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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是第一位成为《智族GQ》年度人物的女性。这不仅因为她深厚的学术积淀，更因为她多年来秉承关切社会现实的立场，对正在发生中的事物发声。拍摄当晚，她在微信朋友圈发现场照片，原本配文：名利场上。可是后来她删除了。
“名利场”这三个字是她从19世纪英国文学中获得的语汇，她担心“别人会认为我在炫耀，我很时尚，我很流行，我很成功”。在她的观念中，这些都是否定的表述。
什么是成功？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智族GQ》年度人物？简单说，成功的人就是能把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做成的人。《智族GQ》从来都愿意这样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或许不：是最受关注的人，但比起外界的声音，他们更能坚持自己认定的价值，并愿意为此付出长久的努力。他们当然也愿意接受外界的赞扬，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习惯把头颅低下，踏踏实实走过自己的路。
正因如此，2018年《智族GQ》年度^物的主题确定为“行动的力量”。我们努力剔除附着在浮名之上的泡沫与假象，用简单、朴素的视角还原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做，为谁而做。无论是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本书，还是一档综艺、一场表演、一种商业，只要它们真正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良好的改变，我们就愿意称之为成功，我们就愿意称呼做出这样行动的人为《智族GQ》年度人物。
个体无法脱离世界单独存在，抛开个体去谈论世界也没有意义。我们相信，唯有行动，才能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建造更好的连接。我们相信，唯有行动，才能定义自我，定义这个波澜起伏的时代。
和贾樟柯一起跳迪斯科 靳锦
年度导演
二十余年导演生涯，贾樟柯始终将镜头对准当下，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所经历的命运巨变。他沉静又不乏温暖地描绘真实的生命，对中国现实强烈的观照尤为可贵。
西风沉醉的夜晚
干冰腾起白色烟雾，流淌在黑暗的舞台上，一个彩色灯球开始转动，摄像机对准了演员的脸。导演看了一眼监视器，喊了—声：“action！”演员随着旋律扭腰，左脚伸前、点地，再换右脚。
背景音乐是迪斯科曲《Go West》，“Your hands in my hands（我们手牵手）/We will make our plans（我们要计划我们的未来）”，演员闭着眼睛，很投入。
“停！”导演中断了拍摄，“灯怎么还亮着？”灯球应该在开拍之后不久就灭掉，此刻还在闪。演员也停了下来，看着剧务麻利儿地检查灯光。导演走到演员面前，说，“贾导，不好意思，得再来一遍了。”
賈樟柯穿着黑白相间的衬衫、牛仔裤，站在舞池内。此刻作为《智族GQ》视频的演员，他安静地等待下一次拍摄。
“We will start life new（我们将开始新生活）This is what we’ll do（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音乐继续，贾樟柯左右摇晃着脑袋。他的舞姿并不标准，有时会迈错脚步。圆圆的肚子从衬衫里凸了出来，皮带显得紧张。但这些，连同围绕在他周围的摄影师、导演、剧务等人注视的目光，都没有困扰他。他继续投入地挥动双臂，好像摄影机之外的世界并不存在。
拍摄场地是一个仅有若干卡座的小迪厅，十几个人一站，就没什么位置了。贾樟柯大学时常去的迪厅，是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NASA。NASA 1994年开业，名字和美国宇航局的缩写一样，空间也是大得不得了，能容纳两三百人。
他那时跳舞喜欢穿高帮匡威鞋、牛仔裤，几件白色T恤换来换去。除了北影的学生，附近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学生也都会来，大家进门要过一座钢桥，迪厅里是全钢铁结构，激光灯射出光束，照在年轻人的脸上。
领舞站在高处，学生们随意扭动。迪斯科没有规定动作，只要放松自我，跟着节奏来就行，想蹦就蹦、想跳就跳，“你就像原地跳绳一样跳一跳都可以”。
上世纪80年代，在“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的社会氛围中，北京警方印发的小册子对迪斯科做出如下名词解释：迪斯科，又名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但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文称，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大众文化开始兴起，正好赶上国际迪斯科风潮的尾巴，这种解放身体的音乐形式恰逢其时。
1994年一年，北京开了8家迪厅。JJ、NASA、莱特曼等都是著名的去处。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外国产品，麦当劳、猫王音乐、好莱坞电影，此时迪厅成为潮流场所，有巨大的场子，高档音响伴奏。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拘谨氛围，年轻人的时代情绪和新的娱乐方式“一拍即合”。
贾樟柯当时刚从山西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他是班上年纪较大的学生，但也只二十四五岁。他常和朋友去蹦迪，从晚上八九点到夜里12点，蹦完后还不尽兴，要继续打车往北，去北航附近的大排档吃夜宵。
酸汤鱼端上来，大家一起聊电影，这个导演、那个导演，也聊政治、文学和闲话。这是年轻时一种“配套”的夜生活。他从大一开始写剧本，不知道哪一天能拍出来。
北京当时的出租车俗称还叫“面的”，黄色的天津大发，一车能坐7个人。夜里，一辆面的把他们拉到迪厅，再一辆面的把他们拉到北航。起步价和车价都便宜，“10块钱就可以到任何地方”。
“Cut！”导演叫停了拍摄。贾樟柯睁开眼睛，看到导演走过来，“贾导，特别好。如果刚才胳膊的动作幅度再大一点儿就更好了，我们再来一条。”
午夜的号角
