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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王朝的捺钵制度是以辽代统治者为中心、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巡守制度和游幸活动，终辽之世，实行不辍。这一制度对后世的金、元、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辽代；捺钵；游猎
一、捺钵活动的主要内容
辽朝的捺钵制度将一年分为春水、秋山、坐夏、坐冬四个阶段，因此又被称为春夏秋冬四时捺钵。辽朝皇帝四季会驻扎在不同的地点，进行不同的活动。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辽史》都有详尽的记述。
（一）春捺钵
春捺钵又被称为“春水”，春水既是春捺钵所临之水，又是春捺钵的代称。景宗和圣宗之际，主要在长泺、延芳淀、鸳鸯泺，兴宗及以后诸帝，主要在鸭子河泺、鱼儿泺、长春河及鸳鸯泺，期间主要活动是凿冰钓鱼、捕天鹅和猎杀大雁。《辽史·营卫志中》记载：“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弋獵网钩，春尽乃还。”[1]除了钓鱼、捕鹅外，春捺钵还有一项活动就是接受女真等属国、属部酋长的朝觐。
（二）夏捺钵
辽代夏捺体主要有两个地点，一处是永安山，一处是炭山。主要活动是避暑纳凉，暇日游猎。另外还有告庙、谒庙、举行丧葬仪式、祭山、射柳等。夏捺钵期间，要举行军政会议，契丹北面官系统下的大小臣僚及部分南面官要随驾扈从，与辽朝皇帝筹谋军政大事。此外辽帝还经常在夏捺钵行宫接见日本、高丽、西夏、北宋等国通聘使节。
（三）秋捺钵
秋捺钵之地通称秋山，秋捺钵活动被称为“如秋山”。辽帝秋山射猎，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从驾人员一律穿着特制的秋山礼服，饰以熊、鹿、山林等图案。行猎前，要祭祀麋鹿神，猎获后，要举行宴会，饮菊花酒。
（四）冬捺钵
冬捺钵少则两三月，多则四个月，是四时捺钵中皇帝停留时间最长的。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是校猎讲武，训练军队；二是与南北大臣会议国事；三是接受宋朝及诸国礼贡。
二、四时捺钵对后世的影响
（一）捺钵文化对金朝的影响
金灭辽以后，延续了辽代春水秋山、冬夏捺钵的生活方式。《大金国志》载：“皇统三年七月，主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殇，冬夏捺钵。”[2]《大金国志校正》记载：“金国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海陵迁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时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2]《金史·梁襄传》不仅提到金国皇帝的捺钵活动，还指出了夏捺钵的具体地点：“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不惮勤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3]傅乐焕先生在《辽史丛考》中，对辽朝和金朝的捺钵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辽居留之时期长，金居留之时间短，辽之行动复杂，金之行动简单。尤重要者，辽以捺钵为经常，故政治中心在于此，金则全出嬉游，无关政治也。”[4]
（二）捺钵文化对元朝的影响
蒙古族崛起于大漠草原，其风俗仪制深受辽金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设立了四大斡耳朵（蒙古语，意为宫帐、宫殿），作为蒙古大汗春夏秋冬四季移住之所。历代大汗都承袭了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制度：“元初起塞外，无城郭宫室，故袭辽氏，名大帐所屯，曰斡耳朵，因以后妃分隶焉，历世相传。”[5]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统治中心由漠北移到了中原地区。“皇朝自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设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游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事之法也。”[6]从生理上说，元朝诸帝多生长在漠北草原，不习惯中原汉地的暑热气候，赶赴上都避暑也是奔走的重要原因。“巡幸上都，避暑与朔。”[7]据明叶子奇《草木子》记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予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岁以为常。”[8]“车驾四月内幸上都……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9]
（三）捺钵文化对清朝的影响
辽代的捺钵文化不仅影响了金、元两代，对两世之后的清王朝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清朝源于金朝，故清代帝王也沿袭了辽金的捺钵习俗。清代在入关前的天命四年（1619年），就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多处围场，将围猎作为军队训练的一种特别形式，每年举行一定规模的围猎活动。康熙平定准格尔以后，在漠南草原又建立了木兰围场，一方面向东巡视黑、吉、辽三省，拜谒祖宗陵寝；另一方面向北巡狩蒙古草原，行围习武扶绥蒙古各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巡幸塞外四十八次，主要驻地就是木兰围场。清初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向世人证明了捺钵文化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蒙古各部的控制，康熙四十二年又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庄，作为清廷夏季办公的固定场所，其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在这里既处理国家大政，也接见其他民族来朝使臣和外国使节，这些形式和内容都让我们看到了捺钵文化的影子。傅乐焕在《辽史丛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对清代捺钵文化作了概括性的阐述：“四时捺钵不仅为辽一代之制，金元两朝焉行不衰，迤于满清，热河避暑，木兰秋狝……似亦为此制之遗风。盖同起塞北，生活之方式相似，其习俗行动亦近也。”[4]
杨淑敏
1965年生，女，赤峰博物馆研究员，历史学学士，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傅乐焕.辽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魏源.元史新编[M].上海：大光书局，1936.
[6]苏天爵.元文类[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7]周南瑞.天下同文集[EB/OL]（2010-04-12）[2021-01-20].http：//skqs.guoxuedashi. com/wen_2824u/62573.html.
