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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云龙是盐马古道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是由于在云龙沘江沿线以诺邓井、石门井、宝丰井、天井、大井、顺荡井、师井、山井等古代云龙各产盐区盐业的开发和繁荣而形成的。盐马古道的存在,使云龙人民在高山大川之间架设起了一座座各种各样的桥梁,使云龙成为了有名的“古桥梁博物馆”;盐马古道的存在,使云龙沿途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古代集镇,如石门、宝丰、旧州、漕涧、诺邓等;使云龙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人才辈出,民族融合,使远在边地的云龙一时间得风气之先,人文蔚起。
盐马古道起于汉,兴于唐,盛于明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的经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同古丝绸之路一样,是一条连接不同地域文化,打通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世界文化走廊。千百年来,在古道上行走的马帮是古道的开拓者。在古代,马帮是中国西南山区特有的交通运输方式,也是盐马古道上一道壮观的风景线。自汉至唐至明清,在我国西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条条古道,以云南的大理、丽江为中心,蜿蜒向四川的成都,西藏的拉萨,云南的西双版纳,再到缅甸、老挝、越南、印度、尼泊尔等东南亚各国,形成了一条条连接西南地区的经济大动脉。古道旁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各种寺庙、本主庙、尼玛堆还展现着各种的神像、佛像和那神秘的宗教箴言。虽说是几经沧桑,昔日不再,但因古道而兴起的古镇、村落,以及流传千年来那古道上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成为千年兴盛沉淀下来的一道深深的痕。
我们今天所说的茶马古道最初就是一条以运盐为主的古代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交通通道,所以我们常说的滇藏的茶马古道,其实最早叫盐马古道。它自汉代开始因运盐而起,到唐代已经发展成为连接滇藏川及东南亚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逐渐由单一的运盐发展到茶叶、丝绸、药材、皮草等生活用品的贸易通道。在明清时期,古道最为兴盛。为什么明清以来,多被称作“茶马古道”呢?明朝有“茶马法”,因藏族人嗜茶,但蒙藏地区多不产盐,而且不产茶,却产马,所以明政府特定以茶易马的政策。现在一般人都将“茶马古道”看成驮运茶叶的马帮所走的道路,“茶马古道”这个概念成为茶、马、道三物的组合,在这里只把茶作为交易的商品,而“马”与“道”却有特定的含义:限于跟藏区联系的马帮和道路,并且这条古道漫长而险峻,路上风光优美又充满风情。这样,令人遐想的“茶马古道”就作为一种魅力文化现象被挖掘出来了。在明清时期,古道最为兴盛,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是滇藏线。即南起云南的普洱,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左贡、邦达、昌都、洛隆宗、拉萨,再到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另一条线是川藏线。即从四川的雅安,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等国。在每一条主道上,形成了一个个以古驿镇为中心的辐射周边的网络。古道长达数千公里,马锅头带着马帮,赶着马匹上百的马队或牦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来往一趟长达半年之久,更有一些人长年在古道上奔波,终其一生,铸就了古道的辉煌。
盐马古道因盐而起。除了“云龙八井”以外,在云南禄丰的黑井镇、剑川的沙溪镇,四川的盐源县,自古都是重要的盐产地。早在4000多年前,黑井就开始产盐。明代,中央政府在黑井设正五品盐课提举司。还有剑川的沙溪镇有弥沙盐井、马登盐井,洱源有乔后盐井,云龙有诺邓盐井等八大盐井。而早在汉代,就有“云龙二井”,唐代的古籍《蛮书》中,更清楚地记载了“细诺邓井”,云龙的盐业开发,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明代,政府在诺邓设立“五井盐课提举司”,是全国七大盐课提举司之一,也是通往滇西各地盐马古道的轴心地。自南诏、大理国时期,诺邓的盐马古道已经北通吐蕃,南通金齿腾越等地。明清以来,以诺邓为中心,东向大理、昆明,南至保山、昌宁,西接腾冲、缅甸,北连丽江、西藏。自唐代以来1200多年里,南来北往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盐商,络绎不绝。他们将运来的货物在产盐地出售,再将食盐、茶叶、药材等购进,沿着古道,将货物运往各地。云龙盐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商贾云集的局面,顺理成章地使云龙的各产盐地成为了盐马古道的起点。从云龙出发的盐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兰坪、剑川、丽江、维西进入西藏;另一条则跨过澜沧江、怒江,由旧州、漕涧、保山、腾冲,直达缅甸。还可东到大理、昆明。在众多的古驿道中,有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称澜沧江驿道,全长约118公里,它东起剑川县城,向西经羊岑、马登,翻越纵贯剑川、兰坪、云龙的“盐山路”,途经金顶,止于著名的云龙八大盐井,山高路险,马帮过这段路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在云龙境内古道密布,各盐井之间有多条古道通向县外,历代封建政府在这些盐道上设立关卡,被称为“盐卡”或“驿卡”。直到现在,在云龙还有几十公里的古老的盐马古道肩负着交通运输的重任。
盐马古道因盐茶而繁荣兴盛。自唐到明清,盐马古道是运输茶叶和盐等生活用品进藏的重要通道。云南的许多地方是茶树的发源地,是向西藏和东南亚各国输入茶叶的主要产区。西藏地区是高寒地区,肉类是藏民的主食,由于缺少蔬菜,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能够防止燥热。“其食肉之腥,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喝酥油茶对于藏民来说就如同吃饭一样重要,藏民们对茶叶和食盐就有了强烈的需求。在上千年间,就有了成千上万的马帮,把茶叶、盐、布匹等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再把西藏的药材、皮革、马匹等运往内地。在云南有很多茶山,新茶采下来后,经过了杀青、揉捻、晒干、发酵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制成“沱茶”、“饼茶”、“方茶”等品种,由马帮运往各地。其中有专供西藏地区的茶叶又称“边茶”。藏民们喝的酥油茶和纳西族人喝的盐巴茶,都是以茶叶和食盐为主要原料,这样,对茶叶和盐就有了特殊需求。由盐和茶叶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盐马古道的兴盛和发展。
盐马古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一点,在云龙沘江沿线的产盐区和盐马古道覆盖的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云龙,沿盐马古道生活着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主要以白族、傈僳族、傣族、彝族、阿昌族、回族等为主,出了云龙地界,古道沿线便是藏族、纳西族、怒族、景颇族、布朗族、彝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一条商贸古道,就似一条连接汉族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一条彩带,带动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在中原文化、氐羌文化、百越文化、百濮文化以及外来的西亚文化、印度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基础上,通过不断地融合与发展,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的白族文化、汉文化、阿昌族文化、傈僳族文化、彝族支系罗武人文化等众多的民族文化形态。在诺邓村,仅元明清三代,就建有文庙、武庙、三崇庙、龙王庙、题名坊、万寿宫、节孝总坊等众多的建筑。在清代,云龙县出了三名进士,其中两人是诺邓村人,而举人、贡生、秀才更是不胜枚举,仅几户大户人家,就先后有贡生60多人,秀才500多人,仅仅黄氏一门,就有两进士,五举人,上百名秀才。
