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导演领军者张军钊的病逝让人们又一次想起了第五代导演。张军钊导演的作品《一个和八个》可以说掀起了第五代导演的导演美学，让接下来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第五代导演集体上升为一种近乎符号化的导演存在。提到张军钊就不得不提起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担任摄像是张艺谋接触荧幕电影的第一块基石，三年后他就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红高粱》，也是这部作品让张艺谋一举夺得柏林金熊奖，《红高粱》也成为首部获得此奖项的亚洲电影。
　　一、张艺谋与第五代导演的现在
　　相比于喜剧类型电影比较出色的冯小刚和产片率不高的陈凯歌来说，张艺谋在2000年开始的十几年间可谓是以高频率的产出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中国电影市场在2015年已经跨入了二十亿票房的大门，据行业估计，到2020年，我国年度票房有望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如此的斐然成绩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入发展密切相关，但是在电影市场化的开端，我们每每说起都不得不提及《英雄》。
　　不可否认，自此之后张艺谋身上的光环就日渐强烈，“谋女郎”巩俐和章子怡经过张艺谋的历练之后成为了炙手可熱的国际女星，而《十面埋伏》、《满城尽戴黄金甲》等商业片也巩固着张艺谋的地位，直到近三五年内地的电影市场才被进口好莱坞大片以及国内新锐导演（大鹏、徐峥、邓超）发力的电影等调释了稠度。
　　张艺谋在十年前作为第一批敏锐察觉到观众已经不满足于文艺电影细腻缓慢的节奏转而需要具有震撼力的视觉冲击的导演，首次尝试商业电影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近年来，观众的胃口似乎被大量的好莱坞电影特技以及宏大制作撑得更大，而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领军者，在经历了几年的被动之后，主动出击，尝试大跨步地与国际接轨。虽然初级尝试《长城》并不尽如人意，但张艺谋的时代感，便是他的生存之道。
　　二、张艺谋电影中的意向与表达
　　张艺谋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是摄影，他早期的摄影作品，是一种“高级的洋气”，带有一些特定的东方的神秘感和留白。这些细腻的感觉在他初期的文艺电影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例如黄土地中占满屏幕的土地，淹没屏幕的江河，让人感受到一种原始的神秘的自然力量；而所有人戴着树叶跪在地上潜心朝拜的场景又让人感受到人类虽然幼稚可笑，尽管走了无数弯路，却依然生生不息，潜在的力量极大。
　　从自己尝试导演的第一部戏《红高粱》开始，张艺谋找到了乡土电影更加文艺的诠释方式，他尝试加入了更多的民族文化与具有时代感的符号化、意象化的表达。红高粱的摄影细腻之处很多，张艺谋对于摄影有着画家对于一幅古典绘画一样的追求，简明、庄严的构图一直被他所喜爱。为了展现高粱酒的香醇，制造出天光斜斜地洒在酒瓶上，加上空气里的一些烟尘，整个画面就像是一幅还没有完全干透的静物油画，一种喝酒后会羽化登仙、悠然自得的感觉油然而生。而九儿死后，一片血红色的天地中站着一大一小两个男人的画面让人难以忘怀。《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符号的运用达到了一个境界，永远不露面的老爷，总是穿着色彩浓黑的大太太，与三太太形影不离的京剧元素，掌管所有人命运的灯笼……此片是有着很强的形式感，从人物与故事情节来看，陈家的规矩有规范姨太、用行为改变思想的作用，他们用这种方式让姨太太们潜移默化的认为老爷来临是一种荣耀，并都为此努力。颂莲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她刚来府上的时候对老爷没有感情也没有什么太强的欲望，可是经过了几天的吹脚挂灯，当有一天，这些东西突然消失的时候她的脚会痒，她一个人空荡荡坐在屋里会不自觉地想起她挂灯时其它姨太太的目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互相争斗、互相攀比的行为是这种制度与形式所孕育；从拍摄手法角度来讲，大红灯笼的鲜红与锤脚那滴滴答答的声音都十分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意向与行为的反复，会给观众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是形式的反复加重，给人的震撼与反思也会更多。
　　这些荧幕上令人印象深刻的符号仪式与张艺谋摄影师的出身不无关系。追求画面的主题元素和符号意识的表达，过于讲究形式和符号的电影，虽然美丽却难免少了活的气息，有些像教科书——条理结构一目了然。张艺谋对于符号象征的坚守在他转型拍商业片后也同样适用，《英雄》中红蓝白绿的罗生门式的循环结构以及《长城》中禁军五彩纷呈的盔甲，虽然后者的观赏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可以看出这种符号意识是植根于张艺谋的艺术创作中的，不会因为不同的类型电影而改变。
　　三、电影风格与自我性格
　　法国电影学家马塞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一书中把导演方法归纳为两种，一种是理性的，另一种则是凭借感觉和直觉。对于张艺谋来说，视觉效果是他电影中追求的重要要义之一。“我知道视觉效果卓群的电影会对观众有特别强烈的冲击力，所以我认为对于视觉效果也应投入许多精力。”但与大胆泼辣的美学风格不同，在剧作上，他的内里并不深厚，这也是《英雄》美中不足的地方。近年来张艺谋偏爱拍摄文学改编作品，如《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等，这两部作品均改自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作品中的历史厚重感与传达出的反差的轻盈浪漫感与张艺谋的审美诉求不谋而合。虽不善于写作，张艺谋却在选择作品上保留着自己的审美标准：“我喜欢那些揭示人们生活方式的作品，而不是揭示他们的信仰……我早期的电影把重点放在了形式和概念美上，后来刻意把焦点放在人类的情感上，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与第六代导演的叛逆期不同，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也有着自己的叛逆，这种叛逆却更接近反思。这种电影自省意识在张艺谋的电影生涯中反复出现，从导演初期时反复尝试的视觉造型风格，到意识到自己导演思维欠缺在《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中进行“剧作补课”，以及在拍过很多卖座商业片之后对于《归来》的潜心创作，回归文艺片，让诗般的情怀重现。在十几年瞬息万变的电影圈中，正是这种反思带动了张艺谋前行。
　　电影市场无疑进入了一个浮躁期，但每一个躁动的时期都是英雄出现的最好时间。第五代导演的浪潮或许是已经滚过，但低潮不正是下一个高潮的预备期。张艺谋的新片《影》、冯小刚的《芳华》、陈凯歌的《妖猫传》都让影民们隐隐感受到第五代导演已经做好准备，对着电影市场进行新一轮的发力。这种电影人的坚守让人感受到电影的精神时时刻刻存在，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观察生活，记录生活，创作生活的生存之道。
　　作者简介：李紫涵，1997年5月，女，北京，本科在读，北京师范大学，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