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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昌，也许有很多原因解释他为什么送16岁的儿子出国，但他给中国的今天，送出了一个奇迹。
发蒙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孩子诞生在川北道顺府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其父邓绍昌，按谱系为这个孩子取名邓先圣。
邓家原籍江西吉安卢陵县。1380年，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邓氏一脉诗礼传家，人才辈出，一直是广安的名门望族。
1909年，邓先圣五岁，进入私塾。他天资聪颖，记性极好，两年时间，就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
孩童的小平对写字却特别有兴趣。他的“幼学壮行”四个字还被先生定为同学的“临帖”。每天放学，小平总是快步如飞，因为祖母、妈妈和姐姐邓先烈在家门口等他。
塾师曾以他的名讳“先圣”有对孔夫子不敬之嫌，将其改名为“希贤”；12岁时，他曾对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同乡学友、后来的姐夫唐惠民说：我很敬重邓三先生的学识和人品，但我似乎又觉得他有点迂腐和霸道。
至今人们看到，在1926年镌立的小平生母淡氏的墓碑上，仍然刻的是“邓先圣”。
外面有个大世界
1911年，7岁的小平进入协兴北山小学堂学习。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有很大的随意性；老师也是东拼西凑，小平父亲有时也来授课。
老师还要求学生熟背重庆巴县少年革命家邹容的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要求学子学习他的爱国精神。
1911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四川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并发展成为遍及全川的反清武装起义。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美、法等国签订借款合同的消息传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协兴场的一些店铺罢市关门，协兴小学堂罢课放假。
邓小平和同学们并没有在家呆着，而是经常跑到协兴场上去听消息看热闹。
1911年11月22日川东北起义军攻下广安县城，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男子纷纷剪去发辫，女子也开始放脚。哥老会成员纷纷赶赴县城参加起义军，小平父亲则担任新军训练营营长。
小平曾随父在军营住过两天。当时每天都传来新的消息，每天都有新的变化，使这个偏僻沉寂的乡村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振奋之中。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6月，将起义部队人员全部遣散。就这样，这个广安和川东北人民所盼望并寄予很大期望的新生儿，仅仅存在了7个月就夭折了。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在小平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浅的印象。因为直到几十年后，他还记得随父到革命军营里住过的日子，难以忘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火焰。
这是革命留给少年邓小平的第一个印象，使他觉得在广安城以外，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有一些更有本事的人物。
快乐的童年
早年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的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在率众武装暴动的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政治腐败，战乱频仍，教育落后，文明不昌，是中国贫穷挨打的祸根。而他自己已深感力不从心，无力回天。
父亲则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北山小学堂教书，把更大的精力花在培育下一代身上。“三代单传”的邓绍昌“望子成龙”，希望重振日渐衰败的家业。尤其要求长子小平要苦其心志，对小平十分苛刻。在北山小学四年间，小平就因一次生病耽误了几天功课而考了个第二名，便受到严厉责打。
小平最后一次挨打，是因为他“偷”了家里5块大洋（当时能买500斤稻谷）。父亲非常气愤地把全家人喊到堂屋，但还未及开口，小平就主动站了出来，并且把“家法”（棍子）递给盛怒的父亲。当一顿责打之后，小平一声不吭，愤然离去。这使邓绍昌困惑不解：这娃儿平时家里给他两个铜板或一合米，他都舍不得吃用，怎么突然这次拿这么多钱？
后来他到班上了解，才知道小平将钱拿给他的同学替妹妹治病了。于是，这个在家中和协兴场都享有绝对权威的显赫人物第一次下了“矮桩”，承认自己“失察”，称赞儿子做得对，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
邓先烈说，小平十岁时，常自充“老师”，给我和弟弟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准浪费饭菜。他还常常突发奇想，做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来。有一次，家中的大白猫被邻居借去捉几天耗子，他在家写字，看见老鼠在墙脚跑来跑去，十分嚣张，于是他用一张大纸画了个大黑猫贴在墙上。我问他为何把我们家的白猫画成黑猫，他不屑一顾地说：“管它白猫黑猫，吓倒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最初的“猫论”。
初识乱世添困惑
1915年，小平到离家十五里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住校读书，分在12班。学校纪律严格，学生周六才能回家。
这年底，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反袁护国旗帜。次年5月，川省各地纷纷宣布独立。1916年，广安又一次独立了。这次独立，广安的百姓远没有了上次的热情和激动。他们仿佛是观众，在看着台上官匪演出的这场戏。12岁的邓小平目睹了这次独立的全过程，与那些只看到所发生这一幕的一般百姓相比，他了解一些反袁护国的原由，对这次独立表示了一定的关注，然而结果仍旧使他失望和困惑。