在这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宗教文化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盐马古道沿途寺庙密布,宗教文化浓厚。大部分地区都是尊儒祀孔、奉释礼佛、崇道修斋,儒释道的三教合一的信仰体系。特别独特的是他们同时还信仰本主。本主信仰是从远古时期宗教的早期形式发展到崇拜天神的原始宗教,进而达到人为的宗教阶段。在邓诺人们信仰的本主是“敕封五井土主护国安民圣帝”,总管本村生产生活、生死祸福。千百年来,有无数的僧侣、信徒在这崇山峻岭中的古道上奔波往来、朝拜神山,传递着永恒的信仰之光。
一条亘古的盐马古道走过了上千年的岁月,最后也要被历史所尘封。在地理概念上它正在一步一步地消失,而在人们的心中,它依然鲜活明亮,依然生动感人。由于这一条盐马古道的存在,在沿途形成了一个个重要的商贸集镇,在云龙境内,在盐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上的石门、宝丰、旧州、漕涧等古代重要集镇的形成和繁荣发展无不与盐业经济的繁荣和盐马古道的兴盛有关。盐马古道那传奇的色彩,则至今依然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古道沿线那一个个古老的城镇、村庄、寺庙,山谷丛林中那深深的马蹄印痕,那依然生活在古道旁马帮人的子孙后代,特别是由盐马古道串联起来的各种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融合而形成的独特的古道文化,就是一个永久的历史博物馆,展示给后人。走在这条被历史尘封的古道上,一幕幕深藏在历史褶皱里的画面随着想象而渐渐清晰。这沉淀于三江大地的古盐道,好像已经被日趋浮躁的世人所遗忘了。其实,作为盐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千万年来,我们的先人们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这里浓缩积淀成为一个清晰的投影。
在著名的唐代“细诺邓井”、明代“云龙五井”、清代“云龙八井”等古代食盐产地所在的一些村子,无论从长者口中还是住宅门、古建筑门的对联上,不时能听到、看到“天下百味盐为首,世上群粮米当家”的句子。“盐为首”,似乎主要指盐的至尊作用,但细细品味,则还有别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云龙的地理与人文风采。比如,沘江流贯云龙县境,西汉在这里设置过比苏县。县名称中的“比”和沘江的“沘”,都是白族话“盐”的意思,沘江应当就是“盐江”(淌着盐水的江),比苏应是盐人,名称中把盐与人溶为一体,说明盐非但是人一刻都不能离开的一种寻常食品,而且它像一条穿珠子的线似的,把云龙岁月流动中由远及近的人文足迹串联到一块儿了。如今人们能看到的各种传统文化遗存与活动,有不少就沾上了浓浓淡淡的“盐味”。盐对云龙各族人民有物质的、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的意义。盐是自古以来云龙沘江流域众多集镇繁荣兴盛的经济支柱。例如,宝丰井、诺邓井,就是因盐业经济而繁华一时的。
说到云龙的盐业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诺邓,这是一个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诺邓是一个以盐业生产为主的白族村落,被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村”。诺邓村的演变发展完全依赖于盐业经济的兴衰。明清时全村有400多户人家,2600多口人。村子里文风蔚然。现在诺邓村只剩下200多户人家,但村中保存较好的明清古建筑还有100多个院落,以及以玉皇阁为主的道教建筑群。村落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逝去的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住宅普遍艺术味浓厚。另外,在村中,还有现存最早的庙宇——元代佛教建筑万寿宫,后来它曾长期作为盐商的江西会馆,这是这里因盐业而商贾云集历史事实的遗迹之一。万寿宫墙上保存着石碑一快,是明嘉靖丙辰(公元1556年)提举李琼题刻的。
古镇宝丰,古称金泉井,明初年产盐三万多斤。云龙“因井设治”,盐业经济的发展,使宝丰在明崇祯二年至民国十八年一直是云龙州(县)治所在地,成为云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00年,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这是个依山傍水的小镇,村头一座古桥飞跨沘江,村中古巷深深。
二
盐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兴起,人才辈出。云龙盐业经济的发展和盐马古道的繁荣,确实使云龙在对外界的交流与开放中得风气之先,使云龙散布在盐马古道上的各个重要集镇接受到了内地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黄桂父子、董善庆、马锦文、扬名飏、董泽、王九龄等。
董善庆(公元1661年—公元1737年),字心培,白族,原籍宝丰,后到旧州三七村设馆教学并定居,所著《云龙记往》一书,使他成为了享誉史坛的清代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学家。
董善庆博学多才。康熙四十九年,由州儒学廪生考取贡生后(廪lín生,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贡生,由府、州、县学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人),终生从事教学。教学之余,留心地方掌故,广集野老传闻、民间轶闻趣事,撰写出了《云龙野史》一书(内容为记录澜沧江以西云龙境内之事,故又称《江外野史》),开云龙史志著作的先河,《云龙野史》成为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云龙野史》经云龙知州王凤文修订,改名为《云龙记往》,并经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节录并收入《章氏遗书》;道光年间,著名学者洱源人王崧对《云龙记往》加以润色,收入《云南备征志》。
董善庆编著的《江外野史》原本早已经佚失,1958年在旧州下坞村发现《云龙记往》的一个抄本,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重视,方国瑜教授曾经专文加以评述,并将它收入《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马曜教授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也将《云龙记往》列入云南古代史书目简介中。董善庆所著的《云龙记往》为研究云龙的地方史乃至云南的民族史,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马锦文(公元1725年—公元1763年),字梅阿,云龙大井人。《云龙州志》说:马锦文“生有异质,聪明绝伦,登乾隆丁卯(公元1747)科举人,壬申(公元1752年)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山东道监察院掌管、广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掌印给事中(清代设六科掌印给事中,有建言进谏之责)、兼巡视东城、敕授奉直大夫(从五品衔)。”马锦文入朝供职期间,“敢直抗言,有古名臣风”。“所上奏章多中时弊,宦官为之敛迹,名震京师。”后人对马锦文为官清正,刚直不阿高度赞誉。马锦文因夙夜勤劳国事,积劳成疾,中年病死于北京。
杨名飏(公元1773年—公元1852年),号崇峰,白族,云龙石门人。乾隆五十七年,杨名飏首赴科试授优贡,被委派为鹤庆州训导,因政绩卓异,荐加一等候升。嘉庆十三年科又参加科试,获经元(第四名举人),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被推荐到陕西任职,至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任延榆绥道,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升任陕西按察使,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任陕西布政使,同年九月,任陕西巡抚,授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解职还乡。
杨名飏从19岁出任鹤庆州训导至解职,入仕45年,官至正二品,官高禄厚,但他并不养尊处优,心系百姓和家乡,对陕西和家乡云龙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至今为人们所敬仰。
杨名飏为了在家乡传播先进的汉文化,编写了《经书字音辩要》一书,在云龙推广使用“京腔”(北京话),他认为常讲白族话,往往造成学文化的障碍,主张学汉语与学文化同时进行。在他的倡导下,云龙集镇地区的士民中,一时间讲“京腔”成为风气,对后来云龙的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杨名飏因母亲去世从陕西回到原籍云龙。在石门,他捐资修建铁链桥,取名“青云桥”,这座古桥现在还在石门关前的沘江上,发挥着沟通两岸的功能。
