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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游侠”和“刺客”的研究，不论古今大多是从《史记》入手。在《刺客列传》中，主要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的事迹;在《游侠列传》中主要介绍了朱家、剧孟、郭解的事迹。两者似乎在身份地位、精神品质上有相似之处，但是在时代背景、人格独立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通过将两者进行分析对比，可以对“游侠”和“刺客”的形象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关键词：《史记》;刺客;游侠
对于“刺客”与“游侠”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的。江淳先生“将刺客划归为布衣之侠”，认为“刺客是介于侠客和民间游侠的中间形态…刺客具备了游侠的特征。”韩云波先生将先秦时期的游侠划分为几类，认为“第二类自由游侠是刺客。”但也有学者认为“刺客”与“游侠”是不同的，钱穆先生认为“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则转不得侠称。”仅从《史记》来看，显然，司马迁也是认为“刺客”与“游侠”是不同类型的两种群体。接下来，本文将主要从两者以下的几个方面的不同来论证“刺客”与“游侠”并不属于同一群体。
一、《史记》中“刺客”与“游侠”的不同之处
（一）从《史记》整体安排和内容来看。司马迁将“刺客”与“游侠”分为两部分内容来撰写，其实就表明了作者的态度，他认为“刺客”与“游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群体。如果司马迁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差别，为何不将两篇列传合为一体？而且，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明确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这说明，在司马迁看来秦以前的“游侠”的事迹已经在历史的洪流中湮灭不见。因此，从《史记》来看“刺客”与“游侠”并不相同。
（二）根据《史记》可以看出，“刺客”与“游侠”实现其价值的行为方式以及动机目的不同。《刺客列传》中“刺客”为了报答效力对象的知遇之恩，通过武力刺杀来解决问题，他们的刺杀对象都是自己效力对象的政敌。例如曹沫刺杀齐桓公、专诸刺杀吴王僚、豫让刺杀赵襄子、聂政刺杀韩相侠累、荆轲刺杀秦王。因此“刺客”主要是通过“报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报恩的方法又主要通过“杀”这一行为来实现。与“刺客”不同，《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并不需要报答谁的知遇之恩，相反，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施恩者”，例如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因此“游侠”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施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施恩又主要体现在“救”这一行为，不论是给人钱财还是帮人摆脱困境都是“救”。
（三）“刺客”与“游侠”的行为的受益对象的身份不同。先说“刺客”，他们的主要行为是“报恩”，是通过刺杀“恩主”的政敌报答知遇之恩。因此，他的行为的受益对象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属于统治阶级一类，例如鲁庄公、吴公子光、智伯、严仲子、燕太子丹等。而“游侠”则不同，他们的行为主要是“施恩”，他们救助的对象大多数都是下层阶级的平民，偶尔会有属于统治阶级的（例如朱家救助季布脱困，剧孟帮助条候平叛吴楚），但都是个例，主要的还是以下层社会的平民为主。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两者身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的需求也就不同。“刺客”所在年代，动荡不安，天下分裂，统治阶级除了通过军事、政治等常规手段获取胜利之外，经常还需要通过暗杀等手段打击消灭政敌。因此，统治者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为其出力，“刺客”应运而生。而在“游侠”所处的时代，天下统一，井然有序，不需要“刺客”这样可能导致国家动荡的存在。相反需要一种“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的力量存在，既可以弥补国家法律制度的不足，安抚百姓，又不会打破国家秩序，这是“游侠”存在的原因。
（四）通过《史记》来看，“刺客”与“游侠”事迹中展现出来的情感精神是不同的。粗略看来，“刺客”与“游侠”都主要是为“义”而活 。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大。首先，“刺客”的“义”主要是“情义”。是为了报答恩主的知遇之恩的情义，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司马迁对此感慨“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主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可以说“刺客”的一生是为“情”所生，为“情”而亡。其次，“游侠”的“义”主要是“仁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游侠”有这样的评价“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与“刺客”不同，“游侠”的“义”是以人为本的，不分阶层的，不分对象的。他们“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不会用恩情绑架他人。因此，“游侠”的“义”，是“仁义”的“义”。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同样是“义”，但是“刺客”的“义”与“游侠”的“义”是截然不同的，“刺客”的“义”是独属于其恩主的“情义”;“游侠”的“义”是施于众人的“仁义”。
二、结论
通过前文对“刺客”和“游侠”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史记》中看，“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群体，他们之间不是包含关系，不是隶属关系，而是互相独立的两个群体。
首先是由于身处的时代不同，导致了统治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对于“刺客”，统治者将其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对于“游侠”统治阶级认为他们会危害社会稳定，触及自身利益，因此对“游侠”进行打击。其次，他们的人生准则的不同：对于“刺客”来说他们接受了别人的“知遇之恩”，因此“报恩”是他们的人生要事，“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的人生准则;“游侠”则不同，他们主要是“施恩”一方，“乐善好施”是他们的人生准则。一个是“被动”的接受，一个是“主动”的给予。最后，是“刺客”和“游侠”所展示出来的精神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刺客”表现出的情感精神侧重体现在对恩主的“情义”之上，“游侠”则主要侧重体现在对天下人的“仁义”方面。这一点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这些不同充分的表明了，至少在《史记》中，“刺客”与“游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不能简单的将“刺客”与“游侠”看做一个整体。
参考文献：
[1] 江淳.试论战国游侠[J].文史哲，1989.04.
[2] 韩云波.试论先秦游侠[J].贵州大学学报，1994.02.
