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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声音来自锅灶的位置。秋天开始从若干角落透露出清冷、寂寥的味道，好像整个夏天都沉落在那里了，而那种声音的浮起，便增添了秋的感觉。
市场楼家家居住的空间都很狭小，房间是原来寸土寸金的市场摊位大小间隔起来的，当年做农贸生意的人大都回乡下了，房管局将所间隔出来的六平方米的房间分配给了市民。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既节省又实效地展开生活的全部内容，其中须有一个锅灶以保证一日三餐。那种声音就是从锅灶的某个地方发出来的。
秋虫多指蟋蟀。高中课本里有蒲松龄题为《促织》的小说，说的就是蟋蟀，显然，“促织”是蟋蟀的别名。古代有“促织鸣，懒妇惊”的说法。晋人崔豹的《古今注》“谓其声如急织也”，形容蟋蟀鸣唱如织布机的声音时高时低，仿佛是在催促织女飞梭速织，“促织”之名由此而来，又有促织、趋织、催织、纺纱娘之称。明代朱之蕃的诗句“闲阶声彻琐窗中，暗送梧桐落叶风”，道出了秋虫响起的意境。
北方又将蟋蟀叫作“蛐蛐儿”，听到蛐蛐儿叫，秋天便踩着片片渐黄的梧桐树叶来了。市场楼西门外的街道上原来没有树，台东交通电器商店和天华照相馆门前停满了自行车。后来有一年报纸与电台宣传焦裕禄，他在河南兰考那个地方种植梧桐树治理风沙盐碱地，于是有人便在停放自行车的地方种植了几棵梧桐树。我们学校墙外的街道两边也种植了梧桐树。
那年学校墙外的道路被挖开了，要下自来水管。沟挖得很深，黄土层里有一種黏度很高的胶泥，被孩子们挖出来玩儿。教美术的刘老师看到了，便让美术班的同学也去挖，他要用胶泥给大家上一堂雕塑课。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美术班的十几个同学早早等在教室里，讲台上有一团胶泥。高高瘦瘦的刘老师端着搪瓷脸盆去厕所接了大半盆水来，放在胶泥旁边，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坐好。他穿一件已经洗得发黄的白衬衣，袖子卷到了腋下，露出两只赤条条的胳膊。他慢条斯理的语调总是令人着急，但是也让人冷静下来，慢慢消化他话语的意思。他就那样拉家常一样，边说边沾一把水抹一把泥，不一会儿一个人的头像从他手下抹了出来，然后告诉大家，根据胶泥的性子，应该等泥醒透了再塑，塑好后要放在阴凉的地方慢慢阴干，那样就不会开裂了……今天为了让大家知道雕塑是怎么回事儿，没有时间醒泥了，所以这个头像会皲裂的。他的认真，体现在两只骨碌骨碌转来转去的大眼睛上，那目光能把你走神的眼睛牵回到他的手上。
这些话大家似懂非懂，至少十岁的我是听不太懂的。泥怎么会醒呢？难道现在的泥是睡着的吗？
梧桐树苗儿载到路旁之后，工人在根部挖了一个圆圆的泥坑，用水管子往坑里浇水。星期天刘老师让我与同学H来学校整理准备参加区小学生画展的作品，为了强化作品的感染力，让我们给每幅画描边。那天上午太阳很亮，能看出阳光落在画纸上的焦黄色。校园里很静，房间里很静，窗外的动静也很轻，可我还是忍不住站起来，看窗外是什么发出声音，伸头一看是一个戴草帽的工人在给梧桐树苗浇水。在看到工人的同时，我还看到了那晚刘老师给我们讲雕塑课时塑的那尊头像，表面已经皲裂厉害的头像放在窗台上。我当时想，看来这是胶泥没有醒所导致的。
秋虫响起来的时候，意味着就要开学了，放松了一个夏天的孩子们到了该整理书包上学的时候了。然而那一年我们却没有如期开学，继续在街上疯跑，而天气也依旧的热……
市场楼的周边三面都是人头攒动的商业街，唯有西南面是当时这座城市最宽的街道，虽然不时有无轨公交电车通过，但也是繁华的。其间有光陆戏院、大光明电影院、华美旅社、自行车修理铺，以及茶炉等。路边有一排宣传栏，常常有宣传画、图片或电影海报展出，区小学生画展也是在那里展出的。其中有一幅小学生在路边植树的铅笔画是我画的，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画展了，因而没有第一次那么兴奋，更不用说暑假期间没有同学围观，那种兴奋的指数降到了最低点。
