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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光进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使赵村西北三里处的田地中。对《李光进碑》保存现状及形制进行介绍，并从书法艺术角度出发，将该碑与王羲之、李邕书法进行比较，对其书法艺术风格作出分析阐述，其“行书入碑”展现了新的时代风尚，进而探究《李光进碑》所折射出的唐代少数民族书家的书法创作。
关键词：“李光进碑”;行书入碑;二王书风;少数民族
一、《李光进碑》保存现状及形制
《李光进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使赵村西北三里处的田地中，此处原为李良臣父子墓地，墓前立有三通唐代墓碑，分别是助唐平叛有功的回纥名将李良臣及二子李光进、李光颜三人的墓碑，故民间俗称“三李碑”。“三李碑”在历史上就以其高大精致的碑体、刊载史料丰富的碑文以及精美的书法为历代官吏、文人所重视，明清以降，累见著录。然而，时至今日，“李良臣碑”被毁作他用，“李光颜碑”则整体风化残泐，碑文几不可识，保存完整且较清晰者，唯“李光进碑”一通。
《李光进碑》在清末成书《山右石刻丛编》中有记载，“李光进碑，碑高六尺七寸七分，广二尺九寸六分，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额高二尺，广一尺四寸，四行，行六字，题唐故朔方灵盐等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左仆射李公碑铭，二十四字均行书。今在榆次县赵村。”[1]近年来笔者多次前往该碑处实地考察，调查的该碑数据与基本情况与旧志略有出入，笔者调查的数据及情况为：该碑分为碑额、碑身、碑趺三部分，碑石为青石质，螭首龟趺座。碑通高448cm;其中碑首高128cm、宽120cm，厚34cm;碑身高250cm，宽100（上）～109cm（下），厚34（上）～38cm（下）;碑座高70cm，宽120cm，长188cm，龟首长65.5cm，嘴宽25cm，颈宽50cm。碑额为二龙戏珠，题额行楷，4行，满行6字，题曰“唐故朔方灵盐等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左仆射李公碑铭”24字。碑文行楷相间，时有草字出现，正文27行，满行68字，全文1850余字。
二、《李光进碑》书法艺术风格
有唐一代，学习二王书风无疑始终贯穿着整个唐代王朝。从《李光进碑》书法风貌，我们不难看出此碑为典型的以行书入碑的二王书风。
（一）《李光进碑》与《集王圣教序》书法比较
《李光进碑》碑身及其碑额在用字上把楷、行、草各书体相间，以行书为主，时有草书出现，从字形、用笔来看，完全是《集王圣教序》的书法风格。我们知道《集王圣教序》因为是集字成书，所以其弊端为重复的字变化较少，偏旁结合的字结体之间、字与字之间缺少呼应关系，行与行之间缺少对比关系，以及结体摆布之病等都无法克服。而《李光进碑》其行笔起止有度，纤丝萦绕，尽显雍容之态，整篇章气息贯通。和《集王圣教序》相比其书写更加具有个性，字之间的变化灵动自如、搭配巧妙，点画起止有度，行笔更加具有书写性，字法结构又有同朝书家所影响，宽博处受到了颜真卿行书的影响，紧敛处又有柳公权楷书的感觉，这些特征都是该碑不同于《集王圣教序》之处。通过两碑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李光进碑》与《集王圣教序》无论从字形结构还是用笔来看都相似性极高，因此，可以断定两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典型的二王书法风格，也反映出当时王字范本所得到的重视及传播。
（二）《李光进碑》与《李思训碑》书法比较
《李思训碑》由李邕撰文并书之刻石，李邕（678—747年），唐代著名书法大家。钱泳《书学》有云：“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2]如果说唐太宗行书入碑开启先河，那么李邕就将其推向了高峰。行书入碑几乎贯穿了整个王朝，直至晚唐宗二王书风的行书入碑依然活跃。《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李邕善書行草，用笔势方韵圆，其坚劲含蓄处纯属二王一派，受盛唐书风陶染，积习所致，笔力一新。《李思训碑》笔法瘦劲有力，字势凛然挺拔，结字取势纵长，书写流畅、收放自如，其顿挫起伏之态熠熠生辉，顾盼有神。
《李光进碑》与《李思训碑》书法进行比较，可见《李光进碑》字形更为规整，字体略显雍容圆润，用笔以圆笔为主，方笔兼用，笔力雄厚，楷行相间，而又夹杂着草书的符号，这增加了整体章法的灵动性。而《李思训碑》中字体略显纤瘦，用笔以方折为主。但《李光进碑》因字形趋于楷书略显生硬，不及《李思训碑》劲健柔和，不过两碑中的字形结构非常相近，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处于同一时期的书家亦会彼此影响，还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的行书还是《集王圣教序》一类的王书书风。
