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报章与网络热衷于报道各类“二代”们的奢靡生活时，大众往往为之侧目。而近几年爆发的诸起公众事件，其实也暴露出社会温情的缺失和道德的大面积塌方。社会风气如斯，家庭与社会教育的薄弱是其重要因素。家庭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原初家庭所给予人的影响应是最根本的。中国古代尤其是中古时期，世家大族子弟重视家风、培育美德、胸怀天下等很可以给当下社会的家庭建设提供参考。笔者便是带着这样一种初衷完成《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一书的。本书希望透过对京兆韦氏之家族发展脉络、文化渐进轨迹、文学创作实况的探究，寻求其族盛衰之变的内在动因，一方面对唐代文学研究有所助益，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探究家风轮替的社会意义。若收鉴今之效，则善莫大焉。
　　·壹·
　　家庭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家族则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联合体。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曰：“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地不可分离。”“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可见家族作为最基本的文化单元，对于中古教育兴替、文化赓续、学术传承亦具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学术界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领域出发，将家族放置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并得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从而推动整个文史研究领域的发展。陈寅恪、王伊同、唐长孺、周一良、毛汉光等学者都先后有精彩论著面世。但相关成果却较多关注家族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升降荣辱，而较少措意家族文学的嬗变轨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种状况有所改观。许多学者开始从家族文化或地域文化角度去阐释文学现象并剖析其内在机理。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通过对特定地域之家族的系统研究，深挖家族政治地位升降、地域文化对于独特家风、家学的形成以及对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成就等方面存在的潜在影响，从而论证家族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借此为文化文学研究进行场景复原和文化还原。一时间，家族文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在研究热潮中如果进行冷思考，则不难发现，家族结构形态、发展范式等出现巨大转型的隋唐五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的成果却为数甚少。另外，在研究之理论架建上，唐代家族文学缺乏成熟的研究理论。当前家族文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热”，其实是一种个案研究之“热”，是一种“虚热”。如无系统的研究理论进行导引，那么由“热”转“凉”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当前史学、社会学、文学研究领域，家族研究逐渐呈现出模式化趋势，难以烛照家族文学的深层规律及家族文学的细部脉络。这构成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贰·
　　京兆韦氏是中古极富代表性的文化家族。其“本枝百代，衣冠四海，备于载籍”。入唐后，家族人物历仕华省，世称鼎甲。其九著房见于两《唐书》的人物就有九百余位，出任地方行政长官者百余名，拜相者则高达二十名，冠绝全唐。而其婚姻亦多与皇族通婚，隋时有王妃三人，至唐有皇后二人，皇妃五人，驸马十余人。此外，京兆韦氏还与山东的五姓七族互为婚媾，社会地位之贵无以复加。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该家族在家风、家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不俗成就，打破了所谓的“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的谶言，从道德文章到事功立业足可为天下表率。
　　京兆韦氏在文化领域亦有出彩表现。据统计，现存韦氏成员的文章数目大致为二百篇左右，作者近七十余人；诗歌共计一千余首，诗人近百位，与之交往的优秀异姓诗人百余位，参与、主持十余起文学活动（事件）。此外，韦氏家族成员还编著文学别集和选集等各类著述四十余部。事实表明：京兆韦氏是促进关中文学发展和推动唐代文学繁荣的重要力量。遗憾的是，唐代文史学界却未对韦氏家族进行全面研究和深入的专题探讨。近二三十来年，随着西安、洛阳城市建设的进行，韦氏家族墓志大量出土，面对丰富的史料，对韦氏家族与文学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条件遂日趋成熟。
　　基于此，本文以韦氏家族为个案，在纵向上，通过对韦氏家族在唐代的发展进行梳理，研究该家族的文化传承、文学观念和创作；在横向上，着重研究社会环境如科举取士制度、婚嫁关系等方面对韦氏家族文化及文学创作的影响。最后，对韦氏家族活动和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并以点带面分析家族因素对于唐代文学发展、文风丕变的影响，展现唐代文学的基层状况，为“自下而上”观照唐代文学的整体情况提供家族视角。
　　·叁·
　　经过对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进行研究，得出如下几点感受。
　　首先，从高棅以来，学界惯用“初、盛、中、晚”来形容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状态，这从优秀作家和经典篇章的数量上来看，固无问题。但时代文学的发展，仰仗的不全是天才作家的力量，更多依赖的则是那些为数众多却不知名作家的共同努力。经过对唐代家族文学的研究，不难发现：唐代文学的真正繁荣却是在中唐。由于社会文化风气的变化，中唐时期传统家族所持守的经学世业已经无法满足家族成员的晋身需要了，传统的经学世家为延续门第，不得不进行文词创作，文学成为避免家族衰宗落谱的重要凭借，于是诗文创作遂以家族为核心，在社会全面被接受。从作品数量和作家数量看，中唐甚至晚唐都要比盛唐多。所以从普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文学精神深入人心的深看，中唐无疑就是唐诗繁荣的最佳时期。
　　其次，文学交往的多样性。受时代风气所扇，韦氏成员博览群书之余，歌吹宴饮、干谒投赠、诗文互寄，遍交文坛名家，数预文酒诗会，密切文学互动，保持文学高谊。此不仅有助于时代、社会文学氛围之营造，亦于韦氏家学门风之转变和文学水平之提升多有裨益。具体而言，韦氏家族的文学交往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向名家学习和请教。如韦渠牟“京兆万年人，工部侍郎述从子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二是通过诗文赠答和酬唱，积极融入文学圈。如韦处厚就是通过与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唱和，才使其诗集“大行于世”“家有之焉”。三是以婚姻关系为纽带，与文学家族交往频繁。如韦放之女婿韩昶，为韩愈之子。昌黎韩氏与韦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使得中唐时期韩愈父子与韦氏成员的文学交往格外频繁。
　　另外，家族文学发展是在中古士族庶化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导致中古家族由“士”向“庶”转化的最重要文化力量莫过于科举。科举一方面使家族文化的文学性及其成员的文学修养逐渐加强。另一方面，科举也促使了韦氏家族迁徙流动，借此而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经学可在家族的代系承传中赓续不辍，而文学多仰赖天才，而“天才无种”，文學并不以世代积累为主要传递方式。所以中晚唐时期，京兆韦氏等家族难世代保持优势，易产生骤起骤落，最终推动世族衰落。
　　·肆·
　　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古大族早已遁隐于历史深处，但其面对家族传承、族内教育、进退出处和事业开创等所持有的温情与情怀，在当下仍有借鉴意义。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而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研究还真具有较强的“当下感”，如此思之则令人欣慰。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