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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邓颖超告诉周秉建可以留一些伯父的遗物做纪念时，她选了伯父一件穿了20多年的老中山装和几支用过的红蓝铅笔。周秉建说，伯父其他的遗物没敢要，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走下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巴。人群当中，微白卷发的周秉建穿着一件玫红色呢子大衣与其他委员一起步入人民大会堂。与往年一样，周秉建一定会先到台湾厅留个影，因为她的伯父周恩来去世后追悼会的前夜，伯母邓颖超曾把他的骨灰放在台湾厅。所以，在台湾厅合影成了周秉建纪念伯父的一种独特方式。
周秉建曾担任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的职务，是周恩來最疼爱的小侄女，在周家同辈的六兄妹中，排行最末，家人都叫她“小六”。电影《周恩来》中有一个镜头，久卧病床的周总理，微睁双眼，嘴里喊着“小六、小六……”那个时候，周恩来心中仍然惦记着远在内蒙古大草原的周秉建。周秉建也一样，即使周恩来去世多年，她心里也依然保留着对伯父的特殊感情。
“伯父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他要求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能搞特殊，要做普通劳动者，这个教诲至今仍然影响着周家所有的后人。”周秉建说，“所以，我就是个普通人，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没有任何特权的特殊家庭
1952年10月，周秉建出生在北京。由于周恩来没有子女，所以他对待周秉建姊妹视如己出，一并抚养。“周家其实是有这个家风和传统的。”周秉建告诉记者，周家的孩子们由长辈们一起抚养，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虽然彼此之间的感情很深厚，但因为周恩来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周家人的生活跟北京普通百姓几乎一样：住在胡同里一个几家人合住的四合院中，大人们坐公交车上下班，孩子们就近入学。周秉建回忆童年时说，春天的时候，她会与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种向日葵、蓖麻；夏天就跟小伙伴们一捉迷藏、跳房子，冬天要跟着大人去副食店排队买过冬吃的大白菜和土豆。
“伯父一直希望周家人都能做普通劳动者，比如去工厂当工人、去农场当农民等。”周秉建说。等到开始上学，父母便提醒周秉建，不可以对外透露他们和伯父的亲属关系。也许，周家孩子唯一的“特权”，便是能够进到中南海的西花厅，看望伯父和伯母，有时候还可以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
周秉建还记得她第一次进西花厅的时候，父母特意嘱咐，在那里说话走路都要轻一点，不要大声喧哗，更不可以嬉戏打闹，否则会打扰伯父工作。
虽然有不少机会住在西花厅，但周秉建也很少能够跟周恩来见面或者聊天，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每次去伯父那里，也很少能够说上几句话。常常是在早饭后才看到他‘下班’，我站起来向伯父问好，他冲我点点头，便回房间休息了。”
那时周秉建虽然年纪不大，心里却很懂事，她认为能够看到伯父就已经很满足了。她知道，伯父心里装的全是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儿，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更没有时间和孩子们交流了。
一盘苦瓜的用意
周秉建原以为自己的生活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可是“文革”的到来让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1968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北京的学校普遍进入“停课闹革命”的阶段。15岁的周秉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和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怀着一腔热情，一次次地写申请、一趟趟地找学校的负责人，报名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几个月之后，周秉建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随后，她告诉了周恩来这个消息。
临行前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安排周秉建去西花厅为她践行。周秉建到的时候，周恩来办公室还亮着灯，她知道，伯父还在工作，就先去见了伯母。邓颖超特意给周秉建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同结盟的故事。