拍摄间隙，贾樟柯在休息室抽雪茄。我问他，之前在迪厅跳舞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顶多想想女孩，周围哪个女孩漂亮，就没有什么更多（别的）想法了。”他笑笑。
“是荷尔蒙的发泄？”“那当然是，那绝对是，内在的那种能量太多了，对……也甚至有一种向上的（精神），就很有朝气，那种劲儿。”
贾樟柯的电影中，男女主角感情的戏份常常放在迪厅。《山河故人》里，沈涛和张晋生在迪厅跳舞，梁子突然出现，惹得张晋生吃醋《江湖儿女》里，巧巧和斌哥在迪厅跳舞，发现他居然随身带着之前朋友的枪，这是一种涉险的信号。她停下来，没说什么，斌哥邀请她继续跳，她的动作从僵硬，到慢慢自然，最后拥抱住他。她厉谅了斌哥。 “那个年代，人没有多少活动的空间，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上课、工作，迪斯科，吃饭，数数我们每天日常也就这些空间。”贾樟柯觉得，没必要为男女主角刻意安排奇遇的场景。
迪斯科舞厅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男女有身体接触的场所。晚上12点，像报时一样，舞厅里会放两首歌，要么是《Go West》，要么是《YMCA》。跳舞的年轻人们停了下来，一个领头的先站出来，后面的^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连起来“接龙”，大家在舞池中随着音乐转圈。
“I know you love me（我知道你爱我）/How could I disagree（我怎么会拒绝）？”
《Go West》原本是美国70年代一首民民谣老歌，后来由英国的“宠物店男孩”乐队翻唱。它曾被当作同性恋圣歌，在90年代，也因为歌名“go west”为一些国家所禁。1996年，《Go West》成为欧洲杯主题曲，开始在足球场上传唱。
不过，在90年代NASA的舞池里，这些意义和那个叫贾樟柯的年轻人都没什么关系。他英文不好，听不懂歌词，“鬼知道它是什么歌，就是好听”。这首旋律动人的歌曲，是午夜到来的号角，一个愉快的前半夜结束了，下半夜马上开始。
贾樟柯的迪斯科经验属于他那一代人。“如果没有过去的封闭，没有我们这代年轻人借由迪斯科、借由摇滚乐解放自我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面，那它只是个娱乐。”他说，“如果你有那个生活的背景，你就会知道它在当时年轻人的生活里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它是很多人解放自我的象征。”
《山河故人》的演员张译生于1978年，比贾樟柯小8岁。他18岁就去当兵了，年轻时完时完全没有进过迪厅。他对迪厅的认识和更广泛意义上的“舞厅”类似。2006年，张译被一群朋友“押着”，第一饮去了舞厅。他当时已经快30岁，坐在舞厅门口的石台阶上，无论如何都不进去。朋友们生生把张译拖进了舞行，他的衬衫都被撕坏了。进去之后，音乐声震耳欲聋，心脏受不了，不知道是因为第一次去，还是自己天然不适合这种场合，张泽一直在出汗。
“因为当了10年兵的人，总会觉得进舞厅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正经的有为青年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内心蛮排斥的。”他说，“瑚在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很难解释清楚它的恐惧感来自于哪里。”
张译曾听贾樟柯说过自己去迪厅的经历，相信迪斯科“成为他心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祭奠青春的情结”。
賈樟柯的夫人赵涛与张译同龄，担任了贾大多数电影的女主角。她没化妆，看上去非常温婉，“其实从《任逍遥》的巧巧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物跟生活当中的我差距太大了。第一，我不进舞厅，不进歌厅，（第二）我也是不唱歌，不进夜总会的一个人，对，我基本上夜生活是没有的。”
她依靠做功课、写人物小传来体会角色。我提到贾电影中，男女主角感情段落常常发生在迪厅。赴涛愣了一下，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随即笑了起来，“好像确实是。”
不再跳舞，继续跳舞
“迪厅是这样，有—天你进去了，进去之后，哦，这是迪厅，然后你就开始玩儿，玩儿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属于这儿了，你就再也不去了，就是这样的。”在工作室里，贾樟柯看起来有点儿倦怠。
两个月前，他的新片《江湖儿女》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这是他的第9部剧情片，获得上映许可的第5部。7月底，他即将启程去瑞士，担任洛迦诺电影节主席。拍片、影展、宣传、路演，这是他现在熟稔的电影人生活。他早就不去迪厅了。2010年，他听从杜琪峰的建议，将抽了几十年的烟换成雪茄。雪茄不抽就会灭掉，灭了他就能歇两口，不像吸烟那么密集地摄入尼古丁。
《江湖儿女》讲述了一个犯罪爱情故事。主人公巧巧与斌哥相恋，一次街头争斗中，斌哥遇袭，巧巧为保护他开了一枪，被判5年。巧巧出狱后，开始寻找斌哥以期重新开始。这部电影有个独特的尝试，它的主人公和剧情都串联起了贾樟柯之前的电影。“巧巧”与“斌哥”是《任逍遥》的主人公，巧巧追寻斌哥，一路去了三峡，还看到了《三峡好人》里出现过的飞碟。她历经17年的爱恨，也是贾樟柯17年的电影沉浮。
赵涛拿到剧本后，一口气读完了。巧巧年龄跨度大，人物弧光完整，是中国电影市场上罕见的女性角色。这是一个女演员不会拒绝的剧本，“它太有吸引力了”。
电影结尾，巧巧辗转大同、奉节、巫山、新疆等地，与斌哥分合多次，最终二人回到家乡。此时她继承江湖道义照顾斌哥，但当斌哥试图握住她的手表达感情时，她推开了。“我觉得她没有要留住这份感情，没有。她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可以一个人生活的人。”贾樟柯说。
贾樟柯常常用音乐和跳舞场景来表现女性的精神世界。《站台》里，文工团演员尹瑞娟最终去邮电局工作，在办公室里，她收拾房间，慢慢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起舞，“我们能感觉她有另外一个精神世界，被中断了的世界。”《山河故人》结尾，年迈的沈涛一个人走在雪地里，丈夫和儿子都离开了自己，但此时，她跳起年轻时跳过的《Go West》。
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是初冬，无雪。美术组中午去地上布雪，等太阳落山之后，再用造雪机造出飘着的雪。赵涛走到雪地里，控制不住情绪，一直在哭。她感受到角色的痛苦和孤独。
