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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通俗小说译介的风行,而当时的社会时局所附加给文学的任务是借助阐发严肃小说来达成其＂开启民智＂的政治性诉求,强国心态下的译介者对通俗小说的译介远多于高雅小说,这似乎已是一个悖论,而通俗小说开启了高雅小说所担当的文明启蒙的进程,更看似是一个歪理。但通过押川春浪为例,进而对那个时代雅俗观的烛照,却可以使歪理和悖论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