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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续撤出伊拉克、阿富汗驻军到叙利亚问题上自缚手脚，美国以近乎激进的方式完成了对大陆义务“长尾”的切割。这种调整与权势衰落不能简单划等号，它反映的是对全球力量分布的重新认知。然而，从“帝国式过度扩张”急剧后退在短期内仍有负面效应，对美国权势信心的动摇以及因之引发的国内外分裂将是奥巴马政府未来两年的肌肤之疾。
1899年，英国下院怀疑海陆军新增加的预算有相当一部分被浪费了，要求后者对当前提供保护的海外领土和盟国作出说明。海军部在研究了所有成文条约和口头协议后，列出了一份长度惊人的清单：英国有义务保卫瑞典和挪威，保卫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领土，保卫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保卫全部或部分普鲁士、希腊、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甚至卢森堡领土，这些任务即使是在预算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成。仅仅两年之后，海军情报署判断：由于法俄在地中海的舰队之和已经超过英国，皇家海军若想确保和印度之间的交通线，就无力阻止俄国控制黑海。又过了两年，英国被迫从西印度群岛、百慕大、克里特岛和加拿大撤出大部分驻军，并减少在埃及和印度的兵力。做出这一决定后不久，伦敦打破长久以来的“光荣孤立”，与法国缔结协约，开始集中资源应对欧洲大陆上的威胁。
这种决定性转变，在战略研究中称为“调控衰落”，指的是霸权国在相对实力出现下降时，选择切割非核心利益，集中资源于对霸权维持最具决定性的领域。在英帝国的案例中，北非、巴尔干、西印度群岛乃至中亚属于“长尾”，欧陆均势与海上统治权则是基础，割除长尾并不会顷刻颠覆不列颠的绝对优势，只是一种成本控制。
与19世纪的英国“以海制陆”不同，二战后的美国以“大陆存在”支撑全球霸权，在平时就把政治和军事存在前出到欧亚大陆，以赢得干预时间方面的余裕。但美国至少吃过两次过度扩张的亏：1960年代初，华盛顿对亚非拉出现“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估计过高，把有重点、有针对性的遏制扩大为不计成本、四面开花的出手，终于招来越南败局；如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则是在为本世纪初过度自信、在大中东地区贸然扩张义务的后果埋单。而过度扩张往往是由决策者迷信自身权势的心理导致的，因其源于人性，故难以根除。
霸权国战略收缩也会对追随者和霸权国自身产生心理影响。一方面，那些常常抱怨领导者管得太宽、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缺乏表现机会的盟国，现在突然失去了舵手和最主要的成本承担者，它们要在腹诽和嘀咕中尝试挑起担子，其基于自利（Self-profit）提出的方案会比过去带有更强的国别或集团色彩，也因此更不稳定。另一方面，霸权国本身对战略收缩造成的信誉下降也感到恐惧，担心友好国家的信任不复存在，更担心潜在的挑战者会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进逼，因而在最初的收缩后仍有可能突然转向强硬。
这种混杂着私欲、恐惧和怀疑的复杂状态，在最近的伊朗核谈判中得到了绝佳彩排。对华盛顿而言，既然以亚太地区为重心的“再平衡”战略已运作至中段，切割中东义务乃势所必然。但美国不愿使撤离成为溃退，奥巴马政府依然希望留下一个冲突系数较低的中东权势结构，这意味着必须结束对伊朗的孤立，用开放石油出口和取消经济制裁换取德黑兰终止核计划，并使伊朗领导层保证不会肆意渗入黎凡特地区。但沙特和以色列这两个传统盟国自有其盘算—沙特衰老的领导层抗拒海湾对面飘来的草根民主气息，最怕出现一个从阿曼湾到叙利亚沙漠的新波斯帝国；以色列最近一年则反复抱怨美国没能控制欧洲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倾向，并且多次流露出要用武力单方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企图。至于频频露脸的法国等欧盟国家，它们显然还在练习成为规则制订者，而最近3年欧盟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显示：财政上由德国主导的欧盟不愿承担对外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至多乐于摆出“主导局面”的姿态。
中日问题是又一局难棋。几个月前，一位前华府智囊向笔者谈及美国在西太平洋问题上的底线：鼓励中国进一步发挥积极影响，但杜绝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或“特殊利益带”出现。然而，美国虽已在亚洲维持长期的政治-军事存在，地理上毕竟还是一个区域外国家，它的“再平衡”必须立足于和盟国关系的调整。而中国周边的一些地区强国，和作为全球存在的美国在政治诉求及利益结构上都有较大差异，感受到的压力也大不相同，这使得它们对“再平衡”较少被动接受，而是希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造成类似1970年代欧洲国家与美国间的微妙关系—彼时，西德等国利用身处对抗苏联第一线的地利坐地起价，要求美国在军事援助和核保护方面提供便利；然而这些国家又担心美苏妥协、将西欧丢给莫斯科，于是极力夸大苏联危险的迫切程度，力图诱使美方承诺在第一时间使用核武器，如此美苏再无机会和解，西欧则可永葆其重要性。
美国要在避免大冲突的前提下完成战略收缩和再布局，这种长期谋划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定时换届相碰撞，加剧了复杂性和曲折性。
日本在东海之高调，多少出于相仿的考虑：钓鱼岛争端并不涉及美国的直接利益，但华盛顿需要以姿态证明它仍有能力和意愿维持对盟国的安保承诺。若美国倾向于纵容日本，东京、首尔乃至马尼拉自会得到信号，往后更易越界行事，反正有美国替战争后果埋单；若美国态度冷淡或较为克制，日本政治家也可在国内大做文章，以“美日安保名存实亡”为由，进一步加快防务建设和修宪进程。
