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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初创阶段进入了形成阶段。本文以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为视角，对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
［关键词］ 中央苏区 思想政治教育 经验 启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开创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对红军官兵、党员干部、广大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本文以苏区的扩红运动为视角，以更清晰地透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经验及启示。
一、持续不断的扩红运动呼唤强而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反“围剿”战争的日益频繁，导致红军官兵大量伤亡，不断充实红军的军事力量就成为了一项日常工作。1931年12月，苏区中央局作出了《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要求在1932年1至3月，江西和闽西须扩大红军1.5万人。1932年4月，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将5月份定为“扩大红军突击月”。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掀起了新一轮的扩红运动。1933年9月开始，中央苏区红军投入到艰苦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博古、李德采取了和敌人拼消耗的错误战略战术，红军不断遭受重创，扩红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从1933年9月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5次扩红突击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扩红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红军数量增加，还需要大量相应的财力、物力支持。因而扩红运动又往往和筹款、筹物等运动结合在一起，或者说筹款、筹物也是扩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933年中革军委给瑞金、会昌、博生、雩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等8县区的扩红任务：完成扩大红军8万人，向地主富农筹款80万元，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4年9月初，中革军委又紧急号召全体男子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并自带1件棉衣、2套单衣、2双布草鞋，自带梭标和碗筷，至少两人共带一床毯子，立即到补充师集中。［1］
当时，要如期完成持续不断的扩红任务是相当困难的。一是过高的扩红指标与中央苏区的人口实际不相符。二是超出了中央苏区财力物力所能承担的限度。当时，中央根据地面积只有五六万平方公里，地处落后的山区，又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和长期的战争环境中。以这样贫瘠、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微薄的经济实力，来养活数十万脱离生产的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困难的。三是因为农民已分得了土地，且经过三四年的经营管理，有比较稳定的收入，革命积极性有所衰落，对扩红运动不如从前那么踊跃了。四是江西自古以来就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部分群众也不愿加入革命队伍。五是部分群众对革命的前途感到迷茫，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参加革命没有信心。出于动员的需要，红色中华等媒体大都进行正面宣传，对扩红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都避而不谈。其实，扩红运动还存在“欺骗、强迫、命令”，“只顾数量不求质量”，“勉强编入红军、却哭哭啼啼吵着要回家”等现象。有的地方召集大家开会，把门一关，强迫大家报名当红军，只要有一个不报名就不散会；有的地方送来十个新兵，就有八个是疾病和老弱；1933年6月至9月博生县开小差回来的红军就有3000多人。［2］
一方面，愈来愈严峻的战争形势，需要红军的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高，需要群众对扩红运动的支持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可参军的人越来越少，可提供的财力越来越少，兵源质量越来越差。如何通过强而有力的宣传动员工作来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了。“红军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3］P360此外，在短时间内想办法提高干部特别是中下级红军指挥员和苏维埃政府各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消除红军队伍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
正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如此重要，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中央仍然要抓紧时间召开全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这样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红军，才能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4］P74
二、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和内容
扩红运动并非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始的。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各县苏维埃政府就设有军事部，负责宣传动员赤卫队、暴动队、工农革命军群众加入红军。1928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为巩固已有的革命胜利及向外发展计，应立即招练工农革命军常备军。”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西南时，先后发布《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告全国士兵弟兄书》等，宣传发动绿林武装、商人及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加入红军。古田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离开了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通过策划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队伍始终是扩红工作的重要方法。
1．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第一，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教育。这些会议包括群众大会、雇农代表大会、职工联合会代表大会、红军军属会、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共青团代表大会、少先队代表大会，通过这些会议进行扩红宣传动员。第二，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教育。各地普遍组织宣传队，有的地方组织红军家属宣传队，挑选观念正确而比较会讲话的人充当宣传员，深入到各村各户、田间作坊宣传，利用圩日集会进行宣传。宣传方式有三种：一是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是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作宣传。三是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区别乡的队伍作宣传。［5］ 第三，通过文艺节目进行宣传教育。各地以县或区为单位，组织化装演讲队、戏剧表演深入到各地，利用俱乐部、列宁室等场所，进行唱歌、演讲和表演各种关于扩大红军及其革命行动的戏剧节目。最后，通过红色媒体进行宣传教育。