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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军以“文”步入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萧军又因“文”罹难获罪，成为现代中国最早受难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其荣辱皆与“文”有着不解之缘。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社会话语中，萧军此时期的杂文强调广泛而有原则的“一切为了爱”的朴素人道主义思想，时时流露出不合时宜的思想，“不合时宜”的根源即在于他为文的“五四”话语方式与时代主流话语的冲突。
关键词：萧军；延安时期；杂文；不合时宜；思想特征
中图分类号：I266.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6-0124-02
一
由于与鲁迅晚年交往亲密，作为鲁迅学生，萧军一度成了延安文学圈子中鲁迅的权威解释者。因为自身性格中的敢爱敢恨、敢说敢当及对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推崇和发扬，萧军特别看重鲁迅杂文在延安的战斗作用。抗战初期延安确实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吸引众多中国年青的文化人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延安，冲破重重阻挠不远万里奔赴延安，这也使不少人忽视了它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常常提出疑问:“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吗?”“杂文时代过去了吗?”对此，萧军给予了明确回答:“我底回答:对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那可羞耻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1]508“（杂文）这种文体自从到了鲁迅先生手里就不同了，它不独走出了消极的个人感情散步的狭小花园，而且竟积极地在中国变动得最激烈的世纪里，担负起对整个社会污暗面近乎全面战斗的任务！”[1]506他认为“剑是有两面刃口的：一面是斩击敌人，一面却应该是为割离自己的疮瘤而使用”，[1]509二者不可偏废。
萧军不独是说说而已，他还身体力行，发表了《论同志之“爱”与“耐”》、《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杂文还废不得说》等杂文，批评延安社会的阴暗面，“割离自己的疮瘤”，而其出发点却是“一切为了爱”的朴素人道主义情怀。
二
《论同志之“爱”与“耐”》第一部分题为“爱”。萧军先谈对《八月的乡村》两处情节的处理。一是唐老疙瘩之死。唐老疙瘩的情人李七嫂受伤不能撤离，他放弃撤退，要与李七嫂共存亡；否则，就让铁鹰队长枪毙他们。队长左右为难，为了革命纪律，他最终掏出手枪。萧军在文章中写道；“写到这里，那时是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场面”，“足足思索了近乎两夜两天，直到后来，我才决定让日本兵的流弹打死了他，而不是自己的同志。”萧军坦诚：“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心情是很难受的。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如今记忆起来还是有些不愉快。”[2]598二是队长对萧明与安娜恋爱的态度。当其他队员表示不满，司令决定让二人暂时分开，萧明陷于苦闷时，队长恳切地希望他“斗争的时候，把斗争以外的事情，全忘掉了吧！”这番话使萧明深受感动，他说：“铁同志！我敬重你，一直到我死的时候！”[2]599萧军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显然是要说明在同志之间应该充满理解、充满友爱。由此他不无感触地在此部分结尾处写道：“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酒也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2]599之所以“悲怆”正是因为在延安萧军看到的反而是同志之爱的缺乏。
