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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代：1960 - 1969
入学时间：1978 - 1987
有人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把“人”字大写的年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在这十年中，中国改革开放度过了它的黄金十年。而刚刚恢复并日臻完善的高考制度，完成了对一代青年才俊的洗礼。那是精英教育的巅峰时刻，不超过4%的高考录取率，让大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这一代大学生的共同特点是雄心勃勃，理想高远，个人目的与崇高理想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而国家与社会也对这一代大学生寄予厚望。
“变”在一九七八
1977年8月，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这个特殊时期就让张洪赶上了，出生于1961年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目前是一家高校的教师。说起“已逝”的青春，张洪把思绪拉回到了1977年……
“那时，村子里的生活物资非常匮乏，每天都是重复性地进行生产劳动，却勉强能够吃饱。每天待在在村子里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张洪回忆道。得知要恢复高考，他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只要考上大学，以后a就能端金饭碗，过上好生活了。”
伴着蜡烛，嚼着咸萝卜疙瘩，每天除了复习、复习、复习似乎别无他想。张洪最大的梦想是从政，在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兰州大学的中文系，这也是当年的热门专业。
终于等到高考贴榜那天，张洪从邻居家借了一辆自行车，赶了十几里路抵达当时高考所在的中学，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榜，“抑制不住的高兴，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这种感觉令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之后，张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家里也就开始欢天喜地地给他准备上学所需要的物品。当时上大学不需要交学费，每个月还有10块钱的补助，因此，家里只是给他准备了一个铺盖卷，还有两身衣服，都是破的，其中一身还是一个亲戚给的，稍微新一点。就这样，张洪穿着亲戚给的衣服，背了一个破书包，脚上蹬着已经磨得起毛边儿的黑布鞋，带了几个家里蒸的馒头，花了几块钱坐车去学校报到。
入学时张洪17岁，当时同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年纪大的30多岁，年纪小的才十五六岁，甚至有的同学孩子都十一、二岁了。大家来自各个领域和工作岗位，“我们班有教师、公社秘书、大队书记、插队知青、部队营干部、农民、工人，不一而足。”张洪感慨道，“那时候的报纸上常有父子、师生、师徒同进一所大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讲的报道。”而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
拼命一样读书
说到那时候的学习氛围，1981年在西安某军校上大学的赵博仍念念不忘，“那时候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是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每天早上6点上早操，晚上10：30熄灯后，很多人用自制的小油灯继续学习到深夜。走路、排队买饭都在背单词，谁要是看了一场电影、上了一趟街，就觉得吃了大亏，一定要补回来。每一个人都不服输，每一个人都在暗中较劲。”
大二时，赵博已下定考研的决心。一方面是对信息工程的强烈兴趣，一方面是继续深造，让自己的人生再上一个台阶的“野心”。持续的学习习惯，使他的考试成绩稳步上升，考试排名稳居班级前列；对信息工程天生的“好感”，使得他能一头闷在教室写写算算而永不觉枯燥。与此同时，班上绝大多数人也都认定了继续深造的方向，求学的氛围激励着每一个人不断努力前行。
“那时的伙食只是维持温饱，有很多同学晚上学习饿了，就用开水酱油泡紫菜充饥，就这样学习热情不减。”赵博说，“那个时代的学生注重身体的锻炼，每天早上的早操、下午的体育活动都是自觉参加的，因为他们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谈到学习的时候，张洪和赵博都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就是图书馆。“每天图书馆的门口都站满了学生，都为了占位子，经常晚了就没位子。”同是60后，在80年代上大学的作家英子也曾描绘过当时的情景——“当时图书馆开放的书特别少，对图书资源的争夺成为他们当年的必修课。哪个中午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生怕去晚了书就被借完了，当年女生们都想和那几个当图书管理员的小伙子搞好关系，就是为了能借到几本好书。”
今天的学生估计不会想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大家都很重视英语的学习。张洪说：“当时有一位教授要求大家认真早读课文的同时，还要在课外广泛阅读英语读物，以培养语感。于是，我按照每周一册的目标和进度，先后阅读了几十本英文简写读本，并因此喜欢上了英语。大三之后，虽然学校不再开设公共英语课，但每天在图书馆自习时，还是抽出时间坚持阅读英文读物。”