（三）行书入碑的新风尚
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由于前期太宗皇帝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和对其书法的极力推崇，王羲之被推到了“书圣”的地位，因此学习王字蔚然成风。至中唐、晚唐，其右军书风更是亦步亦趋，虽有小变与融合，然骨之根髓未动。行书入碑当以李北海最为典型，“其欹侧行书之所以能厕身于时而相抗行者，虽功在丰体，适时趋变，但豪笔凌厉，则更见诸格力”[3]。上述所言之变，虽有其他变化渗透，但其大方向是没有变的，而是在其用笔上更加凌厉，更见格力，在势态上更强调欹侧。此时的变化受玄宗的影响，倡导隶书，时人皆从，故给此时的行书基调平添了几分厚重与丰腴，此种书风自盛唐到中唐，并在颜真卿、柳公权一出而日趋完善，并一直持续到了晚唐。
晚唐时期的书法出现了行书入碑的新的时代风尚，《李光进碑》就能体现这一风尚。王羲之行书经唐太宗的大力推崇，形成了“以王为尊”的时尚。唐碑、墓志中的行书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也都承袭了王书的衣钵，在对二王书风的“求变”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首先，在用笔上，以楷书笔法写行书，方圆并施，寓顿挫于婉转流美之中，其笔意表现出一种具体的清晰、抽象的朦胧，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其笔力点画扎实，结字安稳，酣畅洒脱，自然清纯;其笔法轻快，行笔稳健、顿挫分明，行笔速度徐疾中见神采飞扬，给人一种清新抒情之感受。其次，在结构方面表现出宽松疏朗的结体特点，其笔势婉转自然中尤见雍容静穆，富丽多姿，明快润泽，其字形多上疏下敛、上松下紧。再次，在章法上也是煞费苦心，书写格式在遵守平阙的同时，整体章法灵动活泼，结字巧妙，虽字字独立，但行草相间，把通篇章法的气息连贯起来，笔断而意连，不失自然之趣，这也是《李光进碑》的巧妙之处。这足以说明唐代各种书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唐代书法艺术的绚丽多姿。 通过上述书风的叙述，《李光进碑》书法是典型的王羲之书风，且行笔起止有度，纤丝萦绕，圆润华滋，尽显雍容之态，鲜明地反映了王羲之书法备受唐代推崇的史实。纵观此碑书法风貌，无论其书法风貌还是与唐朝的时代书风相吻合，都证明了有唐一代行书习王之风的盛行。
三、少数民族书家行书入碑的先驱
《李光进碑》的书丹者即其嗣子李季元 “河东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4]，又见《裴度等承天题记》有“右武略军使兼监察御史李季元”[5]。其出身将门，不见书名，更因为他本回纥人，虽随祖辈入唐，但与中原民族在审美及各种生活情趣上可能存在差异，或多或少还是会留有异域的习惯与审美。而此碑书风与右军书风相合，却有些字竟脱胎于右军原帖。李季元作为少数民族书家以行书入碑率先登上书法历史舞台，究其原因应是多方面的。
首先，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阶段。帝王喜好的影响及书写用具的完善，促进了唐代书法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取士制度的影响，如唐代翰林有待书学士，自贞观二年（628年）于国子监设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判定选，书法成为进身仕途的途径之一，故唐代习书、善书之人甚多。
其次，唐朝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繁盛，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同时期世界东方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极强。当时周边地区讲唐语、书唐字都是一种时尚。当时的东瀛诸国都屡派遣唐使来学习唐朝书法文化，如日本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来唐随行的学员空海、橘逸势、最澄皆以研究书法而著名。同时，唐朝的书法也传到了朝鲜半岛，新罗王遗其子、其弟来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6]。高麗王甚重欧阳询书法，尝遣使者来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7]对于书法他们甚重唐之名迹，其所心仪手追者，盖乎惟唐风是从。东瀛诸国尚且如此，那么早已迁居“内地”的回纥人，受唐书法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再者，李季元家族在当时是将门，名震一时，为唐王朝守边戍疆，征战沙场，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当时君主所重视，不断受到朝廷下诏褒奖，封官加爵，处于顶流上层社会。因此其学习更为便利，起点更高，也更容易与当时的名流书法大家相接触，并接受其指导交流。
