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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7日，我妈妈熊天荆还差3个月就要满83周岁时，突然去世了。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她说昨晚胃疼，吃了许多药也没有用，还感到胸闷。我和我爱人曾晓前联系到她患有冠心病和由于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非常劳累的情况，马上就想到，可能是她的心脏出了毛病。由于我有重要外事活动，即由我爱人陪同送妈妈去住院。下午1点多我回到家，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当我下午两点赶到医院时，妈妈已不能自主心跳和呼吸了。医院告诉我们，妈妈致死的原因是心脏爆裂。
按照妈妈生前的意愿，遗体交有关部门解剖研究用。
妈妈在那样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活到83岁，也算是高寿了。但她走得是那么突然，妈妈和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心里十分难过和悲痛。
妈妈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她的人生升华到了高层
妈妈出生在一个破落官僚家庭，外祖母尹翔风可能是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子，不仅女工、字画水平高，而且亲自办新学，放小脚，也给妈妈放了脚。在外祖母的影响下，妈妈先在南京上中学，又在上海上火学。她从1920年开始就投入了“学潮”，1923年被选入上海市学联。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放弃了安稳做遗少的生活，而选择了一条解放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充满风险的道路。1926年至1927年，她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特别是在第三次暴动中，她作为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分队长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她与另外一名男同志孟超到上海天通庵车站附近，撬了一段铁轨，破坏了信号扬旗，阻止了军阀部队从铁路进入上海。“三暴”胜利后，她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在嘉兴农村躲避追捕，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坐在轮船的舱底去了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苏联，后又被派到远东海参崴煤矿工作。当祖国需要一批干部回国抗日时。她毅然放下了在苏联生下的两个女儿，回国搞地下工作，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任党团书记。不久，地下组织被破坏，她被捕入狱，她在狱中患了肺病，大口吐血，仍然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西安事变后，她和夏之栩、王根英经党中央派来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认领首先出狱后，便立即投入营救工作，使仍在押的难友(包括陶铸、钱瑛、肖桂昌等一大批人)分批出狱。后来，她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完全是在敌人严密包围和监视下生活。
1939年生了我以后，由于组织上照顾，妈妈带着我撤回延安，生活更是极其艰苦。再加上我弟弟夭折，妹妹胎死腹中，给我妈妈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极大损害，致使我妈妈1942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病15个月之久，其间曾数次病危，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妈妈才奇迹般地病愈出院。
出院后，她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并任边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行军，我父亲伍云甫同志在上海作为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妈妈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一人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
1948年春，她到石家庄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工业合作组组长，总算是与在石家庄附近西柏坡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兼任解总秘书长的我父亲会合了。同年秋，她又被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她任内五区区委书记，不久她又调到内务部(后改成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辞世。
妈妈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她的人生升华到了高层。
妈妈从党的利益和国家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坚守革命到底的信念
1933年5月20日，妈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敌人进房以前，她机警地处理了党内文件，并发出警号，通知其他同志转移。被捕后，她原来的丈夫变节，声明不再干共产党了，而我妈妈宁愿脱离夫妻关系也不自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未吐任何口供，毅然进入牢房。从个人生活来讲这是她的悲剧，从革命生涯来讲凸显了她的高风亮节。
1948年夏天，我们全家终于团圆了，在这一年末，开始了平津战役。在这之前，妈妈受命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参加接收北平的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爸爸在西柏坡，妈妈在石家庄。我跟着其他同志的汽车去石家庄送我妈妈上前方。那天晚上妈妈紧紧地抱着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英姿飒爽地走了。进入新中国的时候，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充实、满足的，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各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在工作中和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批判，她都能从党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正确地对待，仍然坚守革命到底的信念。“文革”中我们全家都受到冲击：我爱人是“杨尚昆死党”曾三同志的女儿；我二姐伍绍云，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找回来的，被说成是苏修派来与我妈妈接头的特务；我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1969年春夏之交，除了我爸爸瘫痪在家外，我们都要去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战场一样，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文革”对我妈妈的打击是最大的了。一开始说她是“三反分子”，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因为是老革命、高级干部)、“叛徒”(因为进过国民党的监狱)、“苏修特务”(因为在苏联学习过)、“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有人揭发她骂过江青)。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污辱。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大概除了没有把她关进监狱外，什么罪都让她受过了。但她还是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中夹带字条，传递信息。
