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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曾被我国企业认为具有地缘政治优势而投资踊跃的高冲突国家正转化成高风险投资地区。因我国传统的外交和海外投资模式中过于依赖高层，导致了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了解和重视不足。未来五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年均增长将在17%左右，特别是资源能源类投资将处于迅速增加的时期，在全球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走钢丝，需要更加平衡的战略思想，当下则特别需要在重视传统上层路线之外，开辟第二条道路，大力加强下层路线。
海外投资风险盲区凸显
亚洲、非洲等地区中许多内部冲突激烈的集权国家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带和较集中地区，然而目前全球政局动荡大幅加剧，国内矛盾激烈的一些高冲突国家更是敏感地区。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及通胀，这些国家下层人民生活困难显著加剧。由于我国在这些高冲突国家投资密集且与当地政府关系紧密，执政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考量则成为一些冲突地区反对中资公司投资的核心。全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可能在这些地区演化出更多政治危机，并使我国投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
在安哥拉，自1979年开始掌权的总统，通过由其亲密盟友领导的国家重建办公室直接控制中方提供的贷款发放，被指责严重缺乏透明度。在没有能力要求其政府披露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安哥拉民众希望中国方面披露贷款信息，往往遭到拒绝；在没有能力公然反对政府的情况下，这些人转而反对中国企业。在缅甸，密松电站的坝址属于缅甸政府军管辖范围，而淹没区却在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域。军政府对密松大坝投资利益的独断分配，令我国投资企业被视为造成不公的共谋及不公行为的受益者，继而成为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的焦点。
我国企业投资中缺乏全面的信息和正确的指导，而不是像成熟的跨国公司那样依靠在充足信息基础上所进行的“冲突评估”，在面对民间社会时，准备十分不足，对来自民间社会的风险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视而不见。我国的投资，一方面造成当地资源能源类行业和企业爆炸性增长，社会权势高层受益巨大；另一方面，虽然通水通电通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普遍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拆迁等具体问题不同程度干扰了项目地原住民的生活。而资源能源类项目地往往地处偏远，其原住民通常是最为脆弱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变化的承受力弱，知识文化水平低，长期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生计的改变。加之我国企业在补偿方面经验不足，多采取一次性补偿方法，不擅长可替代性生计的提供和培训等长期措施的运用，极易遭致不满。而且为寻求项目加快签约与实施，我国企业有时只顾迎合当地上层的心意和要求，操作往往十分不透明，被当地一些社区指责为包庇腐败，不顾社区疾苦，遭致怨恨。所以，在高冲突地区我国企业最容易受到牵连，成为反对派要挟或对抗政府的工具。
四个层面的下层风险
当地高层与中国的同盟处于内在不稳定状态。冲突地区政府其实一直都有比想象中更长远的战略考虑。他们在希望最大限度获得中国帮助的同时，一直希望通过外交上的平衡来避免受制于人。安哥拉政府成功利用中国投资和援助的示范效应，使其从曾经制裁它的西方国家拿到了资金。
执政政府为求自保而寻找替罪羊。2011年9月30日，缅甸联邦议会宣布：吴登盛总统在其任期内搁置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尽管此项目严格履行了中缅双方的法律程序，两国政府并就此签署了框架协议，吴登盛总统却表示，密松项目或破坏当地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并声称：“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我们有义务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上。”
反对党为拉选票而将中国投资政治化。反对党倾向利用中国投资在当地的不足之处，通过反对中国投资大拉选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典型案例是赞比亚。执政20年之久而对华友好的“多党民主运动”在2011年选举中落败，新任总统迈克尔·萨塔是对华强硬派，靠反对中国投资而打动民意，曾主张“驱逐中国商人”，没收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的部分股份分给穷人和本国企业。国际媒体把这次赞比亚选举说成是支持或反对中国投资的战争。
下层直接发泄怨恨威胁我国外派人员和机构安全。贷款换资源的“安哥拉模式”在经历了本世纪初的辉煌之后，近年来当地一些人对此模式有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认为在这种政府提供的一揽子保护伞下，中国投资公司规避了当地“私营企业投资法”等法律要求，没有合规经营，特别是在雇佣当地员工等本地化要求方面差距较大。当地华人指出，当地人忌惮政府集权，只能将怨气发泄于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国企业，成为当地针对华人的治安事件特别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久前当地黑人枪击浙江华商现场，被害华人的浪琴表等财物完好无损，泄愤意图很明显。对此，在安哥拉华人的QQ群里，当地一些华人同胞情绪相当激烈，对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的海外安全保护工作有较大怨言。
加强海外民间公关力度
我国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亟须转换传统思路。切实反思如何协调包括民众、政府、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利益，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切实加强以风险为导向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模式转型。特别是需要开辟高层路线之外的第二条道路，以更加开放的政治和商业心态，扩大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需要大幅加强直接针对民间的战略性社会投资和海外民间公关。充分重视与民间社会的协商和沟通。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重新认识和充分利用国际和当地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由我国海外商会等中方民间机构牵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海外民间公关。
避免造成一边倒印象。以我为主重新平衡与冲突地区政府的关系。对“内政”等概念与时俱进地进行界定，不应再将“中国企业投资相关事项”纳入不干涉“内政”范畴。创新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外政策的实施路径，在政府路径之外，增加“民间直接实施路径”，确保资金直接普惠于民，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所在社区内。
