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言2012年10月11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成绩。这与1988年10月13日阿拉伯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具有非同尋常的意义。马哈福兹是埃及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阿拉伯世界、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不仅是马哈福兹本人的荣誉，也是埃及人民的荣耀和所有东方人民的骄傲。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莫言自己曾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颁奖典礼上，面对暴风雨般掌声和闪光灯的我，突然想起来多年前曾在同一地方感受同样气氛的埃及阿拉伯文学家纳吉布·马哈福兹。他不仅在埃及，也在将他作为上世纪最伟大作家的中国，都收到了跟我一样的热情及喜悦。”显然，莫言和马哈福兹作为两位东方作家获得西方文化圈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缩影、一种象征。这有利于扩大世界文学的视野，将东方文学置于世界文化繁荣的影响下，从而彻底打破“欧洲中心论”，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埃及开罗杰马耶勒老区的一个中等家庭，父亲曾经过商，后来当公务员，2006年8月29日在埃及去世。马哈福兹自小立志作一个社会改革家，1930年考入开罗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又攻读硕士学位。他长期在政府部门工作，先后在宗教基金部和文化部供职，直至担任文化部顾问。1971年退休，成为《金字塔报》专职作家，编委会成员。他被看作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埃及作家和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马哈福兹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历史小说阶段，现实主义小说阶段和新现实主义小说阶段。马哈福兹一生创作了大约50部长篇小说、5部戏剧，还有无数短篇小说、随笔、散文。其中16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极大成功。最著名的作品有“开罗三部曲”，即《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其他作品有《梅达格胡同》《始末记》《平民史诗》《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等等。马哈福兹将阿拉伯现实主义小说推上了最高峰，并且推动了阿拉伯小说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所以，马哈福兹享有“阿拉伯小说之父”的美誉，更被认为是埃及文学的金字塔。
　　莫言和马哈福兹两者之间当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来看，二人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哈福兹77岁才获奖，当时已近耄耋之年，他的身体状况日趋衰弱，他的国家正处于日趋恶化的阵痛，在获奖后他暗淡了下来。而莫言在马哈福兹获奖24年后得到这个奖项，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莫言57岁获奖，他获奖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地位高升的阶段，赢得了世界的赞赏和尊重。然而，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地方，二人的根本相同之处在于：在处理民族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关系时，走的同样是一条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回归传统——走向世界的道路，以写实主义为主，坚持传统路线，形成了特殊的风格。一般而言，莫言和马哈福兹也都采取了欧美风格的写作技巧和叙事方式，其中大量使用象征、比喻和暗示，为小说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色彩。

二

　　莫言和马哈福兹都长于塑造独特的女性形象，两者均从男性作家的角度出发，显示出男性作家的开阔视野和深度思考。两者作品均构筑了独特的女性王国，描绘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女性伟大的思想状态，揭露了女性所遭受的迫害与不平等待遇。莫言和马哈福兹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一定的象征意义，既有表层意义也有深层意义，具体地说，她们蕴含着女性、母性、祖国及人性的多层次的象征意蕴。我们从两者的几部作品中就能看到他们分别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埃及长期的封建统治，形成了男性主导的观念。男性在长期的统治中，利用各种手段逐渐确立了自己对女性的统治地位，女性在封建时代是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的，她们要顺从男性。在近现代的埃及，女性依然没有摆脱男性的统治。马哈福兹的小说《开罗三部曲》中的艾米娜，尽心尽力地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在家庭中，她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没有自己的主张，自己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向丈夫阿卜杜·杰瓦德汇报，丈夫也不允许她出门，厨房就成了唯一能体现她的价值的地方。“艾米娜一直觉得，她在楼上是一个名义上的女主人，是个有名无权的代表;而在这里（厨房），她是大权独揽的女王，炉灶的生死由她一手操纵，堆在房间右边角落里的煤块和木柴的命运全凭她一句话。对面墙上放锅碗瓢盆的壁架下的灶火让它熄灭或吐火舌，也全由她一手指挥……丈夫对她精心烹饪的食品总会夸奖几句，除此以外，她很少得到他的赞扬，这也足以证明她的手艺很好。”因此，在作者看来，走出家门，走上大街，是妇女获得自由解放的象征。我们再从《始与终》里的奈菲萨去看埃及社会的旧传统的另一个牺牲者。她是另一个阿拉伯旧式妇女的典型，一个驯顺的妻子，但也是一个专制的一家之长的牺牲者。她的人生极为悲惨。无情的病魔将疼爱她的父亲的生命夺走了，没有兄弟的关爱与关心，她只有默默地为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她整天忙忙碌碌的，烧饭，洗衣，打扫，擦洗，缝补。”她的感情任人践踏，贫穷以及包办婚姻使她失去了自主的权利，她成为家庭的累赘，街头女子，在被人欺骗、侮辱后也无人可去倾诉，只有默默地将苦水自己吞咽，最终尼罗河成了她的归宿。