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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2005年夏天的“超级女声”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电视选秀娱乐风暴席卷中国，其火暴程度非同一般，而且备受青少年青睐，“超女现象”产生了强大的“同辈群体效应”。于是，当“超级女声”作为非主流文化的代表，与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教育迎面相撞时。当代中国教育应该有所反思。
关键词：同辈群体；青少年；教育主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7)04-0086-03
电视选秀节目是复制于外国商业电视频道的电视节目，2004年进入中国，20Y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造就了这一“平民盛宴”的巅峰，2006年这个节目急剧膨胀，恣意裂变，几十档同类节目充斥全国几十家电视台的上星频道中。电视选秀节目意欲为普通大众，特别是“平民”、“草根”们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选手们通过自我展示，获得人们(社会)对自己的认可甚至尊崇。它向人们展示和允诺了一种大众期待的社会价值，即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社会的竞争中去，借此展示能力与形象，并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选秀节目商业化的运作突破了公共文化的道德底线，“神话”也就开始破灭了。最近，随着主管部门的规范与惩戒，电视选秀高烧正在退却，但留给我们反思的空间是巨大的。在众多的电视选秀节目中，“超级女声”尤其具有我们从教育学视界进行剖析的标本意义。
在展开讨论之先，让我们关注几则与“超级女声”有关的报道：
①2005年的夏天，一场前所未有的娱乐风暴席卷中国，那就是“超级女声”选拔赛。15万人参赛，至少54万人参与票决，两亿多人收看，最高的电视广告报价，最热烈的媒体讨论，持续数月“高烧不断”。
②有记者在2005年7月15日到20日对长春市近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中发现，95％的学生都知道“超级女声”这个节目，90％以上的学生在周五的时候守在电视机旁观看，50％的学生曾经给自己支持的选手用手机投票。
③28日凌晨1时许，江西服装学院内发生一起因观看“超级女声”而导致的杀人案，被害人李某身中20余刀，生命危在旦夕，犯罪嫌疑人许某在事发后出逃。李某是“超女”厉娜的支持者，而许某则是张姗姗的支持者。由于在比赛中张姗姗被淘汰，许某非常恼火，就想换台，但李某说什么也不同意，两个人就为此吵了起来。
相关报道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狂热的“粉丝”追捧“超级女声”?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到底在施加何种影响?它的火暴反映了当代青少年怎样的喜好、心理状况与成长环境?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学校教育可以从中检视什么?
“超级女声”可以说是现代大众传媒一手炒作起来的大众快餐娱乐节目。节目定位直接迎合青年人的心理，参赛者都是女性青少年，节目的绝大多数追随者也都是十几或二十多岁的少男少女，参赛报名、评选程序和观众参与都没有设置严格的要求，亲和力强而少距离感。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和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充分利用，也促进了“超级女声”的走红。在台上直接参与这场“全民狂欢”盛会的“超女”们以及在幕后“大呼小叫”或者发送手机短信支持自己情有独钟的选手的“粉丝”们，构成了教育社会学意义上的“同辈群体”。
相对于正式群体而言，不必按照某种规定的程序而自然结合的群体为非正式群体，它没有明文规定的群体准则和目标，往往自发形成，关系密切并保持着亲密的接触和互动，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是他们组合的纽带。同辈群体是非正式群体的一类，作为学生的一种“永恒的社会”，同辈群体有其独特的功能。“超女一粉丝群体”正是对“同辈群体”最形象生动的诠释。