第二部分题为“耐”。萧军首先说明：“这里我所提到的‘耐’字，是有两方面解释的。一面是说，我们既然要干一番事情——不必说改造人类——第一个字需要的那就是能‘耐’，而后才能说到其他。另一面那就是同志与同志间的‘耐’——说服、教育、理解——只有这才是一条最可宝贵的韧带！”[2]601前一点，萧军希望“被冤屈或被误解的青年同志们”要接受组织的各种考验，要抱着“登净土的希望，入地狱的精神”，否则，会“一生也要不安和痛苦”的。同时在这过程中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进行斗争。后一点，萧军仍以《八月的乡村》为例谈陈柱司令对安娜的态度。安娜为不准恋爱而痛苦，喝了酒，吵着要回上海。陈柱不许，“她响着门扇走了。”即便如此，“陈柱也没摆出‘上级’的架子来，要‘处分’她”，因为“他了解为什么安娜今晚会这样完全失掉理性的狂言！他看着这个初次被爱情所咬伤的孩子，自己感到一种轻微的悲伤！他准备着该怎样使她更切实的接近‘斗争’。”接着，萧军用讽刺的口吻对“从自己的瞳孔里引伸出两条线来，交会在自己鼻子前面，就在那交会点上永久蹲着‘地位’和‘权威’，自己就一直看着这类东西的人说一声：这样你混不下去的”[2]600。他希望这些人应该懂得尊重、信任自己的同志。此部分萧军是希望革命者应该接受种种考验，以取得组织的了解；上级则应该理解同志，尊重同志。实际上萧军秉持的是五四精神对个体的“人”尊重的思想。
从全文看，两部分是互有联系的：“‘爱’和‘耐’是分不开的，只有真正的爱，才有真正的耐，反过来说也应该如此。”[2]601全文寄寓了殷切的希望与忠告：在革命队伍内，在人与人之间，应该充满理解、关心、信任与尊重。
《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发表于1942年6月13日的《解放日报》，这是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写的一篇杂文。文中提出“拜师不如访友，访友不如交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的看法，在1948年《文化报》事件发生后，被认为是一种“不择手段，不讲恩情与友谊，就是好朋友交手打起来也要干到底”的“暴徒式的流氓”[3]32行径。细读全文，不难发现萧军所提倡的是一种竞争意识，所宣扬的是对待竞争中的胜利者应持的正确态度。“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上，也应该增加一些这老‘布尔巴’的精神才好——那就是，不要害怕被你底后来者打倒，还要鼓励他们和你交手，和你竞争……甚至你还应该为这交手或竞中自己的失败而欢喜”，“只有这样，人类才有望，文坛才有望”[4]237。在竞争中就要超越对方，超越前人，如此才能进步。大而言之如人类、文坛，小而言之如个人，依靠惰性都是不能发展的，步前人的后尘也是不能发展的。萧军还引用了自己的一段日记：“两人散步的时候，可以等待你的同伴，但在赛跑的时候，却应该忘却恩情和友谊。虽然完了，你可以把你的奖品，毫无吝惜地送给被你所赛败的人。”[4]238这里所谓“忘却恩情和友谊”，并非暴徒式的行为，竞赛结束，同志还是同志，甚至可以毫不吝惜地把奖品送给赛败者。显然萧军提倡的并不是“不择手段，不讲恩情与友谊”的“暴徒”“流氓”行为，而是对个体人格的尊重。
竞争并非不分对象，对同志才讲竞争，至于对敌人，萧军所信服的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不留情’并不是‘赛跑’，而是‘交手’，并且还应该说的是和真正的‘敌人’交手。不是同志，不是自己的弟兄，当然更不应是老布尔巴和他底儿子们。”[4]238-239萧军的语言和意思很明确，“不留情”的交手是要分清敌我的。
文末萧军提出，文坛上的“交手”和“竞争”在所难免，“老布尔巴父子们那样交手和竞争的心情和精神是必要的了——一切为了‘爱’的缘故呀！”[4]239。“布尔巴精神”就是提倡为后来者居上而欢欣的精神，为对方超越自己而喜悦的精神。萧军呼唤这种精神早日在文坛出现。
发表于1942年5月14日“文抗”会刊《谷雨》第五期的《杂文还废不得说》中，萧军具体地论述了使用杂文这种“思想战斗中最犀利的武器”的方法及其目的。他说“在没有使用这武器以前，除开最低限度的体力和腕力是必要的，而后还要精通这门‘武艺’”。如何精通呢？萧军明确指出：武器“要‘锐利’就要及时而‘磨’；要精通，要强，就要及时而‘练’。”“磨”和“练”还不能算是真正“精通”，作为战斗的武器，精通杂文“除‘磨’与‘练’底准备而外，再就是多多地交锋。此外应别无他法。”[1]508杂文的战斗性只能在对具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展现。但是，杂文的目的并不是为战斗而战斗，为批判而批判，“人生最伟大最光荣的战斗，是要消灭那些妨害整个人类底生存、发展和不公的‘罪恶’，目的并不是在消灭‘人’底本身。”