1987年在哈尔滨船舶学院读书的孙明海对那时的英语学习记忆尤深，“当时，四六级的英语考试是满分100分，考试结果分两种，及格和不及格。我们学校的四六级通过率特别高，有大概97%还多的学生通过，当年好像是全国第一。为此，我们付出的努力也不少，平时学习刻苦，每个周末学校还会组织大家补习英语。”说到此，孙明海还补充了一句，“当时如果考不过四六级，也就意味着不能拿到毕业证，当然也无法到好单位工作。”
凝结在诗歌里的青春
虽然学习是70、80年代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主旋律，但穿插其中的各种活动为同学们单纯的生活添上一种美丽的色彩。
大多数从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走出的人，听到北岛、舒婷的名字，心底都会泛起一种亲切感。因为对他们而言，那过往的青春是凝结在诗里的。 曾有人说：“每一个走过80年代并且手抄过北岛、舒婷作品的大学生，都曾在诗的幻境里获得过心灵的温暖和抚慰。”
大家用手抄本狂热地把诗歌一首一首摘录下来，在夜凉如水的路灯下，与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默默地诵读。因为张洪读的中文系缘故，所以当时他们系里搞得最多的是朗诵诗歌，年级和年级之间搞诗歌比赛。赵博和宿舍同学曾躺在宿舍的矮床上，拿着舒婷的诗集，在15瓦的灯泡下反复“吟唱”。 除了诗歌，大家也会在有限的周末时光里看电影，学跳舞。赵博说：“在那种读书很紧张的日子里，学校也会组织周末电影，不过都是露天的，大家带着小板凳，排着队，很有秩序地观看。”
1984年，李梅在湖北师范学院读书，令她高兴的是，“当时整个大学校园的文化氛围特别好”，而跳舞和看电影成了她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她所在的学校不时请歌星来校园表演，还经常举办集体圆舞曲比赛，课间走廊里、厕所边都有人在下围棋，琼瑶的《在水一方》在那时特别流行，周末学校就播放免费电影……李梅说，“有时候不想看书就去看电影，让自己陶醉在绚丽的银幕当中。最疯狂的时候是每晚都看，周末就看连场。一个月下来，可以看上30场经典电影”。
亲密无间的友谊
四年同窗，共宿一个屋檐下，有欢笑相助也有摩擦争吵，有喜悦相拥也有怒骂拍桌，但这一切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的经历和过程，真正得到的还是深深的友谊和彼此的尊重。
“我们寝室一共住了6个人，关系非常好，不同的是，那时候一个寝室住好几个年级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年纪已经将近30，他们在我们眼里就是老大哥，很尊敬他，在学习、生活各个方面都给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在他们眼里更有朝气，各有所长，也能打成一片。”张洪说，“当时他们寝室同学的关系和现在可不一样。”
张洪所在的宿舍楼层中间有一间公共的活动房，放着一台19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吃好晚饭去看看新闻，然后就回各自寝室自修去了，平日看电视的人不多。只有到周末看美国电视剧《来自大西洋的客人》和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时，才会里三层外三层将活动房围得严严实实。当然最多人看的还是中国女排比赛，欢呼加油声此起彼伏，一大群年轻力壮的男生的吼声足以将房顶掀翻。当女排获得冠军时，大家激动不已，“中国必胜，女排万岁”的呼声响彻复旦上空，大家还自发地到寝室外的平地上点起篝火庆祝，好些同学将自己的被褥都放到篝火里燃烧。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每天夜晚10点半校园会统一熄灯，寝室瞬时暗了下来。许多好学的同学会端着书到宿舍走廊和厕所借灯光继续看书，也有的在蚊帐里打起手电筒“挑灯夜读”。而睡觉前的“卧谈会”是寝室全体成员的交流时间。那时没有微信微博，也不敢对政治或国家领导人大放厥词。“卧谈会”谈论最多的还是吉米多维奇难题、中国女排和中国男足，还有上海译制片厂的新的外国电影《冷酷的心》《叶赛尼亚》《简爱》等。
虽然时时存在“或明或暗”的知识竞争，但在赵博看来，当时舍友之间却是亲密无间的。赵博说，这种“小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能推动圈子里的人都走向成功。毋庸置疑，那个年代的大学，孕育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环境。
青春永续
由于全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日渐重视，以及对高校环境的留恋和对教师职业的仰慕，张洪那级大学生毕业后大多都想留校任教。尽管当时高校师资缺乏，但留校的名额毕竟有限，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除了少数几个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如愿以偿外，多数难以圆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同学选择了不同的途径。年纪小的，估计自己任教的希望不大，转而报考了研究生，以作“暂缓之计”；不上不下的，留本校无望，就退而求其次，选择到外校或低一等的大专任教。因此1981年张洪毕业后并没有继续自己的从政梦想，而是到了洛阳师范学院当了一名老师。
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业制度的相应变革，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
李梅在1987年毕业后，经过学校推荐，家乡的一所医院接收了她。对于李梅来说，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医学相关领域里建功立业，是她毕业时一致追求的首要目标。至于工作的薪酬待遇，完全不是择业的决定性因素。经过多年努力，李梅如今已经是医院的骨干医生，当初毕业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是对于她来说，新的道路还在脚下，并未走完。
