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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辉拿着一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向记者娓娓道来此书的由来时，仍难掩激动和兴奋，用手翻阅的时候，他的动作充满了温柔与呵护，虽然这离他第一次见到该书已经过去了快一年时间。
作为青岛出版集团副编审、数字动漫出版中心总编辑，刘耀辉对这套全部用繁体字写就、非常小众的书充满信心，一次性付印了6000套。在质疑和不解中，半年时间不到，该书已销售了5600多套，成为青岛出版社天猫旗舰店的镇店之宝。
一篇报道引发的“缘分”
去年3月份，《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修复再版》的报道引起了刘耀辉的兴趣。
他感到此书对当今中国的语文教育大有裨益，遂在网上搜索，决心买到它、出版它。几经搜索，他发现北京有位藏家要出售这套书，据说是1904年的版本，但最后藏家却找不到该书了。直到去年明份，终于发现武汉有位藏家要转让此书，内心兴奋的刘耀辉在合肥开完一个数字出版会议之后，直接踏上了到武汉的列车。从藏家手里接过此书，他发现竟然是1901年夏的初印本，如获至宝。在其他出版社都是依据1901年冬的版本印刷，就连包括宁波市博物馆展览的这套书也是第四次刊印版的情况下’初印本的意义和价值可想而知。
从武汉返回青岛的火车上，刘耀辉双手捧着这套书不敢离身，生怕丢了。“不是钱的事，它不是花多少钱就能再买到的，而且这之前我已经向董事长做了汇报，丢了真没法交代。”
回到青岛后，他第一时间向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作了汇报。孟鸣飞看到了书的扉页上钤有一方“石子”印章，遂建议刘耀辉细细查考“石子”此人。
刘耀辉查考后得知，“石子”系近代著名诗人、藏书家姚石子，他曾任南社社长，时称“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这一查证，刘耀辉于当年10月10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6000余字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弁言》中还不大确定，用的是带有推测意义的“当系”二字。没有想到的是，姚石子的公子、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姚昆田老人次日读到了这篇文章，立即向报社索要了刘耀辉的联系方式。几天后，刘耀辉去上海拜访姚昆田老人时，惴惴不安地当面问他，“石子”印章是否是姚石子所用？姚昆田非常激动，双手摩挲着印章，明确表示就是姚石子所用，这套书是石子先生少年发蒙时用的课本。
这套书1957年流入古籍书店，后来武汉的藏家又于2005年收藏，2014年辗转来到了青岛。经青岛出版社影印出版，在社会上广为流布。
“所有这一切都是缘分。”刘耀辉感慨道。
精神的传承
“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蒙学堂启蒙读物》（即《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一次，胡适先生到上海造访澄衷蒙学堂旧识时说道。
而在浙江乌镇，镇中心的观前街17号的茅盾故居陈列室里，也存放着一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这部书是胡适、茅盾、梁漱溟、李四光、竺可桢等大师的启蒙读物，影响了几代人，被称为“百年语文第一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百年中小学教材陈列馆里，所展示的第一件展品就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全书共八册，按内在逻辑编排而成，共收录3291个汉字，秉承着“凡名字动字之非图不显者，均附以图，或摹我国旧图或据译本西图，求是而已”的原则，配有插图762幅。
澄衷蒙学堂是清末企业家、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捐资兴建的公益学校，并聘请进士出身的刘树屏为校长。正是在刘树屏的主持下，《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得以付梓印出。后来刘树屏到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校长，他推荐了“师弟”蔡元培接替自己。1901年明，蔡元培任代理澄衷蒙学堂校长。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经由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审定后出版，其“新国文”教材借鉴了本书的编写方法；而由寿潜庐于1915年编成的《国民字课图说》，则直接承袭此书书名。
民国书法家唐驼缮写了全书，全部以正楷写就，结字优美，图书出版之后，唐驼声名大噪，获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的广泛邀约。
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启蒙的学生，不仅了解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窥见了西方的先进科学，还承袭了叶澄衷捐资建学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当年在澄衷蒙学堂就读的学生中，有一位是邵逸夫，他后来在全国建了许多教学楼、图书馆，让更多^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在此书重刊之前，刘耀辉曾询问董事长孟鸣飞要不要在“石子”的旁边加盖青岛出版社的章，孟鸣飞明确指示：“不必，原汁原味，原样呈现就好。”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全套书甚至没有使用“壹贰叁”的编目方式，而是按照原书当时的做法，刻制澄衷蒙学堂字样的图章，手工将其加盖在书脊上，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八册书的次序。“原汁原味，原样呈现”表达了出版人对这套书的尊重和继承。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所勾连起来的故事浩如烟海，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略述—二，惟愿这套书能带给更多人以启迪。
好产品也需要推广
从事图书出版多年，刘耀辉感到传统图书市场已经越来越疲软，一方面是社会浮躁，另—方面与出版界从业者自身也有关系。由于把关不严，导致市场上的图书泥沙俱下，使读者倒了胃口，失去了阅读兴趣。更有甚者，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劣币”通过操作和炒作，导致大量“良币”不能进入公众视野。