转到初秋时节，虽然没有再展出小学生画展，可我对那排宣传栏还是很有感情的，不管换成了什么内容，总会认真地去看看。那天晚上我去茶炉打开水路过那里时，却看到了一幕令我终生难忘的场面。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将刘老师围在中间，刘老师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尖的大纸帽子，手上拿着一只破了的铜锣，边敲边走地喊：“我是……”两只大眼睛骨碌骨碌地望着地面，瘦高的身材加上高帽子，愈其显得细瘦了。那晚我是匆匆跑回家的，脸憋得通红，说不出话来。母亲以为我病了，用手摸摸我的额头……
后来听说有人揭发他丑化领袖形象，尤其放在窗台上，令领袖脸上满是皱纹。而大家所见到的领袖画像，脸上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何来的皱纹呢？其实刘老师给我们上雕塑课的时候，没有明确要塑什么人的意思。
跟我一起参加美术班的同学H家与市场楼隔了两条街，他哥哥秋天去郊区捉来蛐蛐养在泥罐里，找来辣椒或大葱喂养它们。蛐蛐嘟嘟嘟嘟的叫声很是吸引我，尤其他有一只百战百胜的大元帅，在整个街区颇有盛名。H家住了上下两层楼，楼下一个挺大的房间是H哥哥的伙伴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聊一些读书的话题，在我听来既新鲜又深奥，因而我常常闷声坐在角落里，听得津津有味。话题中也包括蛐蛐的故事与捉蛐蛐养蛐蛐的经验与体会。H哥哥说，要捉到勇猛的蛐蛐不仅要到郊外，而且须晚上到墓地去。
秋深了，蛐蛐的叫声也显得苍老了。夜里壮着胆子去墓地，总觉得那些柏松如同人影一样，随着你的行走而转动，而且越看越像。墓地里的坟包都被挖开了，棺材板扔得到处都是，有些坟坑四壁砌了砖，也被挖了出来，堆得到处都是，其间夹杂着死人腐朽的骷髅与骨头。蛐蛐的叫声就是在这样的四野中响起，而被称作蛐蛐中的猛士往往就出自那些地方。
脚下是沙土路，走起来总觉得脑后有沙沙的脚步跟随，不时回头看，却什么也没有。黑，彻底的黑，包括脚下被雨水冲洗过的白沙路也是黑的。这时有些莫名的凄凉的叫声从墓地传来，仿佛怨妇伸出的黑色的手，撞击着秋夜的气流与起了鸡皮疙瘩的皮肤。那黑色的声音散布着黑色的恐怖。 转过了墓地，前面的湛山寺院也是空洞洞的没有丝毫生气。大殿里的神像被推倒了，甚至寺院门前的那两头花岗岩狮子也被打翻在地。黑暗中的建筑物，张着空洞的大口，窗子仿如挖空了的眼窝儿……四野的荒芜，代替不了心灵的荒芜，蟋蟀叫声也不再是令人快乐的音乐……
秋虫叫起来的时候，是秋收时节了。高高的白云蓝蓝的天，红红的辣椒金黄的苞谷，崖上的老汉头上裹着白羊肚毛巾，鞭杆儿一甩，一曲信天游便随着大雁扇动的翅膀，飘荡开了。这是画家笔下的情景。而就作家而言，经历得越多对创作越有帮助。
果然，生活没有欺骗我们，至少在严峻的考验方面没有打折扣。夜，总是夜里。正长身体的人被抑制不住的饥饿折磨得睡不着，黑暗中大睁着眼睛，从锅灶那儿传来秋虫的鸣叫声，如尖锐的丝弦弹拨着肚子里的饥饿。耐不住了爬起来，翻遍了家里所有可能有吃的地方。其实结果本来就知道，只不过心存侥幸而已。每天家里做了多少饭吃了多少，大眼瞪小眼看得清清楚楚，何来的遗漏？
每人月定量27斤粮食，其他副食品也定量供应，几乎家家不够吃。
秋虫的叫声渐渐浊重了，秋粮该上市了。市郊的浮山所逢农历二七有集市，即使控制得再严，这种民俗乡约不仅没有被“移风易俗”掉，而且暗中充满了强大的活力。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要填补每个月吃的空缺就得偷偷摸摸去买粮食。母亲将筹措的几块钱递给我，让我仔细藏好，怕掉了怕被小偷掏了去，最好的地方是藏到鞋子里，踩在脚底下。