强化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合规管理与经营。金融危机之后，在英美等国和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下，正在兴起重点针对中国企业的跨境反腐合规治理潮流，应对这轮新的全球化潮流及冲突地区合规风险高企的现状，我国应借鉴跨国公司合规管理制度的成熟经验，积极推动在走出去企业中尽早建立合规内控机制，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确保可持续发展。
在高冲突地区我国企业最容易受到牵连，成为反对派要挟或对抗政府的工具。
海外投资风险盲区凸显
亚洲、非洲等地区中许多内部冲突激烈的集权国家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带和较集中地区，然而目前全球政局动荡大幅加剧，国内矛盾激烈的一些高冲突国家更是敏感地区。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及通胀，这些国家下层人民生活困难显著加剧。由于我国在这些高冲突国家投资密集且与当地政府关系紧密，执政政府与反对派的政治考量则成为一些冲突地区反对中资公司投资的核心。全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可能在这些地区演化出更多政治危机，并使我国投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
在安哥拉，自1979年开始掌权的总统，通过由其亲密盟友领导的国家重建办公室直接控制中方提供的贷款发放，被指责严重缺乏透明度。在没有能力要求其政府披露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安哥拉民众希望中国方面披露贷款信息，往往遭到拒绝；在没有能力公然反对政府的情况下，这些人转而反对中国企业。在缅甸，密松电站的坝址属于缅甸政府军管辖范围，而淹没区却在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域。军政府对密松大坝投资利益的独断分配，令我国投资企业被视为造成不公的共谋及不公行为的受益者，继而成为紧张局势和暴力事件的焦点。
我国企业投资中缺乏全面的信息和正确的指导，而不是像成熟的跨国公司那样依靠在充足信息基础上所进行的“冲突评估”，在面对民间社会时，准备十分不足，对来自民间社会的风险要么根本看不到，要么视而不见。我国的投资，一方面造成当地资源能源类行业和企业爆炸性增长，社会权势高层受益巨大；另一方面，虽然通水通电通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普遍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拆迁等具体问题不同程度干扰了项目地原住民的生活。而资源能源类项目地往往地处偏远，其原住民通常是最为脆弱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变化的承受力弱，知识文化水平低，长期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生计的改变。加之我国企业在补偿方面经验不足，多采取一次性补偿方法，不擅长可替代性生计的提供和培训等长期措施的运用，极易遭致不满。而且为寻求项目加快签约与实施，我国企业有时只顾迎合当地上层的心意和要求，操作往往十分不透明，被当地一些社区指责为包庇腐败，不顾社区疾苦，遭致怨恨。所以，在高冲突地区我国企业最容易受到牵连，成为反对派要挟或对抗政府的工具。
四个层面的下层风险
当地高层与中国的同盟处于内在不稳定状态。冲突地区政府其实一直都有比想象中更长远的战略考虑。他们在希望最大限度获得中国帮助的同时，一直希望通过外交上的平衡来避免受制于人。安哥拉政府成功利用中国投资和援助的示范效应，使其从曾经制裁它的西方国家拿到了资金。
执政政府为求自保而寻找替罪羊。2011年9月30日，缅甸联邦议会宣布：吴登盛总统在其任期内搁置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尽管此项目严格履行了中缅双方的法律程序，两国政府并就此签署了框架协议，吴登盛总统却表示，密松项目或破坏当地自然景观、破坏当地人民的生计，并声称：“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人民的意愿，我们有义务把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担忧和顾虑上。”
反对党为拉选票而将中国投资政治化。反对党倾向利用中国投资在当地的不足之处，通过反对中国投资大拉选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典型案例是赞比亚。执政20年之久而对华友好的“多党民主运动”在2011年选举中落败，新任总统迈克尔·萨塔是对华强硬派，靠反对中国投资而打动民意，曾主张“驱逐中国商人”，没收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的部分股份分给穷人和本国企业。国际媒体把这次赞比亚选举说成是支持或反对中国投资的战争。
下层直接发泄怨恨威胁我国外派人员和机构安全。贷款换资源的“安哥拉模式”在经历了本世纪初的辉煌之后，近年来当地一些人对此模式有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认为在这种政府提供的一揽子保护伞下，中国投资公司规避了当地“私营企业投资法”等法律要求，没有合规经营，特别是在雇佣当地员工等本地化要求方面差距较大。当地华人指出，当地人忌惮政府集权，只能将怨气发泄于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国企业，成为当地针对华人的治安事件特别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久前当地黑人枪击浙江华商现场，被害华人的浪琴表等财物完好无损，泄愤意图很明显。对此，在安哥拉华人的QQ群里，当地一些华人同胞情绪相当激烈，对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的海外安全保护工作有较大怨言。
加强海外民间公关力度
我国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亟须转换传统思路。切实反思如何协调包括民众、政府、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利益，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切实加强以风险为导向和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模式转型。特别是需要开辟高层路线之外的第二条道路，以更加开放的政治和商业心态，扩大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需要大幅加强直接针对民间的战略性社会投资和海外民间公关。充分重视与民间社会的协商和沟通。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重新认识和充分利用国际和当地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由我国海外商会等中方民间机构牵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海外民间公关。
避免造成一边倒印象。以我为主重新平衡与冲突地区政府的关系。对“内政”等概念与时俱进地进行界定，不应再将“中国企业投资相关事项”纳入不干涉“内政”范畴。创新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外政策的实施路径，在政府路径之外，增加“民间直接实施路径”，确保资金直接普惠于民，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所在社区内。
强化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合规管理与经营。金融危机之后，在英美等国和联合国的大力推动下，正在兴起重点针对中国企业的跨境反腐合规治理潮流，应对这轮新的全球化潮流及冲突地区合规风险高企的现状，我国应借鉴跨国公司合规管理制度的成熟经验，积极推动在走出去企业中尽早建立合规内控机制，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确保可持续发展。
在高冲突地区我国企业最容易受到牵连，成为反对派要挟或对抗政府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