“良币”如何反击？刘耀辉选择了文雅的推销方式：写文章、做讲座。
一篇《〈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弁言》发表之后，不仅引起了姚昆田的关注，刘耀辉之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同事也特意来电祝贺，也引起了上海图书出版界的极大关注。
“好的作品也要放低身段，走群众路线，不要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心态。好的作品为什么不能用商业手段去推广呢？不仅要用，还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刘耀辉认为，作为编辑，不能只满足于找到好作品，也不能只是要兢兢业业地做好案头工作，还要有勇气从幕后走到前台，把好作品推荐给读者。
图书出版之后，他曾先后4次在大学、小学以及青岛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和名师班做过讲座，他要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人认识了解《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讲座中，他举了鲁迅的例子。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身为浙江人的鲁迅，为什么起了“豫才”的字呢？难道与河南有关系？其实，鲁迅的名和字都是祖父起的，当时在京做官的祖父听到长孙出生的消息，很是高兴，欣然起了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明白“豫才”到底什么意思，一些权威字典的释义也不能解答，受此困扰多年的刘耀辉直到读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才得以冰释：樟：一种长寿的树；豫，一种可堪大用的树，可用来打造名贵家具。给鲁迅取此名字，寄托了祖父对孙子的殷切期望：能有豫树之才，樟树之寿。
据淘宝数据显示，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众多购买者中，排名第一位是北京，其次是青岛，第三是上海，第四是深圳。在青岛市能有这么好的销量，不能不说，与刘耀辉文雅的推广有一定关系。
“作为纪念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献礼图书，这套书只印6000套，之后就毁版，再印的话就是别的纪念版本、另一种装帧形式了。绝对有收藏的意义和价值。”“在书架上放一百年、两百年都是可以的，你永远不会扔掉它，因为它有文化的东西在里面。”谈到这套书的现代价值时，他依然很激动、很兴奋。
在淘宝统计的数据中，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的读者是主要群体，他们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教导自己的孩子，也有的是作为礼品赠送朋友。
浸淫传统文化多年，刘耀辉笃信这套书一定是好书，所以一次印刷了6000套，从2014年10月21日图书入库到现在，他每天都在关注、推动该书的销售。“现在库存只有300多套了，我都舍不得再卖了。向我要书的朋友太多，我的样书都送给别人了，到现在自己的书架上还没能放上一套。接下来，我得赶紧抽空去买上三五套，收藏起来，也好做个纪念。”送别记者的时候，刘耀辉这样说。
作为青岛出版集团副编审、数字动漫出版中心总编辑，刘耀辉对这套全部用繁体字写就、非常小众的书充满信心，一次性付印了6000套。在质疑和不解中，半年时间不到，该书已销售了5600多套，成为青岛出版社天猫旗舰店的镇店之宝。
一篇报道引发的“缘分”
去年3月份，《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题为《〈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修复再版》的报道引起了刘耀辉的兴趣。
他感到此书对当今中国的语文教育大有裨益，遂在网上搜索，决心买到它、出版它。几经搜索，他发现北京有位藏家要出售这套书，据说是1904年的版本，但最后藏家却找不到该书了。直到去年明份，终于发现武汉有位藏家要转让此书，内心兴奋的刘耀辉在合肥开完一个数字出版会议之后，直接踏上了到武汉的列车。从藏家手里接过此书，他发现竟然是1901年夏的初印本，如获至宝。在其他出版社都是依据1901年冬的版本印刷，就连包括宁波市博物馆展览的这套书也是第四次刊印版的情况下’初印本的意义和价值可想而知。
从武汉返回青岛的火车上，刘耀辉双手捧着这套书不敢离身，生怕丢了。“不是钱的事，它不是花多少钱就能再买到的，而且这之前我已经向董事长做了汇报，丢了真没法交代。”
回到青岛后，他第一时间向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作了汇报。孟鸣飞看到了书的扉页上钤有一方“石子”印章，遂建议刘耀辉细细查考“石子”此人。
刘耀辉查考后得知，“石子”系近代著名诗人、藏书家姚石子，他曾任南社社长，时称“前有柳亚子，后有姚石子”。这一查证，刘耀辉于当年10月10日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6000余字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弁言》中还不大确定，用的是带有推测意义的“当系”二字。没有想到的是，姚石子的公子、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姚昆田老人次日读到了这篇文章，立即向报社索要了刘耀辉的联系方式。几天后，刘耀辉去上海拜访姚昆田老人时，惴惴不安地当面问他，“石子”印章是否是姚石子所用？姚昆田非常激动，双手摩挲着印章，明确表示就是姚石子所用，这套书是石子先生少年发蒙时用的课本。
这套书1957年流入古籍书店，后来武汉的藏家又于2005年收藏，2014年辗转来到了青岛。经青岛出版社影印出版，在社会上广为流布。
“所有这一切都是缘分。”刘耀辉感慨道。
精神的传承
“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蒙学堂启蒙读物》（即《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一次，胡适先生到上海造访澄衷蒙学堂旧识时说道。
而在浙江乌镇，镇中心的观前街17号的茅盾故居陈列室里，也存放着一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这部书是胡适、茅盾、梁漱溟、李四光、竺可桢等大师的启蒙读物，影响了几代人，被称为“百年语文第一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百年中小学教材陈列馆里，所展示的第一件展品就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全书共八册，按内在逻辑编排而成，共收录3291个汉字，秉承着“凡名字动字之非图不显者，均附以图，或摹我国旧图或据译本西图，求是而已”的原则，配有插图762幅。
