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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梅的名字是在2019年进入大众视野的。今年年初她凭借《地久天长》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的热度还没完全褪去,就迎来了参演的电视剧《小欢喜》的热播。
在媒体都在追问“中年女演员的焦虑感”时,她早早就把对于年龄的恐惧抛在身后。很多人除了关注她自成一派的好演技之外,似乎更想从她这里获得一些如何解决焦虑感的人生答案。
一部戏的棋子
2019年是咏梅这几年来最忙碌的一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的“媒体热潮”还没完全褪去,这个夏末秋初,她参演的电视剧《小欢喜》的热播让负责宣传的团队又忙碌了起来。
在《地久天长》获奖之前,咏梅的名字并未真正进入大众视野,直到她站在领奖台上的那晚后,这个微博上只有5万粉丝的女演员才算是让人们把“看上去脸熟”和她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
热播电视剧《小欢喜》中,咏梅的戏份并不多。三个形态各异的高考家庭里,她的家庭故事主要是讲述父子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咏梅饰演的刘静竟然收获了一大拨青少年粉丝,在微博上他们称咏梅为“别人家的妈妈”。一名中年女演员,吸了一拨青少年粉,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咏梅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不争不抢,淡然处之,中国哲学的“顺其自然”似乎在她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咏梅出生在呼和浩特,有着一半蒙古族血统。她还有一个很好听的蒙古名字——森吉德玛(意为“仙女”)。按理说,我们印象里的蒙古族女子能歌善舞,豪气万丈,然而在咏梅的身上这些特质仿佛隐形了一样。与此相反,咏梅的父亲却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汉子。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不仅能歌善舞,还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咏梅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来自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父亲虽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但却喜爱读书,希望自己的女儿像一枝梅,不用费尽心思去争妍斗宠,即使凋零了,被碾作了泥土,依然可以散发清香。咏梅的人生就像这个名字一样,践行着父亲的期许。
咏梅从呼和浩特来到北京,就读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系,按照她的说法,成为演员是一个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的北京是一个和家乡截然不同的地方,这里是诗歌、摇滚乐的摇篮,向往自由的年轻人在这里汇集。
咏梅在家乡时是个安静、略显孤独的少女,北京则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她内心中隐隐约约的“叛逆”与“格格不入”似乎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我记得那时候交了一些文艺女性朋友,在她们的影响下我们常常在外交俱乐部看乐队演出,那时候我还在听邓丽君和齐秦呢,一下跨到了崔健、唐朝和黑豹。”彼时的咏梅21岁,穿着白色长裙,长发飘飘,一点不摇滚。周边的人都是黑衣黑裤打扮,高唱着自由与爱。又过了不久,大学快要毕业的咏梅成为黑豹乐队《Don't Break My Heart》的MV女主角,并遇到了后来的丈夫栾树(当时黑豹乐队的键盘手,后为黑豹乐队主唱)。
这个MV似乎是咏梅真正进入演艺圈之前的过场与练习,如她所说,可能冥冥中,这辈子就是要走演员这条路的,躲也躲不掉。咏梅毕业后,南下深圳做过一段时间的白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朝九晚五的工作状态在咏梅看来似乎缺少意义。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咏梅内心里总是有对生活敏感的思考,这样的生活是我要的吗?咏梅在采访中常会提起“幸运”一词,当她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时,另一种生活则向她张开了臂膀。
回到北京的咏梅,机缘巧合进了许戈辉工作室,做过几期主持人。“主持人需要机智,我比较钝。”1995年,因为气质符合,咏梅被许戈辉推荐到了电视剧《牧云的男人》剧组,并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电视剧是咏梅进入演艺圈的入口,在一个个配角里摸爬滚打,用她的话来说,演员就是一部戏的棋子,但就算是最不起眼的棋子,也能在有限中发光。
中年女演员的焦虑感
《中国式离婚》是2004年的现象级热播电视剧,主演是陈道明和蒋雯丽。咏梅依然是剧中的女配,她的“棋子”理论派上了用场,琢磨自己的角色,并演好每一场戏。这让她饰演的知性单亲母亲肖莉特别有观众缘。
“那段时间电话变得越来越多,好的坏的一起都来了。饭局、剧本邀约,这让我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慌乱之中。”这种慌乱是复杂的,有咏梅内心里的自我膨胀,有对外界的警惕之心,最重要的是“内心的贫瘠”,总之很难具体地说清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在给咏梅敲响警钟。“我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了,我觉得我正在变成一个自己讨厌的人。”