半夜偷着从市场楼的秋虫声中出发了，步行到浮山所，约摸20华里。穿过仲家洼、康家庄，穿过401医院墙外的槐树林子，当看到一座废弃的水泥碉堡時，浮山所就到了。仲家洼是城市里的贫民窟，新中国成立前来城市打工者，没有钱买好房子，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自建一些棚厦栖身。那些人大多原本没打算在这里常住，是想在青岛港赚钱，回农村养活老婆孩子，过安稳日子。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户籍政策把人们留在了这里。在不规则的低矮的房屋中穿行，时有昏黄的街灯在某个街角孤零零地亮着，放大了低矮棚厦的影子，仿佛暗藏的阴谋构筑着一个又一个角落，每走过一个拐角，都要仔细张望，看有无新的影子出现。走出仲家洼过了康家庄，便是一片漫坡地儿了。黑暗淹没了一切，只有脚步声和秋虫的鸣叫凸显出了四野的静寂。
偶尔蹲下系鞋带，从低处借着远处的光影儿，看到通往浮山所的沙土路上居然有无数条腿在迈进，沙沙的脚步声汇成了巨大的回响，掩盖了秋虫的嘶鸣。行进中没有人说话、咳嗽、吸烟……大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忌的，都自觉遵守尽可能无声无息的“潜规则”。而无声的行走中，脚下常常闷闷地踢到某种东西，因小路的两边都是以前的坟地，会踢到什么大家心中大致有数，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踢过也就踢过了，没有人停下脚步细察。
这样的人流，分多股从多个不同方向涌进浮山所一条不宽的街筒子里，黑暗中人们肩擦肩脸碰脸，无声地拥挤着，偶尔有人发出意外的声音，会令人惊悚地哆嗦。卖粮食的农民把装了粮食的口袋翻开一点口蹲在路旁，买粮的人悄悄伸过手去摸一把，听到玉米粒儿发出沙啦沙啦的脆响，说明是干透了的。继而黑暗中摸到对方的手，就知道是问价钱，将对方伸出的指头摸一下，就知道什么价钱了;买方再伸出几个手指，便是讨价还价，达成协议，两人便都站起身转到没人处去完成交易。买方若叹一口气站起来无声地走开，便是交易不成。这些都是在无声中进行的。我去的时候大多是不谈价钱的，因为买粮的几倍于卖粮的，能买到就不错了，有几次没等问好价钱就被别人抢着买走了。当天蒙蒙亮的时候，人们就像接到了命令一样，迅速消散在各条小路上。
如果买到了秋玉米，就得赶紧趁天不亮往太平镇跑，赶在磨坊一开门就能磨成玉米面，去得晚了要排长队……
从集市上往回走着走着天就亮了，再看黑夜里走过的地方，便会看到挖开的坟地暴露着枯骨与棺材板，黑暗中曾经踢过的是什么没人愿意去想。生者与死者在同一条道上，只不过生者还在为活下去而奔忙。
买不到玉米粒儿的时候，有时也变换品种买地瓜干，只不过更麻烦一些。不仅要到磨坊磨成粉，还要送到崂山大院的海西人那里摊成煎饼。地瓜干虽然也可以直接煮了吃，或磨成地瓜面做成各种面食，但是吃了后胃口返酸水，而吃了海西人摊的煎饼就不返酸了。
去崂山大院找人摊煎饼是晚上，那是和仲家洼一样的棚户区，在一个洼地里面搭建了一片歪歪扭扭的棚厦，通道曲折狭窄，许多地方要侧着身才能过去。晚上踩着秋虫的鸣叫，进到灰暗的空间里，可以相对公开地谈价钱与质量，特别是取货日期。凡是送来加工煎饼的，家里大都等着吃。吃饭这件事是刻不容缓的。
崂山大院的海西人把收下的地瓜面用水浸泡一天一夜，然后将面浆装在布袋子里压上大石头将水滤掉，滤出的水红且黑，胃酸大约就是来自这种物质。然后将面糊糊在烧热的平底鏊子上抹一层，随着热度生成一层薄薄的锅巴，沿着周边揭起来，一张煎饼就成了。热煎饼软软的很香。鏊子下面须是柴草燃烧的火，软软的火苗儿煎饼才不煳;煎饼须要趁热折叠成长方形，不然稍一凉就变硬变脆，一掰就碎成渣了。咬着吃需要一副好牙口，往往一顿饭下来，吃不了多少煎饼，却累得颌骨酸溜溜的。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里描写葛利高里的情人阿克西尼娅死亡时，既触目惊心又令人深思：阿克西尼娅是葛利高里的挚爱，当她在一阵乱枪中饮弹猝死，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葛利高里的怀抱里时，葛利高里抬起头看到“自己头顶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的太阳”。秋虫的鸣叫，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是大自然的琴声，可以是生活的韵律，可以是诗意的回响。而在饥饿的时候，秋虫的鸣叫在心中会是怎样的回响呢？