杨名飏在云龙捐资创办“彩云书院”,建校舍83间,设置租谷700京担的学校田产,共集资白银9420余两用于办学。杨名飏认为,云龙“甲第早已渐开,贤能亦经继起”,是因为首创了“象山”、“沘江”两书院。教育机构的设置,“攸关治化本源”,也就是说教育关系到地方的文明进步,所以必须以振兴学校为首要工作。他解职回乡以后,自己担任“彩云书院”主讲,致力于培养地方人才。“彩云书院”的创办,为云龙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现在的云龙一中,就是从“彩云书院”发展而来的。
董泽(公元1888年——公元1972年),字雨苍,白族,云龙宝丰人。幼年在云龙私塾读书,后就读于大理府院、省府贡院,1908年考取留日公费生,在东京同文书院深造,此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投入辛亥革命,参与进攻南京总督府的战役。回到云南后,任云南军督府秘书。他受到都督蔡锷器重,由督府保送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董泽回云南参加护国运动,就任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及驻香港联络员,护国战争胜利后,于1917年再度赴美留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
民国初,省政府曾有云南、四川、贵州联合设立大学的计划,后来因为战乱频仍,未能实现。于是董泽向督军唐继尧建议,云南单独创办大学,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唐继尧支持,并委托董泽与王九龄共同筹建大学。筹备工作正进行中,发生了倒唐事件,唐继尧出走,因此筹建大学一事停了下来。
1922年,唐继尧回云南主事,恢复了大学筹备处。董泽多方募捐筹集资金,又拨得位于翠湖边的省贡院作为新建大学校址,营建起了新校舍会泽院及理化实验教学楼、实习工厂厂房,修葺改造了贡院旧有的房舍。
1922年9月,董泽被正式任命为校长,12月8日,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成立。1923年4月开始招生,1930年学校改组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又改为省立云南大学。
董泽主持大学工作期间,为解决经费困难,亲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集捐款,逐步增建校舍,购置教学设备,开辟体育场,充实图书馆藏书。董泽不仅在建校和教育教学管理方面有建树,在学术上也成果丰硕,1925年获得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同时,他还在昆明双塔寺创办了云南第一所美术学校,延请留学日本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的李廷英任校长。1930年,董泽辞去校长职务。
董泽先生作为云南大学开创者之一、云大文化的奠基人、首任校长,始终把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传播正义真理,作为己任。董泽以学术为中心,以追求真理为主导,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办学宗旨,他说:“本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才为宗旨。”他强调学术上“应以自由研究为教旨”,鼓励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不要受现成的理论和结论的限制,不要迷信权威,并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要学思结合、手脑并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说:“我一贯对学生的教育方针是尊重学生的人格,使每个学生在学术、科学等方面有所造诣,故对学生的各项活动并不予以限制,学生有其充分的自由。”
从1922年到1927年,董泽先后任云南省教育司长、财政司长、富滇银行总办。当时云南交通落后,除滇越铁路外,全省无铁路和公路,发展交通是发展云南经济的迫切要求。1923年,董泽兼任交通司长,到任后,就起草了全省交通发展计划,并拟议向全省征集路股的办法,解决筑路资金的不足。他从云南的实际出发,提出修建三条主干线:通出海口的滇邕(yōng,邕江,在广西)路;通长江的滇蜀(shǔ)路;通缅甸的滇缅路。由于人、财、物力所限,经比较,计划先修滇西省道干线,以昆明为起点,逐步推进。在勘测和施工中,董泽与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实地考察,商讨具体办法,加快修路进度。1927年,修通了昆明至禄丰段,成为云南省第一条公路。1927年3月,董泽辞去交通司长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董泽出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云南办事处主任。1948年,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董泽捐出私产大栗树嘎窝田庄作办学费用,创办了云龙第一所农业学校,为地方培养专业人才。建国后,云龙农校于1952年并入云南省农业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董泽多次当选人民代表,并任云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72年病逝,终年84岁。
王九龄(公元1880年—公元1951年),字竹村,云龙石门人。早年入省府贡院就读,被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活动,后来他奉命回云南从事反清秘密活动。光绪三十二年,昆明人杨振鸿从日本回国,建立反清组织“兴汉会”,王九龄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竭尽全力。
民国建立后,王九龄在云南军督府担任政务、军事、外交、财政等方面的要职,积极参与讨袁护国斗争。
1920年,王九龄任云南造币厂会办、厂长兼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官,军法处长。同年,省政府拟议在云南创办大学,委任董泽、王九龄主持这件事,后来因为发生倒唐事变,筹建工作停了下来。1922年,唐继尧回滇主政,重新筹建大学,任命王九龄为名誉校长,董泽为校长,创办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
1922年,王九龄出任云南禁烟局督办、靖国军军饷主任、省财政厅长、富滇银行总办。1921年下半年,王九龄与李雁宾作为云南的代表,到上海参与倒曹(锟)、吴(佩孚)事宜。1921年11月,段祺瑞执政任命王九龄为教育总长。1922年4月13日,王九龄离职,章士钊接任教育总长。
王九龄晚年息政退隐,从事佛学研究,与昆明西山华亭寺方丈虚云有良好的关系,互相探讨佛学教义,造诣颇深。并担任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佛学院院董。1949年任云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理事,为促进云南和平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王九龄将毕生珍藏的文物古籍捐献给人民政府,并以宗教界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云南省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9月王九龄在昆明病逝,终年71岁。
三
说起云龙的古道和桥梁,就要首先谈到云龙的高山大川和云龙以盐业为主的矿产资源的开采。云龙,处于滇西成矿带上,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历史上,白羊厂的银矿、大工厂的铜矿、漕涧的铁矿都曾经进行过规模开采;特别是云龙盐矿的开采,历史十分久远。
云龙境内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往往要翻山越岭,跨过境内澜沧江、沘江、怒江等众多湍急的河流,因而,勤劳勇敢的云龙各族人民,就在众多江河上架设起了各种各样的桥梁,使云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古桥梁的博物馆。在云龙,你可以见到从古代的溜索、藤桥、独木桥、石板桥、石拱桥、木制拱桥、铁链桥、铁索桥以至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各种桥梁。
溜索,主要分布在表村傈僳族乡境内。表村是云龙产盐区通往怒江、腾越的一个地方。历史上,溜索是居住在澜沧江畔的傈僳族群众过江的主要手段。澜沧江大峡谷及其两岸的云岭山脉、怒山山脉层峦叠嶂、悬崖陡峭,峡谷中水流湍急、汹涌澎湃。自古以来,这里的交通就十分不便,正所谓“岩羊无路走,猴子也发愁”。两岸的傈僳族人民只有依靠溜索这种古老的渡江工具往来飞渡,保持着彼此间的交往与联系。