当周恩来从办公室出来见到周秉建，非常高兴，特别正式地伸出手来，像接见外宾一样，用力地和周秉建握手，热情地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听到伯父不叫我的小名而称呼我的学名。”周秉建回忆说，她瞬间感觉自己长大了。
吃晚饭的时候，除了平日的一荤一素两菜之外，这一次，饭桌上出现了一盘周秉建以前既没吃过也没有见过的青菜。周恩来指着这盘菜让周秉建尝尝，并介绍说这是苦瓜，毛主席的家乡菜，特意为她准备的。周秉建尝了一口，没吃过这么苦的菜，但还是勉强咽了下去。周恩来告诉她，“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然的话遇到困难就会发生动摇”。
一封信拯救了许多人
周秉建来到牧区之后，时常想起周恩来对自己的嘱咐，同时她也经常给他和邓颖超写信说一些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信中除了汇报自己的劳动、生活，也会谈到当地的政治运动情况。对于周秉建的来信，通常都是伯母仔细地看完之后，然后把内容告诉伯父，而回信一般由伯母完成。
周秉建哪里知道，伯父很快从她的信中发现了内蒙古“文革”运动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周秉建在信中曾经写道，她所在的生产队给知青介绍当地的情况时说，生产队里只有三户牧民是红色的，其他牧户都是黑户，都是“内人党”，连他们的孩子也是“内人党分子”。对此，她十分不能理解，大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坏人，怎么他们的孩子也都成了“内人党”？
当时，内蒙古到处都在揪“内人党”，“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是1925年10月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一个左翼政治团体，“文革”当中再次被提及，一些人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造成了当时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冤假错案。其中，有许多老党员、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迫害致死。
后来，周恩来在一次有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出席的会议上说：我从一个在牧区插队的北京女知青那里得知，内蒙古挖“内人党”都挖到蒙古包、挖到羊群里去了。周恩来还把情况反映给了毛主席，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了军管措施，才逐渐使这一错误得到有效制止。 很快，周总理的话传到内蒙古，当地的干部群众感激涕零，认为看到了曙光。人们都在议论，问题反映到中央，一定是有“明白人”给中央写信了。当时的周秉建也认为是有人专门给北京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却没有联想到自己给伯母写家信的事情。十年之后，邓颖超对周秉建的丈夫拉苏荣说起这件事情时，才特意告诉他，当时周恩来就是最先从周秉建的信中得知这个情况的。
脱掉军装，重新回到草原
牧区的条件是艰苦的，刚走出校门的周秉建和其他知青一样当上了一名新牧民，住蒙古包、学蒙古话、穿蒙古袍、骑蒙古马、干牧业活儿……当她把在草原上骑马的照片寄给西花厅的伯父伯母看时，伯父指着照片中的周秉建非常高兴地说，“我们的秉建已经成了一个草原上的姑娘”。
转眼，两年半时间过去。1970年年底，北京军区到内蒙古牧区征兵，周秉建和牧区的其他三名北京知青一起通过审核等程序，应征入伍。
第二年元旦，周秉建穿着草绿色的新军装，高高兴兴地到北京来见周恩来夫妇。那天进入西花厅时，已经是快天黑了，让周秉建十分意外的是，伯父站在里院门口的台阶上等她。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小跑到伯父面前行了军礼后，伯父拉着她的手，非常认真地说了一句让她始料不及的话，“你能不能脱掉这身军装，再回到内蒙古草原继续当牧民？”
后来周秉建才知道，伯父知道她参军后，就专门派人去部队了解她参军过程，调查是否通过正常的手续。虽然周秉建在整个征兵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或者暗示自己与伯父的这层关系，但是由于她的父亲在文革当中被关起来还没有被“解放”，所以并不适合参军。
看到一脸茫然的周秉建，周恩来温和地说，“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是广阔天地吗？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
周秉建觉得有些委屈，不过她觉得伯父说的话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回到部队后，周秉建按照伯父的要求，主动向领导递交了离开部队重新回到草原上去的申请。但部队惜才，想把她留下来。他们认为，总理工作忙，也许过几个月就会把这件事忘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周恩来办事从来是一丝不苟的。当周恩来知道周秉建仍然没有退伍后很生气，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