贾樟柯告诉赵涛，不能哭，要克制。3年后，他向我回忆这段戏的时候说，“我希望她（沈涛）精神没有衰老。我希望她还有爱的可能性，就跟她年轻时候一样，这也是我崇拜的一种女性。”镜头对准沈涛独舞的背影，画面在迪斯科舞曲中暗了下去，“Life is a peaoeful there（那里的生活是平静的）in the open air（在开放的气氛中）。”
大约1996、1997年之后，贾樟柯不再去迪厅，也没注意NASA在世纪之交关门大吉。迪斯科在中国流行了将近二十年后，全面落潮。贾樟柯开始了电影生涯，开端是孤独的。他记得剪《小武》的时候，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天独自背包去做后期。因为拍的是16毫米胶片，他除了剪辑，还得摇胶片。 楼道里有个乒乓球台，每次剪到下午的时候，贾樟柯特别想去打乒乓球。但他是一个人，没人陪他打。那半年的安静，与跳迪斯科的热闹大相径庭，也正是那半年，“培养了我静下来的定力”。
自《小武》成名，贾樟柯一路在国际影展拿奖，成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不再跳舞，但他电影中的人并未停止跳舞。从《站台》，到《山河故人》，再到《江湖儿女》，跳迪斯科舞曲是他年代戏的标志之一。为了还原年轻时的记忆，他曾为《Go West》付出了高额的版权费。
贾樟柯的工作室内，挂着他电影不同国家版本的海报，多年来赢得的奖杯陈列在架子上，看上去好像一个动物雕塑展。他坐在沙发里，旁边的书架上是为新片《在清朝》准备的各种县志资料。我们谈起2000年之后，中国电影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过程。
我问，现在是否形成了新的抒发情绪、表达个体的方式，比如大片。“没有形成。”贾樟柯毫不犹豫，“它是单向消费、娱乐消费，它没有办法抒发我们个人的情绪。”
“它就是好笑啊，或者刺激啊，过瘾啊，它就是消费性的。过了就过了，它不是一种精神继续的需求。我个^这样觉得，它没有办法跟迪斯科相比，也没有办法跟卡拉OK相比。这个时代的大片跟迪斯科、跟卡拉OK比起来，那迪斯科伟大多了。”
我所讲述的是时间
拍摄当天，接近尾声的时候，导演邀请在场的人和贾樟柯一起“接龙”。穿复古服装的群演和工作人员都走到舞池中央，《Go Vest》响起，“We will fly so high（我们要远走高飞）/tell all our friends goodbye（向我们所有朋友告别）/Wewil start life new（我们将开始新的生活）”。
贾樟柯双手左右摆动，然后举高、鼓掌，转身入舞池。其他人跟着他，个人的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转了一圈，他停下来，跟着旋律晃动手臂，左脚伸前，点地，再换右脚。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蹦迪经验，学不了他的动作，只好乱跳，手不时打在周围人的身上。干冰的白烟再次腾起，越来越浓，贾樟柯逐渐隐没其中。
“Now if we make a stand（现在如果我们做了决定）/We’ll find our promised land（我们就会找到属于我们的乐土）。”
几个星期后，我看过刚刚完成后期的《江湖儿女》，再一次见到贾樟柯。他隐没在墨镜之后。听到一个问题，他停三四秒才回答，语气不疾不徐。因为看不到他的眼睛，我无法揣度他的情绪。
“有观众认为电影中许多情节指向对某种年代的怀念，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不对，完全是误读。我没有怀念什么……我对具体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都一样。”他这次回答得很快，“我是对时间感兴趣。”
《江湖儿女》的故事开始于17年前，他想知道，17年前的一对恋人，分分合合，17年后又在一起，是什么感情状态。爱情，友情，还是传统的义？物理时间在人身上形成了奇妙的感情状态，无法被命名。最近几年，他喜欢拍这样时间跨度长的电影，《山河故人》也是如此。
“时间积累在一个个体身上，个体的物是人非，个体情感的变化、面貌的变化，这些是我非常注重的。我觉得它是不可逆转的，你必须承受的事情。它是我们生活真正的滋味跟内容。”他最终取下了墨镜，露出浮肿的眼袋，“你说今天坐在这儿的贾樟柯跟20年前，他绝对是两个人。”
贾樟柯成长在山西汾阳，从小学到高中，习惯用打架解决问题。心情不好，或者纯粹找碴儿，就把人打一顿，受伤也是常有的事。他小学三年级开始抽烟，中学时留了长发，还和同学一样，开始做点儿小买卖。他迫切想要模仿成年人，觉得只要抽烟了、赚钱了，就是一个或年人。
十六七岁，贾樟柯喜欢上霹雳舞，和同学组成“害虫队”，去汾阳师范、中专学校比舞。队名来自当时热播的灭虫药广告歌，“我们就喊我们是害虫，以后我们所到之处都闹得鸡犬不宁。”
二十五六岁，贾樟柯已经到北京，突然厌倦了暴力，觉得那个自己幼稚可笑。他告别了他。贾樟柯被看作第六代中成名最早、国际声誉最隆的导演，但前三部电影都无法公映。自《任逍遥》始，他开始走出地下，此时中国电影已经进入大片时代。
2006年，《三峡好人》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公映期间撞期《满城尽带黄金甲》。他在北大讲堂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讲了记录三峡与移民的缘起，并说了一句后来被许多媒体引用的话，“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我当时坐在台下。贾樟柯的演讲在年轻学子中引爆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那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雨，似乎能感受到电影中三峡氤氲的湿气，贾樟柯不讳言自己的感受，“我的心里面又有一种潮湿的感觉。”
12年后，賈樟柯回忆起这次演讲，显得非常冷静，“我所有的公众发言跟我个人之间没有关系。可能这些公众发言是根据我个人正在做的事情引申出来的感受，但是那个感受本身跟我个人的处境得失没有任何关系。”《三峡好人》最终票房不到《黄金甲》的零头。
2013年，根据若干新闻事件改编的《天注定》通过审查，却在最后时刻无法上映。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当时正在拍贾樟柯的纪录片，拍下了他得知此事的反应：他和两个朋友坐在屋内抽烟，“没法在这个行业里做了，”他吐出烟，“要停就全停，彻底，彻底离开一段时间。”
那大概是媒体所记录的贾樟柯最后一次表露情绪的时刻。即便愤怒，他也远离呐喊式的表达，“我从20来岁就知道那是傻的。”6个月后，他开始筹备《山河故人》。