五四的精神领袖之一李大钊先生在《青春》中写道：“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现在回头看60后的大学生们，如今很多人已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俞敏洪、马云、杨澜等等这些知名人士都在各自的道路上越战越勇，继续攀登着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高峰。这些60后的大学生们在精神谱系上所继承的，正是“五四”充满活力的青春精神，那份求知的欲望和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时代与那群年轻人的标志。
大事记
（1977.1-1988.8）
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决定高校招生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2月，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最后择优录取27.3万名学生。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2月，全国开始设立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进一步同国际接轨。
8月2日，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子排球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北京大学学生游行庆祝，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口号。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今后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11月7日，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1月22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
7月28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获15枚金牌，实现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突破。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改革。
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1987年：4月13日，中葡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0月，台湾当局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
入学时间：1978 - 1987
有人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把“人”字大写的年代，是一个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在这十年中，中国改革开放度过了它的黄金十年。而刚刚恢复并日臻完善的高考制度，完成了对一代青年才俊的洗礼。那是精英教育的巅峰时刻，不超过4%的高考录取率，让大学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这一代大学生的共同特点是雄心勃勃，理想高远，个人目的与崇高理想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而国家与社会也对这一代大学生寄予厚望。
“变”在一九七八
1977年8月，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这个特殊时期就让张洪赶上了，出生于1961年的他，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目前是一家高校的教师。说起“已逝”的青春，张洪把思绪拉回到了1977年……
“那时，村子里的生活物资非常匮乏，每天都是重复性地进行生产劳动，却勉强能够吃饱。每天待在在村子里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张洪回忆道。得知要恢复高考，他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只要考上大学，以后a就能端金饭碗，过上好生活了。”
伴着蜡烛，嚼着咸萝卜疙瘩，每天除了复习、复习、复习似乎别无他想。张洪最大的梦想是从政，在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兰州大学的中文系，这也是当年的热门专业。
终于等到高考贴榜那天，张洪从邻居家借了一辆自行车，赶了十几里路抵达当时高考所在的中学，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榜，“抑制不住的高兴，觉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这种感觉令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之后，张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家里也就开始欢天喜地地给他准备上学所需要的物品。当时上大学不需要交学费，每个月还有10块钱的补助，因此，家里只是给他准备了一个铺盖卷，还有两身衣服，都是破的，其中一身还是一个亲戚给的，稍微新一点。就这样，张洪穿着亲戚给的衣服，背了一个破书包，脚上蹬着已经磨得起毛边儿的黑布鞋，带了几个家里蒸的馒头，花了几块钱坐车去学校报到。