在《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中，为了争夺街区的利益，很多人都参与了冲突，而冲突的主角是男人，女人只能躲在自己的家中。女性只是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为男性生育出具有战斗力的后代。《平民史诗》里的祖海莱却是叛逆女性的形象。虽然她生活的现实中既有强权暴力者的欺压，也有传统势力的阻挠和束缚，而对这一切，祖海莱大胆抗争。她要求自由尊严，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她拒绝向任何歹徒屈服，为了地位，甚至可以抛弃爱情。她征服了平民、富商、头领，甚至警察局局长。虽然后来她实现了她的理想，和理想的伴侣结合了，然而，这样一位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女性，还是落得个惨死在复仇者棒子之下的结局。在《米拉玛尔公寓》中，作者将公寓的女佣泽赫拉作为埃及的象征，反映了埃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在1952-1962年土地革命时期对待革命的态度。 　　在马哈福兹小说中诸如此类的女性形象还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可见，马哈福兹塑造的女性形象蕴涵了无穷的象征意味。她们是埃及妇女要求自由平等愿望的一个缩影。生活在大院中的这些女性，失去了人身自由。男人有权力控制女人的一切，女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归属男人，女性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从夫、从父、从子、持家”就是她们一生唯一的任务。如果她们试图寻求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想争取一点属于自己的权利，她们反抗的结果也大都以悲剧结束。她们勇敢地走出了强权的家庭，但是她们走不出强权的社会，男性不仅控制着家庭，而且在社会上也是主导者，女性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出走以后還是要羊入虎口，又回到了悲惨的现实生活中。可以说，马哈福兹笔下的女性形象始终都是一个悲剧，是社会黑暗中的女性悲剧、母性悲剧、祖国悲剧甚至整个人性的悲剧。然而，从他的作品中人们毕竟听到了女性为争取地位而发出的一声声呐喊。
　　和马哈福兹笔下的女性相比，莫言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也都表现出女性的各种生存状态，显示了作者对新时期女性主动、大胆追求爱情的赞颂。比如，《透明的红萝卜》中，作者给我们描写了一个美丽的追求爱情的乡村少女——菊子姑娘的不幸结局。《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为了自由与爱情不顾一切，她从自己出嫁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生活的不顺，爱情的不易，婚姻的不幸，都步步将她逼上绝路。然而她却凭借着坚强的意志闯开了一条路，从而换取新生，获得了自己的自由爱情。《天堂蒜苔之歌》金菊与高马的婚姻得不到父母支持，后来父母提出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金菊答应了父母的要求。她其实已经被父母当作了“物”的存在。《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就是一个典型的“当代母亲”的形象，千千万万母亲的代表。她不得不一次次地接受借种的风险，不得不一次次生产直到生出第一个男孩上官金童，她为了儿女忍辱负重，承受着巨大生活折磨，成为了“祖国”“人民”的集合和化身。正如莫言所说：“我真诚地想在这部书里歌颂母亲，歌颂人民，歌颂大地。”《檀香刑》中的孙眉娘为了营救爹爹，面对各种交错的关系，使她几乎崩溃，而这各种关系背后就是封建制度。《蛙》中亲手迎接无数可爱的小生命，又亲手扼杀无数生灵的“姑姑”，她是一个计划生育的执行者，又是一个善恶之转换的承载者。她一方面是女性，也是政治化人物;另一方面，她又不是女性，而是历史符码，是命定文化的承载体。就是这样，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是永远都属于男性社会中的苦难女性、苦难母性的代表，又获得了深一层的意义，去代表祖国和人性。莫言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仿佛本身就是一个女性在诉说自身的遭遇。这些传统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生活秩序和强大的男权意识面前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她们一生只有生殖的功能、服务于欲望的功能。她们对生活充满了渴望和热情，对男人充满了尊敬和希冀，她们遵从一切，但又失去一切。她们始终在冲破与未冲破封建牢笼之间徘徊，有时大步向前看似很坚定，有时又畏首畏尾、畏葸不前。

三

　　可以看出，马哈福兹和莫言都把东方民族的神秘特色用富有生命力的语言表达得非常到位，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生动、令人难忘的东方女性形象。两者作品中，可以看出二人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对甘于堕落的妇女的批判，也看到了作者对具有美德的妇女的同情与赞美。同时，两者在小说中对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进行女权运动抒写了自己特有的警示、忠告和感想。在他们笔下，完整的女性形象被建立起来。她们在苦难中求生，在抗争中击打着宿命的桎梏。虽然她们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已很遥远，而且她们反抗的结果也大都以悲剧结束，但她们的生存与生命方式和共同的对人生的壮烈追求，对今日的现代女性仍有某种启发意义。而二人的根本区别则在于这些女性的存在空间的不同。马哈福兹的小说主要描写城市中一条街或者几条街的一个或者几个家庭生活，而在家庭中，男子处于主导地位，女子则要顺从男人的意志，她没有话语权，不能批评指责丈夫的过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轻则遭到丈夫的训骂，重则可能被休，她们大都是顺从的，抵制男性的女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而莫言的小说主要描写在“高密东北乡”里居住着这样一群性格独特的山东女人，因为从小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她们养成了倔强、顽强的性格，她们吃苦耐劳，像男人一样辛勤地耕耘着自己的理想生活。
　　这也就是说马哈福兹和莫言的小说均呈现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两者都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从自己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自己祖国人民的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们将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巨大而丰硕的审美意象，都隐喻着深邃而厚实的文化内涵。马哈福兹从埃及首都开罗街区出发，反映自己的祖国——埃及的前途和命运，揭露当时埃及社会的黑暗，呼吁平等、自由与人性的解放，呼吁社会的变革和人民的心声。莫言和马哈福兹一样，只写自己所熟知的经历和经验，故乡高密才是他的世界。高密之于莫言就如同街区之于马哈福兹一样，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假象世界，既真实又迷离。