溜索,是用一条竹篾缠绕成的粗大的绳索,凌空飞架在江河两岸。一个马鞍形的木制“溜帮”卡在篾绳上,“过溜”的人用绳索把自己的身体和携带的东西捆束牢固,吊在“溜帮”下面,轻轻一荡,就凌空飞越到对岸去了。溜索有平溜和陡溜两种。平溜只有一根溜索,它基本平直,没有斜度,来往都可以溜。但这种方法比较吃力,因为溜索中段会自然下垂,所以人溜滑至中段以后,还要借助四肢的力量,半攀半爬地向对岸滑行。陡溜需要一来一往两根溜索,它一头高,一头低,有一定的倾斜度。这种方法溜渡速度快,省力,但容易撞伤。溜索不仅可以溜渡人,而且还可以溜渡货物、牲畜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流经表村的澜沧江上已建起了桥梁,溜索这种传统交通工具已经逐渐退出了使用。
藤桥,是主要分布在沘江流域白族群众聚居的白石松水、顺荡等地的一种原始桥梁。藤桥一般在江河两岸选择大树或者巨石,用粗大的藤条编织成宽阔的桥面,桥面两侧再编以护栏,整座藤桥就是用山藤编织成的一个横跨江河上的巨大的网状手工艺品。人、马通过时,晃晃悠悠,蛮有情趣。
沘江上现存有水城藤桥和松水藤桥等5座藤桥,最长的有30米。水城藤桥位于白石镇水城村,横跨沘江上,架在江两岸对生的老栗树上,全长25米。松水藤桥有30多米长,整座桥被两根缆绳悬吊在江面上。为了稳住桥身,用藤条编织成的桥梁一端深深地埋在岸边的土里,再压上巨大的石块。松水藤桥有四根大梁,每根梁都有30多米。四根大梁被两两相对地固定在沘江两岸的树桩上,中间铺一块五寸宽的木板,人过桥,必须脚踩木板,双手抓住两旁的护藤。
在云龙境内的桥梁中,最有特色的要数传统的木制拱桥,这是云龙白族工匠创造出的一种适应云龙地理气候条件和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的独特桥梁。这种桥的梁是由架在两岸桥基上呈45°角向上伸出的木料和中间的水平横梁衔接而成的,上面覆盖有瓦屋顶,两边有木制栏杆,并有两排枋料做成的长凳供过往行人歇息。远远望去,整座桥就像一座巨大的廊坊坐落在江河上。这种白族地区常见的桥梁被称为“伸臂式木梁风雨桥”。
由于历史上云龙的八处盐井都集中分布在沘江流域,因此,盐马古道上的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伸臂式木梁风雨桥”在沘江流域特别多。例如,被称为“盐路津梁”的果郎中州桥,这座桥原为古代诺邓村“盐马古道”向西通往腾越的第一座桥梁,始建于清代中期,全长54米。桥东是果郎村,江对面过去有土司的庄园,所以又叫土司桥。
在长新乡有三座古桥被称为“长春三渡”,指的是沘江上的安澜桥和沘江支流豆寺河、大达河上的两座木梁风雨桥阳春桥、永镇桥。
再往上就是位于长新乡大波罗村的包罗通京桥了,这座伸臂式单孔覆瓦木梁桥,桥长40米、宽4米,净跨径29米,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桥因盐马古道及清代白羊厂银矿运银通道经过这里,所以取名“通金桥”,后来人们又认为银子是运往京城的,所以又称为“通京桥”。 通京桥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历史上有过三次较大维修。通京桥为典型的风雨桥,采用木枋交错架叠,从两岸层层向河心出挑,中间用5根横梁衔接,上铺木板围挡。桥上瓦顶桥屋,桥内两侧平置两排木凳供人歇息。桥外两侧用高约1米的木板遮挡,以作为桥面的围栏。桥两端建有牌楼式桥亭,亭高5米,宽6米,连接着一条长5.5米的石梯甬道。东桥亭山墙下立有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的《重修大波浪桥碑记》。整座桥建筑奇巧,雄伟壮观,是现存同类桥中跨度最大的古桥。
位于白石顺荡村的彩凤桥,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至今已经有370多年的历史了。是云龙五井盐马古道往北通向丽江、中甸、西藏的重要桥梁。该桥全长39米,同样为风雨廊桥。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马帮从彩凤桥上通过,把顺荡井、诺邓井等云龙盐井的盐巴驮到丽江、中甸、西藏。这座桥是采用木方交错斜压法建造的,六排木方从两端桥墩逐级挑出以增加桥孔高度,在相距9米时再用横梁衔接;然后铺上木板,建盖桥屋,桥屋里有与桥连为一体的座凳,两个侧面用木板遮挡,形成走廊,可以为过往的路人、马帮遮风避雨、让他们休憩歇脚,这些,都彰显出这座桥的人性化功能设计。
古代宝丰的“砥柱桥”是“伸臂式木梁风雨桥”的一个变种,他利用沘江中的一个巨大的礁石作为桥墩,整座桥由东西两部分廊桥构成。此外,检槽师里河上也有多座“伸臂式木梁风雨桥”;而在漕涧空讲河上,以前也有一座连接仁德、仁山与漕涧街的“大花桥”是“伸臂式木梁风雨桥”。
云龙还有很多古老的铁链桥,例如云龙县城西南面石门关内的沘江上有铁链吊桥“青云桥”,是清代道光年间的陕西巡抚杨名飏捐建的。青云桥西岸悬崖上有杨名飏题刻的“碧嶂迥澜”四字,下方桥亭内石壁上刻有杨名飏于清道光年间从陕西拓回的“衮雪”两字,这是三国时曹操屯兵褒谷南口石门时所书。青云桥全长36米,宽2.18米。桥底用五根铁链,上复木板组成桥面,左右两边各有一根扶链。铁链通过桥头的石柱固定在两边桥亭台基内的“石牛”之上。桥头两端建有桥亭,上有石刻“石门关”匾额一方,在南面的墙内嵌有杨名飏撰写的《新建青云桥碑记》。
沘江上的古老铁链桥还有惠民桥,位于宝丰乡南新村,距县城21公里。惠民桥始建年代不详,原桥在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毁于兵燹,现桥重建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桥为双孔铁链吊桥,由于建桥处江面较宽,所以在江心增设桥墩,采用了二进连跨的建筑工艺。桥全长50米,宽2.5米,高约8米。由8根铁链组成,6根为底链,2根为吊链,在底链上铺设木板为桥面。三个桥墩上均建有瓦顶桥亭,东西两端桥亭为牌楼式。
澜沧江上最古老的桥梁,要数飞龙桥了。飞龙桥是古代除霁虹桥外的另一座澜沧江大桥。《云龙州志》记载:“横跨澜沧江,长二十八丈,底铺铁索十二根,覆以杂木板,宽二丈。直竖木栅栏杆,高丈余。东西桥门双起,似城门洞。两旁砌石岸,高二十余丈。西建望江楼,直入云表,气象万千。”飞龙桥始建于清同治癸亥年间,是杜文秀起义军中的白族将领李玉树所建。
说到李玉树建飞龙桥,在云龙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飞龙桥开工时,正值10月,澜沧江水暴涨,给施工带来了极大困难。拟建大桥的地方,东岸有天子山的悬崖可做桥墩的依托,西岸却是一马平川的旧州坝,无可凭借。正在为难之际,军校来报,江水连日下落,西岸现出石牛一尊,长三丈,宽二丈有余。李玉树想,这必定是上苍赞许在澜沧江上架桥,在冥冥中有神相助。于是立即下令,就着石牛赶造西岸的桥墩。几个月后,两岸桥墩都建好了,只要把铁匠们在岸边锻造好的二十二根铁链拉过江去,分别固定在东西两岸的桥墩上,架桥的主体工程就大功告成了。可是,这些铁链,每根都重达三千余斤,再大的竹筏都会被压沉,再粗的溜索也会被吊断。怎么才能够把铁链拉过江去呢?李将军正在发愁,突然听到岸边传来工匠和士兵们的惊呼。督工进来禀报说:刚才江面升起云雾,霎时间化作一条云雾的巨龙,飞架在新造好的东西桥墩上。李玉树大喜,奔到江边,他撩起衣襟,兴冲冲地走上云雾化成的龙背,竟然稳稳当当地走了一个来回。他一挥手,命令军士们每人挽起一节铁链,从云龙的背上,架到了两岸的桥墩上。说也奇怪,不过半天时光,大桥就落成了。在军士和百姓们的欢呼声中,忽然云开雾散,彩虹出现,飞架两岸的云龙倏忽间消失了,而一架雄伟壮观的大桥,却凌空飞架在大江之上。李玉树向杜文秀报捷,杜文秀大喜,亲笔为大桥题名:飞龙桥。古飞龙桥1965年被特大洪水冲垮,现在仅存西岸的望江楼了,望江楼呈方形,分上下两层,通高11米,边长8米,重檐歇山顶,楼下两侧墙内嵌13块建桥碑记,是研究杜文秀起义和古代桥梁建筑的重要资料。
澜沧江上还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大桥——功果桥。功果位于澜沧江与沘江交汇的地方,江涛汹涌,悬崖峭立,猿猴愁攀,飞鹰难度。历史上曾经有过三座“功果桥”。民国年间,有一位云龙宝丰人董坊,是云南大学首任校长董泽的胞兄,担任保山县长。1921年,董坊捐资在功果澜沧江上建了一座铁链桥,只能通行人马。这是澜沧江上除了霁虹桥、飞龙桥以外的第三座桥。
抗日战争期间,滇缅公路成为了中国与国外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滇缅公路上,功果是一个咽喉,在功果架设公路桥成为了滇缅线的控制性工程。1938年,公路桥紧挨着原来的铁链桥建设,次年6月建成通车,可通行5吨的货车,这就是后来人们习称的“功果老桥”。当时,一桥通车,一桥通人马。
功果老桥通车后,正值中国军队开始反攻滇西,军运十分繁重。盟军史迪威将军为此专程到功果桥视察,提出应在两江交汇口的上方再建一座荷载为10吨级的加劲钢索吊桥。该桥由交通部技术厅桥梁设计处设计,以桥梁设计处长钱昌淦先生为首的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云集功果,数百名桥工日夜奋战,从1939年3月开工,到1940年10月竣工通车,为表彰钱昌淦建桥功劳,命名为“昌淦桥”,老百姓仍然称它为功果桥。
日本侵略者深知功果桥的重要战略地位,从1940年11月20日到1941年2月27日,日本飞机从越南的军用机场起飞,在123天中共出动飞机170架次,对功果桥轰炸16次,在功果投下了成百吨的炸弹。在空袭中,功果铁链桥被彻底炸毁,功果老桥和昌淦桥先后被炸坏。军民在空袭中,冒着炮火,架设临时浮桥,保障畅通;同时,抢修两座公路桥。昌淦桥北面的19根钢索在空袭中被炸断,整个桥面坠落江中,在修复时,只好把仅有的10根备用的钢索用于北面。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功果桥南北两面结构不一样的原因。
