”的放浪青年，对于那个时代，这一“浪子”形象却是带有些许“进步”色彩，他用歌词去讲述，自己保留的对“自由的追求”。
　　《一无所有》曲风透漏出了鲜明而坚定的阶级立场。这首歌曲的伴奏由吉他，贝斯，键盘，爵士鼓等西洋乐器组成，以欧美摇滚乐常用的曲式和和声写就。表面上看来似乎像是向西方个人主义的表现靠拢。但其音乐旋律，则是属于典型的中国北方民歌，嘶吼的声音秉承着西北的劳动号子，竹笛与唢呐则是黄土高原的音乐符号。随后的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唢呐吹响前奏。这一切的继承缘于崔健年少时“受到的革命歌曲训练”，因此，从音乐史的演进来看，也许可将《一无所有》的美学源头上溯自工人阶级的红色文艺。从儿时的“教育”加身自身审美经验，这些对红色美学思想的汲取，注定了崔健音乐中歌词，必然会表露出作为摇滚话语集权者的形象，同时也注定了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解放”年轻听众群体的美学动机在现在这一个一无所有的文化工业时代逐渐破产。经历多年集体主义“规矩”的约束，崔健创作的主观意识上急于从红色美学的话语模式中脱离，联系当时现实提供的创造动机，这种冲动无可厚非，不幸的是，由于生活和早期教育的置于骨髓的惯性，《一无所有》从艺术理念到音乐语言都无法摆摊红色美学的印记，崔健从起初的反叛或者说叛逆红色传统，终于在红色美学的诱惑之下，反过来越近到了导向倡导“文化革命”和红色崇拜，不自觉的成为红色美学的继承者。
　　二.个人意识与集体主义
　　与红色美学存在深隐的血缘情感，让崔健宿命般地从叛逆与自由的自我初衷，走向了从红色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一无所有》唱红之后，崔健制作了他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同名单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专辑中出了《一无所有》外的另以金曲。
　　歌曲以唢呐吹响前奏，随后崔健高喊“一——二——三——四——”的军队行进口令，召唤出来的红色记忆是1960年的军歌《打靶归来》结尾处的齐声口令。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崔健提出了“寻找真正自己”的身份诉求。同时也给出了他的答案“到两万五千里”去寻找自己的路途。尽管他并未参加任何形式的“革命”，也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大潮，但特殊的出身使他对歌曲中那些“听说过，没见过”的历史路途的充满了向往。所以在他的摇滚中，自我表达中个体价值都维系在集体主义的革命运动之上。歌词中诸如“步枪和小米”、“大炮轰炸机”、“雪山和草地”、“领袖毛主席”等诸多红色的符号，一一变化成反映个人追求的画面意象。
　　摇滚是现场的艺术，舞台的互动正是摇滚乐在西方能备受追捧的应有之义。崔健在现场演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喜欢在台上台下布置许多挥舞红旗演员，在漫天的红色浪潮中高喊“一二三四五六七”，鼓动着观众“大家站起来，尝尝解放的滋味！”这似乎是在教化，个人的精神解放要依赖于亢奋、激进的群体活动，这种群体活动不仅是摇滚乐的狂欢，同时也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革命。在红色海洋里，高喊“解放”的历史想象已经不用赘述了 ，这些强烈的视听冲击，恰恰来自往昔的红色美学传统，唤醒的都是红色记忆。所以，无论是崔健运用摇滚对红色美学进行反讽也好，还是对红色美学的模仿也罢，都必须承认红色美学对崔健音乐思想的形塑之功。
　　崔健希望将他倡导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用“政治”和“人文来”区别这两种文化革命。并且，崔健将他自己的“文化革命”定位为“真正人文的文化革命”，摇滚极端个人主义的情怀，却表露出了崔健在历史符号之下的话语霸权，他自己不自知地走入了集体叙事的历史模式之中。崔健所获得的历史性意义，体现的正是集体主义时代之后大众在集体主义的洪流裹挟与个人主义的自由追求之间的挣扎与纠结。
　　三.红色符号的礼赞
　　成名之后的崔健，用红色的符号包装了自己的形象，在公众的场合下，他总佩戴这红五星的绿色军帽，身穿军大衣，更多的红色符号出现在他身上。可能许多人会理解崔健的行为是对红色文化的一种讽刺，也有人认为这是故作姿态对往昔的追忆。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讲到崔健第二张专辑《解决》中收录的歌曲《一块红布》，這也是崔健歌曲中最有争议，并大方的阐述政治意味的歌曲。
　　《一块红布》歌词里多次提到的“红布”，带有强烈的政治隐喻， 他写到“你蒙住了我的眼”“让我看见了幸福”这样的语言，不禁让人们联系到六七十年代，红色的话语曾经蒙住了许多“激发先进”的冲动，从而让笼罩其下的人感到了“幸福”。在崔健的审美意识里则醉心于这些红色的话语，从而在这蒙蔽的想象中感到满满的幸福感。在歌曲的MTV更是将崔健对红色符号的向往表达淋漓尽致，在MTV中，炫丽的焰火照亮夜空，红色的旗帜迎风招展，崔健满怀幸福的沉醉的脸部特写，画面用快速剪辑手法将过往的历史影像重现：知青大联欢，百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唐山大地震，大炼钢铁，原子弹实验成功，这一幕幕对红色往昔追忆的沧桑时光画卷，在红色符号的指引下，在浪漫的歌声和温暖动人的小号声下，展现出让人们熟悉又陌生的红色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