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做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区平衡者”，“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这意味着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但多边框架至少在启动阶段仍然需要安全和外部环境保障，需要美国充当后盾。故而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卷入程度只会更深，这反过来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国内政治反馈。
和通常的印象不同，美国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无论即时程度还是剧烈性都要超过那些半民主或非民主国家。距离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还剩不到一年，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依旧被诟病为说大话、办小事，共和党极端派（茶党）却在2013年10月初的政府停摆闹剧中宣示了力量。若民主党未能赢得中选，成为“跛鸭”的奥巴马在任期最后两年将更多地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再平衡”的步骤及幅度也将随之发生变更。
停摆结束后一星期，与共和党保守派颇有渊源的战略情报公司Stratfor就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国父眼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文。该文从批驳宣称托马斯·杰斐逊首创美国孤立主义的流行观点切入，指出当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封锁大洋或损害美国安全的威胁时，美国必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透过该观点，可以看出共和党认为奥巴马的“再平衡”华而不实，它未能以切实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对亚洲盟国重申美国力量的可靠性，在给中国设定“红线”方面表态也不够直接。共和党的主张要明了得多：美国可以后退或让步，但底线必须事先亮出，此外再无讨价还价余地。这种路线的冲突系数明显升高，但对美国威望的可靠性会有一定加成。
某种程度上，国内政治分歧之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凸显。无论是政府停摆期间奥巴马对东亚两场峰会的缺席，还是五角大楼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的逡巡不前，乃至拜登副总统对近期中日争端的徒劳喊话，折射出的都是一个焦虑而疲惫的任事者形象。或许真要待中选尘埃落定，战略调控的原则性纲要才能转化为可行的措施；然而彼时奥巴马也将进入8年任期最后的“看守”阶段，力不从心矣。
回看100多年前，英国从反思战略义务到打破光荣孤立花去5年时间，又花了10多年始织就针对德国的制约体系；美国要在避免大冲突的前提下完成战略收缩和再布局，难度只会更大，用时也难免更长。这种长期谋划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定时换届相碰撞，加剧了复杂性和曲折性。而今只能确定，一家独大的年代已经过去，另一个“后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孕育。
“调控衰落”：动机与效果
1899年，英国下院怀疑海陆军新增加的预算有相当一部分被浪费了，要求后者对当前提供保护的海外领土和盟国作出说明。海军部在研究了所有成文条约和口头协议后，列出了一份长度惊人的清单：英国有义务保卫瑞典和挪威，保卫奥斯曼帝国的亚洲领土，保卫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保卫全部或部分普鲁士、希腊、塞尔维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甚至卢森堡领土，这些任务即使是在预算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成。仅仅两年之后，海军情报署判断：由于法俄在地中海的舰队之和已经超过英国，皇家海军若想确保和印度之间的交通线，就无力阻止俄国控制黑海。又过了两年，英国被迫从西印度群岛、百慕大、克里特岛和加拿大撤出大部分驻军，并减少在埃及和印度的兵力。做出这一决定后不久，伦敦打破长久以来的“光荣孤立”，与法国缔结协约，开始集中资源应对欧洲大陆上的威胁。
这种决定性转变，在战略研究中称为“调控衰落”，指的是霸权国在相对实力出现下降时，选择切割非核心利益，集中资源于对霸权维持最具决定性的领域。在英帝国的案例中，北非、巴尔干、西印度群岛乃至中亚属于“长尾”，欧陆均势与海上统治权则是基础，割除长尾并不会顷刻颠覆不列颠的绝对优势，只是一种成本控制。
与19世纪的英国“以海制陆”不同，二战后的美国以“大陆存在”支撑全球霸权，在平时就把政治和军事存在前出到欧亚大陆，以赢得干预时间方面的余裕。但美国至少吃过两次过度扩张的亏：1960年代初，华盛顿对亚非拉出现“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估计过高，把有重点、有针对性的遏制扩大为不计成本、四面开花的出手，终于招来越南败局；如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则是在为本世纪初过度自信、在大中东地区贸然扩张义务的后果埋单。而过度扩张往往是由决策者迷信自身权势的心理导致的，因其源于人性，故难以根除。
霸权国战略收缩也会对追随者和霸权国自身产生心理影响。一方面，那些常常抱怨领导者管得太宽、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缺乏表现机会的盟国，现在突然失去了舵手和最主要的成本承担者，它们要在腹诽和嘀咕中尝试挑起担子，其基于自利（Self-profit）提出的方案会比过去带有更强的国别或集团色彩，也因此更不稳定。另一方面，霸权国本身对战略收缩造成的信誉下降也感到恐惧，担心友好国家的信任不复存在，更担心潜在的挑战者会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进逼，因而在最初的收缩后仍有可能突然转向强硬。