云龙各族人民与桥梁有着特殊的情缘,在拥有桥梁带来的幸福中,人们也呵护了它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中,桥梁在继续延伸和发展。如今,云龙境内澜沧江、怒江上建起的现代大型桥梁就有8座,沘江等河流上新增的桥梁数以百计,天堑变为通途。这是云龙各族人民在征服大自然中创造的奇迹。
责任编辑 王丽敏
云龙是盐马古道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是由于在云龙沘江沿线以诺邓井、石门井、宝丰井、天井、大井、顺荡井、师井、山井等古代云龙各产盐区盐业的开发和繁荣而形成的。盐马古道的存在,使云龙人民在高山大川之间架设起了一座座各种各样的桥梁,使云龙成为了有名的“古桥梁博物馆”;盐马古道的存在,使云龙沿途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古代集镇,如石门、宝丰、旧州、漕涧、诺邓等;使云龙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人才辈出,民族融合,使远在边地的云龙一时间得风气之先,人文蔚起。
盐马古道起于汉,兴于唐,盛于明清。是世界上地势最高最险的经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同古丝绸之路一样,是一条连接不同地域文化,打通中国对外经济交流的世界文化走廊。千百年来,在古道上行走的马帮是古道的开拓者。在古代,马帮是中国西南山区特有的交通运输方式,也是盐马古道上一道壮观的风景线。自汉至唐至明清,在我国西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条条古道,以云南的大理、丽江为中心,蜿蜒向四川的成都,西藏的拉萨,云南的西双版纳,再到缅甸、老挝、越南、印度、尼泊尔等东南亚各国,形成了一条条连接西南地区的经济大动脉。古道旁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各种寺庙、本主庙、尼玛堆还展现着各种的神像、佛像和那神秘的宗教箴言。虽说是几经沧桑,昔日不再,但因古道而兴起的古镇、村落,以及流传千年来那古道上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成为千年兴盛沉淀下来的一道深深的痕。
我们今天所说的茶马古道最初就是一条以运盐为主的古代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交通通道,所以我们常说的滇藏的茶马古道,其实最早叫盐马古道。它自汉代开始因运盐而起,到唐代已经发展成为连接滇藏川及东南亚的重要经济文化通道,逐渐由单一的运盐发展到茶叶、丝绸、药材、皮草等生活用品的贸易通道。在明清时期,古道最为兴盛。为什么明清以来,多被称作“茶马古道”呢?明朝有“茶马法”,因藏族人嗜茶,但蒙藏地区多不产盐,而且不产茶,却产马,所以明政府特定以茶易马的政策。现在一般人都将“茶马古道”看成驮运茶叶的马帮所走的道路,“茶马古道”这个概念成为茶、马、道三物的组合,在这里只把茶作为交易的商品,而“马”与“道”却有特定的含义:限于跟藏区联系的马帮和道路,并且这条古道漫长而险峻,路上风光优美又充满风情。这样,令人遐想的“茶马古道”就作为一种魅力文化现象被挖掘出来了。在明清时期,古道最为兴盛,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是滇藏线。即南起云南的普洱,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左贡、邦达、昌都、洛隆宗、拉萨,再到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等国;另一条线是川藏线。即从四川的雅安,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拉萨,再到尼泊尔、印度等国。在每一条主道上,形成了一个个以古驿镇为中心的辐射周边的网络。古道长达数千公里,马锅头带着马帮,赶着马匹上百的马队或牦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来往一趟长达半年之久,更有一些人长年在古道上奔波,终其一生,铸就了古道的辉煌。
盐马古道因盐而起。除了“云龙八井”以外,在云南禄丰的黑井镇、剑川的沙溪镇,四川的盐源县,自古都是重要的盐产地。早在4000多年前,黑井就开始产盐。明代,中央政府在黑井设正五品盐课提举司。还有剑川的沙溪镇有弥沙盐井、马登盐井,洱源有乔后盐井,云龙有诺邓盐井等八大盐井。而早在汉代,就有“云龙二井”,唐代的古籍《蛮书》中,更清楚地记载了“细诺邓井”,云龙的盐业开发,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明代,政府在诺邓设立“五井盐课提举司”,是全国七大盐课提举司之一,也是通往滇西各地盐马古道的轴心地。自南诏、大理国时期,诺邓的盐马古道已经北通吐蕃,南通金齿腾越等地。明清以来,以诺邓为中心,东向大理、昆明,南至保山、昌宁,西接腾冲、缅甸,北连丽江、西藏。自唐代以来1200多年里,南来北往成千上万驮盐的马帮、盐商,络绎不绝。他们将运来的货物在产盐地出售,再将食盐、茶叶、药材等购进,沿着古道,将货物运往各地。云龙盐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商贾云集的局面,顺理成章地使云龙的各产盐地成为了盐马古道的起点。从云龙出发的盐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兰坪、剑川、丽江、维西进入西藏;另一条则跨过澜沧江、怒江,由旧州、漕涧、保山、腾冲,直达缅甸。还可东到大理、昆明。在众多的古驿道中,有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称澜沧江驿道,全长约118公里,它东起剑川县城,向西经羊岑、马登,翻越纵贯剑川、兰坪、云龙的“盐山路”,途经金顶,止于著名的云龙八大盐井,山高路险,马帮过这段路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在云龙境内古道密布,各盐井之间有多条古道通向县外,历代封建政府在这些盐道上设立关卡,被称为“盐卡”或“驿卡”。直到现在,在云龙还有几十公里的古老的盐马古道肩负着交通运输的重任。
盐马古道因盐茶而繁荣兴盛。自唐到明清,盐马古道是运输茶叶和盐等生活用品进藏的重要通道。云南的许多地方是茶树的发源地,是向西藏和东南亚各国输入茶叶的主要产区。西藏地区是高寒地区,肉类是藏民的主食,由于缺少蔬菜,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能够防止燥热。“其食肉之腥,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喝酥油茶对于藏民来说就如同吃饭一样重要,藏民们对茶叶和食盐就有了强烈的需求。在上千年间,就有了成千上万的马帮,把茶叶、盐、布匹等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再把西藏的药材、皮革、马匹等运往内地。在云南有很多茶山,新茶采下来后,经过了杀青、揉捻、晒干、发酵等多道工序处理后制成“沱茶”、“饼茶”、“方茶”等品种,由马帮运往各地。其中有专供西藏地区的茶叶又称“边茶”。藏民们喝的酥油茶和纳西族人喝的盐巴茶,都是以茶叶和食盐为主要原料,这样,对茶叶和盐就有了特殊需求。由盐和茶叶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促进了盐马古道的兴盛和发展。
盐马古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这一点,在云龙沘江沿线的产盐区和盐马古道覆盖的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云龙,沿盐马古道生活着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主要以白族、傈僳族、傣族、彝族、阿昌族、回族等为主,出了云龙地界,古道沿线便是藏族、纳西族、怒族、景颇族、布朗族、彝族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一条商贸古道,就似一条连接汉族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一条彩带,带动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在中原文化、氐羌文化、百越文化、百濮文化以及外来的西亚文化、印度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基础上,通过不断地融合与发展,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的白族文化、汉文化、阿昌族文化、傈僳族文化、彝族支系罗武人文化等众多的民族文化形态。在诺邓村,仅元明清三代,就建有文庙、武庙、三崇庙、龙王庙、题名坊、万寿宫、节孝总坊等众多的建筑。在清代,云龙县出了三名进士,其中两人是诺邓村人,而举人、贡生、秀才更是不胜枚举,仅几户大户人家,就先后有贡生60多人,秀才500多人,仅仅黄氏一门,就有两进士,五举人,上百名秀才。