他曾面临一个选择。《天注定》之后，有两个国外的工作找他，一个是古装英剧，一个是好莱坞科幻电影，都是好的班底。他当时在气头上，觉得转换赛道同样能做事，“基本上就要签了那两张。”可这一去就是5年时间，43岁到48岁，一个导演最黄金的年龄，不能拍摄想要拍的华语片。他最终没有舍得。 贾樟柯今年48岁。这5年里，他拍了《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双双入围戛纳电影节。
自《小武》之后，贾樟柯的电影没缺过投资。他是影展宠儿，拥有稳定的海外发行途径，版权销往多个国家，即便国内票房不好，也都盈利。在中国艺术片领域，他是幸运的个例。贾樟柯的商业能力同样出众，他拍许多广告，投资新导演作品，与晋商交好。
贾樟柯有时出去演讲，常遇到有人关心他的电影与个人的命运。他只好苦笑，说我其实过得很好。
这几年他减少了公共演讲的次数，不再想通过演讲获得共识，而专注于作品。“我觉得诚实地把自己放在作品里，然后你有一个信任感，就是信念感，我觉得自己这些东西是值得分享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接下来5年仍然是黄金时期吗？”我问。“不知道，”贾樟柯说，“应该是。”
《江湖儿女》最后一幕，是斌哥离开了巧巧家，再一次奔向未知的远方。拍摄那天，演员廖凡迟到了，好半天才找到賈樟河，发现他正坐在屋子的一角，戴着墨镜，抽着雪茄。廖凡走近，发现他脸上有泪。廖凡说，抱歉导演，我迟到了，你别这样，我一下压力很大。
贾樟柯停了一下，说只是看着拍摄场景，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情景，很难过。“那一刻，某种莫名感伤和孤独感染到我。”廖凡说，这是整个电影拍摄过程中，贾樟柯少有的几次动情场面。
小时候，贾樟柯常常逃课去太原买霹雳舞鞋。电影《霹雳舞》里，人物穿一种一面是红色、一面是黑色的匡威鞋，配合跳舞很酷，他跟同学一起坐车去买。从家乡到太原，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长途汽车两块八一张票，晃晃悠悠，招手即停。三四个小时后，他将抵达外面的世界。
贾障柯，1970年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导演、编剧、制片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2018年，他的电影《江湖儿女》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和廖凡一起做美甲 鲁韵子
“2016年……你说我的生活？”廖凡抬起头来，眼神突然有点儿尖锐。
我们正站在美甲店门外，再过20分钟就要一起做指甲了。北京南五环，熟食店和阴沟的气味混合在38摄氏度的气温中。光着上身的大爷和摇着蒲扇的大妈一起在路边支起方桌，打了一圈又一圈麻将。
“2016年……有一些变故吧。”他垂下眼睛说。
那—年，在拍《江湖儿女》和《邪不压正》之前，廖凡的确遇到了变故。朋友安慰他，少喝酒、悠着点儿，还有很多奖等着你去拿呢。
然后呢？现在，44岁的廖凡并没有得更多奖，但依然全心全意演戏，作品评价有好有坏，他的演出有时需要隐藏有时又需要失控。他被人注视着，又被自己忽略。
“变故之后，我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理解不同了吧。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人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勇敢。很多事隋发生的时候，你也没觉得它很重要。等你发现它的意义的时候，它肯定已经过去，肯定。”
“你以为你可以设计你的生活，掌握你的轨迹，可以去把控，但真出现偏差的时候，你完全不能。”
他微微笑着说完了这段话。“为什么不笑呢？难道还要哭吗？”“是吧，所以要用微笑来带过去。”
前面的客人做完指甲了。廖凡转身拉开嘎吱嘎吱的推拉门，走进美甲店。
木讷的影帝
小店陈旧而闷热。廖凡坐了下来，饶有兴致地盯着墙上的业务招牌：“啊，还可以祛痣、嫩肤，这怎么嫩啊？是不是我也可以试试？”
说着，他伸出右手，搭在蒙着粗糙发硬的毛巾的工作台上。美甲师是个年轻女孩子，一边笑一边偷瞄廖凡的脸。
那并不算一张很英俊的面孔，但充满了雄性的张力。他的手并不白皙修长，但大多指节都磨得发亮。
一边做指甲，一边聊着天。还没说两句，廖凡就不自觉地笑起来：“我就是不太会聊天，老是努力地聊，努力着努力着就聊岔了。”
真没想到，一个像廖凡这样的男人，在冲着人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那是一种有点儿尴尬，有点儿羞涩，还透着股憨劲儿的笑。这种笑往往出现在让他多聊聊自己之后，他简短而平淡的回答之前。
所以这微笑本来是示弱的意思，但没起到相应效果。因为他的打扮，更因为他的面孔。当他笑起来时，左右腮边肌肉鼓起抖动，给人的感觉反倒是凶狠强悍。让人想起在电影中，当有人问“咱们是哪种人”时，他毫不犹豫回答——“江湖上的人。”
一种天然的冲突性，出现在44岁的廖凡身上。私下里，他足够温和平静。但在电影中，他似乎总在饰演野心勃勃、棱角锐利的人物。在镜头下，他可以一根棍子挑遍天津卫街头的十八罗汉，也可以撅起下巴逼真地cosplay朱元璋。但一旦脱离了表演伏态，他总像是希望自己没有存在感。或者说，他不想表现自己，也不会。他并不需要。
两个月前，配合着新片《邪不压正》的宣传，廖凡去了《创造101》的总决赛。在这个年轻女孩展现青春激情的场合，同剧组的姜文和彭于晏有点儿过于平静。但最木讷的还得算廖凡。
不用说话的时候，他就下垂着目光，微咧着嘴，把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又从右脚换到左脚。“当时我以为我们是冷幽默。结果光冷了。”
他的木讷是有原因的。即使是在获得柏林影帝、被视为一夜成名之后，这几年，他依然过得比绝大多数没他有名的演员简单——不演电视剧，不导演，不监制，也不做生意；不参加综艺节目，没有绯闻，一结束电影宣传期就进入半消失状态。不多的变化中，有一点也许是让他欣慰的。那就是终于越来越少的人问他：大器晚成一朝成名后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变化？
除此之外，廖凡有什么业余爱好，是什么生活节奏，为什么欢喜、遗憾、愤怒或哀伤，没什么人知道。只听说他连盆栽都不养，因为去养一棵植物都需要情感上的输出。
算一算，到今年，他就做了20年的演员了。人们称赞他是个纯粹的演员。而对他自己来说，也只愿意做个纯粹的演员。“大家对我有那么大的兴趣吗？实际上并没有。剩下的保留就好，没有必要让他们看到。” 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反而更鲜活
