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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东连中原,西通新疆,南依青海,北邻宁夏,为西北的咽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把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根据地,出现了西北开发的高潮,编辑出版了许多关于西北的调查报告,通过了开发西北的许多提案。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河西在西北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许多有识之士对于开发河西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开发河西的真知灼见。
一、清明的政治是河西开发的前提
民国时期,河西政局动荡,军阀连年混战,争夺地盘,随意任命官吏,官吏上台后,以搜刮为能事,人民深受其苦。所以王玉阶认为开发河西必须澄清吏治,“开发西北及本省之当道者,以革命之真精神,施行先总理之遗教,务以选贤任能为国家谋幸福,为人民谋利益。”对于如何改良吏治,徐旭提出“在政治方面希望能早定一个甘肃省计划建设的切实计划,在这整个的计划之下,对河西区的建设,应列为中心区,同时为建设计划,期在必行和必成起见,对于该区的专员县长等地方高级干部,应遴选有朝气,有生气,不贪污,不扬威,能吃苦耐劳,能体恤民情,为民众公忠谋福利的人去担任,使树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作风来”。
二、经济建设是河西开发的途径
(一)便利交通
“国家之有交通,犹如人体之有血液循环作用,人体之血液循环不良,必致病弱而死,国家之交通不便,则政治、经济、文化均无从设施。”由此可见交通的重要性。抗战爆发后,特别是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后,国际救援物资只能通过新疆运入中国,而河西是新疆进入内地的必经之路,鉴于河西交通落后的状况,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发展交通以利抗战。“东亚与西欧,同为世界最大之人口中心与文化中心,其间陆上交通,即以由苏联入新疆经河西来中原一道最为便捷,抗战以前,上海与柏林间之航空路线,亦循此道。惟航空运输之力量,穷属有限,欲使河西走廊尽收交通冲要之利,势必建筑铁路”。朱文长认为开发河西交通第一,铁路第一,“水利重要,但如果铁路不通,重器材不能运,大规模水利工程仍没法修。畜牧有利,但交通不便,加工的物品不易输出,仍然无用。矿产丰富,但运输困难,则只有货弃于地。移民急需,但无法运来,则只有空头计划。至于国防,运粮更不用说。……几乎没有一样不倚赖交通,也没有一样的开展不有待于铁路”。
(二)发展农业
1、移民垦殖
中国自古有向边疆移民的传统,或为巩固边防,或为缓解内地人口过剩。随着日本侵略,移民开发西北思潮逐渐风行,上至政府要人下至平民百姓纷纷就移民开发西北发表自己的主张。河西作为新疆与内地联系的枢纽,不少有识之士也提出移民河西的主张。卞宗孟指出“河西地广人稀,移民拓殖以增加人力,实为要图,移殖办法,一在由省外移来,如目前豫省旱灾奇重,灾民逃陕者极众,倘能设法招致,予以便利,则相率来归,移殖河西,实属一举两得之举。一在由牧地内移,祁连山中,沙漠原上,不少游牧之众,应设法诱致其内迁,改善其生活,使能从事农耕,参加动员工作,实足增强抗战力量”。
2、培植森林
森林除了其本身经济价值而外,还可涵养水源,保持土壤。但民国以来,河西军阀连年混战,当地居民也伐木用于烧火,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培植森林的主张,陈正祥指出:“祁连山之森林,对河西灌溉事业关系极大,因山间积雪若无森林保护,则春末天热,骤然融化,渠道有被冲决之患。及至夏秋之间,雪尽水枯,农业灌溉将无法进行。为确保水源计,祁连山之森林实应妥为保护,严加管理”。张丕介也指出了河西造林的重要性,“为保护现有之良田,使其不致再荒起见,非保林造林不可;欲开发河西,实行移垦,更非保林造林不可,此不特为开垦之先决问题,亦为本区经济建设之根本问题。
3、发展水利
甘肃河西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海洋水汽难以深入,气候干燥,年降水量平均不到一百厘米,农田灌溉全靠祁连山的积雪。雪水融化后形成河流流入河西走廊形成绿洲,居民修渠引水,灌溉农田。但清末社会动荡,人民贫困,官吏以搜刮为能事,沟渠年久失修,人民纷纷逃亡,人口锐减。徐旭指出河西在经济方面有四椿事是应该先办,第一椿就是修筑水渠,“河西有天然水利,由祁连山雪水而成诸河渠,但过去因人谋不臧,对于开源节流,无整个计划,以致雪水消耗过甚,……因之如要改进农业,则必须先修河渠”。河西人士潘生良认为河西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河渠开垦,水利建设。水利建设分治标和治本两步。治标方面即建设现有河流以利灌溉。包括(1)疏通水道(2)修筑沟渠(3)建修蓄水池(4)设立联合管制委员会,使诸河上游中游下游水利之合理分配。治本问题,在大通河的开凿。