少年邓小平在县城生活期间，印象最深也最为痛恨的是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家乡百姓始终在凄风苦雨之中。以他家为例，260挑田土谷物歉收，粉坊和丝线生意日渐萧条，而父母对乡邻的施助仍有增无减，全家七、八口人的日常开销亦显拮据。因此，父亲外出进馆子，常叫伙计把上顿吃剩下的饭菜留到下顿吃。社会动荡混乱，给小平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阴影。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和1916年蒲伯英在北京主编的《晨报》闯进了少年小平的视野。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要解决中国混乱不堪的局面，让人民得安宁，只有国家的富强。而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少年小平生出一个念头，等家里有了钱，一定要到外国去闯一闯，以报效国家。
漂泊世界寻“药”路
1918年夏，14岁的小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第十班读书。
广安中学还把岳飞的《满江红》作为师生的必唱歌曲，所以小平在1983年2月游杭州西湖时，面对岳飞手书的《满江红》，无限感慨地对陪游人员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哩。”
爱国必先救国。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陈独秀明确提出，青年学生有条件的话，应到法国去留学。当时的一代师生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和政治腐败，皆因工业文明落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安县立中学响应全国学生爱国运动，5月底召开会议，最先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之后，广安县立中学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课，整个广安县城群情激昂。在这些活动中，邓小平是狂热的参与者。
从6月初起，学校已无法平静的教学，加之暑假临近，小平母亲到校将其接回家中。
不久，父亲邓绍昌也从重庆赶了回来，他带来了重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学习。邓的父亲这样一个在当时颇不同凡响的决定，正中小平心意。在母亲泪流满面的情况下，毅然于1919年9月，挥泪告别家人与父老乡亲，踏上了县城东门口渠江码头的货船，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自此一别，邓小平再也没有回过魂牵梦绕的故乡。邓绍昌，也许有很多原因解释他为什么送16岁的儿子出国，但他给中国的今天，送出了一个奇迹。
1986年，邓小平在成都与阔别67载的幺舅淡以兴相见时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都老了，儿时的美好回忆仅成记忆了。”
淡老人问他何以不回乡看看，小平说，“我记得离家时，广安只有60万人口，现在有100多万人了，惊动不起呦！”
发蒙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孩子诞生在川北道顺府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其父邓绍昌，按谱系为这个孩子取名邓先圣。
邓家原籍江西吉安卢陵县。1380年，邓鹤轩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邓氏一脉诗礼传家，人才辈出，一直是广安的名门望族。
1909年，邓先圣五岁，进入私塾。他天资聪颖，记性极好，两年时间，就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书。
孩童的小平对写字却特别有兴趣。他的“幼学壮行”四个字还被先生定为同学的“临帖”。每天放学，小平总是快步如飞，因为祖母、妈妈和姐姐邓先烈在家门口等他。
塾师曾以他的名讳“先圣”有对孔夫子不敬之嫌，将其改名为“希贤”；12岁时，他曾对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同乡学友、后来的姐夫唐惠民说：我很敬重邓三先生的学识和人品，但我似乎又觉得他有点迂腐和霸道。
至今人们看到，在1926年镌立的小平生母淡氏的墓碑上，仍然刻的是“邓先圣”。
外面有个大世界
1911年，7岁的小平进入协兴北山小学堂学习。
当时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有很大的随意性；老师也是东拼西凑，小平父亲有时也来授课。
老师还要求学生熟背重庆巴县少年革命家邹容的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要求学子学习他的爱国精神。
1911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四川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并发展成为遍及全川的反清武装起义。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美、法等国签订借款合同的消息传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协兴场的一些店铺罢市关门，协兴小学堂罢课放假。
邓小平和同学们并没有在家呆着，而是经常跑到协兴场上去听消息看热闹。
1911年11月22日川东北起义军攻下广安县城，宣布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男子纷纷剪去发辫，女子也开始放脚。哥老会成员纷纷赶赴县城参加起义军，小平父亲则担任新军训练营营长。
小平曾随父在军营住过两天。当时每天都传来新的消息，每天都有新的变化，使这个偏僻沉寂的乡村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振奋之中。1912年1月，民国临时政府成立。6月，将起义部队人员全部遣散。就这样，这个广安和川东北人民所盼望并寄予很大期望的新生儿，仅仅存在了7个月就夭折了。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在小平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浅的印象。因为直到几十年后，他还记得随父到革命军营里住过的日子，难以忘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火焰。