甚至有时候在电影中，他都觉得没必要被“看到”。
去年他拍贾樟柯执导的《江湖儿女》，这是满足好奇心的好机会。廖凡想知道，像《站台》《小武》中那样自然的好戏，是怎么演出来的，尤其是《站台》结尾，“就是赵涛在那儿做家务，生活平静了，回到既定的轨道上。她的男人已经在那儿睡着了。她只是做自己的事。”
年度演员
银幕之上，44岁的廖凡过去一年在《邪不压正》、《江湖儿女》两部重磅作品中担纲主演，展现截然不同的独特表演风格。银幕之下，廖凡与纷繁喧闹的行业环境自觉保持距离，将有限的个人时间投入无限的艺能探索。他的经历证明，脚踏实地、恪守规律，在这个时代仍是值得信奉的行事准则。
廖凡，1974年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98年，参演《将爱情进行到底》踏入影视圈。2014年，凭借《白日焰火》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節最佳男演员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男演员。2018年，主演姜文作品《邪不压正》、贾樟柯作品《江湖儿女》。
等他自己去拍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贾樟柯一向惯于起用大批毫无经验的非职业演员。而和后者在一起的时候，谁也不需要也不能去突出自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从业近20年的廖凡要学习融入其中。
他看着赵涛。十几年前他在看她演的《站台》。现在他们一起演在21世纪的大同沉浮的黑道恋人。表面的暴力和情欲之下，是对旧时代的苍凉回顾。他依然觉得她演得非常好，只是他现在知道了，她的好是因为隐藏了自己。
演完这段，他来到监视器前看回放，其他人演得都太棒了。“如果一个职业演员在他们当中鹤立鸡群，你会觉得自己太傻了。”
不过，傻也不妨事，贾樟柯不会生气。廖凡喜欢导演这一点：虽然万事有准备，但不强求，“不会刻意到说这个拍不好就一定要如何如何。”
要是遇上另一种戏、另一位导演，廖凡又需要毫不介意地犯傻、突出，对一切效果反复“强求”。比如，同是在去年拍的《邪不压正》。
年代拉到了民国，他演朱潜龙，一个聪明恶毒、又荒唐到认朱元璋做祖宗的汉奸。他和彭于晏的终极决斗Cut了一次又一次，从一招一式到互抽大嘴巴子，抽到脸肿，才发觉这太傻了，“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剧本里没写，也不是了不起的临场发挥。就是因为之前套的招，在现场都失效。在姜文的片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第一场戏开拍之前两天，廖凡还没拿到具体的单场剧本，他找导演要，对方说好。可到了开拍前一晚，剧本依然了无踪影。廖凡又问了一次，没收到回复，他知道，好吧，剧本是看不到了。
廖凡也。不着急。“现实就是这样，就不发给我看。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咱们就去现场碰撞。”
在一般人看来，贾樟柯温和而现实主义，姜文强势且风格化，廖凡则两头都能接住。对于付出和适应，他并不觉得艰苦，反而自得其乐。
没有剧本，他就去看民国野史、札记，大把大把地读得津津有味。他早已不是第一次演民国戏了，但他依然享受这些曾经做过的准备，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去找一些人物行事的轨迹。他不会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或特定的压力。“大家总喜欢问在哪个时刻我就得到了灵感和激发。但说真的那种瞬间不存在。就像你去腌一坛酸菜，不是在那一分钟那一秒它形成的。”
而到了现场，他被要求把一切准备清零，把一切没想都忘掉，“格式化一下。”廖用一无所有地轻装上阵，在上场20分钟之前拿到台词，现读、现记、现发挥。在电影里，他们下真的饺子，喝真的酒，打真的架，真的犯傻。廖凡随时可以和导演说，我这个不够好，能不能换一个？
在《邪不压正》最后采用的那条戏里，两人打得足够暴力也足够原始。在一切招式和套路都失效后，廖凡插了彭于晏的眼睛，气喘吁吁地掰对方的手指头。作为回敬，彭于晏拽着廖凡的脑袋往门柱上撞，一条戏撞了十几下。在疼痛的“咣咣咣”声中，廖凡突然抽离出来看这一幕，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是个大水罐。拍完了，大家都笑了，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个是很麻烦的，很辛苦，但是很有意思。就在一遍又一遍的预演中，突然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那确实不是你预想的，是超出了你安全范围的——你想呀，你演出来的和设想的一致，这不就安全了吗？但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反而更鲜活。”
把一切享受完就完了
拍完了戏，廖凡依然没看过完整剧本，也不知道自己角色的开头和结局各是什么。最后，他是和观众一起在影院里看完的整部片。
片尾字幕升起的时候，廖凡觉得失落和难过。
他是看到姜文在片末被拔掉了牙齿，显得那么可怜又那么可笑。他也看到彭于晏打得非常好的好几场动作戏都被剪掉了，“很帅的，他身手很好。”他看到他们的决斗，两个武林高手，一对师兄弟，最后用王八拳互殴。他想观众可能一下子难以接受，“或者挺崩溃的，怎么那么傻呀，特别笨地、很认真地干一个挺荒诞的事。”
8年前，廖凡第一次演姜文的电影，那是《让子弹飞》。那时他还不是影帝，没什么台词。现在，一切都变了。但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导演更信任他了，“给了我很多台词。”
《邪不压正》的评价并不算很好。廖凡知道，也听说很多观众觉得看不懂，他有些意外。不过至少，他自己已经走出过安全期，感动过了。
指甲做完了，天也聊完了，他不用再挤出尴尬的笑了。但他依然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是不是还是说得不太好？也许只有在现场在那一刻，你能够感觉到我说的，但事后再去聊的时候就变得，啧，没那么有趣儿。”
和龚宇一起坐公交车 芦溪
寻找理性与直觉的公约数
龚宇在夏日晚高峰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他不是为了搭车赶路，作为爱奇艺创始人，平日里有专车接送他去往各个目的地。司机与他共事多年，两人有了默契，对到达时间的预估可以精确到分钟。接受《智族GQ》采访前的半小时，他主动发来微信：预计13点57分到。时间一到，他果然来了。 坐公交车，目的是了解用户的收视习惯。虽然在清华自动化系读了9年书，一路读到博士毕业，但龚宇心里清楚，爱奇艺做的是面向大众的生意，个人趣味和用户需求是两码事。想了解用户究竟在看什么、想什么，得走到他们中间去。