入学时张洪17岁，当时同班同学年龄参差不齐，年纪大的30多岁，年纪小的才十五六岁，甚至有的同学孩子都十一、二岁了。大家来自各个领域和工作岗位，“我们班有教师、公社秘书、大队书记、插队知青、部队营干部、农民、工人，不一而足。”张洪感慨道，“那时候的报纸上常有父子、师生、师徒同进一所大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讲的报道。”而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
拼命一样读书
说到那时候的学习氛围，1981年在西安某军校上大学的赵博仍念念不忘，“那时候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是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每天早上6点上早操，晚上10：30熄灯后，很多人用自制的小油灯继续学习到深夜。走路、排队买饭都在背单词，谁要是看了一场电影、上了一趟街，就觉得吃了大亏，一定要补回来。每一个人都不服输，每一个人都在暗中较劲。”
大二时，赵博已下定考研的决心。一方面是对信息工程的强烈兴趣，一方面是继续深造，让自己的人生再上一个台阶的“野心”。持续的学习习惯，使他的考试成绩稳步上升，考试排名稳居班级前列；对信息工程天生的“好感”，使得他能一头闷在教室写写算算而永不觉枯燥。与此同时，班上绝大多数人也都认定了继续深造的方向，求学的氛围激励着每一个人不断努力前行。
“那时的伙食只是维持温饱，有很多同学晚上学习饿了，就用开水酱油泡紫菜充饥，就这样学习热情不减。”赵博说，“那个时代的学生注重身体的锻炼，每天早上的早操、下午的体育活动都是自觉参加的，因为他们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谈到学习的时候，张洪和赵博都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就是图书馆。“每天图书馆的门口都站满了学生，都为了占位子，经常晚了就没位子。”同是60后，在80年代上大学的作家英子也曾描绘过当时的情景——“当时图书馆开放的书特别少，对图书资源的争夺成为他们当年的必修课。哪个中午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生怕去晚了书就被借完了，当年女生们都想和那几个当图书管理员的小伙子搞好关系，就是为了能借到几本好书。”
今天的学生估计不会想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大家都很重视英语的学习。张洪说：“当时有一位教授要求大家认真早读课文的同时，还要在课外广泛阅读英语读物，以培养语感。于是，我按照每周一册的目标和进度，先后阅读了几十本英文简写读本，并因此喜欢上了英语。大三之后，虽然学校不再开设公共英语课，但每天在图书馆自习时，还是抽出时间坚持阅读英文读物。”
1987年在哈尔滨船舶学院读书的孙明海对那时的英语学习记忆尤深，“当时，四六级的英语考试是满分100分，考试结果分两种，及格和不及格。我们学校的四六级通过率特别高，有大概97%还多的学生通过，当年好像是全国第一。为此，我们付出的努力也不少，平时学习刻苦，每个周末学校还会组织大家补习英语。”说到此，孙明海还补充了一句，“当时如果考不过四六级，也就意味着不能拿到毕业证，当然也无法到好单位工作。”
凝结在诗歌里的青春
虽然学习是70、80年代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主旋律，但穿插其中的各种活动为同学们单纯的生活添上一种美丽的色彩。
大多数从上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走出的人，听到北岛、舒婷的名字，心底都会泛起一种亲切感。因为对他们而言，那过往的青春是凝结在诗里的。 曾有人说：“每一个走过80年代并且手抄过北岛、舒婷作品的大学生，都曾在诗的幻境里获得过心灵的温暖和抚慰。”
大家用手抄本狂热地把诗歌一首一首摘录下来，在夜凉如水的路灯下，与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默默地诵读。因为张洪读的中文系缘故，所以当时他们系里搞得最多的是朗诵诗歌，年级和年级之间搞诗歌比赛。赵博和宿舍同学曾躺在宿舍的矮床上，拿着舒婷的诗集，在15瓦的灯泡下反复“吟唱”。 除了诗歌，大家也会在有限的周末时光里看电影，学跳舞。赵博说：“在那种读书很紧张的日子里，学校也会组织周末电影，不过都是露天的，大家带着小板凳，排着队，很有秩序地观看。”
1984年，李梅在湖北师范学院读书，令她高兴的是，“当时整个大学校园的文化氛围特别好”，而跳舞和看电影成了她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她所在的学校不时请歌星来校园表演，还经常举办集体圆舞曲比赛，课间走廊里、厕所边都有人在下围棋，琼瑶的《在水一方》在那时特别流行，周末学校就播放免费电影……李梅说，“有时候不想看书就去看电影，让自己陶醉在绚丽的银幕当中。最疯狂的时候是每晚都看，周末就看连场。一个月下来，可以看上30场经典电影”。
亲密无间的友谊
四年同窗，共宿一个屋檐下，有欢笑相助也有摩擦争吵，有喜悦相拥也有怒骂拍桌，但这一切都是年轻人在一起的经历和过程，真正得到的还是深深的友谊和彼此的尊重。
“我们寝室一共住了6个人，关系非常好，不同的是，那时候一个寝室住好几个年级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年纪已经将近30，他们在我们眼里就是老大哥，很尊敬他，在学习、生活各个方面都给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在他们眼里更有朝气，各有所长，也能打成一片。”张洪说，“当时他们寝室同学的关系和现在可不一样。”