于是，只有三个月“军龄”的周秉建再次回到了牧区，继续当起了牧民。
周秉建依然记得，那次重返草原前，周恩来问她，“想通了吗？同志”。这时候，邓颖超在旁边提醒周秉建：你听见了吗？你伯父称你是同志！周秉建再次因为伯父对她的称呼的改变而心生感触，随着发生了很大的思想转变，并回答，想通了。“其实，真正想通了还是在回到牧区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周秉建十分坦率地说。
后来，周恩来还特意安排了时间和周秉建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叮嘱她，“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要和牧民在一起，这一点必须百分之百做到。”更让周秉建体会颇深的是，伯父还提醒她，“回去以后，（牧区）对你的照顾可能会更大，对你的歧视可能会更小，一定要防止特殊化。”听完周恩来的话，周秉建用心地点点头。“回到内蒙古之后，我就逐渐地踏实下来，心无旁骛地开始融入草原生活。特别明显的是，那段时间，语言学的也快，劳动技能提升得也快，我感觉已经完全融入到牧民当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此后，周秉建几次回京探亲过程中，细心的周恩来渐渐地从周秉建的言谈举止之中发现了她身上有了越来越多牧民的味道。1972年春节，周秉建回到北京探望周恩来。一次在西花厅共进晚餐时，周恩来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便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周秉建回答：19岁。随后，周恩来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商量的语气跟她说，“古代有个叫王昭君的远嫁匈奴的女子，过去的匈奴逐步形成了后来的蒙古族。你能不能也找一个蒙古族青年？蒙古族小伙子也挺不错的”。由于受到草原牧民们性格的影响，周秉建爽快地回答，“可以呀”。
饭桌上的一席话似乎为周秉建的终身大事敲定了方向。她也觉得自己的性格、生活习惯已经越来越像一个草原姑娘，无形之中与草原牧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
1977年，内蒙古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去朝鲜。周秉建和蒙古族青年歌手拉苏荣正好都是访问团成员。周秉建见到拉苏荣后，很自然地用蒙古语与拉苏荣交谈。事后，拉苏荣从其他访问团成员口中得知，那个讲着一口流利蒙古语的女子是敬爱的周总理的侄女，他原以为周秉建只是一个来自于牧区的女孩，因为从她身上根本看不出是北京人。
访问结束后，周秉建和拉苏荣以及访问团的朋友们经常小聚，周秉建也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来锻炼和丰富自己的蒙古语水平。两人在聚会中慢慢地加深了了解。拉苏荣的善良心地、事业心和周秉建珍重少数民族文化、美丽大方等优点让两人相知相恋。
1979年国庆节，周秉建与拉苏荣在北京结婚。他们特意去看望邓颖超，在西花厅里，拉苏荣为伯母演唱了《赞歌》、《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唱出了草原人的心声，伯母也非常高兴。同时，邓颖超也嘱咐这对新人，“你们要记住，只有事业上的甜蜜，才有生活上的甜蜜。”
幸福的周秉建聆听着伯母的祝福和教诲，同时心头也划过一丝伤痛，这个时候，距离周恩来逝世已经三年有余。
中山装和几支用过的红蓝铅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正值周秉建在内蒙古大学读书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的时候。周秉建回忆说，1月9日清晨，她就从广播上听到这个噩耗，随后又收到同学从传达室捎来的一封前一日晚上就发自北京的电报，电文只有11个字，“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回京”。
即便如此，周秉建还是想争取回北京，否则就会失去见伯父最后一面并为他最后送行的机会。经过学校领导同意，她借用学校的电话总机设备给西花厅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秘书在电话中却再次重复邓颖超交代的话，在外地的亲属一律不准回北京，并要求她一定要按照电报上的内容办。周秉建知道，不能因为私事影响正常工作和学习是伯父伯母一贯的要求，这一次也不例外。 事实上，距离学校规定的统一放假时间还有几天时间，这让周秉建焦急万分。正当周秉建既伤心又沮丧的时候，校长找到了她，一是来安慰她的情绪，二是了解周秉建的打算。周秉建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校长。随后，经校长和系主任研究，凡是进行完期末考试的院系从明天起就开始放假。周秉建终于得以在1月10日晚上赶回北京，参加了周恩来的所有悼念活动。
后来，当邓颖超告诉周秉建可以留一些伯父的遗物做纪念时，她选了伯父一件穿了20多年的老中山装和几支用过的红蓝铅笔。周秉建说，伯父其他的遗物没敢要，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故人逝去就会有各种遗憾。周秉建说，自己完全没想到伯父会得这么严重的病，走得那么快，早知道的话怎么也得多回北京几次陪一陪他。然而，当时的时局以及伯父所处的位置，让他的病情成为一种绝密，即使像周秉建这样的近亲属也知之甚少。