我爸爸此时也受到很大冲击，尽管他已重病在身，右半身瘫痪了，仍被抄家十多次，连地板底下都要搜查到，专案组的人还时不时地到家里来批斗他，致使他1969年7月仅65岁时就被迫害致死。当爸爸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全家其他人员都分别在各自的干校。待我们冲破重重阻力赶回来时，他已全身瘫痪，讲不出话来了。我们想尽办法救治父亲，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挽救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1969年7月25日上午9点多，我和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最爱的亲人——这个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无私、最英勇、最高尚的共产党员死去。当时我们都表现得非常镇静，就像目送一位战友出征一样。回到家里，我翻到了我爸爸犯病前三天即7月8日用左手写 的两页纸，其中写到：“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字是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看了这份东西，我真是禁不住嚎啕大哭了，妈妈也大哭起来。不久后董必武同志的夫人何莲芝妈妈来看望妈妈，妈妈悲怆地说了一句：“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会像失去我弟弟那样哭疯了，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又给她带来新的麻烦。但她挺住了，很快恢复了常态。办完丧事后，我们全家人又准备各奔各自的干校。临行前，妈妈清理了她和爸爸一生的积蓄，一共有2万多元。按照爸爸生前的嘱咐，他遗留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他们工资收入的比例，算在我爸爸名下应当是1．5万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妈妈就交了2万元。那时，妈妈还属于专政对象，一个月发20元生活费，我们家里除了一台北京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他奢侈物品。2万元，是靠妈妈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
1978年6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而负重伤，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而她说，他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没有什么用。这就是一个高尚妈妈的情怀，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时所作的很自然的选择。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级别时，与爸爸一样，她主动地要求降低一级。有一次，我偶然遇见我并不认识的、自称是妈妈在内务部当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熊大姐真是个好人哪!那时你家住在东城，熊大姐每天坐公共汽车到西城的机关上班。有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想用他坐的小汽车带她走，都被她拒绝了。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要到贫困的老区井冈山，省委要派汽车送她去，她不坐，一定要自己买票坐长途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生活条件差，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陈老对我讲时眼里含着泪花。
妈妈对亲情与大义分得极清楚。她对周围同志和广大群众也充满了爱
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在我父母的孙子辈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爱人为了向他们进行家庭传统教育，曾总结了我们家庭的特点：民主、平等、团结、和谐、亲密、温暖、朴素、正派、真诚、坦白、高尚、美好。
妈妈是一位极具母性的人，对子女十分疼爱。在延安时，我弟弟伍绍宗患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差，不治而亡，妈妈哭疯了三天，连叶剑英同志都来信安慰。对我这个唯一在她身边长大的孩子，更是倾注了深深的爱，又把这种爱延伸到我的儿子。就在她犯病前的当晚，还帮助我儿子洗了一双袜子，这件事已成了我儿子永恒的记忆。父母对我的亲昵，可能是当时条件下很少见的，以致有许多人批评我妈妈对我太溺爱了。其实我妈妈对亲情与大义是分得极清楚的，从我开始懂事起，她就教育我怎么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要热爱党，热爱人民。
我妈妈对周围的同志和广大群众也是充满了爱，她经常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志和她下乡救灾时遇到的贫苦农民。在“文革”时，一些同志，其中也包括一些接受了她的钱的同志说她“用金钱收买人心”，这是多么大的冤枉啊!但她在十年动乱之后，还是以她博大的胸怀，原谅了那些当时受到压力又不能坚持正义的同志。
妈妈1985年4月19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们尽量缩小通知的范围，劝阻一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不要来，但还是来了近千人。胡耀邦同志在我妈妈去世后的第三天得知消息，次日他就要出国访问，专门给我写了一句话：“我对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熊天荆同志谨致深切的哀悼!”杨尚昆同志自己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李伯钊同志刚刚去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4月18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你父母都是我的亲密战友，他们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愧是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坚贞战士；天荆同志堪称女中强人。值此遗体告别之际，因为精神不好，不克亲睹遗容，表达作为一个战友的哀思，深为内疚。特让绍京(尚昆同志的大儿子)代表我们全家向你、晓前表示慰问，望节哀保重。”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们从小就叫她邓妈妈，她那时已是81岁高龄了。在妈妈遗体告别前，我专门打电话给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千万不要让邓妈妈来，但邓妈妈还是来了。她带来了从西花厅住地搞来的一大束盛开的粉红色海棠花，庄重地放在我妈妈的遗体上，久久伫立，凝望着我妈妈的遗容。之后，她在休息室对与我年龄相当的叔叔、婶婶，对我姐姐、姐夫，对我和我爱人以及我们的孩子讲：“你们要继承天荆同志的遗志，向天荆同志好好学习。天荆同志的历史应该作为你们永生难忘、最亲切的教材。你们要向天荆同志一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她老人家。”类似的话，在1991年10月，我和我爱人及孩子去看望卧病的邓妈妈时，她又说起过。她说：“你们(包括我爱人)的父母都是我党的优秀同志，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这种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他们的品德很值得宣扬。”