4、畜牧业
河西地区的气候非常适宜畜牧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浑)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到北魏时期时更发展到极盛。但到了近代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以马代丁”——即牧民交2-3匹马代替一个兵丁的兵役政策,再加上地方军阀的抢劫,河西畜牧业一步步衰落。对此朱文长提出了改良畜牧的三点主张,包括(1)牧草的改良(2)兽疫的防治(3)设厂加工制造
(三)工矿业
河西地区资源丰富,“全境有疏勒、额济纳、白塔、沙河、及郭河等诸流域,更有祁连山的雪水,可供灌溉,所以农作物之稻、麦、棉花、杂粮等,均有大量的出产。景宁,永登之煤、酒泉、玉门之石油,及诸山间的森林,也都很丰富,此外牲畜亦极繁多。”丰富的资源为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徐旭主张利用河西煤铁丰富,水源充足,地点适中等有利条件,建设成为西北工业的中心区。朱文长主张发展加工制造业,“皮毛乳肉在当地所值有限,而境外需要极切。如果能加工制造以求远运,则即使在今日交通不甚发达之时,亦可增加畜牧之利益”。张丕介认为农业人口容纳力不及工矿业,要充实边疆人口,应尽力提倡工矿业,垦区为自给自足起见,为使产品有良好销路,也应同时着手于工矿业。
三、教育是河西开发的保证
开发河西,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也需要人民素质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发展教育,培养当地人才就成为必然途径。河西地区有汉、蒙、藏、哈萨等族,民族问题关系边疆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若教育不普及,民智无以启发,结果深刻的迷信,也不能破除,各族不能同时发展,甚至蛮性不易去除,这些都有碍建设事业的进行……所以我们要用教育的力量来感化他们,将他们的力量利用到建设事业上去,将他们对神的信念,移向国家民族一点上去”。针对河西的自然、社会状况,朱文长提出发展教育的具体措施(一)缩短或取消暑假,延长寒假。(二)加强督导抽查学校,防止教师缺课。(三)检查并充实学校设备。(四)协助各国民小学解决教科书及教员参考书报问题,(五)提高师资。(六)教育与职业配合。
上述人士开发河西的主张、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不少偏颇,有的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但他们对开发河西进行的种种探索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多种选择,也为我们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玉阶.《开发西北声中希望河西的几点》[J].河西创刊号,第27页.
[2]徐旭.西北建设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3]岳文莉.西北开发协会的成立及其对西北建设的影响述论[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71页.
[4]陈正祥.河西走廊[M].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刊行,第22页.
[5]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6]卞宗孟.动员人力开发河西[J].(专论),西北日报1942年10月6日.
[7]陈正祥.河西走廊[J].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刊行,第22-23页.
[8]张丕介.河西开垦刍议[M].西北垦殖,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辑,甘肃省图书馆藏.
[9]徐旭.西北建设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276页.
[10]潘生良.建设河西之根本问题[J].塞上春秋1947年1卷2期.
[11]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12]徐旭.西北建设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13]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14]张丕介.河西开垦刍议[M].西北垦殖,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辑,甘肃省图书馆藏.