最后，有唐一代，书法的收藏、鉴赏、阅玩始终是一种时尚。李光进家族虽是异族，但迁入中原已久，不断受汉文化影响，有此雅好也未尝不可能，更兼李氏家族，屡立战功，受帝王赏赐法书也在情理之中，这些活动，都可能是促进李季元书法水平进步，并把握时下书风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李光进碑》是山西省仅存的十四块大型唐碑之一，是极为少见以行书入碑的墓碑，碑面字迹清晰，碑文可读，对其考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其书法价值上，还体现在通过对其考究而了解行书在唐代的传承与发展上。《李光进碑》作为晚唐二王书风流行的载体，为我们研究晚唐行书入碑的发展及唐代崇王书风的变化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因为，本碑的书丹者为回纥人，通过他对汉族书法的理解与纯熟程度以及对当时书法风气的把握，说明了唐代书法的影响之广与影响之深，也是其汉化水平提高的明证。由此来看，此碑也是民族交流融合与互动的重要见证物，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2卷[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8：33.
[2]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47.
[3]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98.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碑碣[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132.
[5]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4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8419.
[6][7]刘昫.旧唐书：卷87[M].廉湘民，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403，3156.
关键词：“李光进碑”;行书入碑;二王书风;少数民族
一、《李光进碑》保存现状及形制
《李光进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使赵村西北三里处的田地中，此处原为李良臣父子墓地，墓前立有三通唐代墓碑，分别是助唐平叛有功的回纥名将李良臣及二子李光进、李光颜三人的墓碑，故民间俗称“三李碑”。“三李碑”在历史上就以其高大精致的碑体、刊载史料丰富的碑文以及精美的书法为历代官吏、文人所重视，明清以降，累见著录。然而，时至今日，“李良臣碑”被毁作他用，“李光颜碑”则整体风化残泐，碑文几不可识，保存完整且较清晰者，唯“李光进碑”一通。
《李光进碑》在清末成书《山右石刻丛编》中有记载，“李光进碑，碑高六尺七寸七分，广二尺九寸六分，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额高二尺，广一尺四寸，四行，行六字，题唐故朔方灵盐等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左仆射李公碑铭，二十四字均行书。今在榆次县赵村。”[1]近年来笔者多次前往该碑处实地考察，调查的该碑数据与基本情况与旧志略有出入，笔者调查的数据及情况为：该碑分为碑额、碑身、碑趺三部分，碑石为青石质，螭首龟趺座。碑通高448cm;其中碑首高128cm、宽120cm，厚34cm;碑身高250cm，宽100（上）～109cm（下），厚34（上）～38cm（下）;碑座高70cm，宽120cm，长188cm，龟首长65.5cm，嘴宽25cm，颈宽50cm。碑额为二龙戏珠，题额行楷，4行，满行6字，题曰“唐故朔方灵盐等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左仆射李公碑铭”24字。碑文行楷相间，时有草字出现，正文27行，满行68字，全文1850余字。
二、《李光进碑》书法艺术风格
有唐一代，学习二王书风无疑始终贯穿着整个唐代王朝。从《李光进碑》书法风貌，我们不难看出此碑为典型的以行书入碑的二王书风。
（一）《李光进碑》与《集王圣教序》书法比较