按照妈妈生前的意愿，遗体交有关部门解剖研究用。
妈妈在那样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活到83岁，也算是高寿了。但她走得是那么突然，妈妈和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心里十分难过和悲痛。
妈妈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她的人生升华到了高层
妈妈出生在一个破落官僚家庭，外祖母尹翔风可能是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子，不仅女工、字画水平高，而且亲自办新学，放小脚，也给妈妈放了脚。在外祖母的影响下，妈妈先在南京上中学，又在上海上火学。她从1920年开始就投入了“学潮”，1923年被选入上海市学联。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放弃了安稳做遗少的生活，而选择了一条解放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充满风险的道路。1926年至1927年，她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特别是在第三次暴动中，她作为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分队长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她与另外一名男同志孟超到上海天通庵车站附近，撬了一段铁轨，破坏了信号扬旗，阻止了军阀部队从铁路进入上海。“三暴”胜利后，她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在嘉兴农村躲避追捕，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坐在轮船的舱底去了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苏联，后又被派到远东海参崴煤矿工作。当祖国需要一批干部回国抗日时。她毅然放下了在苏联生下的两个女儿，回国搞地下工作，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任党团书记。不久，地下组织被破坏，她被捕入狱，她在狱中患了肺病，大口吐血，仍然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西安事变后，她和夏之栩、王根英经党中央派来的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认领首先出狱后，便立即投入营救工作，使仍在押的难友(包括陶铸、钱瑛、肖桂昌等一大批人)分批出狱。后来，她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完全是在敌人严密包围和监视下生活。
1939年生了我以后，由于组织上照顾，妈妈带着我撤回延安，生活更是极其艰苦。再加上我弟弟夭折，妹妹胎死腹中，给我妈妈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极大损害，致使我妈妈1942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病15个月之久，其间曾数次病危，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妈妈才奇迹般地病愈出院。
出院后，她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并任边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行军，我父亲伍云甫同志在上海作为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妈妈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一人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
1948年春，她到石家庄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工业合作组组长，总算是与在石家庄附近西柏坡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兼任解总秘书长的我父亲会合了。同年秋，她又被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她任内五区区委书记，不久她又调到内务部(后改成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辞世。
妈妈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她的人生升华到了高层。
妈妈从党的利益和国家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坚守革命到底的信念
1933年5月20日，妈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敌人进房以前，她机警地处理了党内文件，并发出警号，通知其他同志转移。被捕后，她原来的丈夫变节，声明不再干共产党了，而我妈妈宁愿脱离夫妻关系也不自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未吐任何口供，毅然进入牢房。从个人生活来讲这是她的悲剧，从革命生涯来讲凸显了她的高风亮节。
1948年夏天，我们全家终于团圆了，在这一年末，开始了平津战役。在这之前，妈妈受命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参加接收北平的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爸爸在西柏坡，妈妈在石家庄。我跟着其他同志的汽车去石家庄送我妈妈上前方。那天晚上妈妈紧紧地抱着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英姿飒爽地走了。进入新中国的时候，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充实、满足的，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各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在工作中和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批判，她都能从党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正确地对待，仍然坚守革命到底的信念。“文革”中我们全家都受到冲击：我爱人是“杨尚昆死党”曾三同志的女儿；我二姐伍绍云，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找回来的，被说成是苏修派来与我妈妈接头的特务；我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1969年春夏之交，除了我爸爸瘫痪在家外，我们都要去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战场一样，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文革”对我妈妈的打击是最大的了。一开始说她是“三反分子”，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因为是老革命、高级干部)、“叛徒”(因为进过国民党的监狱)、“苏修特务”(因为在苏联学习过)、“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有人揭发她骂过江青)。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污辱。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大概除了没有把她关进监狱外，什么罪都让她受过了。但她还是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中夹带字条，传递信息。