[15]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16]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作者简介:刘强(1984-)男,山西孝义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7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西北经济史。)
一、清明的政治是河西开发的前提
民国时期,河西政局动荡,军阀连年混战,争夺地盘,随意任命官吏,官吏上台后,以搜刮为能事,人民深受其苦。所以王玉阶认为开发河西必须澄清吏治,“开发西北及本省之当道者,以革命之真精神,施行先总理之遗教,务以选贤任能为国家谋幸福,为人民谋利益。”对于如何改良吏治,徐旭提出“在政治方面希望能早定一个甘肃省计划建设的切实计划,在这整个的计划之下,对河西区的建设,应列为中心区,同时为建设计划,期在必行和必成起见,对于该区的专员县长等地方高级干部,应遴选有朝气,有生气,不贪污,不扬威,能吃苦耐劳,能体恤民情,为民众公忠谋福利的人去担任,使树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作风来”。
二、经济建设是河西开发的途径
(一)便利交通
“国家之有交通,犹如人体之有血液循环作用,人体之血液循环不良,必致病弱而死,国家之交通不便,则政治、经济、文化均无从设施。”由此可见交通的重要性。抗战爆发后,特别是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后,国际救援物资只能通过新疆运入中国,而河西是新疆进入内地的必经之路,鉴于河西交通落后的状况,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发展交通以利抗战。“东亚与西欧,同为世界最大之人口中心与文化中心,其间陆上交通,即以由苏联入新疆经河西来中原一道最为便捷,抗战以前,上海与柏林间之航空路线,亦循此道。惟航空运输之力量,穷属有限,欲使河西走廊尽收交通冲要之利,势必建筑铁路”。朱文长认为开发河西交通第一,铁路第一,“水利重要,但如果铁路不通,重器材不能运,大规模水利工程仍没法修。畜牧有利,但交通不便,加工的物品不易输出,仍然无用。矿产丰富,但运输困难,则只有货弃于地。移民急需,但无法运来,则只有空头计划。至于国防,运粮更不用说。……几乎没有一样不倚赖交通,也没有一样的开展不有待于铁路”。
(二)发展农业
1、移民垦殖
中国自古有向边疆移民的传统,或为巩固边防,或为缓解内地人口过剩。随着日本侵略,移民开发西北思潮逐渐风行,上至政府要人下至平民百姓纷纷就移民开发西北发表自己的主张。河西作为新疆与内地联系的枢纽,不少有识之士也提出移民河西的主张。卞宗孟指出“河西地广人稀,移民拓殖以增加人力,实为要图,移殖办法,一在由省外移来,如目前豫省旱灾奇重,灾民逃陕者极众,倘能设法招致,予以便利,则相率来归,移殖河西,实属一举两得之举。一在由牧地内移,祁连山中,沙漠原上,不少游牧之众,应设法诱致其内迁,改善其生活,使能从事农耕,参加动员工作,实足增强抗战力量”。
2、培植森林
森林除了其本身经济价值而外,还可涵养水源,保持土壤。但民国以来,河西军阀连年混战,当地居民也伐木用于烧火,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培植森林的主张,陈正祥指出:“祁连山之森林,对河西灌溉事业关系极大,因山间积雪若无森林保护,则春末天热,骤然融化,渠道有被冲决之患。及至夏秋之间,雪尽水枯,农业灌溉将无法进行。为确保水源计,祁连山之森林实应妥为保护,严加管理”。张丕介也指出了河西造林的重要性,“为保护现有之良田,使其不致再荒起见,非保林造林不可;欲开发河西,实行移垦,更非保林造林不可,此不特为开垦之先决问题,亦为本区经济建设之根本问题。
3、发展水利
甘肃河西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海洋水汽难以深入,气候干燥,年降水量平均不到一百厘米,农田灌溉全靠祁连山的积雪。雪水融化后形成河流流入河西走廊形成绿洲,居民修渠引水,灌溉农田。但清末社会动荡,人民贫困,官吏以搜刮为能事,沟渠年久失修,人民纷纷逃亡,人口锐减。徐旭指出河西在经济方面有四椿事是应该先办,第一椿就是修筑水渠,“河西有天然水利,由祁连山雪水而成诸河渠,但过去因人谋不臧,对于开源节流,无整个计划,以致雪水消耗过甚,……因之如要改进农业,则必须先修河渠”。河西人士潘生良认为河西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于河渠开垦,水利建设。水利建设分治标和治本两步。治标方面即建设现有河流以利灌溉。包括(1)疏通水道(2)修筑沟渠(3)建修蓄水池(4)设立联合管制委员会,使诸河上游中游下游水利之合理分配。治本问题,在大通河的开凿。
4、畜牧业
河西地区的气候非常适宜畜牧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浑)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到北魏时期时更发展到极盛。但到了近代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以马代丁”——即牧民交2-3匹马代替一个兵丁的兵役政策,再加上地方军阀的抢劫,河西畜牧业一步步衰落。对此朱文长提出了改良畜牧的三点主张,包括(1)牧草的改良(2)兽疫的防治(3)设厂加工制造