[1]508杂文的战斗是为了不战斗，批判是为了不批判，“破”是为了“立”，所以“作为一个伟大的杂文运用者”，“应该有‘如来佛’那样一只和一颗‘至大无外’的‘手’和‘心’。”“佛的心是为了把众生超脱向上的，只有对那些被罪恶啮食得不能得救的，它才不得不给以雷霆一击，或者一脚把他们踢进地狱里面去吃瘪。”然而“佛”的本意并不是把人打入地狱，“在某种意义上来看，佛也还是要他们悔改、得度而超生。”[1]508此处萧军以“佛”作比，以鲁迅杂文为例，想要说明的是杂文作者在创作战斗性的杂文时，心中应该怀有“大爱”，为了“好”和“美”而批判“坏”和“丑”。“只有具备这样的心和手，加上精通的武艺，才能使这武器运用如意”，不然，“也许倒把自己先解决了。”[1]508这里萧军表达了自己的杂文观，扩而大之，也可以说是萧军的文学观。
三
萧军是个个性意识很强的作家。以上三篇杂文连同延安时期的其他杂文都是面对延安实际生活中诸多“疮瘤”的有感而发。出于对个体与个体选择的尊重，萧军极力主张同志间的宽容与爱。这既是其自身性格使然，也是典型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的体现。《论同志之“爱”与“耐”》正是革命阵营中同志之间最需要的。这种同志间的“爱”与“耐”，发展下去就是随后他宣扬的“布尔巴”精神。萧军的这两篇杂文都有当时目睹延安批判王实味所遗留下来的情绪在起作用，在那个场面中有着太多对个体的伤害，萧军对此印象极深，有感于内，发言为文，尽管在当时不合时宜，但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经由鲁迅中介的部分“五四”精神传统，《杂文还废不得说》正是这种精神传统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萧军.杂文废不得说[G]//廖沫沙.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杂文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2]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G]//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G]//刘芝明，等，著.萧军思想批判.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页32.
[4]萧军.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萧军思想批判[G]//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关键词：萧军；延安时期；杂文；不合时宜；思想特征
中图分类号：I266.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6-0124-02
一
由于与鲁迅晚年交往亲密，作为鲁迅学生，萧军一度成了延安文学圈子中鲁迅的权威解释者。因为自身性格中的敢爱敢恨、敢说敢当及对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推崇和发扬，萧军特别看重鲁迅杂文在延安的战斗作用。抗战初期延安确实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吸引众多中国年青的文化人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延安，冲破重重阻挠不远万里奔赴延安，这也使不少人忽视了它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常常提出疑问:“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吗?”“杂文时代过去了吗?”对此，萧军给予了明确回答:“我底回答:对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那可羞耻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1]508“（杂文）这种文体自从到了鲁迅先生手里就不同了，它不独走出了消极的个人感情散步的狭小花园，而且竟积极地在中国变动得最激烈的世纪里，担负起对整个社会污暗面近乎全面战斗的任务！”[1]506他认为“剑是有两面刃口的：一面是斩击敌人，一面却应该是为割离自己的疮瘤而使用”，[1]509二者不可偏废。