天气在秋虫声中转凉了，人们换上了长袖衣服，掩起了裸露了一个夏天的手脚。市场楼西门外的梧桐树长大了，粗大的枝干斜斜地伸向路中间。那天在树下，我看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推着一辆长方形的小孩车，里面堆着小孩尿布之类的东西。如果不是他骨碌骨碌转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我不会感到惊悚的——这不是刘老师吗？再看他时，发现他的眼神是四散了的，并没有看我，并且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一家工厂做机械维修工，他即便认真看也认不出当年那个十岁的调皮男孩儿了。他围着围脖儿，呢子外套的胳膊肘处破了一个洞，他的精神停在了某个年代。
至今不知道是谁出卖了我的老师，他当年的雕塑的确不是什么人的像，而出卖老师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人为了富起来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当年为了争当革命者，不也是不择手段吗？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似的欲望，会折磨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秋虫味道，生活的味道。一只老蟋蟀，也许只会唱快乐的歌，而生活也依然是酸甜苦辣的。我只是想，什么时候能够体现“邪恶眼泪的盐分使她脸红”。
秋虫叫起来了，天凉了，辛弃疾有词：却道天凉好个秋。说的是个中滋味儿。
责任编辑 侯 磊
市场楼家家居住的空间都很狭小，房间是原来寸土寸金的市场摊位大小间隔起来的，当年做农贸生意的人大都回乡下了，房管局将所间隔出来的六平方米的房间分配给了市民。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既节省又实效地展开生活的全部内容，其中须有一个锅灶以保证一日三餐。那种声音就是从锅灶的某个地方发出来的。
秋虫多指蟋蟀。高中课本里有蒲松龄题为《促织》的小说，说的就是蟋蟀，显然，“促织”是蟋蟀的别名。古代有“促织鸣，懒妇惊”的说法。晋人崔豹的《古今注》“谓其声如急织也”，形容蟋蟀鸣唱如织布机的声音时高时低，仿佛是在催促织女飞梭速织，“促织”之名由此而来，又有促织、趋织、催织、纺纱娘之称。明代朱之蕃的诗句“闲阶声彻琐窗中，暗送梧桐落叶风”，道出了秋虫响起的意境。
北方又将蟋蟀叫作“蛐蛐儿”，听到蛐蛐儿叫，秋天便踩着片片渐黄的梧桐树叶来了。市场楼西门外的街道上原来没有树，台东交通电器商店和天华照相馆门前停满了自行车。后来有一年报纸与电台宣传焦裕禄，他在河南兰考那个地方种植梧桐树治理风沙盐碱地，于是有人便在停放自行车的地方种植了几棵梧桐树。我们学校墙外的街道两边也种植了梧桐树。
那年学校墙外的道路被挖开了，要下自来水管。沟挖得很深，黄土层里有一種黏度很高的胶泥，被孩子们挖出来玩儿。教美术的刘老师看到了，便让美术班的同学也去挖，他要用胶泥给大家上一堂雕塑课。
