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居村野，余幼时习书，既无师承，亦非家传。学业之余，鲜有可娱心之事，故得一帖而久摹之不倦。稍长，入初中，始有师略指迷津。其后入县一中，同窗习字渐成风气，余亦好此愈笃。午休之时，课后假日，余每铺纸濡毫，对临不辍。及入人大就读，余广选博修艺、文诸课，书法有郑晓华师，教以魏碑，荐以欧阳先生，稍后得以前往拜访。学业将毕，拟考首师大，以此为终身之业。
　　1996年余入书法所，导师为王世征先生。王先生治学甚严，授以书论。余以浅薄之基，临课每惴惴于心，然受益匪浅。欧阳先生颇善诱导，每于府上授业，常以他事切入，巧设方便而开微妙法门。其时先生立旨，凡古之百碑百帖，宜遍臨习之，高惠敏先生详督各体及篆刻。俗云：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余幸得登堂入室，虽不敏，唯勤以补拙，故日耕有加，不谙世事，类于苦行之僧。
　　1999年毕业，余就职北方工大五年，事颇繁杂，术遂荒疏。余感于五柳先生之“归去来兮”、杜宇之“不如归去”，遂隐遁西山，终日走笔空斋，师法先贤，吟咏自然，如闲云野鹤，自是乐事。有所失，必有所得，得失之间，寸心自知。
　　观于书法，古人名曰“小道”，然小道亦道，未可等闲视之。庄子云道进乎技，是知技之为下，道之为上，如庖丁解牛，岂有不通解牛之技而能臻庖丁之道者乎？书道亦然。凡古之杰构，神形兼备。王颜圣手，即书界之庖丁，后人欲学之，自宜择刀砺刃，劳形动体，察以精，拟以似。荀子云：“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故宜笃行之、务学之、善思之。然行之于书艺，有百日功，有千日功，有十年磨一剑者。庄子复云：“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故宜日积月累，以期有所进也。
　　习书之途，或专或博，孰是耶？孰非耶？此事自无定论，因人而异也。有执一而终者，有众体皆善者，凡臻妙道，其迹自当彪炳。然一代有一代之钟王颜柳，起于甲骨，讫于狂草，各体妙迹名碑，数不胜数，而各能定一家之规，显一家之神，成一代之体。今之习者，岂可囿于一面，而视其余于不见乎？譬之菜肴，兼取并食，化而增余骨肉，长余气血。古人云：“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此之谓也。而各异之书，其道归一;归一之道，复生一生二生三，乃至万境。故各体各家之作，兼习之即可博通，而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物我两忘，不知蝴蝶为我耶？亦不知何为我所书耶？
　　余既知博通之要，故勤而行之，虽人生之为艰，不坠斯业，积数十载，乐此不疲。
　　余今之书，唯务近于所本之碑帖，力避“化用”，更非“创作”—以“个性”之名而行习气之实。然好古非为泥古，习之途也。《三字经》云：性相近，习相远。故个人之面貌，不求而自具，不扬而自显。书之途，当以百年计，何必早束手足、强探仄径？习前人之书，犹修人生之路也，所修者愈广，其行也必远必速。余非为博而博，为远而博也。
　　近作所书文辞，皆出于《习近平用典》。何故？习公所用词句，或阐治平之理，或明高远之志;或劝以清廉，或督于务实;或冀裨补时事，或欲发聩愚者。凡典，出于经史;其著，诲于群生。文以载道，书以明理。文借书而流雅韵，书借文以成教化。故恭录数则于京华陋室，并期就教于业界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