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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新，一个善于思索的作家，以其军旅小说在文坛崛起。伴随其小说体裁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的成长过程，周大新的小说视野也随之从部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家不遗余力地开掘新题材，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大胆眼光，使得周大新的小说保持着长久的艺术魅力，正如评论家胡平所说：“他的小说有着浓厚的‘盆地’情结，即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的奋斗。”[1]
《银饰》便是这种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作品代表。小说以二十世纪初河南南阳的官僚和平民的两个家庭为背景，以平民女子碧兰在婚姻中的情欲煎熬为引线，叙述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爱欲悲欢。明眸皓齿、年轻秀气的碧兰夫人，自十六岁就嫁给了德高、行美、政廉闻名的河南全境“明德府”的长子王道景。她没料到丈夫他竟是一个恋物癖者和同性恋者。她“曾对婚后生活怀了多少美好的想象，她根本没料到会有差不多九年的守寡生活在等着她”。[2]王道景不履行丈夫的职责，她自抑、自残，甚至自杀过，但这都无法泯灭那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对性的渴求以及男人抚慰的欲望，她臣服于这股欲望下，随后便与善良、质朴的富恒银饰铺银匠郑少恒偷情，并对他产生了依恋。王道景无意中发现了他们的偷情，并因此要挟碧兰，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银饰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恋物癖。东窗事发后，城府极深的知府吕敬仁巧施毒计，让小银匠经常前来“明德府”打造银饰，并暗暗在饭菜中下少量砒霜，又借碧兰之手用泡过毒药的人参毒死了小银匠。老银匠为给儿子报仇，用银项圈杀死了身怀六甲的碧兰，自己随后也服毒自杀。一年后，王道景知道了事情真像，并发出“老天，你造出人是为了什么？”[3]的疑问，随后也自杀身亡。在沉重又压抑的悲剧氛围下，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主要书写对象，并侧重于展示人物灵与肉、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与搏斗。碧兰、王道景便在这内心世界的呈现中，真实又生动地展示出了他们的其人、其性。同时，读者也从他们的这冲突与搏斗中，感知到：人类啊，永远走不出那无边的黑暗困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作为文学作品的书写对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郁达夫的《沉沦》以性苦闷上升到对国家富强的呼吁；“新感觉派”以堆砌的肉体感官描写来表达现代都市男女的病态情绪；张爱玲的《金锁记》借性变态来表现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周大新的《银饰》主要是以浓重的心理描写表现人类面对“性欲”时难于摆脱煎熬与苦痛，披露出那潜藏在冰山之下的黑暗一角。
碧兰怀着恐惧但更多的是甜蜜期待的新婚之夜，却是在无奈的平静中度过，这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情，在失望中，碧兰生发出了对时间的漫漫等待，等待中夹杂痛苦，那痛苦就是她那成熟起来的身体本能地渴望男人的抚摩。这股体内的欲望如黄河绝堤般的汹涌，使得她越来越控制不住对性的盼望。按照弗洛伊德的划分，这股被称为“力比多”（libido）的原始的生命本能，叫做“本我”，它会无条件地按照“快乐原则”来行动，它没有道德是非和时空限制，无所顾忌地寻求本能需要的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心理刺激的彻底消除。[4]一开始碧兰并没有为她的“力比多”去寻找投射的对象，而是把这种心理视为“不知羞耻”，并为自己的欲求感到脸红，她拼命地想压制这样的念头。但自我乃至超我不时出现，这使得力必多的释放亏缩于心灵一隅，它像蜷缩在黑暗一角的蛇，时而不时地抬起头来，在心灵的昏暗中静静地寻找着攻击之点。
“自我”从非理性的“本我”中分化出来，代表了人格中理智和意识的部分，其行为准则是“现实原则”，它根据现实条件和客观环境来调整本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不造成更大痛苦的前提下满足本我的需要。“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5]。“超我常被描述为社会伦理规范的代表，是在父母管理不懂事的孩子时形成的，往往以‘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要改正’，‘你不能说没有礼貌的话’等内化了语言表达”[6]。“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代表了儿童时期所认同的双亲或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标准，用自我理想来确立行为目标，用良心来监督行为过程，使自我摆脱本我的纠缠，按照社会规范和要求活动。在小说《银饰》中，我们可以时而不时地看到“自我”的影子，有时它甚至就干脆走上前台，在碧兰的大脑里恣意地伸展自己的腿脚，妄图来主宰她的身心和行动，逼得自我想尽办法用布带、细绳乃至艰苦劳动来自抑、自残，甚至想到了用自杀来泯灭这股欲望。自我便在本我的驱使、超我的谴责、现实的限制的夹缝陷入“一仆三主”的人格困境。