《李光进碑》碑身及其碑额在用字上把楷、行、草各书体相间，以行书为主，时有草书出现，从字形、用笔来看，完全是《集王圣教序》的书法风格。我们知道《集王圣教序》因为是集字成书，所以其弊端为重复的字变化较少，偏旁结合的字结体之间、字与字之间缺少呼应关系，行与行之间缺少对比关系，以及结体摆布之病等都无法克服。而《李光进碑》其行笔起止有度，纤丝萦绕，尽显雍容之态，整篇章气息贯通。和《集王圣教序》相比其书写更加具有个性，字之间的变化灵动自如、搭配巧妙，点画起止有度，行笔更加具有书写性，字法结构又有同朝书家所影响，宽博处受到了颜真卿行书的影响，紧敛处又有柳公权楷书的感觉，这些特征都是该碑不同于《集王圣教序》之处。通过两碑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李光进碑》与《集王圣教序》无论从字形结构还是用笔来看都相似性极高，因此，可以断定两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典型的二王书法风格，也反映出当时王字范本所得到的重视及传播。
（二）《李光进碑》与《李思训碑》书法比较
《李思训碑》由李邕撰文并书之刻石，李邕（678—747年），唐代著名书法大家。钱泳《书学》有云：“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2]如果说唐太宗行书入碑开启先河，那么李邕就将其推向了高峰。行书入碑几乎贯穿了整个王朝，直至晚唐宗二王书风的行书入碑依然活跃。《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李邕善書行草，用笔势方韵圆，其坚劲含蓄处纯属二王一派，受盛唐书风陶染，积习所致，笔力一新。《李思训碑》笔法瘦劲有力，字势凛然挺拔，结字取势纵长，书写流畅、收放自如，其顿挫起伏之态熠熠生辉，顾盼有神。
《李光进碑》与《李思训碑》书法进行比较，可见《李光进碑》字形更为规整，字体略显雍容圆润，用笔以圆笔为主，方笔兼用，笔力雄厚，楷行相间，而又夹杂着草书的符号，这增加了整体章法的灵动性。而《李思训碑》中字体略显纤瘦，用笔以方折为主。但《李光进碑》因字形趋于楷书略显生硬，不及《李思训碑》劲健柔和，不过两碑中的字形结构非常相近，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处于同一时期的书家亦会彼此影响，还可以从侧面证明当时的行书还是《集王圣教序》一类的王书书风。
（三）行书入碑的新风尚
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由于前期太宗皇帝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和对其书法的极力推崇，王羲之被推到了“书圣”的地位，因此学习王字蔚然成风。至中唐、晚唐，其右军书风更是亦步亦趋，虽有小变与融合，然骨之根髓未动。行书入碑当以李北海最为典型，“其欹侧行书之所以能厕身于时而相抗行者，虽功在丰体，适时趋变，但豪笔凌厉，则更见诸格力”[3]。上述所言之变，虽有其他变化渗透，但其大方向是没有变的，而是在其用笔上更加凌厉，更见格力，在势态上更强调欹侧。此时的变化受玄宗的影响，倡导隶书，时人皆从，故给此时的行书基调平添了几分厚重与丰腴，此种书风自盛唐到中唐，并在颜真卿、柳公权一出而日趋完善，并一直持续到了晚唐。
晚唐时期的书法出现了行书入碑的新的时代风尚，《李光进碑》就能体现这一风尚。王羲之行书经唐太宗的大力推崇，形成了“以王为尊”的时尚。唐碑、墓志中的行书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也都承袭了王书的衣钵，在对二王书风的“求变”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首先，在用笔上，以楷书笔法写行书，方圆并施，寓顿挫于婉转流美之中，其笔意表现出一种具体的清晰、抽象的朦胧，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其笔力点画扎实，结字安稳，酣畅洒脱，自然清纯;其笔法轻快，行笔稳健、顿挫分明，行笔速度徐疾中见神采飞扬，给人一种清新抒情之感受。其次，在结构方面表现出宽松疏朗的结体特点，其笔势婉转自然中尤见雍容静穆，富丽多姿，明快润泽，其字形多上疏下敛、上松下紧。再次，在章法上也是煞费苦心，书写格式在遵守平阙的同时，整体章法灵动活泼，结字巧妙，虽字字独立，但行草相间，把通篇章法的气息连贯起来，笔断而意连，不失自然之趣，这也是《李光进碑》的巧妙之处。这足以说明唐代各种书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具体生动地展示了唐代书法艺术的绚丽多姿。 通过上述书风的叙述，《李光进碑》书法是典型的王羲之书风，且行笔起止有度，纤丝萦绕，圆润华滋，尽显雍容之态，鲜明地反映了王羲之书法备受唐代推崇的史实。纵观此碑书法风貌，无论其书法风貌还是与唐朝的时代书风相吻合，都证明了有唐一代行书习王之风的盛行。
三、少数民族书家行书入碑的先驱
《李光进碑》的书丹者即其嗣子李季元 “河东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4]，又见《裴度等承天题记》有“右武略军使兼监察御史李季元”[5]。其出身将门，不见书名，更因为他本回纥人，虽随祖辈入唐，但与中原民族在审美及各种生活情趣上可能存在差异，或多或少还是会留有异域的习惯与审美。而此碑书风与右军书风相合，却有些字竟脱胎于右军原帖。李季元作为少数民族书家以行书入碑率先登上书法历史舞台，究其原因应是多方面的。