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就基本建立了报刊发行的雏形，当时的报刊发行主要有三个系统：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地方苏维埃政府发行科、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为配合扩红运动的需要，印刷了许多扩红宣传手册，还利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少年先锋》等刊物进行扩红宣传。 2．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滔天罪行，讲清工农群众灾难深重的原因，启发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宗旨、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从而唤起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1930年11月颁布的《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写道：“要使革命得到确切的保证，要完成我们推翻统治阶级的任务，就一定要参加红军……汇合全国几百万红军的力量与工农暴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军阀制度，争取全国胜利，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与和平。”［6］P530—5311932年4月21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出：“只有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红军，才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7］ 二是强化时事政策的现实教育，让广大群众了解粉碎敌人“围剿”的意义，了解这一战争与他们本身的关系，然后使他们认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尽些什么责任。1934年5月19日，《斗争》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公开信指出：“已经到来的最近几个月的决战，将要决定我们的生存或者死亡，是争取我们胜利和敌人死亡的最残酷的决战的关头。”《斗争》还配发社论《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强调指出：“扩红计划完成与否的问题，直接就是我们胜利或者死亡的问题！”［8］三是宣传扩红对维护土地革命成果的意义，不断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针对一些群众分得了土地，能够吃饱饭，乐于居家过日子，不愿参加革命的心态，教育他们懂得如果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倒算，那么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将可能付之东流，因此只有踊跃参加红军，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政权，长久当家做主人。四是通过扩红运动中先进人物和事迹的宣传，营造扩红运动氛围。红色媒体对各个时期扩红运动中的先进事迹和人物进行了大量报道。如红色中华报曾先后刊载了题为《扩大红军的模范乡》《劳动妇女送郎当红军》《鼓动儿子去当红军》，呼吁 “全苏区的劳动妇女们，要来鼓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到前方去，争取战争全部胜利”［8］。此外，还通过会议、通报、奖状等形式进行表彰。在1934年1月27日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扩红”模范乡——长冈乡、才溪乡进行了表彰，时任中共中央局瑞金突击队队长的金维映、总政治部驻兴国突击工作组组长罗荣桓、兴国县委书记兼突击队队长谢名仁、全总执行局西岗突击队队长邓振询等都因扩红有功受到了中央表彰，并获模范突击队奖旗。五是加强拥军优属政策的宣传和解释，打消部分群众的后顾之忧。为调动苏区群众参加红军的积极性，同时解除他们参军后的后顾之忧，中央制定了许多拥军优属政策，鼓励广大群众加入革命队伍。如何使群众知晓这些政策，也是扩红运动中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19项实施办法，《红色中华》分两期及时对办法进行了宣传报道。除对上述内容进行宣传外，中央还加大了扩红运动中的方式方法、经验措施、扩红政策等方面的宣传。
三、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历史经验
1．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工作服从战争、一切工作服务战争，争取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是一切工作的大前提，这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最大实际。基于此，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对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规定，确保了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当时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总任务。1932年10月27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在红军队伍中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用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在敌军中的中心任务是争取白军士兵群众，瓦解敌军；在地方群众中应加紧争取白区群众，争取苏区的扩大，优待红军家属，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造成红军极巩固的后方。1933年7月7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第四号训令强调：“在目前一切给予战争，一切服从斗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 ［9］P12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群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 ［10］P267
2．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与实现群众的利益相结合。客观地说，中央苏区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些内容和办法，是党在当时战争环境下的一个应急之举，但在本质上仍充分体现了党的革命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问题，曾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全苏二大的讲话［10］P136中反复告诫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还对“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把提高思想觉悟同关心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和特点。例如，苏区政府为解决根据地内青壮年男子大批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组织了耕田队和劳动互助社，还发动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学做犁田耙田的农活。在瑞金沙洲坝，毛泽东亲自带领军民挖水井，朱德等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割，周恩来、张闻天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拉犁。正因为如此，党在苏区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据统计，土地革命时期，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20万，其中青壮年约50万，而前后参加红军的达30余万，有10万人献出了生命。兴国县当时人口为23万，参军参战的达8万余人，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3179人。 3．教育形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创新性。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还特别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要改善政治工作的方法，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死板的工作方式，使政治工作做得更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大特色。除运用上政治课、个别谈话、民主生活会、办训练班、读书班等方式方法开展工作外，还有其它多种宣传方法，如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形象宣传。文字宣传包括印发传单、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创办报刊、出版图书；口头宣传包括演讲、报告、大会等。形象宣传包括戏剧、歌曲、画报、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在教育过程中还巧妙地发挥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对那些宣传三四次不去参加红军的群众，宣传队便启动“耻笑队”去取笑他，使他孤立起来、自惭形秽。另外，在扩红运动中创造了许多朗朗上口、富有生活气息的歌谣。诸如“地主欠我钱、富农不相连、中农跟我走、月月八块钱”这样言简意明、通俗易懂的口号举不胜举。