当这一切都无法抑制那蠢蠢欲动的本我时，本我便联合自我，向超我发起了进攻，让自我抛弃它所认为的崇高的道德“超我”，例如：“对压在头顶的那团耻辱佯作不见”，“向这种欲望投降”[7]，“她要用不贞来回报吕道景对自己的折磨，她要放纵自己的欲望”[8]。在本我的要求下，碧兰主动去接近富恒银饰铺的小银匠，在此，本我的势力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本我便在这暂时的愉快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愉，生命的势力也在瞬间得到了绽放。偷情被丈夫王道景发现后，碧兰内心被压制的那团耻辱感正在迅速地变重，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时，本我偃旗息鼓，竖起了免战牌，让自我有了一个休息的机会，于是自我便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她静静地绣花、默默地散步、早早地躺下，希冀从此做一个无欲无念的女人。日子于是便在这平静的湖面悄悄地延伸，没有想到的是，这表面的平静孕育的却是巨浪滔天。在本我巨大力量的压迫下，自我又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了，例如：银簪子在脚腕划血印、用细毛伸进咽喉这样的自残，可这样的惨烈图景除了带来肉体上的伤害外，对于本我的抑制一点也无事无补，“说得更直接一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相容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于是，自我又一次的束手无策了，它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向这股欲望投降。
在这场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中，我们看到碧兰显得是那样的弱小与无力，尽管生机盎然，但最终却逃脱不了令人心酸的结局。这真令人感到无奈，人类在本我、自我、超我面前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而是被欲望之海一次又一次侵蚀着理性的精神之堤，以至酿成一幕幕的悲剧。这种悲剧或许还有可能在我们生活的舞台继续上演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通过《银饰》揭开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无奈一角，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观照人性的独特视角，也奏响了一曲黑暗的悲歌。也正是由于这种人性悲剧，才被名导演黄健中选中，把它改编成同名影片，第一次在银幕上大胆地表现人物的异装癖、恋物癖等变态心理，成为了2005年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悲情电影。
参考文献
[1][2][3][7][8]分别见周大新《银饰》 81、42、77、50、47，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4]尹鸿.弗洛伊德与他的精神分析学（上）[DB/OL]银海网
[5]弗洛伊德. 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2页
[6]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M].三联书店,第69页
《银饰》便是这种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作品代表。小说以二十世纪初河南南阳的官僚和平民的两个家庭为背景，以平民女子碧兰在婚姻中的情欲煎熬为引线，叙述了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爱欲悲欢。明眸皓齿、年轻秀气的碧兰夫人，自十六岁就嫁给了德高、行美、政廉闻名的河南全境“明德府”的长子王道景。她没料到丈夫他竟是一个恋物癖者和同性恋者。她“曾对婚后生活怀了多少美好的想象，她根本没料到会有差不多九年的守寡生活在等着她”。[2]王道景不履行丈夫的职责，她自抑、自残，甚至自杀过，但这都无法泯灭那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对性的渴求以及男人抚慰的欲望，她臣服于这股欲望下，随后便与善良、质朴的富恒银饰铺银匠郑少恒偷情，并对他产生了依恋。王道景无意中发现了他们的偷情，并因此要挟碧兰，目的是获得更多的银饰来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恋物癖。东窗事发后，城府极深的知府吕敬仁巧施毒计，让小银匠经常前来“明德府”打造银饰，并暗暗在饭菜中下少量砒霜，又借碧兰之手用泡过毒药的人参毒死了小银匠。老银匠为给儿子报仇，用银项圈杀死了身怀六甲的碧兰，自己随后也服毒自杀。一年后，王道景知道了事情真像，并发出“老天，你造出人是为了什么？”[3]的疑问，随后也自杀身亡。在沉重又压抑的悲剧氛围下，小说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主要书写对象，并侧重于展示人物灵与肉、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与搏斗。碧兰、王道景便在这内心世界的呈现中，真实又生动地展示出了他们的其人、其性。同时，读者也从他们的这冲突与搏斗中，感知到：人类啊，永远走不出那无边的黑暗困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性”作为文学作品的书写对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郁达夫的《沉沦》以性苦闷上升到对国家富强的呼吁；“新感觉派”以堆砌的肉体感官描写来表达现代都市男女的病态情绪；张爱玲的《金锁记》借性变态来表现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周大新的《银饰》主要是以浓重的心理描写表现人类面对“性欲”时难于摆脱煎熬与苦痛，披露出那潜藏在冰山之下的黑暗一角。