在这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宗教文化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盐马古道沿途寺庙密布,宗教文化浓厚。大部分地区都是尊儒祀孔、奉释礼佛、崇道修斋,儒释道的三教合一的信仰体系。特别独特的是他们同时还信仰本主。本主信仰是从远古时期宗教的早期形式发展到崇拜天神的原始宗教,进而达到人为的宗教阶段。在邓诺人们信仰的本主是“敕封五井土主护国安民圣帝”,总管本村生产生活、生死祸福。千百年来,有无数的僧侣、信徒在这崇山峻岭中的古道上奔波往来、朝拜神山,传递着永恒的信仰之光。
一条亘古的盐马古道走过了上千年的岁月,最后也要被历史所尘封。在地理概念上它正在一步一步地消失,而在人们的心中,它依然鲜活明亮,依然生动感人。由于这一条盐马古道的存在,在沿途形成了一个个重要的商贸集镇,在云龙境内,在盐马古道的重要节点上的石门、宝丰、旧州、漕涧等古代重要集镇的形成和繁荣发展无不与盐业经济的繁荣和盐马古道的兴盛有关。盐马古道那传奇的色彩,则至今依然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古道沿线那一个个古老的城镇、村庄、寺庙,山谷丛林中那深深的马蹄印痕,那依然生活在古道旁马帮人的子孙后代,特别是由盐马古道串联起来的各种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融合而形成的独特的古道文化,就是一个永久的历史博物馆,展示给后人。走在这条被历史尘封的古道上,一幕幕深藏在历史褶皱里的画面随着想象而渐渐清晰。这沉淀于三江大地的古盐道,好像已经被日趋浮躁的世人所遗忘了。其实,作为盐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千万年来,我们的先人们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这里浓缩积淀成为一个清晰的投影。
在著名的唐代“细诺邓井”、明代“云龙五井”、清代“云龙八井”等古代食盐产地所在的一些村子,无论从长者口中还是住宅门、古建筑门的对联上,不时能听到、看到“天下百味盐为首,世上群粮米当家”的句子。“盐为首”,似乎主要指盐的至尊作用,但细细品味,则还有别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云龙的地理与人文风采。比如,沘江流贯云龙县境,西汉在这里设置过比苏县。县名称中的“比”和沘江的“沘”,都是白族话“盐”的意思,沘江应当就是“盐江”(淌着盐水的江),比苏应是盐人,名称中把盐与人溶为一体,说明盐非但是人一刻都不能离开的一种寻常食品,而且它像一条穿珠子的线似的,把云龙岁月流动中由远及近的人文足迹串联到一块儿了。如今人们能看到的各种传统文化遗存与活动,有不少就沾上了浓浓淡淡的“盐味”。盐对云龙各族人民有物质的、赖以生存的经济活动的意义。盐是自古以来云龙沘江流域众多集镇繁荣兴盛的经济支柱。例如,宝丰井、诺邓井,就是因盐业经济而繁华一时的。
说到云龙的盐业经济,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诺邓,这是一个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诺邓是一个以盐业生产为主的白族村落,被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历史文化名村”。诺邓村的演变发展完全依赖于盐业经济的兴衰。明清时全村有400多户人家,2600多口人。村子里文风蔚然。现在诺邓村只剩下200多户人家,但村中保存较好的明清古建筑还有100多个院落,以及以玉皇阁为主的道教建筑群。村落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缩影,逝去的岁月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住宅普遍艺术味浓厚。另外,在村中,还有现存最早的庙宇——元代佛教建筑万寿宫,后来它曾长期作为盐商的江西会馆,这是这里因盐业而商贾云集历史事实的遗迹之一。万寿宫墙上保存着石碑一快,是明嘉靖丙辰(公元1556年)提举李琼题刻的。
古镇宝丰,古称金泉井,明初年产盐三万多斤。云龙“因井设治”,盐业经济的发展,使宝丰在明崇祯二年至民国十八年一直是云龙州(县)治所在地,成为云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300年,经济繁荣,文化兴盛。这是个依山傍水的小镇,村头一座古桥飞跨沘江,村中古巷深深。
二
盐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兴起,人才辈出。云龙盐业经济的发展和盐马古道的繁荣,确实使云龙在对外界的交流与开放中得风气之先,使云龙散布在盐马古道上的各个重要集镇接受到了内地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黄桂父子、董善庆、马锦文、扬名飏、董泽、王九龄等。
董善庆(公元1661年—公元1737年),字心培,白族,原籍宝丰,后到旧州三七村设馆教学并定居,所著《云龙记往》一书,使他成为了享誉史坛的清代云南地方史、民族史学家。
董善庆博学多才。康熙四十九年,由州儒学廪生考取贡生后(廪lín生,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贡生,由府、州、县学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的人),终生从事教学。教学之余,留心地方掌故,广集野老传闻、民间轶闻趣事,撰写出了《云龙野史》一书(内容为记录澜沧江以西云龙境内之事,故又称《江外野史》),开云龙史志著作的先河,《云龙野史》成为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史料。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云龙野史》经云龙知州王凤文修订,改名为《云龙记往》,并经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节录并收入《章氏遗书》;道光年间,著名学者洱源人王崧对《云龙记往》加以润色,收入《云南备征志》。
董善庆编著的《江外野史》原本早已经佚失,1958年在旧州下坞村发现《云龙记往》的一个抄本,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重视,方国瑜教授曾经专文加以评述,并将它收入《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马曜教授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也将《云龙记往》列入云南古代史书目简介中。董善庆所著的《云龙记往》为研究云龙的地方史乃至云南的民族史,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马锦文(公元1725年—公元1763年),字梅阿,云龙大井人。《云龙州志》说:马锦文“生有异质,聪明绝伦,登乾隆丁卯(公元1747)科举人,壬申(公元1752年)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山东道监察院掌管、广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掌印给事中(清代设六科掌印给事中,有建言进谏之责)、兼巡视东城、敕授奉直大夫(从五品衔)。”马锦文入朝供职期间,“敢直抗言,有古名臣风”。“所上奏章多中时弊,宦官为之敛迹,名震京师。”后人对马锦文为官清正,刚直不阿高度赞誉。马锦文因夙夜勤劳国事,积劳成疾,中年病死于北京。
杨名飏(公元1773年—公元1852年),号崇峰,白族,云龙石门人。乾隆五十七年,杨名飏首赴科试授优贡,被委派为鹤庆州训导,因政绩卓异,荐加一等候升。嘉庆十三年科又参加科试,获经元(第四名举人),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被推荐到陕西任职,至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任延榆绥道,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升任陕西按察使,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任陕西布政使,同年九月,任陕西巡抚,授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解职还乡。
杨名飏从19岁出任鹤庆州训导至解职,入仕45年,官至正二品,官高禄厚,但他并不养尊处优,心系百姓和家乡,对陕西和家乡云龙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至今为人们所敬仰。
杨名飏为了在家乡传播先进的汉文化,编写了《经书字音辩要》一书,在云龙推广使用“京腔”(北京话),他认为常讲白族话,往往造成学文化的障碍,主张学汉语与学文化同时进行。在他的倡导下,云龙集镇地区的士民中,一时间讲“京腔”成为风气,对后来云龙的语言、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杨名飏因母亲去世从陕西回到原籍云龙。在石门,他捐资修建铁链桥,取名“青云桥”,这座古桥现在还在石门关前的沘江上,发挥着沟通两岸的功能。