走近用户的过程一度让他困惑。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足疗技师、米粉店老板、小区保安都是竞争对手的用户，这令他焦虑不已。爱奇艺的多数员工日常并不生活在草根用户的环境里，但却要满足广大草根用户的需求，这不是件容易事。
他努力找寻规律。为扩张用户人群，爱奇艺起用了赵丽颖和陈伟霆作为VIP会员代言人，“南北通吃，观众如痴如醉地喜欢。”
这并非是依据感性做的决定，而是大数据严格测算得出的结果。做重要决策时，龚宇愿意信赖技术，这是9年清华工科教育筑成的思维底色。
但在与人性高度关联的娱乐产业浸泡多年，近些年来，龚宇也越来越愿意相信自己内心的直觉。他试图在理性分析与感性直觉间寻找到公约数，并相信二者重合的几率正变得越来越高。“我自己毫不犹豫通过了的，发现成功率最高。犹豫来犹豫去的都不好，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晚高峰的公交车有些拥挤，龚宇没有座位，用右手拉着吊环。旁边的阿姨正用手机看视频，龚宇用余光瞥到了屏幕右上角爱奇艺的logo，忍不住探过头去。
阿姨瞥了他一眼：“看什么看，自己充会员去！”
一切都是规律的成果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耿聃皓都不太看得出龚宇的情绪波动。自从龚宇上个世纪开始第一次创业，耿聃皓就跟在他身边，20年问，他从焦点网的普通员工战为了爱奇艺高级副总裁，但龚宇在他眼中，变化不多。
今年3月，爱奇艺在纳斯达克上市，对于这个应当激动人心的时刻，龚宇谈起来仍然语气平淡：“这个行业投入太大，周期也特别长，所以上市真的只是一个阶段性、不算特别大的成果。”他列举了公司上市的若干优点：提升品牌、资产化更好、团队激励，唯独没有对上市这件事本身表现出情绪。
“这个问题倒是把我问住了。”在中关村爱奇艺创新大厦，耿聃皓的办公室在10层，龚宇的办公室在17层，除了公事，两人碰头不多。但耿聃皓还是察觉到了老板对情绪的控制能力，“遇见比较烦的事情他可以先放一放，转换一下注意力，从另外一个方式去了解。”
但对于“没有情绪”这个外界固有的认知，龚宇自己并不完全认同。他承认自己是有情绪的：工作量太大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干自己的事儿。但他很快又补充解释了这个“自己的事儿”是什么：“我这个人生活基本就是工
龚宇，生于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工学博士学位。2010年创办爱奇艺，2013年爱奇艺并购PPS，龚宇担任新爱奇艺公司创始人、CEO。2018年3月29日，爱奇艺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作，脑子大部分的时间想的都是工作的事儿。”
作为一家市值超过200亿美元公司的创始人和CEO，龚宇的存在众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被问到如何稳住自己情绪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习惯了。”
可能龚宇真的是习惯了。2000年，在上—個互联网的风口，龚宇创立的焦点网从十几^扩张成一百多人，却因为定位不清、融资问题被迫削减成四十多人。祸不单行，他的本田轿车和心爱的相机也被偷了。那时候龚宇家住健翔桥东，离公司所在的汇宾大厦只有两千米，因为心情沉重，这段距离有时候他要走半个多小时。这段创业故事最终有一个不算灰暗的结尾——转型为房地产垂直网站的焦点网最后以1600万美元的价格被搜狐收购，龚宇也随之迎来人生下一程。
随后，是历时十余年的长视频领域战役。漫长而惨烈的竞争中，大批人马消亡。2016年4月，古永锵创立的优酷正式退市，成为阿里的全资子公司；贾跃亭一手捧起的A股明星乐视则在去年崩盘，合纵连横的生态成为镜花水月；连年业绩下滑后，张朝阳决意让搜狐不再参与寡头竞争，转而去做小而美。但对于龚宇来说，好戏还在后面。
3年前的7月3日，龚宇正跟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杨向华在香港某酒店聊天。突然有人在某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微信群里说了一句话：爱奇艺服务器宕机了！
这一天是《盗墓笔记》全集上线爱奇艺的日子。早在2014年下半年，龚宇就发现盗版和移动支付两大障碍已经逐渐消除，恰好网剧有抬头迹象，美剧尚未大幅入场，于是他决定500万一集投入做《盗墓笔记》。上线当晚，网站5分钟内的播放请求达到1.6亿。
尽管技术团队提前加载了3倍服务器资源，但仍然有大量网友被堵在看剧的“路上”，杨向华不得不第二天提前飞回北京解决问题。这次大宕机之后，爱奇艺App也登上了AppStore排行榜免费榜第一名、畅销榜第二名。
杨向华早年被龚宇钦点，在爱奇艺负责“新业务拓展事业部”，研究除已有PC业务、广告模式之外的任何模式。现在，杨向华主要负责爱奇艺的会员付费业务。2015年爱奇艺推出网大分账模式，一部28万成本的《道士出山》获得了20倍的分账票房，市场自此点燃。
此后两年，龚宇又发掘了《中国有嘻哈》总制片人陈伟、《偶像练习生》总制片人姜滨，这两档节目收官时为爱奇艺带来了超过50亿的流量。
回过头看自己为公司缔造的若干节点，龚宇有点儿不以为意。在他看来，一切都是规律的成果，只要抓住基本规律，事情就好办了。如果难办，那一定是因为还没有到质变的节点。
前同事马东曾总结过龚宇的特点，认为他是通过数据来看问题的，而数据反映时代变化，因此比个人的感知力量要强得多。“所以他不太信忽悠，他也不太受舆论影响。”
龚宇有段时间很爱提起《老九门》，这在他看来就是一次典型的数据胜利。“有南派三叔的底子，演员用陈伟霆、赵丽颖、张艺兴，然后整个运作方式、制作团队、宣传、发行等等，全是特有套路的，投入大资源，全是套路。”
除了理性，龚宇的另一个特点是果断，果断到让同事意外。姜滨在去年提交《偶像练习生》项目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龚宇拍板会这么快。 “我去年8月份的时候想着做这个，然后跟龚总说，准备2018年第四季度上。老板说第四季度？你第一季度就上。”姜滨在谈到后来爆了的节目时，总觉得有些晕眩。
像一架运行的电梯
2009年9月，时任百度副总裁任旭阳邀请龚宇一起组建视频公司。两人在中关村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之前他们见过一面，谈的是12580和百度合作的事（龚宇时任12580总裁兼COO）。