首先，同辈群体是个人自由选择、自愿结合而成，群体成员之间在年龄、兴趣爱好等方面比较接近，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动，而极少带有强制性质，群体间也因此产生了较强的内聚力。群体成员之间通过群体的共同性获得情感的相互依赖、相互沟通，产生较强的心理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据调查，“超级女声”的追随者大都是中学或大学的在校生，热情奔放，充满朝气，拒绝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一位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普通家庭的21岁音乐学院女生，通过参加“超级女声”而迅速走红，成为众人追捧的人物和各大广告商哄抢的对象，拿到了150万元的广告代言费，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签约著名的太禾麦田唱片公司……“榜样力量”使怀揣着梦想与渴望的少女们跃跃欲试。一名少女为了支持“超女”选手，用手机投票花费了相当于家里两个月生活费的通信费；还有一些“超女”迷们为追捧选手，不惜包机到现场助威。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做法对错与否，至少，他们淋漓尽致地享受了自己的兴趣，做自己想做，爱自己所爱，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其次，作为同辈群体中的学生之间没有社会身份之差，几无名利之争，也少受成人权威的干涉，每个成员均可享有比在家庭与学校中多得多的“自由”，并能实际感受到这种“自由”。他们处在青少年期这一特殊成长阶段，正向成人角色的过渡，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欲望日益强烈。他们渴望介入社会，寻找一种可供宣泄又能实现自我的方式。但是，繁重的学业压力、单调枯燥的学习生活，现实和理想间的差异使他们容易感觉生活的压抑、内心的迷茫。学生同辈群体为其成员提供的平等互助的环境，恰好满足了学生可以不用顾忌成人社会的评价而“为所欲为”的心理需求。“超级女声”标榜的“主宰舞台、改变命运、肯定自我、价值体验”的节目理念与青少年的“善模仿、自我价值肯定、对新生事物的追逐、对成人社会的向往、盲目的从众性”等心理特点甚为契合，以迎合当今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特征而魅力倍增。对于“超女”来说，参加“超级女声”就等于把握了一次在众人面前展示自我的难得机遇，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她们有可能创造“一唱成星”的神话，从此出人头地，这极大地满足了青少年渴望在群体中获得认同的心理特征；而在台下欢呼雀跃、为之如痴如醉的“超女迷”们在观看和参与投票的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愉悦，培养了一种特定的群体认同方式和归属感，在这一群体中，他们的好奇心得以满足，他们求新、求奇、求异和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梦想的愿望得以实现。
再次，同辈群体有自己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对个体社会化有着重要影响。同辈群体一旦形成，从行为规范、价值准则到沟通的语言、交流交往方式乃至服装、发型等都体现出群体特有的旨趣分明的亚文化特征。学生同辈群体影响所具有的“高参照性”特征使学生往往容易心甘情愿地接受同辈群体的影响。“超级女声”日益受到关注，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奇有趣、富于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词汇，“玉米”、“笔杆”、“凉粉”、“盒饭”、“鸭梨”等分别代表着不同选手的支持者建立起来的支持团队。这些在成人 看来不知所云的个性化语言，极具“超级女声”的特征，这就是这一同辈群体的独特语言表述，充分满足了群体成员，也就是“超女粉丝”们个性表达的需要。有调查表明，在服装、发型方面，在长春街头出现的约80位“超女迷”中，50％的女生穿着都比较中性，猛地一看很难分辨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大都分学生头发的造型和颜色都经过精心的打理，其中一些完全是模仿周笔畅和李宇春的发型。那些一夜成名的“超女”们也因此成为众多青少年“粉丝”社会化进程中的偶像性重要他人，“超女”们追求时尚、标新立异的装扮引起了“粉丝”群体成员的共鸣，为他们所认可并接受，成为张扬他们个性特征的符号和标志。
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选秀中脱颖而出，展现出出色的品质和非凡的能力，其推崇与仿效效应是巨大的，但当这种心理演变或异化为“偶像崇拜”和极度的自我表现时，负面效应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超级女声”的日益火暴，越来越多的“粉丝”参与到这场狂潮热浪之中。荒废学业参赛者有之，一掷千金投票拉票者有之，为看演唱会而卖血筹钱者亦有之。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同辈群体具有较强的内聚力，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自卫性和排斥性。一旦群体形成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圈内人”就会构建出一道无形的屏障将自己与“圈外人”隔离开来，甚至还可能导致在“报复心”驱使下的各种反社会行为。有关研究表明，儿童自其家庭生活之初便已开始出现对成人的规则与权威进行反抗和挑战，而这种“社会本性”在同辈群体中得到相互支持与相互强化。因此，家长、学校对青少年同辈群体的交往应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引导，积极培养青少年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交友意识，学会用批判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去认识分析“江湖义气”、“拔刀相助”等不健康关系与群体成员间友谊的真正区别。