我爸爸此时也受到很大冲击，尽管他已重病在身，右半身瘫痪了，仍被抄家十多次，连地板底下都要搜查到，专案组的人还时不时地到家里来批斗他，致使他1969年7月仅65岁时就被迫害致死。当爸爸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全家其他人员都分别在各自的干校。待我们冲破重重阻力赶回来时，他已全身瘫痪，讲不出话来了。我们想尽办法救治父亲，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挽救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1969年7月25日上午9点多，我和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最爱的亲人——这个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无私、最英勇、最高尚的共产党员死去。当时我们都表现得非常镇静，就像目送一位战友出征一样。回到家里，我翻到了我爸爸犯病前三天即7月8日用左手写 的两页纸，其中写到：“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字是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看了这份东西，我真是禁不住嚎啕大哭了，妈妈也大哭起来。不久后董必武同志的夫人何莲芝妈妈来看望妈妈，妈妈悲怆地说了一句：“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会像失去我弟弟那样哭疯了，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又给她带来新的麻烦。但她挺住了，很快恢复了常态。办完丧事后，我们全家人又准备各奔各自的干校。临行前，妈妈清理了她和爸爸一生的积蓄，一共有2万多元。按照爸爸生前的嘱咐，他遗留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他们工资收入的比例，算在我爸爸名下应当是1．5万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妈妈就交了2万元。那时，妈妈还属于专政对象，一个月发20元生活费，我们家里除了一台北京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他奢侈物品。2万元，是靠妈妈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
1978年6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而负重伤，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而她说，他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没有什么用。这就是一个高尚妈妈的情怀，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时所作的很自然的选择。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级别时，与爸爸一样，她主动地要求降低一级。有一次，我偶然遇见我并不认识的、自称是妈妈在内务部当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熊大姐真是个好人哪!那时你家住在东城，熊大姐每天坐公共汽车到西城的机关上班。有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想用他坐的小汽车带她走，都被她拒绝了。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要到贫困的老区井冈山，省委要派汽车送她去，她不坐，一定要自己买票坐长途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生活条件差，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陈老对我讲时眼里含着泪花。
妈妈对亲情与大义分得极清楚。她对周围同志和广大群众也充满了爱
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在我父母的孙子辈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爱人为了向他们进行家庭传统教育，曾总结了我们家庭的特点：民主、平等、团结、和谐、亲密、温暖、朴素、正派、真诚、坦白、高尚、美好。
妈妈是一位极具母性的人，对子女十分疼爱。在延安时，我弟弟伍绍宗患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差，不治而亡，妈妈哭疯了三天，连叶剑英同志都来信安慰。对我这个唯一在她身边长大的孩子，更是倾注了深深的爱，又把这种爱延伸到我的儿子。就在她犯病前的当晚，还帮助我儿子洗了一双袜子，这件事已成了我儿子永恒的记忆。父母对我的亲昵，可能是当时条件下很少见的，以致有许多人批评我妈妈对我太溺爱了。其实我妈妈对亲情与大义是分得极清楚的，从我开始懂事起，她就教育我怎么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要热爱党，热爱人民。
我妈妈对周围的同志和广大群众也是充满了爱，她经常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志和她下乡救灾时遇到的贫苦农民。在“文革”时，一些同志，其中也包括一些接受了她的钱的同志说她“用金钱收买人心”，这是多么大的冤枉啊!但她在十年动乱之后，还是以她博大的胸怀，原谅了那些当时受到压力又不能坚持正义的同志。
妈妈1985年4月19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们尽量缩小通知的范围，劝阻一些年高体弱的老同志不要来，但还是来了近千人。胡耀邦同志在我妈妈去世后的第三天得知消息，次日他就要出国访问，专门给我写了一句话：“我对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熊天荆同志谨致深切的哀悼!”杨尚昆同志自己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李伯钊同志刚刚去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在4月18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你父母都是我的亲密战友，他们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愧是坚强的共产党员和坚贞战士；天荆同志堪称女中强人。值此遗体告别之际，因为精神不好，不克亲睹遗容，表达作为一个战友的哀思，深为内疚。特让绍京(尚昆同志的大儿子)代表我们全家向你、晓前表示慰问，望节哀保重。”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们从小就叫她邓妈妈，她那时已是81岁高龄了。在妈妈遗体告别前，我专门打电话给她的秘书赵炜同志，千万不要让邓妈妈来，但邓妈妈还是来了。她带来了从西花厅住地搞来的一大束盛开的粉红色海棠花，庄重地放在我妈妈的遗体上，久久伫立，凝望着我妈妈的遗容。之后，她在休息室对与我年龄相当的叔叔、婶婶，对我姐姐、姐夫，对我和我爱人以及我们的孩子讲：“你们要继承天荆同志的遗志，向天荆同志好好学习。天荆同志的历史应该作为你们永生难忘、最亲切的教材。你们要向天荆同志一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她老人家。”类似的话，在1991年10月，我和我爱人及孩子去看望卧病的邓妈妈时，她又说起过。她说：“你们(包括我爱人)的父母都是我党的优秀同志，他们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长期在党的机关工作，这种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他们的品德很值得宣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