4．寓思想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之中。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众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在识字运动中，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标语、口号为识字教材，以达到识字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功效。《工农兵三字经》这篇教材的开头就写道：“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识字课本《造福》一文的内容是：“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泥匠自己没有屋，裁缝穿着破衣服。”这些成人教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昏庸、腐朽和黑暗，反映了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悲惨生活，提出了工农兵只有团结起来，努力革命，才有出路。同时，充分发挥群众戏剧和文娱宣传的作用，在工农剧社和俱乐部的带动下，苏区的群众几乎人人都会唱当时流行的红色歌曲。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11］P165
四、几点启示
1．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战场”，取得了“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这固然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10］P202毛泽东的这句话道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作用。当年中央苏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基本的经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准确，即服务和服从战争，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务和服从于这一工作大局，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和落脚点，因此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科学观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2．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教育对象出发，科学确定教育目标，合理选择教育内容和方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和内容的前提，也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保证。中央苏区时期，党从中心任务出发，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分别确立不同的教育目标和任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首先要放下官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不能讲一大篇。我军政工巨匠罗荣桓后来强调说：“连队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实事求是，基本教育应有充分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讲起。”［12］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要求教育者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原则要求，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掌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3．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从一些细小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群众谋福利办实事，通过这些点点滴滴，来树立党和政府的形象，来教育和影响周围的群众。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以为民办实事为支撑点。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一幅热心肠，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通过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使群众从所得实惠中感受出党的温暖和关怀，从而增强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心。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仅靠一幅伶牙俐齿去空洞说教，或只说不做，时间久了，就会丧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这样的教育是收不到任何效果的。
4．思想政治教育要寓教于乐，注重隐性教育。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战争、生产、生活、学习结合起来。例如，早晚点名讲话时士兵要呼政治口号；文化课结合政治内容来进行教学；扫盲活动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规定每人每天认识五六个字，每天记一条标语，等等。“综合影响”与“渐次发展”规律是人的思想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寓教于乐，寓教于文，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休闲之中，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当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传媒技术的遍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影响人们思想形成的因素越来越多。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扩大和寻找新的教育载体，进一步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中去，形成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合力。○
参考文献：
［1］红色中华［N］.第190、229期.
［2］王玉福、高学栋.评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左”倾错误［M］.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
［3］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二辑）［G］. 龙岩：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辑出版，1982.
［4］袁征.中央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5］周榜师、曾金玉.从中央苏区“扩红”看国家、地方组织和民众的互动［M］.党史文苑，2004，（8）.
［6］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A］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7］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N］.红色中华，1932-4-21（5）.
［8］唐国平.论中央苏区“扩红”运动中的宣传工作［J］.求索，2010，（3）.