社会给公众提供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机会的多少，可以平抑或刺激博取成功的无理性可言的“赌徒心理”。当代中国的教育无疑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教育，传授给孩子们的是一种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价值观念。刻苦读书、上重点大学、谋取好的职业、获得高薪，这样的成才价值观念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视此为成功的唯一途径，一切都是为了博取那张主流社会的准人证，其后果不堪设想，无数的教训也应验了这种“独木桥”的危险系数。孩子们被“加工”成千人一面的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产品，学生的课业负担沉重，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如果我们的教育忽视了为青少年的思想栽种疫苗，无法培养他们健全向上的人格，无视他们追求自由，渴望被关注、被重视的天性，如果孩子们的梦想被击退，他们内心的彷徨与沮丧无处宣泄，对于失败与挫折，对于残酷的竞争，他们缺少了磨炼和理性，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得不堪一击，学校就不可能是学生的“乐园”，受教育就不可能是一种享受，而是折磨，甚至是摧残。当青年作家韩寒、“台球神童”丁俊晖通过“非常规方式”成名的时候，有人评论他们是应试教育的叛逆者，他们的成长模式有悖于中国教育现状。但是我们可以否认他们的成功吗?当“超级女声”作为一种造星运动，成为一种众人狂欢的大众娱乐节目时，关于它的是非之讨论此起彼伏，教育可以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超女现象”折射出的“同辈群体效应”中的负面因素，正是教育在青年一代逐渐完成从“个体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中无可回避的挑战。
关键词：同辈群体；青少年；教育主流文化
[中图分类号]C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7)04-0086-03
电视选秀节目是复制于外国商业电视频道的电视节目，2004年进入中国，20Y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造就了这一“平民盛宴”的巅峰，2006年这个节目急剧膨胀，恣意裂变，几十档同类节目充斥全国几十家电视台的上星频道中。电视选秀节目意欲为普通大众，特别是“平民”、“草根”们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选手们通过自我展示，获得人们(社会)对自己的认可甚至尊崇。它向人们展示和允诺了一种大众期待的社会价值，即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社会的竞争中去，借此展示能力与形象，并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选秀节目商业化的运作突破了公共文化的道德底线，“神话”也就开始破灭了。最近，随着主管部门的规范与惩戒，电视选秀高烧正在退却，但留给我们反思的空间是巨大的。在众多的电视选秀节目中，“超级女声”尤其具有我们从教育学视界进行剖析的标本意义。
在展开讨论之先，让我们关注几则与“超级女声”有关的报道：
①2005年的夏天，一场前所未有的娱乐风暴席卷中国，那就是“超级女声”选拔赛。15万人参赛，至少54万人参与票决，两亿多人收看，最高的电视广告报价，最热烈的媒体讨论，持续数月“高烧不断”。
②有记者在2005年7月15日到20日对长春市近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中发现，95％的学生都知道“超级女声”这个节目，90％以上的学生在周五的时候守在电视机旁观看，50％的学生曾经给自己支持的选手用手机投票。
③28日凌晨1时许，江西服装学院内发生一起因观看“超级女声”而导致的杀人案，被害人李某身中20余刀，生命危在旦夕，犯罪嫌疑人许某在事发后出逃。李某是“超女”厉娜的支持者，而许某则是张姗姗的支持者。由于在比赛中张姗姗被淘汰，许某非常恼火，就想换台，但李某说什么也不同意，两个人就为此吵了起来。
相关报道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狂热的“粉丝”追捧“超级女声”?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到底在施加何种影响?它的火暴反映了当代青少年怎样的喜好、心理状况与成长环境?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学校教育可以从中检视什么?
