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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要求,是通过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入,经过艰辛探索后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创新。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方略,其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社会建设、怎样推进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的提出不仅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而且充分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建设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精华,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必须深刻领会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种思想源流,无论是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还是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项基本原则。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它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思想本色,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念,是既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发展。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建设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集中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智慧,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以和谐为目的、以民为根本、以礼为手段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建设思想的精髓。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建设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中国自古有之,源远流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主要体现在儒家和墨家的学说中,儒家倡导济世救民的现实主义,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爱百姓”“民无信不立”等核心理念,把“安民”“恤民”“养民”“惠民”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儒家民本思想传统。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他总结了政权兴废存亡的经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与此同时孟子从产权制度入手进行社会建设,提出“藏富于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为了确保老百姓安心生活,必须让他们有恒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荀子同样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为民生问题是施政成功与否的关键,关乎国家和社会的生死存亡,提醒统治者要顺民意而为,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建议实行“爱民”“利民”“裕民”的宽政。墨子把当时人民生活困境概括为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他认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统治者应该在国家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时刻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为百姓兴利除害。
(二)大同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具有代表性的有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道家十分关注社会和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目标和“无为而治”的社会建设方法。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远景目标设想在《礼记·礼运》中有具体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己;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孟子描绘的理想社会状态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也表达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构想。
(三)礼治
礼是古代中国人一切行为的标准,是一种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所谓礼治就是要依照“礼”所确定的社会等级次序关系和名分规定来治理国家,为社会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以便于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通过礼治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首要准则,社会中各种关系都要依靠礼来理顺,礼的目的就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关于礼治思想,儒家学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一思想充分说明了礼的目的和其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指导人们以宽容、谦让的态度面对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这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加强社会建设这一基本原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进行科学的阐释,对社会建设有诸多的论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教育发展思想、社会管理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一)社会保障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虚伪性,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是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扣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是极为有限的,穷人从他们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保障作为排除社会风险、维持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在任何社会都应具备。社会保障的目的是确保社会建设和发展,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该把社会保障基金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把它们转化为公有财产,从而为全体人民提供充分的保障。社会保障的本质是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向我们揭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保障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培养了公民的合作和互助意识,为社会更加和谐创造了条件。 (二)教育发展思想
首先,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仅仅属于上层阶级,资产阶级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教育权由资产阶级片面地享有,无产阶级享受不到教育的权利。其次,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高度重视平等教育的机会,教育的发展应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出发,深入贯彻普及教育的思想。最后,提出了实现平等教育的途径。为了实现“平等的国民教育”“义务教育”“免费教育”的目标,强调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
(三)社会管理思想
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实现了管理职能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已经实现了从剥削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变。未来社会实行统一布局、统筹管理,在那里人们各尽所能、平等协商,共同维护社会有序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
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探索和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是基于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上下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投入到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通过各个方面的措施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当时的社会建设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为一切社会建设事业的目标。他指出,坚持群众路线是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要正确处理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关系,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创造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社会建设,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单打一”,经济要狠抓,社会事业同样不能放松,搞好社会稳定是社会建设的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全面协调、统筹发展才是社會建设的硬保障。邓小平把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作为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将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作为根本目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向“三位一体”总布局的转变。采用“和谐”表述社会建设的目标,详细阐述了在社会建设中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社会建设思想。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的理论成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最终实现怎样发展的内容,将社会总体布局转变为“五位一体”,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新定义。强调党在社会建设中的关键领导作用,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同时将社会管理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内容,提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作者单位:中共梅州市委党校)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新时期的理论创新必须深刻领会中华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种思想源流,无论是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还是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项基本原则。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它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思想本色,继承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念,是既立足当下又放眼未来的重大理论发展。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建设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集中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智慧,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以和谐为目的、以民为根本、以礼为手段的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社会建设思想的精髓。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建设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中国自古有之,源远流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它主要体现在儒家和墨家的学说中,儒家倡导济世救民的现实主义,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爱百姓”“民无信不立”等核心理念,把“安民”“恤民”“养民”“惠民”作为德政的重要内容,奠定了儒家民本思想传统。孟子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他总结了政权兴废存亡的经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与此同时孟子从产权制度入手进行社会建设,提出“藏富于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为了确保老百姓安心生活,必须让他们有恒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荀子同样看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为民生问题是施政成功与否的关键,关乎国家和社会的生死存亡,提醒统治者要顺民意而为,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建议实行“爱民”“利民”“裕民”的宽政。墨子把当时人民生活困境概括为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他认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统治者应该在国家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时刻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为百姓兴利除害。
(二)大同
“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具有代表性的有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和儒家的“大同”理想。道家十分关注社会和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目标和“无为而治”的社会建设方法。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远景目标设想在《礼记·礼运》中有具体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己;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孟子描绘的理想社会状态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也表达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构想。
(三)礼治
礼是古代中国人一切行为的标准,是一种社会规范、社会制度。所谓礼治就是要依照“礼”所确定的社会等级次序关系和名分规定来治理国家,为社会建立一种和谐的秩序,以便于统治阶级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通过礼治的形式把阶级社会中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制度化、固定化,使社会秩序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首要准则,社会中各种关系都要依靠礼来理顺,礼的目的就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关于礼治思想,儒家学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一思想充分说明了礼的目的和其在实现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指导人们以宽容、谦让的态度面对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这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加强社会建设这一基本原则,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现了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进行科学的阐释,对社会建设有诸多的论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教育发展思想、社会管理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一)社会保障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虚伪性,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是产业工人剩余价值的扣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是极为有限的,穷人从他们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保障作为排除社会风险、维持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在任何社会都应具备。社会保障的目的是确保社会建设和发展,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应该把社会保障基金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把它们转化为公有财产,从而为全体人民提供充分的保障。社会保障的本质是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向我们揭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保障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保障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培养了公民的合作和互助意识,为社会更加和谐创造了条件。 (二)教育发展思想
首先,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仅仅属于上层阶级,资产阶级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教育权由资产阶级片面地享有,无产阶级享受不到教育的权利。其次,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发展的目标是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高度重视平等教育的机会,教育的发展应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出发,深入贯彻普及教育的思想。最后,提出了实现平等教育的途径。为了实现“平等的国民教育”“义务教育”“免费教育”的目标,强调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
(三)社会管理思想
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实现了管理职能从国家到社会的转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已经实现了从剥削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变。未来社会实行统一布局、统筹管理,在那里人们各尽所能、平等协商,共同维护社会有序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
习近平关于社会建设重要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探索和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又是基于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上下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投入到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通过各个方面的措施巩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当时的社会建设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为一切社会建设事业的目标。他指出,坚持群众路线是社会建设的基本方针,要正确处理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关系,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创造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发展社会建设,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单打一”,经济要狠抓,社会事业同样不能放松,搞好社会稳定是社会建设的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全面协调、统筹发展才是社會建设的硬保障。邓小平把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作为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将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作为根本目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由“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向“三位一体”总布局的转变。采用“和谐”表述社会建设的目标,详细阐述了在社会建设中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社会建设思想。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的理论成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最终实现怎样发展的内容,将社会总体布局转变为“五位一体”,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新定义。强调党在社会建设中的关键领导作用,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同时将社会管理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内容,提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作者单位:中共梅州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