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美术班的十几个同学早早等在教室里，讲台上有一团胶泥。高高瘦瘦的刘老师端着搪瓷脸盆去厕所接了大半盆水来，放在胶泥旁边，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坐好。他穿一件已经洗得发黄的白衬衣，袖子卷到了腋下，露出两只赤条条的胳膊。他慢条斯理的语调总是令人着急，但是也让人冷静下来，慢慢消化他话语的意思。他就那样拉家常一样，边说边沾一把水抹一把泥，不一会儿一个人的头像从他手下抹了出来，然后告诉大家，根据胶泥的性子，应该等泥醒透了再塑，塑好后要放在阴凉的地方慢慢阴干，那样就不会开裂了……今天为了让大家知道雕塑是怎么回事儿，没有时间醒泥了，所以这个头像会皲裂的。他的认真，体现在两只骨碌骨碌转来转去的大眼睛上，那目光能把你走神的眼睛牵回到他的手上。
这些话大家似懂非懂，至少十岁的我是听不太懂的。泥怎么会醒呢？难道现在的泥是睡着的吗？
梧桐树苗儿载到路旁之后，工人在根部挖了一个圆圆的泥坑，用水管子往坑里浇水。星期天刘老师让我与同学H来学校整理准备参加区小学生画展的作品，为了强化作品的感染力，让我们给每幅画描边。那天上午太阳很亮，能看出阳光落在画纸上的焦黄色。校园里很静，房间里很静，窗外的动静也很轻，可我还是忍不住站起来，看窗外是什么发出声音，伸头一看是一个戴草帽的工人在给梧桐树苗浇水。在看到工人的同时，我还看到了那晚刘老师给我们讲雕塑课时塑的那尊头像，表面已经皲裂厉害的头像放在窗台上。我当时想，看来这是胶泥没有醒所导致的。
秋虫响起来的时候，意味着就要开学了，放松了一个夏天的孩子们到了该整理书包上学的时候了。然而那一年我们却没有如期开学，继续在街上疯跑，而天气也依旧的热……
市场楼的周边三面都是人头攒动的商业街，唯有西南面是当时这座城市最宽的街道，虽然不时有无轨公交电车通过，但也是繁华的。其间有光陆戏院、大光明电影院、华美旅社、自行车修理铺，以及茶炉等。路边有一排宣传栏，常常有宣传画、图片或电影海报展出，区小学生画展也是在那里展出的。其中有一幅小学生在路边植树的铅笔画是我画的，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参加画展了，因而没有第一次那么兴奋，更不用说暑假期间没有同学围观，那种兴奋的指数降到了最低点。
转到初秋时节，虽然没有再展出小学生画展，可我对那排宣传栏还是很有感情的，不管换成了什么内容，总会认真地去看看。那天晚上我去茶炉打开水路过那里时，却看到了一幕令我终生难忘的场面。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将刘老师围在中间，刘老师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尖的大纸帽子，手上拿着一只破了的铜锣，边敲边走地喊：“我是……”两只大眼睛骨碌骨碌地望着地面，瘦高的身材加上高帽子，愈其显得细瘦了。那晚我是匆匆跑回家的，脸憋得通红，说不出话来。母亲以为我病了，用手摸摸我的额头……
后来听说有人揭发他丑化领袖形象，尤其放在窗台上，令领袖脸上满是皱纹。而大家所见到的领袖画像，脸上总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何来的皱纹呢？其实刘老师给我们上雕塑课的时候，没有明确要塑什么人的意思。
跟我一起参加美术班的同学H家与市场楼隔了两条街，他哥哥秋天去郊区捉来蛐蛐养在泥罐里，找来辣椒或大葱喂养它们。蛐蛐嘟嘟嘟嘟的叫声很是吸引我，尤其他有一只百战百胜的大元帅，在整个街区颇有盛名。H家住了上下两层楼，楼下一个挺大的房间是H哥哥的伙伴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聊一些读书的话题，在我听来既新鲜又深奥，因而我常常闷声坐在角落里，听得津津有味。话题中也包括蛐蛐的故事与捉蛐蛐养蛐蛐的经验与体会。H哥哥说，要捉到勇猛的蛐蛐不仅要到郊外，而且须晚上到墓地去。
秋深了，蛐蛐的叫声也显得苍老了。夜里壮着胆子去墓地，总觉得那些柏松如同人影一样，随着你的行走而转动，而且越看越像。墓地里的坟包都被挖开了，棺材板扔得到处都是，有些坟坑四壁砌了砖，也被挖了出来，堆得到处都是，其间夹杂着死人腐朽的骷髅与骨头。蛐蛐的叫声就是在这样的四野中响起，而被称作蛐蛐中的猛士往往就出自那些地方。