[3]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M].上海：三联书店，2009.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作者简介：
唐金菊，西南民族大学。
关键词：《史记》;刺客;游侠
对于“刺客”与“游侠”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的。江淳先生“将刺客划归为布衣之侠”，认为“刺客是介于侠客和民间游侠的中间形态…刺客具备了游侠的特征。”韩云波先生将先秦时期的游侠划分为几类，认为“第二类自由游侠是刺客。”但也有学者认为“刺客”与“游侠”是不同的，钱穆先生认为“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此任侠为有所养之证也。至其所施德为之战者，则转不得侠称。”仅从《史记》来看，显然，司马迁也是认为“刺客”与“游侠”是不同类型的两种群体。接下来，本文将主要从两者以下的几个方面的不同来论证“刺客”与“游侠”并不属于同一群体。
一、《史记》中“刺客”与“游侠”的不同之处
（一）从《史记》整体安排和内容来看。司马迁将“刺客”与“游侠”分为两部分内容来撰写，其实就表明了作者的态度，他认为“刺客”与“游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群体。如果司马迁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差别，为何不将两篇列传合为一体？而且，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明确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这说明，在司马迁看来秦以前的“游侠”的事迹已经在历史的洪流中湮灭不见。因此，从《史记》来看“刺客”与“游侠”并不相同。
（二）根据《史记》可以看出，“刺客”与“游侠”实现其价值的行为方式以及动机目的不同。《刺客列传》中“刺客”为了报答效力对象的知遇之恩，通过武力刺杀来解决问题，他们的刺杀对象都是自己效力对象的政敌。例如曹沫刺杀齐桓公、专诸刺杀吴王僚、豫让刺杀赵襄子、聂政刺杀韩相侠累、荆轲刺杀秦王。因此“刺客”主要是通过“报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报恩的方法又主要通过“杀”这一行为来实现。与“刺客”不同，《游侠列传》中的“游侠”并不需要报答谁的知遇之恩，相反，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施恩者”，例如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因此“游侠”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施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施恩又主要体现在“救”这一行为，不论是给人钱财还是帮人摆脱困境都是“救”。
（三）“刺客”与“游侠”的行为的受益对象的身份不同。先说“刺客”，他们的主要行为是“报恩”，是通过刺杀“恩主”的政敌报答知遇之恩。因此，他的行为的受益对象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人，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属于统治阶级一类，例如鲁庄公、吴公子光、智伯、严仲子、燕太子丹等。而“游侠”则不同，他们的行为主要是“施恩”，他们救助的对象大多数都是下层阶级的平民，偶尔会有属于统治阶级的（例如朱家救助季布脱困，剧孟帮助条候平叛吴楚），但都是个例，主要的还是以下层社会的平民为主。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两者身处的时代不同，社会的需求也就不同。“刺客”所在年代，动荡不安，天下分裂，统治阶级除了通过军事、政治等常规手段获取胜利之外，经常还需要通过暗杀等手段打击消灭政敌。因此，统治者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为其出力，“刺客”应运而生。而在“游侠”所处的时代，天下统一，井然有序，不需要“刺客”这样可能导致国家动荡的存在。相反需要一种“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的力量存在，既可以弥补国家法律制度的不足，安抚百姓，又不会打破国家秩序，这是“游侠”存在的原因。
（四）通过《史记》来看，“刺客”与“游侠”事迹中展现出来的情感精神是不同的。粗略看来，“刺客”与“游侠”都主要是为“义”而活 。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大。首先，“刺客”的“义”主要是“情义”。是为了报答恩主的知遇之恩的情义，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司马迁对此感慨“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主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可以说“刺客”的一生是为“情”所生，为“情”而亡。其次，“游侠”的“义”主要是“仁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游侠”有这样的评价“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与“刺客”不同，“游侠”的“义”是以人为本的，不分阶层的，不分对象的。他们“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不会用恩情绑架他人。因此，“游侠”的“义”，是“仁义”的“义”。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同样是“义”，但是“刺客”的“义”与“游侠”的“义”是截然不同的，“刺客”的“义”是独属于其恩主的“情义”;“游侠”的“义”是施于众人的“仁义”。
二、结论
通过前文对“刺客”和“游侠”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从《史记》中看，“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群体，他们之间不是包含关系，不是隶属关系，而是互相独立的两个群体。
首先是由于身处的时代不同，导致了统治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对于“刺客”，统治者将其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工具;对于“游侠”统治阶级认为他们会危害社会稳定，触及自身利益，因此对“游侠”进行打击。其次，他们的人生准则的不同：对于“刺客”来说他们接受了别人的“知遇之恩”，因此“报恩”是他们的人生要事，“士为知己者死”是他们的人生准则;“游侠”则不同，他们主要是“施恩”一方，“乐善好施”是他们的人生准则。一个是“被动”的接受，一个是“主动”的给予。最后，是“刺客”和“游侠”所展示出来的精神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刺客”表现出的情感精神侧重体现在对恩主的“情义”之上，“游侠”则主要侧重体现在对天下人的“仁义”方面。这一点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这些不同充分的表明了，至少在《史记》中，“刺客”与“游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不能简单的将“刺客”与“游侠”看做一个整体。
参考文献：
[1] 江淳.试论战国游侠[J].文史哲，1989.04.
[2] 韩云波.试论先秦游侠[J].贵州大学学报，1994.02.
[3]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M].上海：三联书店，2009.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作者简介：
唐金菊，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