现实案例：中东和亚太
这种混杂着私欲、恐惧和怀疑的复杂状态，在最近的伊朗核谈判中得到了绝佳彩排。对华盛顿而言，既然以亚太地区为重心的“再平衡”战略已运作至中段，切割中东义务乃势所必然。但美国不愿使撤离成为溃退，奥巴马政府依然希望留下一个冲突系数较低的中东权势结构，这意味着必须结束对伊朗的孤立，用开放石油出口和取消经济制裁换取德黑兰终止核计划，并使伊朗领导层保证不会肆意渗入黎凡特地区。但沙特和以色列这两个传统盟国自有其盘算—沙特衰老的领导层抗拒海湾对面飘来的草根民主气息，最怕出现一个从阿曼湾到叙利亚沙漠的新波斯帝国；以色列最近一年则反复抱怨美国没能控制欧洲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倾向，并且多次流露出要用武力单方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企图。至于频频露脸的法国等欧盟国家，它们显然还在练习成为规则制订者，而最近3年欧盟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显示：财政上由德国主导的欧盟不愿承担对外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至多乐于摆出“主导局面”的姿态。
中日问题是又一局难棋。几个月前，一位前华府智囊向笔者谈及美国在西太平洋问题上的底线：鼓励中国进一步发挥积极影响，但杜绝任何形式的势力范围或“特殊利益带”出现。然而，美国虽已在亚洲维持长期的政治-军事存在，地理上毕竟还是一个区域外国家，它的“再平衡”必须立足于和盟国关系的调整。而中国周边的一些地区强国，和作为全球存在的美国在政治诉求及利益结构上都有较大差异，感受到的压力也大不相同，这使得它们对“再平衡”较少被动接受，而是希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造成类似1970年代欧洲国家与美国间的微妙关系—彼时，西德等国利用身处对抗苏联第一线的地利坐地起价，要求美国在军事援助和核保护方面提供便利；然而这些国家又担心美苏妥协、将西欧丢给莫斯科，于是极力夸大苏联危险的迫切程度，力图诱使美方承诺在第一时间使用核武器，如此美苏再无机会和解，西欧则可永葆其重要性。
日本在东海之高调，多少出于相仿的考虑：钓鱼岛争端并不涉及美国的直接利益，但华盛顿需要以姿态证明它仍有能力和意愿维持对盟国的安保承诺。若美国倾向于纵容日本，东京、首尔乃至马尼拉自会得到信号，往后更易越界行事，反正有美国替战争后果埋单；若美国态度冷淡或较为克制，日本政治家也可在国内大做文章，以“美日安保名存实亡”为由，进一步加快防务建设和修宪进程。
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做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区平衡者”，“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这意味着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但多边框架至少在启动阶段仍然需要安全和外部环境保障，需要美国充当后盾。故而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卷入程度只会更深，这反过来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国内政治反馈。
萧墙之内：对外政策的国内镜像
和通常的印象不同，美国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无论即时程度还是剧烈性都要超过那些半民主或非民主国家。距离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还剩不到一年，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依旧被诟病为说大话、办小事，共和党极端派（茶党）却在2013年10月初的政府停摆闹剧中宣示了力量。若民主党未能赢得中选，成为“跛鸭”的奥巴马在任期最后两年将更多地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再平衡”的步骤及幅度也将随之发生变更。
停摆结束后一星期，与共和党保守派颇有渊源的战略情报公司Stratfor就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国父眼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文。该文从批驳宣称托马斯·杰斐逊首创美国孤立主义的流行观点切入，指出当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封锁大洋或损害美国安全的威胁时，美国必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透过该观点，可以看出共和党认为奥巴马的“再平衡”华而不实，它未能以切实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对亚洲盟国重申美国力量的可靠性，在给中国设定“红线”方面表态也不够直接。共和党的主张要明了得多：美国可以后退或让步，但底线必须事先亮出，此外再无讨价还价余地。这种路线的冲突系数明显升高，但对美国威望的可靠性会有一定加成。
某种程度上，国内政治分歧之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凸显。无论是政府停摆期间奥巴马对东亚两场峰会的缺席，还是五角大楼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的逡巡不前，乃至拜登副总统对近期中日争端的徒劳喊话，折射出的都是一个焦虑而疲惫的任事者形象。或许真要待中选尘埃落定，战略调控的原则性纲要才能转化为可行的措施；然而彼时奥巴马也将进入8年任期最后的“看守”阶段，力不从心矣。
回看100多年前，英国从反思战略义务到打破光荣孤立花去5年时间，又花了10多年始织就针对德国的制约体系；美国要在避免大冲突的前提下完成战略收缩和再布局，难度只会更大，用时也难免更长。这种长期谋划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定时换届相碰撞，加剧了复杂性和曲折性。而今只能确定，一家独大的年代已经过去，另一个“后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