［9］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12］忆罗荣桓同志［J］.历史研究，1978，（9）.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中央苏区 思想政治教育 经验 启示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开创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在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特别突出的地位，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对红军官兵、党员干部、广大群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本文以苏区的扩红运动为视角，以更清晰地透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经验及启示。
一、持续不断的扩红运动呼唤强而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反“围剿”战争的日益频繁，导致红军官兵大量伤亡，不断充实红军的军事力量就成为了一项日常工作。1931年12月，苏区中央局作出了《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要求在1932年1至3月，江西和闽西须扩大红军1.5万人。1932年4月，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将5月份定为“扩大红军突击月”。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提出了“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掀起了新一轮的扩红运动。1933年9月开始，中央苏区红军投入到艰苦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博古、李德采取了和敌人拼消耗的错误战略战术，红军不断遭受重创，扩红工作显得尤为紧迫。从1933年9月到1934年9月，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5次扩红突击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扩红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红军数量增加，还需要大量相应的财力、物力支持。因而扩红运动又往往和筹款、筹物等运动结合在一起，或者说筹款、筹物也是扩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933年中革军委给瑞金、会昌、博生、雩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等8县区的扩红任务：完成扩大红军8万人，向地主富农筹款80万元，推销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1934年9月初，中革军委又紧急号召全体男子模范赤少队加入红军，并自带1件棉衣、2套单衣、2双布草鞋，自带梭标和碗筷，至少两人共带一床毯子，立即到补充师集中。［1］
当时，要如期完成持续不断的扩红任务是相当困难的。一是过高的扩红指标与中央苏区的人口实际不相符。二是超出了中央苏区财力物力所能承担的限度。当时，中央根据地面积只有五六万平方公里，地处落后的山区，又在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和长期的战争环境中。以这样贫瘠、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微薄的经济实力，来养活数十万脱离生产的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本身就是困难的。三是因为农民已分得了土地，且经过三四年的经营管理，有比较稳定的收入，革命积极性有所衰落，对扩红运动不如从前那么踊跃了。四是江西自古以来就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部分群众也不愿加入革命队伍。五是部分群众对革命的前途感到迷茫，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参加革命没有信心。出于动员的需要，红色中华等媒体大都进行正面宣传，对扩红运动中存在的问题都避而不谈。其实，扩红运动还存在“欺骗、强迫、命令”，“只顾数量不求质量”，“勉强编入红军、却哭哭啼啼吵着要回家”等现象。有的地方召集大家开会，把门一关，强迫大家报名当红军，只要有一个不报名就不散会；有的地方送来十个新兵，就有八个是疾病和老弱；1933年6月至9月博生县开小差回来的红军就有3000多人。［2］
一方面，愈来愈严峻的战争形势，需要红军的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高，需要群众对扩红运动的支持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可参军的人越来越少，可提供的财力越来越少，兵源质量越来越差。如何通过强而有力的宣传动员工作来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了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了。“红军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3］P360此外，在短时间内想办法提高干部特别是中下级红军指挥员和苏维埃政府各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消除红军队伍中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
正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如此重要，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时期，中央仍然要抓紧时间召开全国工农红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这样的政治工作，才能巩固红军，才能保障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4］P74
二、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和内容
扩红运动并非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始的。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各县苏维埃政府就设有军事部，负责宣传动员赤卫队、暴动队、工农革命军群众加入红军。1928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为巩固已有的革命胜利及向外发展计，应立即招练工农革命军常备军。”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西南时，先后发布《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告全国士兵弟兄书》等，宣传发动绿林武装、商人及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加入红军。古田会议决议案明确指出：“离开了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通过策划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队伍始终是扩红工作的重要方法。
1．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第一，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教育。这些会议包括群众大会、雇农代表大会、职工联合会代表大会、红军军属会、苏维埃代表大会、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共青团代表大会、少先队代表大会，通过这些会议进行扩红宣传动员。第二，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教育。各地普遍组织宣传队，有的地方组织红军家属宣传队，挑选观念正确而比较会讲话的人充当宣传员，深入到各村各户、田间作坊宣传，利用圩日集会进行宣传。宣传方式有三种：一是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是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作宣传。三是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区别乡的队伍作宣传。［5］ 第三，通过文艺节目进行宣传教育。各地以县或区为单位，组织化装演讲队、戏剧表演深入到各地，利用俱乐部、列宁室等场所，进行唱歌、演讲和表演各种关于扩大红军及其革命行动的戏剧节目。最后，通过红色媒体进行宣传教育。