这是革命留给少年邓小平的第一个印象，使他觉得在广安城以外，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有一些更有本事的人物。
快乐的童年
早年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的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在率众武装暴动的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政治腐败，战乱频仍，教育落后，文明不昌，是中国贫穷挨打的祸根。而他自己已深感力不从心，无力回天。
父亲则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北山小学堂教书，把更大的精力花在培育下一代身上。“三代单传”的邓绍昌“望子成龙”，希望重振日渐衰败的家业。尤其要求长子小平要苦其心志，对小平十分苛刻。在北山小学四年间，小平就因一次生病耽误了几天功课而考了个第二名，便受到严厉责打。
小平最后一次挨打，是因为他“偷”了家里5块大洋（当时能买500斤稻谷）。父亲非常气愤地把全家人喊到堂屋，但还未及开口，小平就主动站了出来，并且把“家法”（棍子）递给盛怒的父亲。当一顿责打之后，小平一声不吭，愤然离去。这使邓绍昌困惑不解：这娃儿平时家里给他两个铜板或一合米，他都舍不得吃用，怎么突然这次拿这么多钱？
后来他到班上了解，才知道小平将钱拿给他的同学替妹妹治病了。于是，这个在家中和协兴场都享有绝对权威的显赫人物第一次下了“矮桩”，承认自己“失察”，称赞儿子做得对，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
邓先烈说，小平十岁时，常自充“老师”，给我和弟弟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准浪费饭菜。他还常常突发奇想，做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来。有一次，家中的大白猫被邻居借去捉几天耗子，他在家写字，看见老鼠在墙脚跑来跑去，十分嚣张，于是他用一张大纸画了个大黑猫贴在墙上。我问他为何把我们家的白猫画成黑猫，他不屑一顾地说：“管它白猫黑猫，吓倒老鼠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最初的“猫论”。
初识乱世添困惑
1915年，小平到离家十五里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住校读书，分在12班。学校纪律严格，学生周六才能回家。
这年底，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反袁护国旗帜。次年5月，川省各地纷纷宣布独立。1916年，广安又一次独立了。这次独立，广安的百姓远没有了上次的热情和激动。他们仿佛是观众，在看着台上官匪演出的这场戏。12岁的邓小平目睹了这次独立的全过程，与那些只看到所发生这一幕的一般百姓相比，他了解一些反袁护国的原由，对这次独立表示了一定的关注，然而结果仍旧使他失望和困惑。
少年邓小平在县城生活期间，印象最深也最为痛恨的是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家乡百姓始终在凄风苦雨之中。以他家为例，260挑田土谷物歉收，粉坊和丝线生意日渐萧条，而父母对乡邻的施助仍有增无减，全家七、八口人的日常开销亦显拮据。因此，父亲外出进馆子，常叫伙计把上顿吃剩下的饭菜留到下顿吃。社会动荡混乱，给小平的心灵留下了难忘的阴影。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和1916年蒲伯英在北京主编的《晨报》闯进了少年小平的视野。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要解决中国混乱不堪的局面，让人民得安宁，只有国家的富强。而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少年小平生出一个念头，等家里有了钱，一定要到外国去闯一闯，以报效国家。
漂泊世界寻“药”路
1918年夏，14岁的小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第十班读书。
广安中学还把岳飞的《满江红》作为师生的必唱歌曲，所以小平在1983年2月游杭州西湖时，面对岳飞手书的《满江红》，无限感慨地对陪游人员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哩。”
爱国必先救国。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陈独秀明确提出，青年学生有条件的话，应到法国去留学。当时的一代师生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和政治腐败，皆因工业文明落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安县立中学响应全国学生爱国运动，5月底召开会议，最先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之后，广安县立中学又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课，整个广安县城群情激昂。在这些活动中，邓小平是狂热的参与者。
从6月初起，学校已无法平静的教学，加之暑假临近，小平母亲到校将其接回家中。
不久，父亲邓绍昌也从重庆赶了回来，他带来了重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到法国去学习。邓的父亲这样一个在当时颇不同凡响的决定，正中小平心意。在母亲泪流满面的情况下，毅然于1919年9月，挥泪告别家人与父老乡亲，踏上了县城东门口渠江码头的货船，走上了救国救民之路。自此一别，邓小平再也没有回过魂牵梦绕的故乡。邓绍昌，也许有很多原因解释他为什么送16岁的儿子出国，但他给中国的今天，送出了一个奇迹。
1986年，邓小平在成都与阔别67载的幺舅淡以兴相见时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都老了，儿时的美好回忆仅成记忆了。”
淡老人问他何以不回乡看看，小平说，“我记得离家时，广安只有60万人口，现在有100多万人了，惊动不起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