脚下是沙土路，走起来总觉得脑后有沙沙的脚步跟随，不时回头看，却什么也没有。黑，彻底的黑，包括脚下被雨水冲洗过的白沙路也是黑的。这时有些莫名的凄凉的叫声从墓地传来，仿佛怨妇伸出的黑色的手，撞击着秋夜的气流与起了鸡皮疙瘩的皮肤。那黑色的声音散布着黑色的恐怖。 转过了墓地，前面的湛山寺院也是空洞洞的没有丝毫生气。大殿里的神像被推倒了，甚至寺院门前的那两头花岗岩狮子也被打翻在地。黑暗中的建筑物，张着空洞的大口，窗子仿如挖空了的眼窝儿……四野的荒芜，代替不了心灵的荒芜，蟋蟀叫声也不再是令人快乐的音乐……
秋虫叫起来的时候，是秋收时节了。高高的白云蓝蓝的天，红红的辣椒金黄的苞谷，崖上的老汉头上裹着白羊肚毛巾，鞭杆儿一甩，一曲信天游便随着大雁扇动的翅膀，飘荡开了。这是画家笔下的情景。而就作家而言，经历得越多对创作越有帮助。
果然，生活没有欺骗我们，至少在严峻的考验方面没有打折扣。夜，总是夜里。正长身体的人被抑制不住的饥饿折磨得睡不着，黑暗中大睁着眼睛，从锅灶那儿传来秋虫的鸣叫声，如尖锐的丝弦弹拨着肚子里的饥饿。耐不住了爬起来，翻遍了家里所有可能有吃的地方。其实结果本来就知道，只不过心存侥幸而已。每天家里做了多少饭吃了多少，大眼瞪小眼看得清清楚楚，何来的遗漏？
每人月定量27斤粮食，其他副食品也定量供应，几乎家家不够吃。
秋虫的叫声渐渐浊重了，秋粮该上市了。市郊的浮山所逢农历二七有集市，即使控制得再严，这种民俗乡约不仅没有被“移风易俗”掉，而且暗中充满了强大的活力。只要有需求就有市场，要填补每个月吃的空缺就得偷偷摸摸去买粮食。母亲将筹措的几块钱递给我，让我仔细藏好，怕掉了怕被小偷掏了去，最好的地方是藏到鞋子里，踩在脚底下。
半夜偷着从市场楼的秋虫声中出发了，步行到浮山所，约摸20华里。穿过仲家洼、康家庄，穿过401医院墙外的槐树林子，当看到一座废弃的水泥碉堡時，浮山所就到了。仲家洼是城市里的贫民窟，新中国成立前来城市打工者，没有钱买好房子，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自建一些棚厦栖身。那些人大多原本没打算在这里常住，是想在青岛港赚钱，回农村养活老婆孩子，过安稳日子。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户籍政策把人们留在了这里。在不规则的低矮的房屋中穿行，时有昏黄的街灯在某个街角孤零零地亮着，放大了低矮棚厦的影子，仿佛暗藏的阴谋构筑着一个又一个角落，每走过一个拐角，都要仔细张望，看有无新的影子出现。走出仲家洼过了康家庄，便是一片漫坡地儿了。黑暗淹没了一切，只有脚步声和秋虫的鸣叫凸显出了四野的静寂。
偶尔蹲下系鞋带，从低处借着远处的光影儿，看到通往浮山所的沙土路上居然有无数条腿在迈进，沙沙的脚步声汇成了巨大的回响，掩盖了秋虫的嘶鸣。行进中没有人说话、咳嗽、吸烟……大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忌的，都自觉遵守尽可能无声无息的“潜规则”。而无声的行走中，脚下常常闷闷地踢到某种东西，因小路的两边都是以前的坟地，会踢到什么大家心中大致有数，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踢过也就踢过了，没有人停下脚步细察。
这样的人流，分多股从多个不同方向涌进浮山所一条不宽的街筒子里，黑暗中人们肩擦肩脸碰脸，无声地拥挤着，偶尔有人发出意外的声音，会令人惊悚地哆嗦。卖粮食的农民把装了粮食的口袋翻开一点口蹲在路旁，买粮的人悄悄伸过手去摸一把，听到玉米粒儿发出沙啦沙啦的脆响，说明是干透了的。继而黑暗中摸到对方的手，就知道是问价钱，将对方伸出的指头摸一下，就知道什么价钱了;买方再伸出几个手指，便是讨价还价，达成协议，两人便都站起身转到没人处去完成交易。买方若叹一口气站起来无声地走开，便是交易不成。这些都是在无声中进行的。我去的时候大多是不谈价钱的，因为买粮的几倍于卖粮的，能买到就不错了，有几次没等问好价钱就被别人抢着买走了。当天蒙蒙亮的时候，人们就像接到了命令一样，迅速消散在各条小路上。