演艺圈里人人向往的“红”在她这里成了一种烦恼,“生活真的太悲哀了,我想自由自在地活着,做真实的自己”。然而,她所向往的平淡生活被打破,出门有人拉着她问东问西,许多不得不应酬的场面越来越多,她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处理那些无意义的打扰。更重要的是她发现人的“欲望”经由诱惑,会转换成为一个无底洞,那种对生命的浪费而非滋养的感受让她厌恶至极。所谓“中年女演员的焦虑”,早早降临在了咏梅身上。
她做了一个决定,手机关机,把来电呼叫转移到了经纪人的电话上。那段时间她拒绝的剧本比接下的剧本多得多。过了千禧年之后,咏梅明显感觉到电视剧市场乱象丛生,急功近利者居多,最让她生气的是,一些明明很好的剧本,在资本市场运作下,最后被拍得一塌糊涂。她对电视剧产生了抵触与失望,甚至赌气以后再也不拍电视剧了。再之后咏梅的人生陷入低谷——她的父亲和母亲在2013年、2014年相继离世。
中年人的苦痛里,父母的离世是最痛的一种。咏梅的父母曾经是她的支柱,父亲的哲思与教导,母亲对家庭的照顾与呵护,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咏梅感觉天都快塌下来了,她无法接受亲人的告别。现在的经纪公司合作者梁砚回忆说:“咏梅那时给我发过一条短信,大概意思是说,她可能会暂别演艺圈。” 暂别演戏的头两年,咏梅过得浑浑噩噩。“那两年身体特别差,暴饮暴食,肥胖,失眠,就像得了抑郁症一样,完全地自我放纵。”很难想象那个属于她的黑暗时刻是怎么熬过来的。这段时间的咏梅几乎销声匿迹,与圈内人处于失联状态。
“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家里看书,希望在书里找到人生的答案。”宗教、哲学和心理学是这段时间里她阅读最多的,后来在朋友的引导下,她开始练习瑜伽,渐渐回到了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
咏梅忆起父亲卧病在床的时候依然很乐观,自己动手在床边做了一个机械装置:躺着吸烟的时候,需要把烟雾放出去,他只要动一下装置,窗户就自动打开。父亲这种乐观面对生死的状态,时不时回忆起来十分温暖。
咏梅内心的贫瘠感正在渐渐消失,丈夫栾树的默默陪伴让她可以重新正视生活。在家里晒晒太阳、喝喝茶,在栾树的马场发发呆,骑骑马,一种平静与安宁感重新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她想明白了很多的事情,如果不是一名演員,她还可以是她自己,那么人生短暂,又有什么恐惧的呢?
这个恢复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在4年的时间里,咏梅放下了很多,包括她想不明白的失去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已过40岁的咏梅觉得,演员是一份职业,但更重要的是生活。如何看待中年女演员的焦虑感?她说:“焦虑感在我这里已经被解决掉了。”
高光时刻之后
接到王小帅《地久天长》的剧本时,咏梅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离开机还有4个月的时间。王小帅是咏梅喜欢的导演:“王小帅导演的作品大部分都会关照个体生命,希望人能够回头看。人不能忘记过去,这是他的主观愿望,对社会和人性的那种悲悯,我很喜欢。”
在父母去世之前,咏梅饰演了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中聂隐娘的母亲,短短的出场时间,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母亲形象便立住了。这也是她暂别演艺圈之前的最后一部电影。
电影与电视剧比起来,在咏梅心中有着不一样的意味。“电影让你有时间琢磨一个人物,走进她的内心,然后成为她,这是我现在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尝试的事情。”
在《地久天长》开拍之前,咏梅反复阅读了剧本,那种巨大的悲痛与悲悯,在她经历了4年的沉寂之后,来的非常是时候。咏梅相信命运的安排,也许有的东西你如何争取都不一定是你的,有的东西值得你等待。无疑,《地久天长》就是咏梅内心里等待的电影,诠释人性、命运以及时代。
咏梅要扮演的王丽云,是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为此她采访了一位失独母亲长达7小时。“其实我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她,但又怕触碰到她最难受的点,我一直在倾听她,她让我知道了痛苦的边界……”
王丽云的戏份一直在隐忍,一方面这是王小帅导演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咏梅自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内敛、克制,隐而不发的表演,反而让这个电影所有的痛感呈现出了巨大的张力和想象空间。在表演时,咏梅将痛苦的情绪清零,在理解了人物的情感之后,一点点地释放出来。
编剧阿美在柏林首映现场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戏,几次热泪盈眶,她评价咏梅的表演时说:“咏梅的表演就是你已经感觉不到她在演,而是完全融入了人物本身,把人物内心的各个层次都传达得很精准,我想她是在人物身上投入了感情的。咏梅的表演非常打动人,我想那也是她的人生积累的结果。”
当咏梅站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的领奖台上时,离她低谷时刻已经过去4年。此时的咏梅已经有足够的能量和底气面对演员的身份,看清楚了焦虑的来源以及释放它的出口是什么,“是生活,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饰演的角色也是一个个普通人”。
高光时刻之后呢?咏梅的生活会有变化吗?“只是比原来忙碌一些罢了。”她说。离上一次接近高光时刻的恐惧和无措比起来,她已经知晓了生活对于演员的重要,她知道只要演好每一个她决定要演的角色便好,至于是否要打破舒适区,是否要突破自己挑战更多的戏,“我觉得那不是我的人生追求”。
获奖之后的咏梅依然如故,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雷打不动地阅读、喝茶、看电影、练习瑜伽,逛逛菜市场,晚上美美地做一顿晚餐。每次到公司她都给帮助自己工作的小朋友们带一些茶叶,试图说服她们和自己一起去练瑜伽。云淡风轻,咏梅说,49岁是我最快乐自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