(三)工矿业
河西地区资源丰富,“全境有疏勒、额济纳、白塔、沙河、及郭河等诸流域,更有祁连山的雪水,可供灌溉,所以农作物之稻、麦、棉花、杂粮等,均有大量的出产。景宁,永登之煤、酒泉、玉门之石油,及诸山间的森林,也都很丰富,此外牲畜亦极繁多。”丰富的资源为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徐旭主张利用河西煤铁丰富,水源充足,地点适中等有利条件,建设成为西北工业的中心区。朱文长主张发展加工制造业,“皮毛乳肉在当地所值有限,而境外需要极切。如果能加工制造以求远运,则即使在今日交通不甚发达之时,亦可增加畜牧之利益”。张丕介认为农业人口容纳力不及工矿业,要充实边疆人口,应尽力提倡工矿业,垦区为自给自足起见,为使产品有良好销路,也应同时着手于工矿业。
三、教育是河西开发的保证
开发河西,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也需要人民素质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发展教育,培养当地人才就成为必然途径。河西地区有汉、蒙、藏、哈萨等族,民族问题关系边疆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若教育不普及,民智无以启发,结果深刻的迷信,也不能破除,各族不能同时发展,甚至蛮性不易去除,这些都有碍建设事业的进行……所以我们要用教育的力量来感化他们,将他们的力量利用到建设事业上去,将他们对神的信念,移向国家民族一点上去”。针对河西的自然、社会状况,朱文长提出发展教育的具体措施(一)缩短或取消暑假,延长寒假。(二)加强督导抽查学校,防止教师缺课。(三)检查并充实学校设备。(四)协助各国民小学解决教科书及教员参考书报问题,(五)提高师资。(六)教育与职业配合。
上述人士开发河西的主张、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不少偏颇,有的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但他们对开发河西进行的种种探索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多种选择,也为我们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王玉阶.《开发西北声中希望河西的几点》[J].河西创刊号,第27页.
[2]徐旭.西北建设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3]岳文莉.西北开发协会的成立及其对西北建设的影响述论[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71页.
[4]陈正祥.河西走廊[M].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刊行,第22页.
[5]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6]卞宗孟.动员人力开发河西[J].(专论),西北日报1942年10月6日.
[7]陈正祥.河西走廊[J].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刊行,第22-23页.
[8]张丕介.河西开垦刍议[M].西北垦殖,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辑,甘肃省图书馆藏.
[9]徐旭.西北建设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5-276页.
[10]潘生良.建设河西之根本问题[J].塞上春秋1947年1卷2期.
[11]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12]徐旭.西北建设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4页.
[13]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14]张丕介.河西开垦刍议[M].西北垦殖,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辑,甘肃省图书馆藏.
[15]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16]朱文长.对于经营河西的一种看法[J].东方杂志1944年40卷15期.
(作者简介:刘强(1984-)男,山西孝义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7级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西北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