[8]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熊梦龙.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关键词：辽代；捺钵；游猎
一、捺钵活动的主要内容
辽朝的捺钵制度将一年分为春水、秋山、坐夏、坐冬四个阶段，因此又被称为春夏秋冬四时捺钵。辽朝皇帝四季会驻扎在不同的地点，进行不同的活动。关于四时捺钵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辽史》都有详尽的记述。
（一）春捺钵
春捺钵又被称为“春水”，春水既是春捺钵所临之水，又是春捺钵的代称。景宗和圣宗之际，主要在长泺、延芳淀、鸳鸯泺，兴宗及以后诸帝，主要在鸭子河泺、鱼儿泺、长春河及鸳鸯泺，期间主要活动是凿冰钓鱼、捕天鹅和猎杀大雁。《辽史·营卫志中》记载：“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弋獵网钩，春尽乃还。”[1]除了钓鱼、捕鹅外，春捺钵还有一项活动就是接受女真等属国、属部酋长的朝觐。
（二）夏捺钵
辽代夏捺体主要有两个地点，一处是永安山，一处是炭山。主要活动是避暑纳凉，暇日游猎。另外还有告庙、谒庙、举行丧葬仪式、祭山、射柳等。夏捺钵期间，要举行军政会议，契丹北面官系统下的大小臣僚及部分南面官要随驾扈从，与辽朝皇帝筹谋军政大事。此外辽帝还经常在夏捺钵行宫接见日本、高丽、西夏、北宋等国通聘使节。
（三）秋捺钵
秋捺钵之地通称秋山，秋捺钵活动被称为“如秋山”。辽帝秋山射猎，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从驾人员一律穿着特制的秋山礼服，饰以熊、鹿、山林等图案。行猎前，要祭祀麋鹿神，猎获后，要举行宴会，饮菊花酒。
（四）冬捺钵
冬捺钵少则两三月，多则四个月，是四时捺钵中皇帝停留时间最长的。活动主要有三项：一是校猎讲武，训练军队；二是与南北大臣会议国事；三是接受宋朝及诸国礼贡。
二、四时捺钵对后世的影响
（一）捺钵文化对金朝的影响
金灭辽以后，延续了辽代春水秋山、冬夏捺钵的生活方式。《大金国志》载：“皇统三年七月，主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殇，冬夏捺钵。”[2]《大金国志校正》记载：“金国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海陵迁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时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2]《金史·梁襄传》不仅提到金国皇帝的捺钵活动，还指出了夏捺钵的具体地点：“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不惮勤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3]傅乐焕先生在《辽史丛考》中，对辽朝和金朝的捺钵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辽居留之时期长，金居留之时间短，辽之行动复杂，金之行动简单。尤重要者，辽以捺钵为经常，故政治中心在于此，金则全出嬉游，无关政治也。”[4]
（二）捺钵文化对元朝的影响
蒙古族崛起于大漠草原，其风俗仪制深受辽金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就设立了四大斡耳朵（蒙古语，意为宫帐、宫殿），作为蒙古大汗春夏秋冬四季移住之所。历代大汗都承袭了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制度：“元初起塞外，无城郭宫室，故袭辽氏，名大帐所屯，曰斡耳朵，因以后妃分隶焉，历世相传。”[5]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统治中心由漠北移到了中原地区。“皇朝自建国之初，四征不庭，靡暇安处。世祖皇帝定两都以受朝贡，备万乘以息勤劳，次设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游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此安不忘危，贻子孙万事之法也。”[6]从生理上说，元朝诸帝多生长在漠北草原，不习惯中原汉地的暑热气候，赶赴上都避暑也是奔走的重要原因。“巡幸上都，避暑与朔。”[7]据明叶子奇《草木子》记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予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岁以为常。”[8]“车驾四月内幸上都……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9]
（三）捺钵文化对清朝的影响
辽代的捺钵文化不仅影响了金、元两代，对两世之后的清王朝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清朝源于金朝，故清代帝王也沿袭了辽金的捺钵习俗。清代在入关前的天命四年（1619年），就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多处围场，将围猎作为军队训练的一种特别形式，每年举行一定规模的围猎活动。康熙平定准格尔以后，在漠南草原又建立了木兰围场，一方面向东巡视黑、吉、辽三省，拜谒祖宗陵寝；另一方面向北巡狩蒙古草原，行围习武扶绥蒙古各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巡幸塞外四十八次，主要驻地就是木兰围场。清初的统治者在政治实践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向世人证明了捺钵文化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蒙古各部的控制，康熙四十二年又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庄，作为清廷夏季办公的固定场所，其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避暑山庄度过的，在这里既处理国家大政，也接见其他民族来朝使臣和外国使节，这些形式和内容都让我们看到了捺钵文化的影子。傅乐焕在《辽史丛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对清代捺钵文化作了概括性的阐述：“四时捺钵不仅为辽一代之制，金元两朝焉行不衰，迤于满清，热河避暑，木兰秋狝……似亦为此制之遗风。盖同起塞北，生活之方式相似，其习俗行动亦近也。”[4]
杨淑敏
1965年生，女，赤峰博物馆研究员，历史学学士，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傅乐焕.辽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魏源.元史新编[M].上海：大光书局，1936.
[6]苏天爵.元文类[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7]周南瑞.天下同文集[EB/OL]（2010-04-12）[2021-01-20].http：//skqs.guoxuedashi. com/wen_2824u/62573.html.
[8]叶子奇.草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熊梦龙.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