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夏代历史文化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的观点仍应是当前学界判断夏代为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的基本依据,这一观点与三代之间血缘组织普遍存在的状况并不冲突。夏代国家的产生路径符合恩格斯有关古代社会"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理论论述。尽管尚未有夏代文字的出现,但可靠文献资料以及濮阳高城遗址的发掘,为夏代并非后人杜撰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古河济地区的考古遗址和考古发现为考察夏的疆域及其所在位置提供了证明,具有王都气象的二里头遗址是夏后期夏人的都邑,而古河济一带则是夏人自始至终居住于其上的夏的本土。禹时洪水并非是一场遍及天下九州的大洪水,它只发生在古兖州及其附近地势低洼的地区,禹治洪水亦不过是其时人们为发展低地农业而对本地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进行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