澄衷蒙学堂是清末企业家、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捐资兴建的公益学校，并聘请进士出身的刘树屏为校长。正是在刘树屏的主持下，《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得以付梓印出。后来刘树屏到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校长，他推荐了“师弟”蔡元培接替自己。1901年明，蔡元培任代理澄衷蒙学堂校长。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经由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蔡元培审定后出版，其“新国文”教材借鉴了本书的编写方法；而由寿潜庐于1915年编成的《国民字课图说》，则直接承袭此书书名。
民国书法家唐驼缮写了全书，全部以正楷写就，结字优美，图书出版之后，唐驼声名大噪，获得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的广泛邀约。
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启蒙的学生，不仅了解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窥见了西方的先进科学，还承袭了叶澄衷捐资建学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当年在澄衷蒙学堂就读的学生中，有一位是邵逸夫，他后来在全国建了许多教学楼、图书馆，让更多^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
在此书重刊之前，刘耀辉曾询问董事长孟鸣飞要不要在“石子”的旁边加盖青岛出版社的章，孟鸣飞明确指示：“不必，原汁原味，原样呈现就好。”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全套书甚至没有使用“壹贰叁”的编目方式，而是按照原书当时的做法，刻制澄衷蒙学堂字样的图章，手工将其加盖在书脊上，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八册书的次序。“原汁原味，原样呈现”表达了出版人对这套书的尊重和继承。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所勾连起来的故事浩如烟海，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略述—二，惟愿这套书能带给更多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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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图书出版多年，刘耀辉感到传统图书市场已经越来越疲软，一方面是社会浮躁，另—方面与出版界从业者自身也有关系。由于把关不严，导致市场上的图书泥沙俱下，使读者倒了胃口，失去了阅读兴趣。更有甚者，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劣币”通过操作和炒作，导致大量“良币”不能进入公众视野。
“良币”如何反击？刘耀辉选择了文雅的推销方式：写文章、做讲座。
一篇《〈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弁言》发表之后，不仅引起了姚昆田的关注，刘耀辉之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同事也特意来电祝贺，也引起了上海图书出版界的极大关注。
“好的作品也要放低身段，走群众路线，不要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心态。好的作品为什么不能用商业手段去推广呢？不仅要用，还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刘耀辉认为，作为编辑，不能只满足于找到好作品，也不能只是要兢兢业业地做好案头工作，还要有勇气从幕后走到前台，把好作品推荐给读者。
图书出版之后，他曾先后4次在大学、小学以及青岛市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和名师班做过讲座，他要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人认识了解《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
讲座中，他举了鲁迅的例子。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身为浙江人的鲁迅，为什么起了“豫才”的字呢？难道与河南有关系？其实，鲁迅的名和字都是祖父起的，当时在京做官的祖父听到长孙出生的消息，很是高兴，欣然起了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明白“豫才”到底什么意思，一些权威字典的释义也不能解答，受此困扰多年的刘耀辉直到读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才得以冰释：樟：一种长寿的树；豫，一种可堪大用的树，可用来打造名贵家具。给鲁迅取此名字，寄托了祖父对孙子的殷切期望：能有豫树之才，樟树之寿。
据淘宝数据显示，在《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众多购买者中，排名第一位是北京，其次是青岛，第三是上海，第四是深圳。在青岛市能有这么好的销量，不能不说，与刘耀辉文雅的推广有一定关系。
“作为纪念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献礼图书，这套书只印6000套，之后就毁版，再印的话就是别的纪念版本、另一种装帧形式了。绝对有收藏的意义和价值。”“在书架上放一百年、两百年都是可以的，你永远不会扔掉它，因为它有文化的东西在里面。”谈到这套书的现代价值时，他依然很激动、很兴奋。
在淘宝统计的数据中，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的读者是主要群体，他们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教导自己的孩子，也有的是作为礼品赠送朋友。
浸淫传统文化多年，刘耀辉笃信这套书一定是好书，所以一次印刷了6000套，从2014年10月21日图书入库到现在，他每天都在关注、推动该书的销售。“现在库存只有300多套了，我都舍不得再卖了。向我要书的朋友太多，我的样书都送给别人了，到现在自己的书架上还没能放上一套。接下来，我得赶紧抽空去买上三五套，收藏起来，也好做个纪念。”送别记者的时候，刘耀辉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