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就基本建立了报刊发行的雏形，当时的报刊发行主要有三个系统：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地方苏维埃政府发行科、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为配合扩红运动的需要，印刷了许多扩红宣传手册，还利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少年先锋》等刊物进行扩红宣传。 2．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一是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军阀政府的滔天罪行，讲清工农群众灾难深重的原因，启发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宗旨、了解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任务，从而唤起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1930年11月颁布的《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写道：“要使革命得到确切的保证，要完成我们推翻统治阶级的任务，就一定要参加红军……汇合全国几百万红军的力量与工农暴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军阀制度，争取全国胜利，工农群众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与和平。”［6］P530—5311932年4月21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出：“只有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红军，才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7］ 二是强化时事政策的现实教育，让广大群众了解粉碎敌人“围剿”的意义，了解这一战争与他们本身的关系，然后使他们认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尽些什么责任。1934年5月19日，《斗争》报发表《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公开信指出：“已经到来的最近几个月的决战，将要决定我们的生存或者死亡，是争取我们胜利和敌人死亡的最残酷的决战的关头。”《斗争》还配发社论《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强调指出：“扩红计划完成与否的问题，直接就是我们胜利或者死亡的问题！”［8］三是宣传扩红对维护土地革命成果的意义，不断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针对一些群众分得了土地，能够吃饱饭，乐于居家过日子，不愿参加革命的心态，教育他们懂得如果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倒算，那么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将可能付之东流，因此只有踊跃参加红军，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政权，长久当家做主人。四是通过扩红运动中先进人物和事迹的宣传，营造扩红运动氛围。红色媒体对各个时期扩红运动中的先进事迹和人物进行了大量报道。如红色中华报曾先后刊载了题为《扩大红军的模范乡》《劳动妇女送郎当红军》《鼓动儿子去当红军》，呼吁 “全苏区的劳动妇女们，要来鼓励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到前方去，争取战争全部胜利”［8］。此外，还通过会议、通报、奖状等形式进行表彰。在1934年1月27日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扩红”模范乡——长冈乡、才溪乡进行了表彰，时任中共中央局瑞金突击队队长的金维映、总政治部驻兴国突击工作组组长罗荣桓、兴国县委书记兼突击队队长谢名仁、全总执行局西岗突击队队长邓振询等都因扩红有功受到了中央表彰，并获模范突击队奖旗。五是加强拥军优属政策的宣传和解释，打消部分群众的后顾之忧。为调动苏区群众参加红军的积极性，同时解除他们参军后的后顾之忧，中央制定了许多拥军优属政策，鼓励广大群众加入革命队伍。如何使群众知晓这些政策，也是扩红运动中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19项实施办法，《红色中华》分两期及时对办法进行了宣传报道。除对上述内容进行宣传外，中央还加大了扩红运动中的方式方法、经验措施、扩红政策等方面的宣传。
三、扩红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历史经验
1．思想政治教育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工作服从战争、一切工作服务战争，争取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胜利是一切工作的大前提，这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最大实际。基于此，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对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一系列规定，确保了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当时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总任务。1932年10月27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在红军队伍中必须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用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在敌军中的中心任务是争取白军士兵群众，瓦解敌军；在地方群众中应加紧争取白区群众，争取苏区的扩大，优待红军家属，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造成红军极巩固的后方。1933年7月7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第四号训令强调：“在目前一切给予战争，一切服从斗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 ［9］P12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群众的一切力量加入伟大的革命战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 ［10］P267
2．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与实现群众的利益相结合。客观地说，中央苏区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些内容和办法，是党在当时战争环境下的一个应急之举，但在本质上仍充分体现了党的革命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问题，曾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全苏二大的讲话［10］P136中反复告诫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还对“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把提高思想觉悟同关心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经验和特点。例如，苏区政府为解决根据地内青壮年男子大批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组织了耕田队和劳动互助社，还发动了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学做犁田耙田的农活。在瑞金沙洲坝，毛泽东亲自带领军民挖水井，朱德等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割，周恩来、张闻天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拉犁。正因为如此，党在苏区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据统计，土地革命时期，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20万，其中青壮年约50万，而前后参加红军的达30余万，有10万人献出了生命。兴国县当时人口为23万，参军参战的达8万余人，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3179人。 3．