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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和张艺谋电影的故事模式有较多相似之处，这种模式具有“寻找”式中心事件、危机感不太强烈的悬念、单一线索、单向进展等特征，电影语言注重“在路上”场景的营造；张艺谋电影对这种模式有所发展、改造，故事的结局更加圆满，表现出二者不同的审美走向。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电影 张艺谋电影 “寻找”模式
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刚问世的时候，不少人就注意到了张艺谋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借鉴，“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亮闪闪的生活之轮’，‘再现现实生活的幻景’，‘物质现实的复原’等等，似乎所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写实主义的美学原则都可以在《秋菊打官司》中找到”①，人们谈论较多的是非职业演员、纪实摄影、即兴表演等因素的汲取，但是，新现实主义电影对张艺谋影响极大的另一点却无人提及，即故事模式。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存在着“一个人持续寻找”的故事模式，张艺谋的很多电影作品都有这个模式的影子。
一、故事模式的相似与差异
1、《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视表现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生活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意大利产生了，它“把对真实性的追求视作电影艺术的生命，现场实拍、松散的情节、非职业演员、中远景的大量使用和对长镜头的偏爱等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这一美学诉求”②。
作为该流派的经典作品，德·西卡导演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罗马工人里奇失业两年后终于获得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但这份工作需要一辆自行车，妻子想方设法把先前当掉的自行车赎了回来，没想到，上班第一天他的自行车就被偷走了。里奇和儿子布鲁诺在罗马寻找了一天，也没能找到丢失的自行车，绝望之中，里奇心理崩溃，突然决定去偷一辆自行车，他的行为被发现了，遭到殴打和辱骂，在儿子求情下才免受牢狱之灾。
在影片中，里奇和儿子寻找自行车的过程约占65%的篇幅，一高一矮两个身影时而暴雨中，时而烈日下，在或泥泞破败、或人流拥挤、或狭窄、或宽阔的各种街道上奔跑、追逐、搜寻。由此，《偷自行车的人》表现出一种可称为“寻找”的故事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情节和叙事特点是：主人公一人或两个人合作执着地寻找着极度渴望的某种东西，一直在路上奔波；影片人物关系简单、线索单一，一个悬念贯穿始终，没有横生的枝杈和纷繁的头绪。
其实，作为擅长表现活动过程的电影，很多影片都是展现一个有悬念的动作过程，形成了一些模式，如好莱坞电影的侦探片模式、“追逐”的模式、 “救助”的模式等。但和当时的好莱坞电影相比，《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模式具备这样一些特点：
（1）中心事件为对某种东西的“寻找”。事件的危险性不是很大，不是战争、血案、天灾人祸，不会牵扯生死，悬念的危机感不那么强烈，但对主人公来说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由此展现出丰富、真实的社会状况。
一辆自行车，价格并不昂贵，但对失业工人里奇来说，有了它就可以尊严体面地工作和生活，失去了，就少了生活的希望和欢乐。这辆自行车凸显出二战后意大利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黑暗。电影用寻找自行车串起当时意大利底层社会的各种画面：黑车市场、饥民充斥的教堂、地下妓院、贫民区等，通过一个事件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批判。
（2）单一线索、单向的情节进展。好莱坞电影的“追逐”、“救助”动作，往往设计两条甚至多条线索，交叉进展，戏剧性强，紧张曲折，如《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一夜风流》、《罗马假日》等。
《偷自行车的人》故事呈现为单一线索、单向线性结构。它没有倒叙、闪回等艺术手法，没有设置意外频生、纠葛多重的情节，造成扣人心弦、不断加码的悬念，而是维持一个中心悬念，按照生活流程自然推进。影片围绕自行车形成一个情节链：赎车—丢车—寻车—偷车，中心悬念为“自行车能否找到”，所有的事件都与自行车的得失相关，没有第二条线索。
2、张艺谋某些电影的故事模式
张艺谋不少电影同样表现为“寻找”式中心事件、危机感不是很强的悬念，以及单一线索、单向线性演进的特色，典型影片为《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
《秋菊打官司》：农妇秋菊寻找平等和尊严。秋菊为丈夫被村长踢伤的事情先告到乡里，得到了村长赔偿的200元钱，但没有得到真正的歉意。她便多次上访到县、市有关部门，执着的行动路程中，陪伴她的只有未成年的妹妹。这种人物关系和《偷自行车的人》中里奇和儿子布鲁诺构成的人物关系如出一辙，但妹妹仅仅是秋菊的陪衬，没有像布鲁诺那样表现出父子之间的情感张力，没有营造出更丰富的表现空间。
《一个都不能少》：代课教师魏敏芝寻找退学打工的学生。为了实现“学生一个都不少”才能得到50元代课费的承诺，农村小学12岁的女代课教师魏敏芝独自去城里寻找打工的学生张慧科，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
还有一些影片基本遵从这种模式，略有发展和变化，如：
《我的父亲母亲》：山村少女“母亲”寻找爱情。《有话好好说》：赵小帅寻找爱情和老张寻找“有话好好说”的相处之道。《幸福时光》：老赵寻找爱情和盲女寻找亲情。《千里走单骑》：一个日本父亲寻找和儿子的情感沟通。
3、故事不同的审美走向
和《偷自行车的人》通过事件进行社会批判不同，张艺谋影片突出的是主人公的个性，他们特别的顽强、善良、责任心等品格使事情有了美好的结局。