杨名飏在云龙捐资创办“彩云书院”,建校舍83间,设置租谷700京担的学校田产,共集资白银9420余两用于办学。杨名飏认为,云龙“甲第早已渐开,贤能亦经继起”,是因为首创了“象山”、“沘江”两书院。教育机构的设置,“攸关治化本源”,也就是说教育关系到地方的文明进步,所以必须以振兴学校为首要工作。他解职回乡以后,自己担任“彩云书院”主讲,致力于培养地方人才。“彩云书院”的创办,为云龙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现在的云龙一中,就是从“彩云书院”发展而来的。
董泽(公元1888年——公元1972年),字雨苍,白族,云龙宝丰人。幼年在云龙私塾读书,后就读于大理府院、省府贡院,1908年考取留日公费生,在东京同文书院深造,此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投入辛亥革命,参与进攻南京总督府的战役。回到云南后,任云南军督府秘书。他受到都督蔡锷器重,由督府保送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及教育。1915年,董泽回云南参加护国运动,就任护国军总司令部秘书及驻香港联络员,护国战争胜利后,于1917年再度赴美留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
民国初,省政府曾有云南、四川、贵州联合设立大学的计划,后来因为战乱频仍,未能实现。于是董泽向督军唐继尧建议,云南单独创办大学,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唐继尧支持,并委托董泽与王九龄共同筹建大学。筹备工作正进行中,发生了倒唐事件,唐继尧出走,因此筹建大学一事停了下来。
1922年,唐继尧回云南主事,恢复了大学筹备处。董泽多方募捐筹集资金,又拨得位于翠湖边的省贡院作为新建大学校址,营建起了新校舍会泽院及理化实验教学楼、实习工厂厂房,修葺改造了贡院旧有的房舍。
1922年9月,董泽被正式任命为校长,12月8日,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成立。1923年4月开始招生,1930年学校改组为省立东陆大学,1934年又改为省立云南大学。
董泽主持大学工作期间,为解决经费困难,亲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集捐款,逐步增建校舍,购置教学设备,开辟体育场,充实图书馆藏书。董泽不仅在建校和教育教学管理方面有建树,在学术上也成果丰硕,1925年获得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同时,他还在昆明双塔寺创办了云南第一所美术学校,延请留学日本东京美术专门学校毕业的李廷英任校长。1930年,董泽辞去校长职务。
董泽先生作为云南大学开创者之一、云大文化的奠基人、首任校长,始终把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传播正义真理,作为己任。董泽以学术为中心,以追求真理为主导,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办学宗旨,他说:“本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才为宗旨。”他强调学术上“应以自由研究为教旨”,鼓励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不要受现成的理论和结论的限制,不要迷信权威,并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要学思结合、手脑并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说:“我一贯对学生的教育方针是尊重学生的人格,使每个学生在学术、科学等方面有所造诣,故对学生的各项活动并不予以限制,学生有其充分的自由。”
从1922年到1927年,董泽先后任云南省教育司长、财政司长、富滇银行总办。当时云南交通落后,除滇越铁路外,全省无铁路和公路,发展交通是发展云南经济的迫切要求。1923年,董泽兼任交通司长,到任后,就起草了全省交通发展计划,并拟议向全省征集路股的办法,解决筑路资金的不足。他从云南的实际出发,提出修建三条主干线:通出海口的滇邕(yōng,邕江,在广西)路;通长江的滇蜀(shǔ)路;通缅甸的滇缅路。由于人、财、物力所限,经比较,计划先修滇西省道干线,以昆明为起点,逐步推进。在勘测和施工中,董泽与技术人员深入现场,实地考察,商讨具体办法,加快修路进度。1927年,修通了昆明至禄丰段,成为云南省第一条公路。1927年3月,董泽辞去交通司长职务。
抗日战争时期,董泽出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云南办事处主任。1948年,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董泽捐出私产大栗树嘎窝田庄作办学费用,创办了云龙第一所农业学校,为地方培养专业人才。建国后,云龙农校于1952年并入云南省农业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董泽多次当选人民代表,并任云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72年病逝,终年84岁。
王九龄(公元1880年—公元1951年),字竹村,云龙石门人。早年入省府贡院就读,被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活动,后来他奉命回云南从事反清秘密活动。光绪三十二年,昆明人杨振鸿从日本回国,建立反清组织“兴汉会”,王九龄是这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竭尽全力。
民国建立后,王九龄在云南军督府担任政务、军事、外交、财政等方面的要职,积极参与讨袁护国斗争。
1920年,王九龄任云南造币厂会办、厂长兼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官,军法处长。同年,省政府拟议在云南创办大学,委任董泽、王九龄主持这件事,后来因为发生倒唐事变,筹建工作停了下来。1922年,唐继尧回滇主政,重新筹建大学,任命王九龄为名誉校长,董泽为校长,创办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
1922年,王九龄出任云南禁烟局督办、靖国军军饷主任、省财政厅长、富滇银行总办。1921年下半年,王九龄与李雁宾作为云南的代表,到上海参与倒曹(锟)、吴(佩孚)事宜。1921年11月,段祺瑞执政任命王九龄为教育总长。1922年4月13日,王九龄离职,章士钊接任教育总长。
王九龄晚年息政退隐,从事佛学研究,与昆明西山华亭寺方丈虚云有良好的关系,互相探讨佛学教义,造诣颇深。并担任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佛学院院董。1949年任云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理事,为促进云南和平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王九龄将毕生珍藏的文物古籍捐献给人民政府,并以宗教界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云南省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951年9月王九龄在昆明病逝,终年71岁。
三
说起云龙的古道和桥梁,就要首先谈到云龙的高山大川和云龙以盐业为主的矿产资源的开采。云龙,处于滇西成矿带上,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历史上,白羊厂的银矿、大工厂的铜矿、漕涧的铁矿都曾经进行过规模开采;特别是云龙盐矿的开采,历史十分久远。
云龙境内四通八达的盐马古道,往往要翻山越岭,跨过境内澜沧江、沘江、怒江等众多湍急的河流,因而,勤劳勇敢的云龙各族人民,就在众多江河上架设起了各种各样的桥梁,使云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古桥梁的博物馆。在云龙,你可以见到从古代的溜索、藤桥、独木桥、石板桥、石拱桥、木制拱桥、铁链桥、铁索桥以至现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各种桥梁。
溜索,主要分布在表村傈僳族乡境内。表村是云龙产盐区通往怒江、腾越的一个地方。历史上,溜索是居住在澜沧江畔的傈僳族群众过江的主要手段。澜沧江大峡谷及其两岸的云岭山脉、怒山山脉层峦叠嶂、悬崖陡峭,峡谷中水流湍急、汹涌澎湃。自古以来,这里的交通就十分不便,正所谓“岩羊无路走,猴子也发愁”。两岸的傈僳族人民只有依靠溜索这种古老的渡江工具往来飞渡,保持着彼此间的交往与联系。
溜索,是用一条竹篾缠绕成的粗大的绳索,凌空飞架在江河两岸。一个马鞍形的木制“溜帮”卡在篾绳上,“过溜”的人用绳索把自己的身体和携带的东西捆束牢固,吊在“溜帮”下面,轻轻一荡,就凌空飞越到对岸去了。溜索有平溜和陡溜两种。平溜只有一根溜索,它基本平直,没有斜度,来往都可以溜。但这种方法比较吃力,因为溜索中段会自然下垂,所以人溜滑至中段以后,还要借助四肢的力量,半攀半爬地向对岸滑行。陡溜需要一来一往两根溜索,它一头高,一头低,有一定的倾斜度。这种方法溜渡速度快,省力,但容易撞伤。溜索不仅可以溜渡人,而且还可以溜渡货物、牲畜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流经表村的澜沧江上已建起了桥梁,溜索这种传统交通工具已经逐渐退出了使用。
