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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其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斗争经验的丰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现实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和辉煌时期。为适应党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重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在1938年9月到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为了全面、立体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内涵和政治意义，必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及条件进行多角度的综合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体现中国的特点及特性，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与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做出重大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14-0054-02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是指要把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具体环境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结合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并在革命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发展。
（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占据重要地位，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一，也是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变化和发展的。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科学分析了当时欧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具体情况后，就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必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世界形势也不断的发生微妙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即帝国时代到来。针对这种变化，列宁经过细致研究，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发展、创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他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这实际上指出了在那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带有浓厚封建性残余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一起完成反对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完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也证明了这些，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发动了十月革命，并成功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使广大人民能够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原理，使它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符合中国的表达方式，跟上中国的发展脉搏，毛泽东对它进行了转换、发展和创新。抗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科学分析社会矛盾变化、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的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系统的阐述和总结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他指出：“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它既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相同，也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一样”，“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更重要的是指出：“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同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正确论断的基础上，也系统化的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纲领、发展方向、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同盟军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所惯用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这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以中国化的存在形式。
（二）群众观点具体化为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主人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帝王将相、英雄伟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思想。恩格斯晚年，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点阐述了群众史观的能动的方面。他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列宁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普通个人的作用。他说：“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毛泽东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观点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基本精神。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讲到我军的宗旨时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讲到党的作风时，他又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三）党的建设理论具体化为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指出：”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针对党的建设，抗战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建党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党建理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目标，并把此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党的思想建设上，要求着重在思想上建党，抗战时期， 党员人数由1937年抗战前的4万，到1940年达到80万，到抗战结束时达120多万。而党在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所发展的党员，仍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此时，党的建设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新情况，加強党的思想建设，并全面提高党员素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要求全党：“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实际斗争中来。” 在党的政治建设上，要求必须使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抗战初期，针对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毛泽东领导全党着重反对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同时防止“右”的倾向，以实现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当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尤其是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抬头成为主要危险时，党又及时地把重点转向反对右倾，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指导方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我们党坚决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同各种违反这个原则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和建设。如1940年3月6日，首次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作风，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正因为如此，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5]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年版。
[6] 何萍、李维武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14-0054-02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是指要把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具体环境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结合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并在革命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发展。
（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占据重要地位，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一，也是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变化和发展的。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科学分析了当时欧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具体情况后，就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必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向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世界形势也不断的发生微妙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即帝国时代到来。针对这种变化，列宁经过细致研究，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发展、创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他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这实际上指出了在那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带有浓厚封建性残余的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一起完成反对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完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也证明了这些，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成功的发动了十月革命，并成功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使广大人民能够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原理，使它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符合中国的表达方式，跟上中国的发展脉搏，毛泽东对它进行了转换、发展和创新。抗战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科学分析社会矛盾变化、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的时代特点的基础上，系统的阐述和总结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他指出：“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它既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相同，也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一样”，“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更重要的是指出：“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同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正确论断的基础上，也系统化的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纲领、发展方向、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同盟军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这是典型的中国人所惯用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这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以中国化的存在形式。
（二）群众观点具体化为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主人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是帝王将相、英雄伟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思想。恩格斯晚年，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重点阐述了群众史观的能动的方面。他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列宁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普通个人的作用。他说：“随着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來。”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毛泽东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观点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基本精神。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在讲到我军的宗旨时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讲到党的作风时，他又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还进一步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三）党的建设理论具体化为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十月革命后，列宁指出：”在我国，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针对党的建设，抗战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建党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党建理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目标，并把此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党的思想建设上，要求着重在思想上建党，抗战时期， 党员人数由1937年抗战前的4万，到1940年达到80万，到抗战结束时达120多万。而党在农村开辟抗日根据地，所发展的党员，仍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此时，党的建设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新情况，加強党的思想建设，并全面提高党员素质，以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要求全党：“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实际斗争中来。” 在党的政治建设上，要求必须使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抗战初期，针对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毛泽东领导全党着重反对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同时防止“右”的倾向，以实现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当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尤其是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抬头成为主要危险时，党又及时地把重点转向反对右倾，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指导方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我们党坚决贯彻执行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同各种违反这个原则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抗日民主政权的组织和建设。如1940年3月6日，首次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作风，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正因为如此，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5]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年版。
[6] 何萍、李维武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