《偷自行车的人》是一出典型的社会悲剧，里奇没有找到自行车，人生信念受到摧残。影片开头，里奇从一群失业者中被叫出来接受工作；结尾，一个渐渐拉出的长镜头，父子俩的身影从大到小淹没在漫漫人群里，开头和结尾的影像形成了自然、巧妙的照应关系，起到深刻的隐喻作用——里奇只是当时意大利普通人的一个代表，他的悲剧显示出社会的普遍衰败、制度的瘫痪无力。
【关键词】新现实主义电影 张艺谋电影 “寻找”模式
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刚问世的时候，不少人就注意到了张艺谋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借鉴，“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亮闪闪的生活之轮’，‘再现现实生活的幻景’，‘物质现实的复原’等等，似乎所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写实主义的美学原则都可以在《秋菊打官司》中找到”①，人们谈论较多的是非职业演员、纪实摄影、即兴表演等因素的汲取，但是，新现实主义电影对张艺谋影响极大的另一点却无人提及，即故事模式。新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存在着“一个人持续寻找”的故事模式，张艺谋的很多电影作品都有这个模式的影子。
一、故事模式的相似与差异
1、《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视表现社会问题和普通人生活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在意大利产生了，它“把对真实性的追求视作电影艺术的生命，现场实拍、松散的情节、非职业演员、中远景的大量使用和对长镜头的偏爱等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这一美学诉求”②。
作为该流派的经典作品，德·西卡导演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罗马工人里奇失业两年后终于获得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但这份工作需要一辆自行车，妻子想方设法把先前当掉的自行车赎了回来，没想到，上班第一天他的自行车就被偷走了。里奇和儿子布鲁诺在罗马寻找了一天，也没能找到丢失的自行车，绝望之中，里奇心理崩溃，突然决定去偷一辆自行车，他的行为被发现了，遭到殴打和辱骂，在儿子求情下才免受牢狱之灾。
在影片中，里奇和儿子寻找自行车的过程约占65%的篇幅，一高一矮两个身影时而暴雨中，时而烈日下，在或泥泞破败、或人流拥挤、或狭窄、或宽阔的各种街道上奔跑、追逐、搜寻。由此，《偷自行车的人》表现出一种可称为“寻找”的故事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情节和叙事特点是：主人公一人或两个人合作执着地寻找着极度渴望的某种东西，一直在路上奔波；影片人物关系简单、线索单一，一个悬念贯穿始终，没有横生的枝杈和纷繁的头绪。
其实，作为擅长表现活动过程的电影，很多影片都是展现一个有悬念的动作过程，形成了一些模式，如好莱坞电影的侦探片模式、“追逐”的模式、 “救助”的模式等。但和当时的好莱坞电影相比，《偷自行车的人》的故事模式具备这样一些特点：
（1）中心事件为对某种东西的“寻找”。事件的危险性不是很大，不是战争、血案、天灾人祸，不会牵扯生死，悬念的危机感不那么强烈，但对主人公来说却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由此展现出丰富、真实的社会状况。
一辆自行车，价格并不昂贵，但对失业工人里奇来说，有了它就可以尊严体面地工作和生活，失去了，就少了生活的希望和欢乐。这辆自行车凸显出二战后意大利普通人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黑暗。电影用寻找自行车串起当时意大利底层社会的各种画面：黑车市场、饥民充斥的教堂、地下妓院、贫民区等，通过一个事件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批判。
（2）单一线索、单向的情节进展。好莱坞电影的“追逐”、“救助”动作，往往设计两条甚至多条线索，交叉进展，戏剧性强，紧张曲折，如《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一夜风流》、《罗马假日》等。
《偷自行车的人》故事呈现为单一线索、单向线性结构。它没有倒叙、闪回等艺术手法，没有设置意外频生、纠葛多重的情节，造成扣人心弦、不断加码的悬念，而是维持一个中心悬念，按照生活流程自然推进。影片围绕自行车形成一个情节链：赎车—丢车—寻车—偷车，中心悬念为“自行车能否找到”，所有的事件都与自行车的得失相关，没有第二条线索。
2、张艺谋某些电影的故事模式
张艺谋不少电影同样表现为“寻找”式中心事件、危机感不是很强的悬念，以及单一线索、单向线性演进的特色，典型影片为《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
《秋菊打官司》：农妇秋菊寻找平等和尊严。秋菊为丈夫被村长踢伤的事情先告到乡里，得到了村长赔偿的200元钱，但没有得到真正的歉意。她便多次上访到县、市有关部门，执着的行动路程中，陪伴她的只有未成年的妹妹。这种人物关系和《偷自行车的人》中里奇和儿子布鲁诺构成的人物关系如出一辙，但妹妹仅仅是秋菊的陪衬，没有像布鲁诺那样表现出父子之间的情感张力，没有营造出更丰富的表现空间。
《一个都不能少》：代课教师魏敏芝寻找退学打工的学生。为了实现“学生一个都不少”才能得到50元代课费的承诺，农村小学12岁的女代课教师魏敏芝独自去城里寻找打工的学生张慧科，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
还有一些影片基本遵从这种模式，略有发展和变化，如：
《我的父亲母亲》：山村少女“母亲”寻找爱情。《有话好好说》：赵小帅寻找爱情和老张寻找“有话好好说”的相处之道。《幸福时光》：老赵寻找爱情和盲女寻找亲情。《千里走单骑》：一个日本父亲寻找和儿子的情感沟通。
3、故事不同的审美走向
和《偷自行车的人》通过事件进行社会批判不同，张艺谋影片突出的是主人公的个性，他们特别的顽强、善良、责任心等品格使事情有了美好的结局。
《偷自行车的人》是一出典型的社会悲剧，里奇没有找到自行车，人生信念受到摧残。影片开头，里奇从一群失业者中被叫出来接受工作；结尾，一个渐渐拉出的长镜头，父子俩的身影从大到小淹没在漫漫人群里，开头和结尾的影像形成了自然、巧妙的照应关系，起到深刻的隐喻作用——里奇只是当时意大利普通人的一个代表，他的悲剧显示出社会的普遍衰败、制度的瘫痪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