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大学”里的干部“成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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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能有无数干部骨干从这里走出去,燃起民族解放的革命烽火?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干部能从这里出发,赴东北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带着一系列问题,2021年4月19日,“从延安到北安——跟党走、奋斗行”大型主题采访第一分队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探寻延安时期干部的“成长密码”。
   我们一路“打卡”许多旧址,走访当年学员住过的窑洞,聆听党史专家和讲解员讲述的故事,从中渐渐找到了答案。
  “造就成千成万的铁的干部”
   穿行在延安老城区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所创办学校的旧址散落其中,从中央党校到抗日军政大学,从陕北公学到鲁迅艺术学院……望着那一孔孔窑洞,让人仿佛又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几十所干部院校的琅琅书声仍在耳边回荡。
   从培养党政干部到培养军事干部,从培养科技干部到培养文艺干部……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书写了世界瞩目的“窑洞大学”培育英才的壮丽史诗,为干部成长提供了丰厚沃土。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艰苦卓绝的长征,抵达陕北。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这个偏僻的陕北小城成了指引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灯塔,成了进步青年热切向往的革命熔炉。
   “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我要去延安!”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成千上万追求真理的革命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
   如今,从西安去延安,买一张动车票,大约两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多数从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仅仅依靠双腿,在风沙弥漫、雨雪交加、骄阳酷暑中艰难前行,才最终望见热切期盼的宝塔山。
   “为适应新形势,党中央及时做出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民族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苏雅琳介绍说,据统计,当年延安及周边地区创办的干部学校达30多所,这些“窑洞大学”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为党领导人民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干部保证,也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储备了大批干部。
   这其中,最出名的是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在延安的抗大纪念馆里,记者看到一幅复原的会场画面:会场上方悬挂着“造就成千成万的铁的干部”的横幅,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塑像立在画面的中央。
   “学校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启发式、讨论式教学,讲求因材施教、理论联系实际,理念非常先进。”苏雅琳说,毛泽东主席亲笔为抗大题写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是最根本的一条。
   “边生产边学习,边战斗边学习”,是抗大最为明显的办学特色。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延安的抗大纪念馆里一处当年学员学习的复原场景,就是对这一特色的诠释:一队正在行军的抗大学员身背行李,每个学员的行李后有一块小黑板,上边写着字。小黑板一是能让他们随时坐下来当桌子学习用,二是方便后面的学员抬头就能看见黑板上的内容,便于途中学习。就这样,学员们边行军、边学习,既完成了军事任务,又学习了文化知识。
   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原特聘教授、党史专家刘煜介绍,毛泽东主席在抗大第三大队发表演讲时指出:“你们到抗大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毛泽东的讲话,让抗大学员备受鼓舞。
   无数满怀抗日救国热情的青年在革命圣地延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然后又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撒遍全国,有的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有的以笔为枪创作出一大批鼓舞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
  “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延安城东北桥儿沟,是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这里不仅走出了大批艺术人才,更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而闻名于世。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做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重要论断,并提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为领导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和广大在职干部教育,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干部教育部。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干部队伍建设史上开创性的探索:把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从上到下建立较为完善的干部教育管理体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李德迎介绍,在内容上,开展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在方式上,根据从事工作、文化水平的不同,分類编组、分级指导,实行差异化学习;在机制上,勤学者奖、怠惰者罚……正是因为党中央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建立了内容合理、注重实效的干部教育体系,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领导和干部人才。
   “延安时期,全党掀起空前的学习热潮。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成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人人处于学习之中,时时体现学习之风’的浓厚学习氛围。”中共延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王锦霞向记者介绍,这一时期,党中央开创了党内集中学习这一实现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崭新形式,锻造了我党所独有的伟大精神,有效提升了全党整体素质和战斗力,为后来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创建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还成立了一个六人学习小组,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担任副组长。学习小组从1938年到1942年总共坚持了五年的学习。他们一方面自学原著,另一方面请当时延安的著名学者进行辅导。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团成员、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的王鹤寿后来回忆:“在繁忙的工作条件下,坚持不懈,既表现出陈云同志的学习精神,也显示了他的坚强毅力。当然,学习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衷心地感激他领导的这段学习,使大家得益匪浅、难以忘怀。”
   在延安杨家岭的毛泽东旧居,记者看到那张拍摄于1942年的著名照片:毛泽东穿着打有大块补丁的裤子,给八路军第120师团以上干部做报告。这张照片展示的正是抗战时期全党进行的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改造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
   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同年12月,毛泽东特意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和全党学习、工作的座右铭。
   后来成长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的赵德尊,于1943年9月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学习,并于1945年4月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后来回忆说:“对于延安的崇敬心情,我终生难忘。这种感情,首先来自对革命的崇高理想和信念,来自延安的八路军和党政老一辈领导好的思想作风。”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两年,赵德尊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有了更为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为日后作为干部团成员赴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不发枪,不发炮,只发干部和电报”。一个个在延安经过学习淬炼的干部被派到敌后,迅速变成一颗颗火种,发动群众建立起一支支英勇杀敌的部队。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随后,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大批干部要派到东北去。每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前,中央領导同志都要在枣园接见他们、叮嘱他们。
   有一首革命歌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唱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首歌是根据毛泽东写于1945年的《关于重庆谈判》中的一段话改编成的,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形象比喻,要求共产党员像“种子”一样,在人民当中“生根、开花”。
   刘煜介绍,毛泽东对派出去的同志讲:“人民好比土地,你们就是种子,你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还讲:“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叫你们去工作,就是去斗争的。”同志们听了毛泽东的教导后深受启发,到了新的地方后,处处把自己当作一颗种子。
   如今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外,挺立着两棵柳树和一排松树,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松柳之喻”。
   1944年,王震准备率一支5000人的部队组成南下支队,到华南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接见三五九旅团级以上干部时说:“你们出去以后要学会两种本领:一种就是松树的本领,一种就是柳树的本领。你们看松树,在冰天雪地也郁郁苍苍,不怕严寒,所以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哪里都能活,柳树有灵活性。所以你们到了新的根据地以后,要学会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这两种本领。有了这两种本领,你们就会无往而不胜。”
   毛泽东的“松柳之喻”,同样影响了赴东北创建根据地的干部团成员。带着领袖的殷殷嘱托,干部团成员从黄土高坡出发,踏上了北上征途……
   到达东北后,这些干部像种子一样做群众工作,像松柳一样深深扎根黑土地,使我们党的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赴东北的干部牢牢占据优势,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编辑:任红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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