以一名普通人的心态参政议政
大学毕业后，周秉建继续回到牧区工作，后又调入自治区有关部门工作。直到1994年，周秉建夫妇二人才离开内蒙古，调到北京工作。
“草原就是我的家”，在内蒙古生活、工作了26年的周秉建毫不掩饰自己对草原人的感情。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几十年，生活得平淡而美满。到如今他们还保持蒙古族的习俗，见面时不是握手而是拥抱。在他们北京的家里，就像当年住蒙古包一样，经常有内蒙古来的老朋友，一起吃羊肉和喝奶茶。
周秉建说自己回北京后的生活很平常，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除了相对固定的往返于家庭和单位之间的工作，其余时间就是买菜做饭等照料家庭的事情。2009年，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上，首次出现了周秉建的名字。目前，她已经连续两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今年，周秉建关注的依旧是社会热点问题。她通过考察和调研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快建立PPP统一、规范、透明大市场的建议》。周秉建认为，国内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各自为政，各管一摊”的现象，导致市场主体良莠不齐、PPP法律体系残缺和冲突等问题。因此她建议，应当加快推进PPP立法进程并由财政部牵头PPP改革工作。
纵观周秉建的履职之路，她的提案大多围绕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问题。同时，由于在内蒙古工作生活了多年，她每年还会提交一些涉及内蒙古地区发展的提案。在这些提案中甚至常能看到她对草原生态的忧虑，体现着“老乡们”的各种呼吁和诉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就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通过两会这个平台多为群众说些话、办些事。”周秉建说，自己经常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调研、了解社会事实，积极建言献策是作为政协委员履职的基本职责。
如今已经有了孙輩的周秉建依旧朴素、和蔼，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唯一的一套住房中。事实上，在整个采访中，周秉建的确没有任何官话、套话，就如她家客厅正中一直挂着的她与伯父的合影一样，有一种平和与真诚。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们纷纷走下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巴。人群当中，微白卷发的周秉建穿着一件玫红色呢子大衣与其他委员一起步入人民大会堂。与往年一样，周秉建一定会先到台湾厅留个影，因为她的伯父周恩来去世后追悼会的前夜，伯母邓颖超曾把他的骨灰放在台湾厅。所以，在台湾厅合影成了周秉建纪念伯父的一种独特方式。
周秉建曾担任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的职务，是周恩來最疼爱的小侄女，在周家同辈的六兄妹中，排行最末，家人都叫她“小六”。电影《周恩来》中有一个镜头，久卧病床的周总理，微睁双眼，嘴里喊着“小六、小六……”那个时候，周恩来心中仍然惦记着远在内蒙古大草原的周秉建。周秉建也一样，即使周恩来去世多年，她心里也依然保留着对伯父的特殊感情。
“伯父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他要求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能搞特殊，要做普通劳动者，这个教诲至今仍然影响着周家所有的后人。”周秉建说，“所以，我就是个普通人，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没有任何特权的特殊家庭
1952年10月，周秉建出生在北京。由于周恩来没有子女，所以他对待周秉建姊妹视如己出，一并抚养。“周家其实是有这个家风和传统的。”周秉建告诉记者，周家的孩子们由长辈们一起抚养，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虽然彼此之间的感情很深厚，但因为周恩来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十分严格，所以周家人的生活跟北京普通百姓几乎一样：住在胡同里一个几家人合住的四合院中，大人们坐公交车上下班，孩子们就近入学。周秉建回忆童年时说，春天的时候，她会与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种向日葵、蓖麻；夏天就跟小伙伴们一捉迷藏、跳房子，冬天要跟着大人去副食店排队买过冬吃的大白菜和土豆。