萧军不独是说说而已，他还身体力行，发表了《论同志之“爱”与“耐”》、《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杂文还废不得说》等杂文，批评延安社会的阴暗面，“割离自己的疮瘤”，而其出发点却是“一切为了爱”的朴素人道主义情怀。
二
《论同志之“爱”与“耐”》第一部分题为“爱”。萧军先谈对《八月的乡村》两处情节的处理。一是唐老疙瘩之死。唐老疙瘩的情人李七嫂受伤不能撤离，他放弃撤退，要与李七嫂共存亡；否则，就让铁鹰队长枪毙他们。队长左右为难，为了革命纪律，他最终掏出手枪。萧军在文章中写道；“写到这里，那时是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场面”，“足足思索了近乎两夜两天，直到后来，我才决定让日本兵的流弹打死了他，而不是自己的同志。”萧军坦诚：“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心情是很难受的。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如今记忆起来还是有些不愉快。”[2]598二是队长对萧明与安娜恋爱的态度。当其他队员表示不满，司令决定让二人暂时分开，萧明陷于苦闷时，队长恳切地希望他“斗争的时候，把斗争以外的事情，全忘掉了吧！”这番话使萧明深受感动，他说：“铁同志！我敬重你，一直到我死的时候！”[2]599萧军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显然是要说明在同志之间应该充满理解、充满友爱。由此他不无感触地在此部分结尾处写道：“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酒也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2]599之所以“悲怆”正是因为在延安萧军看到的反而是同志之爱的缺乏。
第二部分题为“耐”。萧军首先说明：“这里我所提到的‘耐’字，是有两方面解释的。一面是说，我们既然要干一番事情——不必说改造人类——第一个字需要的那就是能‘耐’，而后才能说到其他。另一面那就是同志与同志间的‘耐’——说服、教育、理解——只有这才是一条最可宝贵的韧带！”[2]601前一点，萧军希望“被冤屈或被误解的青年同志们”要接受组织的各种考验，要抱着“登净土的希望，入地狱的精神”，否则，会“一生也要不安和痛苦”的。同时在这过程中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进行斗争。后一点，萧军仍以《八月的乡村》为例谈陈柱司令对安娜的态度。安娜为不准恋爱而痛苦，喝了酒，吵着要回上海。陈柱不许，“她响着门扇走了。”即便如此，“陈柱也没摆出‘上级’的架子来，要‘处分’她”，因为“他了解为什么安娜今晚会这样完全失掉理性的狂言！他看着这个初次被爱情所咬伤的孩子，自己感到一种轻微的悲伤！他准备着该怎样使她更切实的接近‘斗争’。”接着，萧军用讽刺的口吻对“从自己的瞳孔里引伸出两条线来，交会在自己鼻子前面，就在那交会点上永久蹲着‘地位’和‘权威’，自己就一直看着这类东西的人说一声：这样你混不下去的”[2]600。他希望这些人应该懂得尊重、信任自己的同志。此部分萧军是希望革命者应该接受种种考验，以取得组织的了解；上级则应该理解同志，尊重同志。实际上萧军秉持的是五四精神对个体的“人”尊重的思想。
从全文看，两部分是互有联系的：“‘爱’和‘耐’是分不开的，只有真正的爱，才有真正的耐，反过来说也应该如此。”[2]601全文寄寓了殷切的希望与忠告：在革命队伍内，在人与人之间，应该充满理解、关心、信任与尊重。
《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发表于1942年6月13日的《解放日报》，这是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写的一篇杂文。文中提出“拜师不如访友，访友不如交手。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的看法，在1948年《文化报》事件发生后，被认为是一种“不择手段，不讲恩情与友谊，就是好朋友交手打起来也要干到底”的“暴徒式的流氓”[3]32行径。细读全文，不难发现萧军所提倡的是一种竞争意识，所宣扬的是对待竞争中的胜利者应持的正确态度。“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上，也应该增加一些这老‘布尔巴’的精神才好——那就是，不要害怕被你底后来者打倒，还要鼓励他们和你交手，和你竞争……甚至你还应该为这交手或竞中自己的失败而欢喜”，“只有这样，人类才有望，文坛才有望”[4]237。在竞争中就要超越对方，超越前人，如此才能进步。大而言之如人类、文坛，小而言之如个人，依靠惰性都是不能发展的，步前人的后尘也是不能发展的。萧军还引用了自己的一段日记：“两人散步的时候，可以等待你的同伴，但在赛跑的时候，却应该忘却恩情和友谊。虽然完了，你可以把你的奖品，毫无吝惜地送给被你所赛败的人。”[4]238这里所谓“忘却恩情和友谊”，并非暴徒式的行为，竞赛结束，同志还是同志，甚至可以毫不吝惜地把奖品送给赛败者。显然萧军提倡的并不是“不择手段，不讲恩情与友谊”的“暴徒”“流氓”行为，而是对个体人格的尊重。