藤桥,是主要分布在沘江流域白族群众聚居的白石松水、顺荡等地的一种原始桥梁。藤桥一般在江河两岸选择大树或者巨石,用粗大的藤条编织成宽阔的桥面,桥面两侧再编以护栏,整座藤桥就是用山藤编织成的一个横跨江河上的巨大的网状手工艺品。人、马通过时,晃晃悠悠,蛮有情趣。
沘江上现存有水城藤桥和松水藤桥等5座藤桥,最长的有30米。水城藤桥位于白石镇水城村,横跨沘江上,架在江两岸对生的老栗树上,全长25米。松水藤桥有30多米长,整座桥被两根缆绳悬吊在江面上。为了稳住桥身,用藤条编织成的桥梁一端深深地埋在岸边的土里,再压上巨大的石块。松水藤桥有四根大梁,每根梁都有30多米。四根大梁被两两相对地固定在沘江两岸的树桩上,中间铺一块五寸宽的木板,人过桥,必须脚踩木板,双手抓住两旁的护藤。
在云龙境内的桥梁中,最有特色的要数传统的木制拱桥,这是云龙白族工匠创造出的一种适应云龙地理气候条件和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的独特桥梁。这种桥的梁是由架在两岸桥基上呈45°角向上伸出的木料和中间的水平横梁衔接而成的,上面覆盖有瓦屋顶,两边有木制栏杆,并有两排枋料做成的长凳供过往行人歇息。远远望去,整座桥就像一座巨大的廊坊坐落在江河上。这种白族地区常见的桥梁被称为“伸臂式木梁风雨桥”。
由于历史上云龙的八处盐井都集中分布在沘江流域,因此,盐马古道上的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伸臂式木梁风雨桥”在沘江流域特别多。例如,被称为“盐路津梁”的果郎中州桥,这座桥原为古代诺邓村“盐马古道”向西通往腾越的第一座桥梁,始建于清代中期,全长54米。桥东是果郎村,江对面过去有土司的庄园,所以又叫土司桥。
在长新乡有三座古桥被称为“长春三渡”,指的是沘江上的安澜桥和沘江支流豆寺河、大达河上的两座木梁风雨桥阳春桥、永镇桥。
再往上就是位于长新乡大波罗村的包罗通京桥了,这座伸臂式单孔覆瓦木梁桥,桥长40米、宽4米,净跨径29米,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桥因盐马古道及清代白羊厂银矿运银通道经过这里,所以取名“通金桥”,后来人们又认为银子是运往京城的,所以又称为“通京桥”。 通京桥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历史上有过三次较大维修。通京桥为典型的风雨桥,采用木枋交错架叠,从两岸层层向河心出挑,中间用5根横梁衔接,上铺木板围挡。桥上瓦顶桥屋,桥内两侧平置两排木凳供人歇息。桥外两侧用高约1米的木板遮挡,以作为桥面的围栏。桥两端建有牌楼式桥亭,亭高5米,宽6米,连接着一条长5.5米的石梯甬道。东桥亭山墙下立有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的《重修大波浪桥碑记》。整座桥建筑奇巧,雄伟壮观,是现存同类桥中跨度最大的古桥。
位于白石顺荡村的彩凤桥,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至今已经有370多年的历史了。是云龙五井盐马古道往北通向丽江、中甸、西藏的重要桥梁。该桥全长39米,同样为风雨廊桥。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马帮从彩凤桥上通过,把顺荡井、诺邓井等云龙盐井的盐巴驮到丽江、中甸、西藏。这座桥是采用木方交错斜压法建造的,六排木方从两端桥墩逐级挑出以增加桥孔高度,在相距9米时再用横梁衔接;然后铺上木板,建盖桥屋,桥屋里有与桥连为一体的座凳,两个侧面用木板遮挡,形成走廊,可以为过往的路人、马帮遮风避雨、让他们休憩歇脚,这些,都彰显出这座桥的人性化功能设计。
古代宝丰的“砥柱桥”是“伸臂式木梁风雨桥”的一个变种,他利用沘江中的一个巨大的礁石作为桥墩,整座桥由东西两部分廊桥构成。此外,检槽师里河上也有多座“伸臂式木梁风雨桥”;而在漕涧空讲河上,以前也有一座连接仁德、仁山与漕涧街的“大花桥”是“伸臂式木梁风雨桥”。
云龙还有很多古老的铁链桥,例如云龙县城西南面石门关内的沘江上有铁链吊桥“青云桥”,是清代道光年间的陕西巡抚杨名飏捐建的。青云桥西岸悬崖上有杨名飏题刻的“碧嶂迥澜”四字,下方桥亭内石壁上刻有杨名飏于清道光年间从陕西拓回的“衮雪”两字,这是三国时曹操屯兵褒谷南口石门时所书。青云桥全长36米,宽2.18米。桥底用五根铁链,上复木板组成桥面,左右两边各有一根扶链。铁链通过桥头的石柱固定在两边桥亭台基内的“石牛”之上。桥头两端建有桥亭,上有石刻“石门关”匾额一方,在南面的墙内嵌有杨名飏撰写的《新建青云桥碑记》。
沘江上的古老铁链桥还有惠民桥,位于宝丰乡南新村,距县城21公里。惠民桥始建年代不详,原桥在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毁于兵燹,现桥重建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桥为双孔铁链吊桥,由于建桥处江面较宽,所以在江心增设桥墩,采用了二进连跨的建筑工艺。桥全长50米,宽2.5米,高约8米。由8根铁链组成,6根为底链,2根为吊链,在底链上铺设木板为桥面。三个桥墩上均建有瓦顶桥亭,东西两端桥亭为牌楼式。
澜沧江上最古老的桥梁,要数飞龙桥了。飞龙桥是古代除霁虹桥外的另一座澜沧江大桥。《云龙州志》记载:“横跨澜沧江,长二十八丈,底铺铁索十二根,覆以杂木板,宽二丈。直竖木栅栏杆,高丈余。东西桥门双起,似城门洞。两旁砌石岸,高二十余丈。西建望江楼,直入云表,气象万千。”飞龙桥始建于清同治癸亥年间,是杜文秀起义军中的白族将领李玉树所建。
说到李玉树建飞龙桥,在云龙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飞龙桥开工时,正值10月,澜沧江水暴涨,给施工带来了极大困难。拟建大桥的地方,东岸有天子山的悬崖可做桥墩的依托,西岸却是一马平川的旧州坝,无可凭借。正在为难之际,军校来报,江水连日下落,西岸现出石牛一尊,长三丈,宽二丈有余。李玉树想,这必定是上苍赞许在澜沧江上架桥,在冥冥中有神相助。于是立即下令,就着石牛赶造西岸的桥墩。几个月后,两岸桥墩都建好了,只要把铁匠们在岸边锻造好的二十二根铁链拉过江去,分别固定在东西两岸的桥墩上,架桥的主体工程就大功告成了。可是,这些铁链,每根都重达三千余斤,再大的竹筏都会被压沉,再粗的溜索也会被吊断。怎么才能够把铁链拉过江去呢?李将军正在发愁,突然听到岸边传来工匠和士兵们的惊呼。督工进来禀报说:刚才江面升起云雾,霎时间化作一条云雾的巨龙,飞架在新造好的东西桥墩上。李玉树大喜,奔到江边,他撩起衣襟,兴冲冲地走上云雾化成的龙背,竟然稳稳当当地走了一个来回。他一挥手,命令军士们每人挽起一节铁链,从云龙的背上,架到了两岸的桥墩上。说也奇怪,不过半天时光,大桥就落成了。在军士和百姓们的欢呼声中,忽然云开雾散,彩虹出现,飞架两岸的云龙倏忽间消失了,而一架雄伟壮观的大桥,却凌空飞架在大江之上。李玉树向杜文秀报捷,杜文秀大喜,亲笔为大桥题名:飞龙桥。古飞龙桥1965年被特大洪水冲垮,现在仅存西岸的望江楼了,望江楼呈方形,分上下两层,通高11米,边长8米,重檐歇山顶,楼下两侧墙内嵌13块建桥碑记,是研究杜文秀起义和古代桥梁建筑的重要资料。
澜沧江上还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大桥——功果桥。功果位于澜沧江与沘江交汇的地方,江涛汹涌,悬崖峭立,猿猴愁攀,飞鹰难度。历史上曾经有过三座“功果桥”。民国年间,有一位云龙宝丰人董坊,是云南大学首任校长董泽的胞兄,担任保山县长。1921年,董坊捐资在功果澜沧江上建了一座铁链桥,只能通行人马。这是澜沧江上除了霁虹桥、飞龙桥以外的第三座桥。
抗日战争期间,滇缅公路成为了中国与国外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滇缅公路上,功果是一个咽喉,在功果架设公路桥成为了滇缅线的控制性工程。1938年,公路桥紧挨着原来的铁链桥建设,次年6月建成通车,可通行5吨的货车,这就是后来人们习称的“功果老桥”。当时,一桥通车,一桥通人马。
功果老桥通车后,正值中国军队开始反攻滇西,军运十分繁重。盟军史迪威将军为此专程到功果桥视察,提出应在两江交汇口的上方再建一座荷载为10吨级的加劲钢索吊桥。该桥由交通部技术厅桥梁设计处设计,以桥梁设计处长钱昌淦先生为首的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云集功果,数百名桥工日夜奋战,从1939年3月开工,到1940年10月竣工通车,为表彰钱昌淦建桥功劳,命名为“昌淦桥”,老百姓仍然称它为功果桥。
日本侵略者深知功果桥的重要战略地位,从1940年11月20日到1941年2月27日,日本飞机从越南的军用机场起飞,在123天中共出动飞机170架次,对功果桥轰炸16次,在功果投下了成百吨的炸弹。在空袭中,功果铁链桥被彻底炸毁,功果老桥和昌淦桥先后被炸坏。军民在空袭中,冒着炮火,架设临时浮桥,保障畅通;同时,抢修两座公路桥。昌淦桥北面的19根钢索在空袭中被炸断,整个桥面坠落江中,在修复时,只好把仅有的10根备用的钢索用于北面。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功果桥南北两面结构不一样的原因。
云龙各族人民与桥梁有着特殊的情缘,在拥有桥梁带来的幸福中,人们也呵护了它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创造中,桥梁在继续延伸和发展。如今,云龙境内澜沧江、怒江上建起的现代大型桥梁就有8座,沘江等河流上新增的桥梁数以百计,天堑变为通途。这是云龙各族人民在征服大自然中创造的奇迹。
责任编辑 王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