“伯父一直希望周家人都能做普通劳动者，比如去工厂当工人、去农场当农民等。”周秉建说。等到开始上学，父母便提醒周秉建，不可以对外透露他们和伯父的亲属关系。也许，周家孩子唯一的“特权”，便是能够进到中南海的西花厅，看望伯父和伯母，有时候还可以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
周秉建还记得她第一次进西花厅的时候，父母特意嘱咐，在那里说话走路都要轻一点，不要大声喧哗，更不可以嬉戏打闹，否则会打扰伯父工作。
虽然有不少机会住在西花厅，但周秉建也很少能够跟周恩来见面或者聊天，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每次去伯父那里，也很少能够说上几句话。常常是在早饭后才看到他‘下班’，我站起来向伯父问好，他冲我点点头，便回房间休息了。”
那时周秉建虽然年纪不大，心里却很懂事，她认为能够看到伯父就已经很满足了。她知道，伯父心里装的全是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儿，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更没有时间和孩子们交流了。
一盘苦瓜的用意
周秉建原以为自己的生活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可是“文革”的到来让她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1968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北京的学校普遍进入“停课闹革命”的阶段。15岁的周秉建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和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怀着一腔热情，一次次地写申请、一趟趟地找学校的负责人，报名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几个月之后，周秉建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随后，她告诉了周恩来这个消息。
临行前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安排周秉建去西花厅为她践行。周秉建到的时候，周恩来办公室还亮着灯，她知道，伯父还在工作，就先去见了伯母。邓颖超特意给周秉建讲了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彝族地区时，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同结盟的故事。
当周恩来从办公室出来见到周秉建，非常高兴，特别正式地伸出手来，像接见外宾一样，用力地和周秉建握手，热情地说，“秉建，我坚决支持你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走毛主席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听到伯父不叫我的小名而称呼我的学名。”周秉建回忆说，她瞬间感觉自己长大了。
吃晚饭的时候，除了平日的一荤一素两菜之外，这一次，饭桌上出现了一盘周秉建以前既没吃过也没有见过的青菜。周恩来指着这盘菜让周秉建尝尝，并介绍说这是苦瓜，毛主席的家乡菜，特意为她准备的。周秉建尝了一口，没吃过这么苦的菜，但还是勉强咽了下去。周恩来告诉她，“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然的话遇到困难就会发生动摇”。
一封信拯救了许多人
周秉建来到牧区之后，时常想起周恩来对自己的嘱咐，同时她也经常给他和邓颖超写信说一些自己的见闻和感受，信中除了汇报自己的劳动、生活，也会谈到当地的政治运动情况。对于周秉建的来信，通常都是伯母仔细地看完之后，然后把内容告诉伯父，而回信一般由伯母完成。
周秉建哪里知道，伯父很快从她的信中发现了内蒙古“文革”运动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周秉建在信中曾经写道，她所在的生产队给知青介绍当地的情况时说，生产队里只有三户牧民是红色的，其他牧户都是黑户，都是“内人党”，连他们的孩子也是“内人党分子”。对此，她十分不能理解，大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坏人，怎么他们的孩子也都成了“内人党”？
当时，内蒙古到处都在揪“内人党”，“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是1925年10月在内蒙古地区成立的一个左翼政治团体，“文革”当中再次被提及，一些人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造成了当时内蒙古地区最大的冤假错案。其中，有许多老党员、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迫害致死。
后来，周恩来在一次有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出席的会议上说：我从一个在牧区插队的北京女知青那里得知，内蒙古挖“内人党”都挖到蒙古包、挖到羊群里去了。周恩来还把情况反映给了毛主席，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了军管措施，才逐渐使这一错误得到有效制止。 很快，周总理的话传到内蒙古，当地的干部群众感激涕零，认为看到了曙光。人们都在议论，问题反映到中央，一定是有“明白人”给中央写信了。当时的周秉建也认为是有人专门给北京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却没有联想到自己给伯母写家信的事情。十年之后，邓颖超对周秉建的丈夫拉苏荣说起这件事情时，才特意告诉他，当时周恩来就是最先从周秉建的信中得知这个情况的。