“超级女声”可以说是现代大众传媒一手炒作起来的大众快餐娱乐节目。节目定位直接迎合青年人的心理，参赛者都是女性青少年，节目的绝大多数追随者也都是十几或二十多岁的少男少女，参赛报名、评选程序和观众参与都没有设置严格的要求，亲和力强而少距离感。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和现代化通讯手段的充分利用，也促进了“超级女声”的走红。在台上直接参与这场“全民狂欢”盛会的“超女”们以及在幕后“大呼小叫”或者发送手机短信支持自己情有独钟的选手的“粉丝”们，构成了教育社会学意义上的“同辈群体”。
相对于正式群体而言，不必按照某种规定的程序而自然结合的群体为非正式群体，它没有明文规定的群体准则和目标，往往自发形成，关系密切并保持着亲密的接触和互动，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是他们组合的纽带。同辈群体是非正式群体的一类，作为学生的一种“永恒的社会”，同辈群体有其独特的功能。“超女一粉丝群体”正是对“同辈群体”最形象生动的诠释。
首先，同辈群体是个人自由选择、自愿结合而成，群体成员之间在年龄、兴趣爱好等方面比较接近，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动，而极少带有强制性质，群体间也因此产生了较强的内聚力。群体成员之间通过群体的共同性获得情感的相互依赖、相互沟通，产生较强的心理认同感和群体归属感。据调查，“超级女声”的追随者大都是中学或大学的在校生，热情奔放，充满朝气，拒绝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一位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普通家庭的21岁音乐学院女生，通过参加“超级女声”而迅速走红，成为众人追捧的人物和各大广告商哄抢的对象，拿到了150万元的广告代言费，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签约著名的太禾麦田唱片公司……“榜样力量”使怀揣着梦想与渴望的少女们跃跃欲试。一名少女为了支持“超女”选手，用手机投票花费了相当于家里两个月生活费的通信费；还有一些“超女”迷们为追捧选手，不惜包机到现场助威。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做法对错与否，至少，他们淋漓尽致地享受了自己的兴趣，做自己想做，爱自己所爱，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其次，作为同辈群体中的学生之间没有社会身份之差，几无名利之争，也少受成人权威的干涉，每个成员均可享有比在家庭与学校中多得多的“自由”，并能实际感受到这种“自由”。他们处在青少年期这一特殊成长阶段，正向成人角色的过渡，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欲望日益强烈。他们渴望介入社会，寻找一种可供宣泄又能实现自我的方式。但是，繁重的学业压力、单调枯燥的学习生活，现实和理想间的差异使他们容易感觉生活的压抑、内心的迷茫。学生同辈群体为其成员提供的平等互助的环境，恰好满足了学生可以不用顾忌成人社会的评价而“为所欲为”的心理需求。“超级女声”标榜的“主宰舞台、改变命运、肯定自我、价值体验”的节目理念与青少年的“善模仿、自我价值肯定、对新生事物的追逐、对成人社会的向往、盲目的从众性”等心理特点甚为契合，以迎合当今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特征而魅力倍增。对于“超女”来说，参加“超级女声”就等于把握了一次在众人面前展示自我的难得机遇，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她们有可能创造“一唱成星”的神话，从此出人头地，这极大地满足了青少年渴望在群体中获得认同的心理特征；而在台下欢呼雀跃、为之如痴如醉的“超女迷”们在观看和参与投票的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心理愉悦，培养了一种特定的群体认同方式和归属感，在这一群体中，他们的好奇心得以满足，他们求新、求奇、求异和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梦想的愿望得以实现。