教育形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创新性。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还特别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教育者的实际出发，要改善政治工作的方法，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死板的工作方式，使政治工作做得更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而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中央苏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大特色。除运用上政治课、个别谈话、民主生活会、办训练班、读书班等方式方法开展工作外，还有其它多种宣传方法，如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形象宣传。文字宣传包括印发传单、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创办报刊、出版图书；口头宣传包括演讲、报告、大会等。形象宣传包括戏剧、歌曲、画报、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在教育过程中还巧妙地发挥了反面教育的作用。对那些宣传三四次不去参加红军的群众，宣传队便启动“耻笑队”去取笑他，使他孤立起来、自惭形秽。另外，在扩红运动中创造了许多朗朗上口、富有生活气息的歌谣。诸如“地主欠我钱、富农不相连、中农跟我走、月月八块钱”这样言简意明、通俗易懂的口号举不胜举。
4．寓思想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之中。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众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在识字运动中，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标语、口号为识字教材，以达到识字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功效。《工农兵三字经》这篇教材的开头就写道：“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识字课本《造福》一文的内容是：“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泥匠自己没有屋，裁缝穿着破衣服。”这些成人教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昏庸、腐朽和黑暗，反映了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悲惨生活，提出了工农兵只有团结起来，努力革命，才有出路。同时，充分发挥群众戏剧和文娱宣传的作用，在工农剧社和俱乐部的带动下，苏区的群众几乎人人都会唱当时流行的红色歌曲。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11］P165
四、几点启示
1．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战场”，取得了“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这固然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10］P202毛泽东的这句话道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中的作用。当年中央苏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基本的经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准确，即服务和服从战争，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务和服从于这一工作大局，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和落脚点，因此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科学观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和主要内容。
2．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教育对象出发，科学确定教育目标，合理选择教育内容和方法。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和内容的前提，也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保证。中央苏区时期，党从中心任务出发，根据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分别确立不同的教育目标和任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红军宣传员找群众谈话首先要放下官架子，要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不能讲一大篇。我军政工巨匠罗荣桓后来强调说：“连队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实事求是，基本教育应有充分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够领会讲起。”［12］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要求教育者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原则要求，从教育对象的实际出发，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掌握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3．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从一些细小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群众谋福利办实事，通过这些点点滴滴，来树立党和政府的形象，来教育和影响周围的群众。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取得实效必须以为民办实事为支撑点。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一幅热心肠，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通过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使群众从所得实惠中感受出党的温暖和关怀，从而增强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心。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仅靠一幅伶牙俐齿去空洞说教，或只说不做，时间久了，就会丧失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这样的教育是收不到任何效果的。
4．思想政治教育要寓教于乐，注重隐性教育。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战争、生产、生活、学习结合起来。例如，早晚点名讲话时士兵要呼政治口号；文化课结合政治内容来进行教学；扫盲活动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规定每人每天认识五六个字，每天记一条标语，等等。“综合影响”与“渐次发展”规律是人的思想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寓教于乐，寓教于文，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休闲之中，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当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现代传媒技术的遍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丰富，影响人们思想形成的因素越来越多。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扩大和寻找新的教育载体，进一步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中去，形成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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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