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基本上是个正派的读书人。他“一切为的是光宗耀祖”，因此重视读书上进，一心想当子侄们的表率，于是“少不得规以正路”，结果是沉溺书中，消解了审视现实的敏锐，“只解打躬作揖，终日臣坐，形同泥塑”，使得他才思枯竭，人生意趣全无，“反弄出书呆子来”。当然他也从中吸取了一些精华。他珍惜祖宗的功业荣誉，谨遵儒家的传统规范，清廉自守，以身作则，因此他的家教家风，与宁府、长房是有泾渭之别的。在巡视大观园时，他虽然始终拿不出任何佳句来，可是对于宝玉和众清客拟题的优劣，却能作出中肯的评判。他一进园门内，见一带翠障挡在面前，便说“非此一山，一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看到潇湘馆的清幽环境，就自然地想到月夜读书的雅趣，可见他还是有一点鉴赏水平的。
　　贾政是贾赦的同胞兄弟，虽然不能继承爵位，但由于出生在一个百年望族，自然也不必走一般读书人的科举荣身之路，他的官职靠的是皇上赏赐，得来毫不费力。作者将他定位为一个正派的读书人。虽然有许多人认为，“贾政，庸人也，盖为言假正”，即“假正经的意思”，甚至指责他是“典型的伪君子”。对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是欠妥的。因为在贾政所处的时代看来，他还算是一个正派的人。他“自幼酷爱读书”，“勤俭谨慎”，“人品端方，风声清肃”，“最喜读书人，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是作者在文字辈中唯一基本肯定的角色。他既不荒淫贪婪，又有积极的处世态度，与其他兄长是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有些“道貌岸然”、“兴趣索然”，其实他外冷内热，也渴望天伦之乐。这从他“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参加贾母的灯会可见一斑。被撵时赔笑说的话：“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予儿子半点？”听来颇觉孤独、凄凉。可见，他的精神生活是郁闷、空虚的，活得并不愉快。这是封建正统观念的毒害、家族责任感的重压以及肮脏官场的熏染使然，并非他存心迂腐、虚伪，因为出仕前，他“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至于他在女儿元妃面前十分滑稽地隔帘跪启：“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云云，在当时社会里作为一个做官的家长必须如此说，因为他女儿此时已是皇帝的代表，要不他怎么会自称“臣”。若说这是虚伪，那只能说是整个封建制度的虚伪使然。其实贾政的问题不在于虚伪或者顽固、冷酷，而是他的无能无为。才能平庸的他，却生长在一个不平常的家族，又被推上了一个不平凡的地位，自然处处显示出他的笨拙来。然而作者又说他像砚台一样“端方”、“坚硬”，春灯谜寓他“虽不能言，有言必应”。可见其平庸中又有不平庸处。他虽是无能，同时他又是贾府上层中尚有眼力、头脑尚为清醒的人。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上，他的意见往往是理性、有远见的。第十三回，秦可卿亡故，在棺木的选用上，贾政的主张是“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殓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这是理性的。迎春嫁给“中山狼”孙绍祖，他也是反对的，从后来迎春的悲惨结局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明智的。
　　与贾敬、贾赦、贾珍、贾琏等封建大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恣意妄行、玩世不恭、偷鸡摸狗、无耻下流相比，贾政显然是一个正人君子，他的那份方正也是十分难得的。与贾政作对比的是贾赦和贾敬，贾赦是一个“依势凌弱”、“贪酷下作”的人，一个反面形象；贾敬则“是一心想作神仙”，“只在都中和道士们胡羼”，也不是个正经人。与贾赦比较，“端方正直”、“古板忠厚”的贾政则是一个正面形象；与贾敬相比较，贾政的极力维护家族利益、“力挽狂澜”的姿态也是十分可赞的。
　　贾政与宝玉的对立冲突，常有人说这是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但我们的看法并不能代替古人的见解。从脂砚斋的批语看，他并不觉得贾政与宝玉的关系没有什么异常，倒是说贾政“训子有方”，这是因为封建社会中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这一人伦关系，贾政对待宝玉的态度在当时是极为正常的。所以，我们评价贾政与宝玉的父子关系也应该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要带着所谓“阶级思想”去考察贾政，从而得出一个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