再次，同辈群体有自己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对个体社会化有着重要影响。同辈群体一旦形成，从行为规范、价值准则到沟通的语言、交流交往方式乃至服装、发型等都体现出群体特有的旨趣分明的亚文化特征。学生同辈群体影响所具有的“高参照性”特征使学生往往容易心甘情愿地接受同辈群体的影响。“超级女声”日益受到关注，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奇有趣、富于想像力和创造力的词汇，“玉米”、“笔杆”、“凉粉”、“盒饭”、“鸭梨”等分别代表着不同选手的支持者建立起来的支持团队。这些在成人 看来不知所云的个性化语言，极具“超级女声”的特征，这就是这一同辈群体的独特语言表述，充分满足了群体成员，也就是“超女粉丝”们个性表达的需要。有调查表明，在服装、发型方面，在长春街头出现的约80位“超女迷”中，50％的女生穿着都比较中性，猛地一看很难分辨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大都分学生头发的造型和颜色都经过精心的打理，其中一些完全是模仿周笔畅和李宇春的发型。那些一夜成名的“超女”们也因此成为众多青少年“粉丝”社会化进程中的偶像性重要他人，“超女”们追求时尚、标新立异的装扮引起了“粉丝”群体成员的共鸣，为他们所认可并接受，成为张扬他们个性特征的符号和标志。
像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在选秀中脱颖而出，展现出出色的品质和非凡的能力，其推崇与仿效效应是巨大的，但当这种心理演变或异化为“偶像崇拜”和极度的自我表现时，负面效应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超级女声”的日益火暴，越来越多的“粉丝”参与到这场狂潮热浪之中。荒废学业参赛者有之，一掷千金投票拉票者有之，为看演唱会而卖血筹钱者亦有之。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发展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同辈群体具有较强的内聚力，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自卫性和排斥性。一旦群体形成属于自己的小圈子，“圈内人”就会构建出一道无形的屏障将自己与“圈外人”隔离开来，甚至还可能导致在“报复心”驱使下的各种反社会行为。有关研究表明，儿童自其家庭生活之初便已开始出现对成人的规则与权威进行反抗和挑战，而这种“社会本性”在同辈群体中得到相互支持与相互强化。因此，家长、学校对青少年同辈群体的交往应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引导，积极培养青少年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交友意识，学会用批判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去认识分析“江湖义气”、“拔刀相助”等不健康关系与群体成员间友谊的真正区别。
社会给公众提供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机会的多少，可以平抑或刺激博取成功的无理性可言的“赌徒心理”。当代中国的教育无疑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教育，传授给孩子们的是一种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价值观念。刻苦读书、上重点大学、谋取好的职业、获得高薪，这样的成才价值观念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视此为成功的唯一途径，一切都是为了博取那张主流社会的准人证，其后果不堪设想，无数的教训也应验了这种“独木桥”的危险系数。孩子们被“加工”成千人一面的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产品，学生的课业负担沉重，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如果我们的教育忽视了为青少年的思想栽种疫苗，无法培养他们健全向上的人格，无视他们追求自由，渴望被关注、被重视的天性，如果孩子们的梦想被击退，他们内心的彷徨与沮丧无处宣泄，对于失败与挫折，对于残酷的竞争，他们缺少了磨炼和理性，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得不堪一击，学校就不可能是学生的“乐园”，受教育就不可能是一种享受，而是折磨，甚至是摧残。当青年作家韩寒、“台球神童”丁俊晖通过“非常规方式”成名的时候，有人评论他们是应试教育的叛逆者，他们的成长模式有悖于中国教育现状。但是我们可以否认他们的成功吗?当“超级女声”作为一种造星运动，成为一种众人狂欢的大众娱乐节目时，关于它的是非之讨论此起彼伏，教育可以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超女现象”折射出的“同辈群体效应”中的负面因素，正是教育在青年一代逐渐完成从“个体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中无可回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