脱掉军装，重新回到草原
牧区的条件是艰苦的，刚走出校门的周秉建和其他知青一样当上了一名新牧民，住蒙古包、学蒙古话、穿蒙古袍、骑蒙古马、干牧业活儿……当她把在草原上骑马的照片寄给西花厅的伯父伯母看时，伯父指着照片中的周秉建非常高兴地说，“我们的秉建已经成了一个草原上的姑娘”。
转眼，两年半时间过去。1970年年底，北京军区到内蒙古牧区征兵，周秉建和牧区的其他三名北京知青一起通过审核等程序，应征入伍。
第二年元旦，周秉建穿着草绿色的新军装，高高兴兴地到北京来见周恩来夫妇。那天进入西花厅时，已经是快天黑了，让周秉建十分意外的是，伯父站在里院门口的台阶上等她。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小跑到伯父面前行了军礼后，伯父拉着她的手，非常认真地说了一句让她始料不及的话，“你能不能脱掉这身军装，再回到内蒙古草原继续当牧民？”
后来周秉建才知道，伯父知道她参军后，就专门派人去部队了解她参军过程，调查是否通过正常的手续。虽然周秉建在整个征兵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出或者暗示自己与伯父的这层关系，但是由于她的父亲在文革当中被关起来还没有被“解放”，所以并不适合参军。
看到一脸茫然的周秉建，周恩来温和地说，“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是广阔天地吗？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这么多人里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儿也不能”。
周秉建觉得有些委屈，不过她觉得伯父说的话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回到部队后，周秉建按照伯父的要求，主动向领导递交了离开部队重新回到草原上去的申请。但部队惜才，想把她留下来。他们认为，总理工作忙，也许过几个月就会把这件事忘了。他们完全没有料到，周恩来办事从来是一丝不苟的。当周恩来知道周秉建仍然没有退伍后很生气，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再不把她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
于是，只有三个月“军龄”的周秉建再次回到了牧区，继续当起了牧民。
周秉建依然记得，那次重返草原前，周恩来问她，“想通了吗？同志”。这时候，邓颖超在旁边提醒周秉建：你听见了吗？你伯父称你是同志！周秉建再次因为伯父对她的称呼的改变而心生感触，随着发生了很大的思想转变，并回答，想通了。“其实，真正想通了还是在回到牧区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周秉建十分坦率地说。
后来，周恩来还特意安排了时间和周秉建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叮嘱她，“回去还是要住蒙古包，要和牧民在一起，这一点必须百分之百做到。”更让周秉建体会颇深的是，伯父还提醒她，“回去以后，（牧区）对你的照顾可能会更大，对你的歧视可能会更小，一定要防止特殊化。”听完周恩来的话，周秉建用心地点点头。“回到内蒙古之后，我就逐渐地踏实下来，心无旁骛地开始融入草原生活。特别明显的是，那段时间，语言学的也快，劳动技能提升得也快，我感觉已经完全融入到牧民当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此后，周秉建几次回京探亲过程中，细心的周恩来渐渐地从周秉建的言谈举止之中发现了她身上有了越来越多牧民的味道。1972年春节，周秉建回到北京探望周恩来。一次在西花厅共进晚餐时，周恩来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便问她：你今年多大了？周秉建回答：19岁。随后，周恩来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商量的语气跟她说，“古代有个叫王昭君的远嫁匈奴的女子，过去的匈奴逐步形成了后来的蒙古族。你能不能也找一个蒙古族青年？蒙古族小伙子也挺不错的”。由于受到草原牧民们性格的影响，周秉建爽快地回答，“可以呀”。
饭桌上的一席话似乎为周秉建的终身大事敲定了方向。她也觉得自己的性格、生活习惯已经越来越像一个草原姑娘，无形之中与草原牧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
1977年，内蒙古组织了一个访问团去朝鲜。周秉建和蒙古族青年歌手拉苏荣正好都是访问团成员。周秉建见到拉苏荣后，很自然地用蒙古语与拉苏荣交谈。事后，拉苏荣从其他访问团成员口中得知，那个讲着一口流利蒙古语的女子是敬爱的周总理的侄女，他原以为周秉建只是一个来自于牧区的女孩，因为从她身上根本看不出是北京人。