如果买到了秋玉米，就得赶紧趁天不亮往太平镇跑，赶在磨坊一开门就能磨成玉米面，去得晚了要排长队……
从集市上往回走着走着天就亮了，再看黑夜里走过的地方，便会看到挖开的坟地暴露着枯骨与棺材板，黑暗中曾经踢过的是什么没人愿意去想。生者与死者在同一条道上，只不过生者还在为活下去而奔忙。
买不到玉米粒儿的时候，有时也变换品种买地瓜干，只不过更麻烦一些。不仅要到磨坊磨成粉，还要送到崂山大院的海西人那里摊成煎饼。地瓜干虽然也可以直接煮了吃，或磨成地瓜面做成各种面食，但是吃了后胃口返酸水，而吃了海西人摊的煎饼就不返酸了。
去崂山大院找人摊煎饼是晚上，那是和仲家洼一样的棚户区，在一个洼地里面搭建了一片歪歪扭扭的棚厦，通道曲折狭窄，许多地方要侧着身才能过去。晚上踩着秋虫的鸣叫，进到灰暗的空间里，可以相对公开地谈价钱与质量，特别是取货日期。凡是送来加工煎饼的，家里大都等着吃。吃饭这件事是刻不容缓的。
崂山大院的海西人把收下的地瓜面用水浸泡一天一夜，然后将面浆装在布袋子里压上大石头将水滤掉，滤出的水红且黑，胃酸大约就是来自这种物质。然后将面糊糊在烧热的平底鏊子上抹一层，随着热度生成一层薄薄的锅巴，沿着周边揭起来，一张煎饼就成了。热煎饼软软的很香。鏊子下面须是柴草燃烧的火，软软的火苗儿煎饼才不煳;煎饼须要趁热折叠成长方形，不然稍一凉就变硬变脆，一掰就碎成渣了。咬着吃需要一副好牙口，往往一顿饭下来，吃不了多少煎饼，却累得颌骨酸溜溜的。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里描写葛利高里的情人阿克西尼娅死亡时，既触目惊心又令人深思：阿克西尼娅是葛利高里的挚爱，当她在一阵乱枪中饮弹猝死，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葛利高里的怀抱里时，葛利高里抬起头看到“自己头顶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的太阳”。秋虫的鸣叫，在正常情况下可以是大自然的琴声，可以是生活的韵律，可以是诗意的回响。而在饥饿的时候，秋虫的鸣叫在心中会是怎样的回响呢？
天气在秋虫声中转凉了，人们换上了长袖衣服，掩起了裸露了一个夏天的手脚。市场楼西门外的梧桐树长大了，粗大的枝干斜斜地伸向路中间。那天在树下，我看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推着一辆长方形的小孩车，里面堆着小孩尿布之类的东西。如果不是他骨碌骨碌转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我不会感到惊悚的——这不是刘老师吗？再看他时，发现他的眼神是四散了的，并没有看我，并且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一家工厂做机械维修工，他即便认真看也认不出当年那个十岁的调皮男孩儿了。他围着围脖儿，呢子外套的胳膊肘处破了一个洞，他的精神停在了某个年代。
至今不知道是谁出卖了我的老师，他当年的雕塑的确不是什么人的像，而出卖老师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人为了富起来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当年为了争当革命者，不也是不择手段吗？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魔鬼似的欲望，会折磨得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秋虫味道，生活的味道。一只老蟋蟀，也许只会唱快乐的歌，而生活也依然是酸甜苦辣的。我只是想，什么时候能够体现“邪恶眼泪的盐分使她脸红”。
秋虫叫起来了，天凉了，辛弃疾有词：却道天凉好个秋。说的是个中滋味儿。
责任编辑 侯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