9月底再次见面时，龚宇以为他还在谈这事，但双方见面后，东拉西扯没有主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正好有一个中国移动的领导在那儿等龚宇，他告诉任旭阳：“不好意思，中国移动的一个领导等我半天了，我要过去了。”这时候任旭阳才和龚宇说到主题，想与他合作组建视频公司，龚宇很感兴趣。
能够让爱奇艺在8年之内弯道超车，长成大树，与龚宇本人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作为一名典型工科男，龚宇从小爱好动手设计，小学时就设计出可变电阻器。中学时，他成了班里的兼职维修工，业务涵盖给电池充电、修理收音机、录音机、音响，制作电子琴、无线话筒等等。高考前龚宇本来已经确定保送北京医科大学，但他放弃保送自己考上了清华大家自动化系。
一路以来的工科技术训练，塑造了龚宇的思维模式。他的习惯是先确立一个目标，然后不断根据与目标的距离调整策略，最终完成目标。
耿聃皓在解释龚宇的思维模式时，将其类比成了电梯运行的原理，“电梯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不断在算，我距离下一个要停的指令大概是有多少。比如说要从十楼往下走，中间来了一个指令说停到八层，那你电梯必须要停到八层。”
另一件对龚宇造成深远影响的事情也发生在小学。他曾在少年宫听一位来自美国宇航局的华裔专家讲课，专家提到陶瓷容易碎裂的原因是因为内部有许多细小的裂痕，而解决裂痕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提高工艺水平，减少裂痕的出现；二是干脆通过某一种特殊工艺，使得陶瓷内部有更多更微小的裂痕，如果遭遇冲击，力会分散到每一道裂痕上，单个裂痕的受力减少，反而不容易破损。
这个理论让龚宇思索了很久，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根筋，换一个角度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似乎解释了龚宇后来为何在公众面前看起来总是波澜不惊。
常常有人问龚宇做爱奇艺和第一次创业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他觉得坑啊、沟啊，其实都大多了，但焦虑感和挫折感也相应地弱了很多，因为大概知道前面有什么坑在什么地方等着。
1999年他第一次创业，觉得自己进了技术圈。但6个月之后，矛盾爆发，做内容的人和做技术的无法沟通，两边都精疲力竭。龚宇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进了媒体圈。“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就跟我刚才说的做节目出身的人一样，只看到了他擅长的这一边。但是一件事情的成功涉及太多因素了，他自己的因素只占10%。”
爱奇艺最早建立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介问题，有位高管来自卫视，典型的媒体人思维，刚来不久她就跟龚宇说，感觉跟其他人不在一个频道。龚宇很快意识到这就是那个相同的坑，这一次，他绕过去了。
互联网公司技术人员有天然的話语优势，龚宇就以工程师的身份站出来平衡，提出一部剧、一个节目只要有一两个亮点就是瑕不掩瑜，双方要互相宽容。电视台做节目的人比较发散，做展示的时候直接把Word挂在PPT里，龚宇就把PPT要做漂亮这事下成一个死命令。
龚宇一直试图将自己工科生的气质注入到感性的娱乐行业之中，比如爱奇艺有一套不断进化的AI算法，该算法可以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时间窗口预测票房和流量：数据显示，当前爱奇艺基于机器学习的多时间窗口预测中，电影票房预测，提前半年方差准确率达到7%；电视剧流量预测方面，提前半年到一年的方差准确率都达到88%。而在此之前，文艺产品是否会爆，大概率是靠天吃饭。
爱奇艺公司对面挂了巨幅广告标语：做一家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伟大娱乐公司。
好人、聪明和浪漫
爱奇艺文学的一位员工说，如果你给Tim（龚宇英文名）发邮件，他最迟一天之内会回你，最快也是一天之内回你。这就是龚宇的规律。
爱奇艺一直流传着龚宇可以教你Outlook 130种用法的段子。他对邮件的使用有着十分清晰的要求，比如to和cc就必须区分：如果写周报，最好是to直接领导，cc其他人。否则回复某人之后，其他人也会收到不必要的邮件，这就很麻烦。马东说，在和龚宇的定期面谈时，后者总能从电脑里把好多他已经忘了的事重新拎出来勾兑一遍。
龚宇有个习惯，当某事成功后会翻看当时的邮件记录复盘。《来自星星的你》爆了之后，龚宇特意去翻了当时的邮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偶然决策。那位已经离职的员工简单而坚决地表达了购买这部韩剧的意愿，直属上级批复之后，龚宇认为判断路径清晰，顺手就批了。
这暗合了龚宇的喜好。他喜欢具有逻辑、自信、真诚的人，对胆小、敷衍、谄媚者则不太耐烦。早几年，他每年面试两三百个人，遇到那种在简历上学历写得含糊的人，他就会详细问一下，因为根据经验，十有八九有伏笔。如果对方痛快地说明原因，他会觉得此人不错，因为足够坦诚。但如果问完还是含糊回应，那这人就绝不能要。
在员工面前，龚宇偶尔会展露出“凶狠”。在他面前做PPT展示，他偶尔会“突然袭击”，针对某一页他想到的细节发问。但他的发问有时会被理解成质疑、否定，讲PPT的人辩解，直属上级帮腔，这会让龚宇觉得自己说话对方没听懂，开始着急。
龚宇认为，提前预设好老板要问什么是一种耍小聪明的行为。但在他面前老实地承认自己对某事不知情似乎也不太明智，因为他觉得负责人对业务必须精通。龚宇说，这大概算自己性格中为数不多的强势与挑剔。
耿聃皓因为跟龚宇比较亲近，因此也被格外严格要求，免不了有被“冤枉”的时候。尽管当事人不往心里去，但每逢“冤枉”之后的聚餐，龚宇都会回头说起自己当时有小情绪是错误的。这就让员工们觉得，“老板还比较可爱”。 急归急，龚宇很少去责罚下属。焦点网创办初期，某位美工曾两次把域名www.focus.cn做成了镜像反转的效果，字全反了，他在内心纠结了两三个月后，才炒掉这名美工。龚宇似乎继承了他的老师兄张朝阳的某种特质，他在业内最广泛的评价就是“好人”。他甚至还会主动帮某些不适应公司发展的老员工找到其他岗位，这让有些人认为他“有点儿面”。
但耿聃皓认为，龚宇是一个“聪明的好人”。
网文作家唐家三少与龚宇相识多年，他提到龚宇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学者而非商人。“大公司的老板，多数是属于性格比较强势和锋锐的，但是龚总不是，他是温文尔雅的性恪，你和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