竞争并非不分对象，对同志才讲竞争，至于对敌人，萧军所信服的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不留情’并不是‘赛跑’，而是‘交手’，并且还应该说的是和真正的‘敌人’交手。不是同志，不是自己的弟兄，当然更不应是老布尔巴和他底儿子们。”[4]238-239萧军的语言和意思很明确，“不留情”的交手是要分清敌我的。
文末萧军提出，文坛上的“交手”和“竞争”在所难免，“老布尔巴父子们那样交手和竞争的心情和精神是必要的了——一切为了‘爱’的缘故呀！”[4]239。“布尔巴精神”就是提倡为后来者居上而欢欣的精神，为对方超越自己而喜悦的精神。萧军呼唤这种精神早日在文坛出现。
发表于1942年5月14日“文抗”会刊《谷雨》第五期的《杂文还废不得说》中，萧军具体地论述了使用杂文这种“思想战斗中最犀利的武器”的方法及其目的。他说“在没有使用这武器以前，除开最低限度的体力和腕力是必要的，而后还要精通这门‘武艺’”。如何精通呢？萧军明确指出：武器“要‘锐利’就要及时而‘磨’；要精通，要强，就要及时而‘练’。”“磨”和“练”还不能算是真正“精通”，作为战斗的武器，精通杂文“除‘磨’与‘练’底准备而外，再就是多多地交锋。此外应别无他法。”[1]508杂文的战斗性只能在对具体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中展现。但是，杂文的目的并不是为战斗而战斗，为批判而批判，“人生最伟大最光荣的战斗，是要消灭那些妨害整个人类底生存、发展和不公的‘罪恶’，目的并不是在消灭‘人’底本身。”[1]508杂文的战斗是为了不战斗，批判是为了不批判，“破”是为了“立”，所以“作为一个伟大的杂文运用者”，“应该有‘如来佛’那样一只和一颗‘至大无外’的‘手’和‘心’。”“佛的心是为了把众生超脱向上的，只有对那些被罪恶啮食得不能得救的，它才不得不给以雷霆一击，或者一脚把他们踢进地狱里面去吃瘪。”然而“佛”的本意并不是把人打入地狱，“在某种意义上来看，佛也还是要他们悔改、得度而超生。”[1]508此处萧军以“佛”作比，以鲁迅杂文为例，想要说明的是杂文作者在创作战斗性的杂文时，心中应该怀有“大爱”，为了“好”和“美”而批判“坏”和“丑”。“只有具备这样的心和手，加上精通的武艺，才能使这武器运用如意”，不然，“也许倒把自己先解决了。”[1]508这里萧军表达了自己的杂文观，扩而大之，也可以说是萧军的文学观。
三
萧军是个个性意识很强的作家。以上三篇杂文连同延安时期的其他杂文都是面对延安实际生活中诸多“疮瘤”的有感而发。出于对个体与个体选择的尊重，萧军极力主张同志间的宽容与爱。这既是其自身性格使然，也是典型的“五四”个性主义话语的体现。《论同志之“爱”与“耐”》正是革命阵营中同志之间最需要的。这种同志间的“爱”与“耐”，发展下去就是随后他宣扬的“布尔巴”精神。萧军的这两篇杂文都有当时目睹延安批判王实味所遗留下来的情绪在起作用，在那个场面中有着太多对个体的伤害，萧军对此印象极深，有感于内，发言为文，尽管在当时不合时宜，但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经由鲁迅中介的部分“五四”精神传统，《杂文还废不得说》正是这种精神传统的集中体现。
参考文献：
[1]萧军.杂文废不得说[G]//廖沫沙.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杂文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2]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G]//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刘芝明.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G]//刘芝明，等，著.萧军思想批判.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页32.
[4]萧军.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萧军思想批判[G]//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