　　由于马哈福兹在开罗的一个老城区里长大，对开罗的历史典故和风土人情谙熟于心，他在小说中用大量篇幅对自己故乡的居民生活作了细腻生动的描写。打开他的小说，我们就可以嗅到老开罗的乡土气息，仿佛听到吱吱咯咯的开门声，从闪开的门缝里我们看到了埃及平民生活场所里的门厅、阁楼、凉台、咖啡馆、清真寺等情景，以及开罗旧区胡同里的理发匠、小店主、小贩、媒婆、妓女、失意的文人等各种各样的人物，还有宰牲节杀羊烹牛、清真寺礼拜、咖啡馆聚会聊天等风土民情，这些使得他的小说又有着宝贵的民俗学价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哈福兹作品中的这种浓厚地方色彩，在作者以开罗的老城区名字作为他的很多小说的题目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构成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现代埃及普通居民生活的图景。比如，“开罗三部曲”中作家有意安置三条街名作篇名，既反映了同一家族内部三个家庭的往事，也折射出埃及社会三个时代的现状，更将叙述作了空间式聚焦。而《新开罗》则通过对马哈朱卜这个“开罗病态社会的典型”从贫穷、发迹到最后毁灭的悲剧性描写，向我们展示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埃及的现实，揭露了埃及社会的罪恶及导致这一罪恶的根源——社会制度。《梅达格胡同》将种种凄惨、不幸、荒诞、谬误集中地、爆发式地充溢于一条胡同中——一条入口和出口重合的死胡同，而这条死胡同就象征着整个埃及社会，一个封闭自守而又大门洞开的埃及社会，构建了一个埃及版的“悲惨世界”。不仅如此，梅达格胡同又获得了深一层的意义，象征一个纷繁的“人的世界”。人被主宰，同时人也主宰着自己能主宰的一切，人们在固守与出走之间徘徊、游移、挣扎。《平民史诗》中，作者用纳基家族十三代人所繁衍生息的街区两百多年的传奇而又曲折的生存奋斗史，来象征和隐喻埃及平民为了争取平等和幸福生活所作出的努力和道路的曲折。《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也一样获得了深一层的意义。小说以宗教传统为背景，以一个街区的兴衰变化为象征，寓意着人类社会从蒙昧、先知时代向科学时代演进、变化的历史进程，是一部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伟大的现代寓言小说。可见，马哈福兹将开罗这些街区作为埃及社会甚至人类社会的象征，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我们逐个认识了一条胡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认识了埃及社会及整个人类社会的芸芸众生。正如作者在晚年时所言：“我从卡夫卡和表现主义作家那里，发现的是与现实平行的世界，比现实更现实。” 　　和马哈福兹相比，莫言则一直从乡村出发，坚持写乡土中国。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谦卑的乡村之子的淳朴心灵，把创作之根深深地扎入肥沃而广阔的乡野现实，创作了大量复杂丰富的北方乡村小说。正如作者所言：“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中的内容。”这段话真实地表达了莫言对故乡的初始情感。打开他的小说，我们就可以想象，莫言写作的状态。莫言除《酒国》和《红树林》等几部作品以外，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围绕故乡的背景而创作的。比如，在《红高粱家族》里，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作者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浩然展开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透明的红萝卜》中，作者还原1970年代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以黑孩为观察点，揭示人民公社背后的传统乡社结构、宗族關系对作品人物命运的影响，以及以此为问题层面，呈现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的多层性。在《红蝗》中，作者意在赞颂高密东北乡上的食草家族是一个伟大的、美丽的家族，等等。可见，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舞台，而这个舞台是一个产生象征的空间，放在舞台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一个表现者。在他看来：“‘高密东北乡’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精神的故乡。它如同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早已超出了地理学的意义，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某些象征意味。”在莫言笔下，“高密东北乡”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用故乡的独特性创造出某种世界的共性。
　　可以看出，象征手法的运用在马哈福兹和莫言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两者是各有侧重、各有特点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同时也保持着很多共同的地方。其实，任何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不管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是未获此奖的作家，首先都应是弘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模范，向世界提供自己民族的文化精品。马哈福兹和莫言即属于此列，两者的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同时，又接受着异域文学汁液的营养。两者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忧国忧民，关注妇女事业。两位杰出的作家虽身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他们用各自的母语书写出了一篇篇在文学领域熠熠闪光的优秀华章，其故事情节和精湛的语言表现手法在读者的心中久久回荡，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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