碧兰怀着恐惧但更多的是甜蜜期待的新婚之夜，却是在无奈的平静中度过，这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情，在失望中，碧兰生发出了对时间的漫漫等待，等待中夹杂痛苦，那痛苦就是她那成熟起来的身体本能地渴望男人的抚摩。这股体内的欲望如黄河绝堤般的汹涌，使得她越来越控制不住对性的盼望。按照弗洛伊德的划分，这股被称为“力比多”（libido）的原始的生命本能，叫做“本我”，它会无条件地按照“快乐原则”来行动，它没有道德是非和时空限制，无所顾忌地寻求本能需要的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心理刺激的彻底消除。[4]一开始碧兰并没有为她的“力比多”去寻找投射的对象，而是把这种心理视为“不知羞耻”，并为自己的欲求感到脸红，她拼命地想压制这样的念头。但自我乃至超我不时出现，这使得力必多的释放亏缩于心灵一隅，它像蜷缩在黑暗一角的蛇，时而不时地抬起头来，在心灵的昏暗中静静地寻找着攻击之点。
“自我”从非理性的“本我”中分化出来，代表了人格中理智和意识的部分，其行为准则是“现实原则”，它根据现实条件和客观环境来调整本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不造成更大痛苦的前提下满足本我的需要。“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动的主体”[5]。“超我常被描述为社会伦理规范的代表，是在父母管理不懂事的孩子时形成的，往往以‘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要改正’，‘你不能说没有礼貌的话’等内化了语言表达”[6]。“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代表了儿童时期所认同的双亲或社会的道德要求和行为标准，用自我理想来确立行为目标，用良心来监督行为过程，使自我摆脱本我的纠缠，按照社会规范和要求活动。在小说《银饰》中，我们可以时而不时地看到“自我”的影子，有时它甚至就干脆走上前台，在碧兰的大脑里恣意地伸展自己的腿脚，妄图来主宰她的身心和行动，逼得自我想尽办法用布带、细绳乃至艰苦劳动来自抑、自残，甚至想到了用自杀来泯灭这股欲望。自我便在本我的驱使、超我的谴责、现实的限制的夹缝陷入“一仆三主”的人格困境。当这一切都无法抑制那蠢蠢欲动的本我时，本我便联合自我，向超我发起了进攻，让自我抛弃它所认为的崇高的道德“超我”，例如：“对压在头顶的那团耻辱佯作不见”，“向这种欲望投降”[7]，“她要用不贞来回报吕道景对自己的折磨，她要放纵自己的欲望”[8]。在本我的要求下，碧兰主动去接近富恒银饰铺的小银匠，在此，本我的势力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本我便在这暂时的愉快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愉，生命的势力也在瞬间得到了绽放。偷情被丈夫王道景发现后，碧兰内心被压制的那团耻辱感正在迅速地变重，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时，本我偃旗息鼓，竖起了免战牌，让自我有了一个休息的机会，于是自我便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她静静地绣花、默默地散步、早早地躺下，希冀从此做一个无欲无念的女人。日子于是便在这平静的湖面悄悄地延伸，没有想到的是，这表面的平静孕育的却是巨浪滔天。在本我巨大力量的压迫下，自我又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了，例如：银簪子在脚腕划血印、用细毛伸进咽喉这样的自残，可这样的惨烈图景除了带来肉体上的伤害外，对于本我的抑制一点也无事无补，“说得更直接一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相容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于是，自我又一次的束手无策了，它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向这股欲望投降。
在这场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中，我们看到碧兰显得是那样的弱小与无力，尽管生机盎然，但最终却逃脱不了令人心酸的结局。这真令人感到无奈，人类在本我、自我、超我面前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命运，而是被欲望之海一次又一次侵蚀着理性的精神之堤，以至酿成一幕幕的悲剧。这种悲剧或许还有可能在我们生活的舞台继续上演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通过《银饰》揭开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无奈一角，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观照人性的独特视角，也奏响了一曲黑暗的悲歌。也正是由于这种人性悲剧，才被名导演黄健中选中，把它改编成同名影片，第一次在银幕上大胆地表现人物的异装癖、恋物癖等变态心理，成为了2005年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悲情电影。
参考文献
[1][2][3][7][8]分别见周大新《银饰》 81、42、77、50、47，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4]尹鸿.弗洛伊德与他的精神分析学（上）[DB/OL]银海网
[5]弗洛伊德. 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2页
[6]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M].三联书店,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