访问结束后，周秉建和拉苏荣以及访问团的朋友们经常小聚，周秉建也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来锻炼和丰富自己的蒙古语水平。两人在聚会中慢慢地加深了了解。拉苏荣的善良心地、事业心和周秉建珍重少数民族文化、美丽大方等优点让两人相知相恋。
1979年国庆节，周秉建与拉苏荣在北京结婚。他们特意去看望邓颖超，在西花厅里，拉苏荣为伯母演唱了《赞歌》、《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歌曲，唱出了草原人的心声，伯母也非常高兴。同时，邓颖超也嘱咐这对新人，“你们要记住，只有事业上的甜蜜，才有生活上的甜蜜。”
幸福的周秉建聆听着伯母的祝福和教诲，同时心头也划过一丝伤痛，这个时候，距离周恩来逝世已经三年有余。
中山装和几支用过的红蓝铅笔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正值周秉建在内蒙古大学读书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的时候。周秉建回忆说，1月9日清晨，她就从广播上听到这个噩耗，随后又收到同学从传达室捎来的一封前一日晚上就发自北京的电报，电文只有11个字，“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回京”。
即便如此，周秉建还是想争取回北京，否则就会失去见伯父最后一面并为他最后送行的机会。经过学校领导同意，她借用学校的电话总机设备给西花厅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秘书在电话中却再次重复邓颖超交代的话，在外地的亲属一律不准回北京，并要求她一定要按照电报上的内容办。周秉建知道，不能因为私事影响正常工作和学习是伯父伯母一贯的要求，这一次也不例外。 事实上，距离学校规定的统一放假时间还有几天时间，这让周秉建焦急万分。正当周秉建既伤心又沮丧的时候，校长找到了她，一是来安慰她的情绪，二是了解周秉建的打算。周秉建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校长。随后，经校长和系主任研究，凡是进行完期末考试的院系从明天起就开始放假。周秉建终于得以在1月10日晚上赶回北京，参加了周恩来的所有悼念活动。
后来，当邓颖超告诉周秉建可以留一些伯父的遗物做纪念时，她选了伯父一件穿了20多年的老中山装和几支用过的红蓝铅笔。周秉建说，伯父其他的遗物没敢要，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故人逝去就会有各种遗憾。周秉建说，自己完全没想到伯父会得这么严重的病，走得那么快，早知道的话怎么也得多回北京几次陪一陪他。然而，当时的时局以及伯父所处的位置，让他的病情成为一种绝密，即使像周秉建这样的近亲属也知之甚少。
以一名普通人的心态参政议政
大学毕业后，周秉建继续回到牧区工作，后又调入自治区有关部门工作。直到1994年，周秉建夫妇二人才离开内蒙古，调到北京工作。
“草原就是我的家”，在内蒙古生活、工作了26年的周秉建毫不掩饰自己对草原人的感情。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几十年，生活得平淡而美满。到如今他们还保持蒙古族的习俗，见面时不是握手而是拥抱。在他们北京的家里，就像当年住蒙古包一样，经常有内蒙古来的老朋友，一起吃羊肉和喝奶茶。
周秉建说自己回北京后的生活很平常，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除了相对固定的往返于家庭和单位之间的工作，其余时间就是买菜做饭等照料家庭的事情。2009年，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上，首次出现了周秉建的名字。目前，她已经连续两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今年，周秉建关注的依旧是社会热点问题。她通过考察和调研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快建立PPP统一、规范、透明大市场的建议》。周秉建认为，国内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各自为政，各管一摊”的现象，导致市场主体良莠不齐、PPP法律体系残缺和冲突等问题。因此她建议，应当加快推进PPP立法进程并由财政部牵头PPP改革工作。
纵观周秉建的履职之路，她的提案大多围绕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的问题。同时，由于在内蒙古工作生活了多年，她每年还会提交一些涉及内蒙古地区发展的提案。在这些提案中甚至常能看到她对草原生态的忧虑，体现着“老乡们”的各种呼吁和诉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就尽自己的绵薄之力，通过两会这个平台多为群众说些话、办些事。”周秉建说，自己经常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调研、了解社会事实，积极建言献策是作为政协委员履职的基本职责。
如今已经有了孙輩的周秉建依旧朴素、和蔼，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唯一的一套住房中。事实上，在整个采访中，周秉建的确没有任何官话、套话，就如她家客厅正中一直挂着的她与伯父的合影一样，有一种平和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