首先，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阶段。帝王喜好的影响及书写用具的完善，促进了唐代书法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取士制度的影响，如唐代翰林有待书学士，自贞观二年（628年）于国子监设有书学博士，科举有书科，吏部以书判定选，书法成为进身仕途的途径之一，故唐代习书、善书之人甚多。
其次，唐朝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繁盛，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同时期世界东方中心区域，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极强。当时周边地区讲唐语、书唐字都是一种时尚。当时的东瀛诸国都屡派遣唐使来学习唐朝书法文化，如日本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来唐随行的学员空海、橘逸势、最澄皆以研究书法而著名。同时，唐朝的书法也传到了朝鲜半岛，新罗王遗其子、其弟来朝“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干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来朝。……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6]。高麗王甚重欧阳询书法，尝遣使者来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7]对于书法他们甚重唐之名迹，其所心仪手追者，盖乎惟唐风是从。东瀛诸国尚且如此，那么早已迁居“内地”的回纥人，受唐书法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再者，李季元家族在当时是将门，名震一时，为唐王朝守边戍疆，征战沙场，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当时君主所重视，不断受到朝廷下诏褒奖，封官加爵，处于顶流上层社会。因此其学习更为便利，起点更高，也更容易与当时的名流书法大家相接触，并接受其指导交流。
最后，有唐一代，书法的收藏、鉴赏、阅玩始终是一种时尚。李光进家族虽是异族，但迁入中原已久，不断受汉文化影响，有此雅好也未尝不可能，更兼李氏家族，屡立战功，受帝王赏赐法书也在情理之中，这些活动，都可能是促进李季元书法水平进步，并把握时下书风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李光进碑》是山西省仅存的十四块大型唐碑之一，是极为少见以行书入碑的墓碑，碑面字迹清晰，碑文可读，对其考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其书法价值上，还体现在通过对其考究而了解行书在唐代的传承与发展上。《李光进碑》作为晚唐二王书风流行的载体，为我们研究晚唐行书入碑的发展及唐代崇王书风的变化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因为，本碑的书丹者为回纥人，通过他对汉族书法的理解与纯熟程度以及对当时书法风气的把握，说明了唐代书法的影响之广与影响之深，也是其汉化水平提高的明证。由此来看，此碑也是民族交流融合与互动的重要见证物，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2卷[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88：33.
[2]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47.
[3]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98.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碑碣[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132.
[5]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4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8419.
[6][7]刘昫.旧唐书：卷87[M].廉湘民，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403，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