张洪所在的宿舍楼层中间有一间公共的活动房，放着一台19寸的黑白电视机，大家吃好晚饭去看看新闻，然后就回各自寝室自修去了，平日看电视的人不多。只有到周末看美国电视剧《来自大西洋的客人》和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时，才会里三层外三层将活动房围得严严实实。当然最多人看的还是中国女排比赛，欢呼加油声此起彼伏，一大群年轻力壮的男生的吼声足以将房顶掀翻。当女排获得冠军时，大家激动不已，“中国必胜，女排万岁”的呼声响彻复旦上空，大家还自发地到寝室外的平地上点起篝火庆祝，好些同学将自己的被褥都放到篝火里燃烧。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每天夜晚10点半校园会统一熄灯，寝室瞬时暗了下来。许多好学的同学会端着书到宿舍走廊和厕所借灯光继续看书，也有的在蚊帐里打起手电筒“挑灯夜读”。而睡觉前的“卧谈会”是寝室全体成员的交流时间。那时没有微信微博，也不敢对政治或国家领导人大放厥词。“卧谈会”谈论最多的还是吉米多维奇难题、中国女排和中国男足，还有上海译制片厂的新的外国电影《冷酷的心》《叶赛尼亚》《简爱》等。
虽然时时存在“或明或暗”的知识竞争，但在赵博看来，当时舍友之间却是亲密无间的。赵博说，这种“小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能推动圈子里的人都走向成功。毋庸置疑，那个年代的大学，孕育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环境。
青春永续
由于全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日渐重视，以及对高校环境的留恋和对教师职业的仰慕，张洪那级大学生毕业后大多都想留校任教。尽管当时高校师资缺乏，但留校的名额毕竟有限，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除了少数几个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如愿以偿外，多数难以圆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同学选择了不同的途径。年纪小的，估计自己任教的希望不大，转而报考了研究生，以作“暂缓之计”；不上不下的，留本校无望，就退而求其次，选择到外校或低一等的大专任教。因此1981年张洪毕业后并没有继续自己的从政梦想，而是到了洛阳师范学院当了一名老师。
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就业制度的相应变革，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对国家招生计划内的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
李梅在1987年毕业后，经过学校推荐，家乡的一所医院接收了她。对于李梅来说，能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医学相关领域里建功立业，是她毕业时一致追求的首要目标。至于工作的薪酬待遇，完全不是择业的决定性因素。经过多年努力，李梅如今已经是医院的骨干医生，当初毕业时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是对于她来说，新的道路还在脚下，并未走完。
五四的精神领袖之一李大钊先生在《青春》中写道：“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亩也。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现在回头看60后的大学生们，如今很多人已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俞敏洪、马云、杨澜等等这些知名人士都在各自的道路上越战越勇，继续攀登着人生一个又一个的高峰。这些60后的大学生们在精神谱系上所继承的，正是“五四”充满活力的青春精神，那份求知的欲望和骨子里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时代与那群年轻人的标志。
大事记
（1977.1-1988.8）
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决定高校招生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2月，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考，最后择优录取27.3万名学生。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2月，全国开始设立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进一步同国际接轨。
8月2日，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子排球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北京大学学生游行庆祝，高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口号。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今后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
11月7日，中国女排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1月22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
7月28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获15枚金牌，实现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突破。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改革。
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1987年：4月13日，中葡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0月，台湾当局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