龚宇很少接受采访，但花大量的时间出席公司的活动，跟导演、演员吃饭聊天，为的是让自己不丧失掉对行业的敏感。早些年他认为自己与演艺圈人士是两类人，无法理解这些“人生靠抓几个要点过活，其他事儿全靠偶然、情绪来支撑的人类”，但日子久了，他也逐渐摸到了门路，文艺作品需要挖掘人性，后者全有赖这些创作者们亲身感知。
龚宇和郭德纲很早就认识，后来他发现郭德纲台下话并不多，但几句之内必能噎人。龚宇意识到，这种积累跟自己在商业上受训的过程有些相像，天分加训练，最终都是在建模。只不过，是生意和说话的区别。
龚宇认为自己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感性一些。早些年，如果公司哪位同事家里有宝宝了，他必定赠送一本《妈妈宝宝护理大全》。他自己有两个孩子，在办公室里飞机模型的旁边，他放了一个《怪物公司》里的小女孩手办，个头不大，但胖嘟嘟的，很像自己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他喜欢这种隐蔽的浪漫。
和徐冰一起拍证件照 龙荻
年度艺术家
作为当代国际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徐冰在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持续创作了数量壮观、媒介类型涵盖颇广的作品。他对时代保持高度敏感，创作深入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不断启发观众与同行思考艺术、传统、文字和东西文化的关系。
拒绝失真
北京三伏天的傍晚，高碑店老街一个小照相馆里，徐冰等着拍一张证件照。他前面还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女士。小相馆里冷气充足，但挤满了人之后，徐冰额头上还是满是汗珠。排在前面的女士拍完了，相馆里的灯光突然暗下来，从白光变成了粉红带蓝的暧昧光线，有点儿迷幻，有点儿暗。
徐冰顺手拿起店里的胶片相机，站在镜子前，拍镜子里的自己。要让一位爱带相机、速写本出门搜集素材的艺术家交出手中创作权，似乎并没那么容易。
25mm×35mm，小一寸，取景框裁去徐冰的白衬衫和黑牛仔裤。头发往耳后压一压，脸庞连着耳朵露了出来。科技解构真实的当下，美颜软件在二维世界重塑出人们渴望的容颜，记录真实容貌的证件照却常常成为人们调侃自黑的靶子。徐冰觉得事情不该如此。
人的面容，通过介质折射才能看见，而人的自我也是与他者碰撞才得以清晰。63岁的徐冰几乎赶上了每个时代浪潮的节点，“文革”前的北大燕园、下乡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20世纪末的纽约大部会……在他極具混杂杂性和标本意义的人生中，哪一个最贴近本质？
上个冬天，徐冰与他15名学生在苏州办了联合展，禅语的展览主题是徐冰定的。徐冰喜欢读禅宗，朴素，却将世界最本质之处说得清晰。字词间的美感符合生理节奏，中文渗透了他。徐冰认为文字是人类文化概念的根本，语言体系里那些极美、极本质的存在，正是文化的独特之处。
“雁渡寒潭不留影。”不只作为展览主题，徐冰曾多次表达对这句禅语的喜爱。不同环境中辗转，他觉得自己是东方式的，物来即现，物去不留，“要做的只是珍惜每一个此刻。”
此刻照相馆里，冷气还在呼呼冒着风，端坐拍照的徐冰额前又渗出了几颗汗珠。北京正值三伏，空调也压不下这股燥暑，等候的队伍越来越不耐烦了，越发嘈杂。镁光灯一闪，定格瞬间里，徐冰细长眼睛弯出慈柔的弧度，安和，也疲惫。
“有点儿展后忧郁。”他有些抱歉地解释。
艺术家应该是思想型的
7月下旬，“徐冰：思想与方法展览”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下文简称UCCA）开幕。
这是北京近期最大的回顾性个展，徐冰也被视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1999年，徐冰摘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2004年，他以《何处惹尘埃》获得世界视觉艺术最大奖项——首届“Artes·Munch国际当代艺术奖”。
展览呈现了六十余件徐冰的主要作品，时间跨度40余年，不少慕名前来的观众都没到这个年纪。素描、版画、手稿、纪录片……不同介质交会成徐冰仍在继续的个人艺术史，与部分中国、世界当代艺术史交融，又与当下潮流保持了距离。
“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思想型的。”他淡淡地说。这符合大众对他的认知，一位知识分子式的艺术家，他的不少作品都超出了艺术领域而进入社会范畴。如他收集“9·11”废墟尘埃为材料创作的作品《何处惹尘埃》。
时代像绸缎一样缝入了个人生命，实际上，徐冰一度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知矛盾而复杂。
1956年，不满一岁的徐冰随母亲从重庆来到北京。因为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年幼的徐冰经常被带到资料室，等他到了能读懂这些书的年纪，北大的政治环境已经相当紧张，徐冰记忆里填满了教授们骑车买菜、被老婆训斥、批斗与被批斗的场景。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与文化的错位，徐冰至今遗憾。
上世纪7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的徐冰被下放到北京延庆县插队，“一下子觉得简直太好了。”看到农民们的勤劳和原生力，他发自心底的尊敬。数年相处中，他越发感受到中国农民深层次的智慧。而插队中接触到的那些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在徐冰日后创作中被捎带出来。
插队期间，徐冰和其他知青创办的《烂漫山花》杂志被送入“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多年后，西方批评家将这追溯为他创作生涯的第一部作品。 对那段充满政治意味的年代，徐冰没有回避插队对自己的塑造，他积累了对汉字间架结构蕴含的社会政治含义的认识，同样没有回避的是“书”之滥觞，各式大字报和举报材料中，文字成了被世俗滥用、失去尊严的工具。
“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想一件别的事情时，却想到要做一本谁都读不懂的书，这个想法让我激动……”1977年，徐冰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而触底反弹般地，他要用艺术还原文字的尊严。汉字为形，拉丁文为体，抽去文字功用性部分，保留文字最本真性格，4年里，徐冰用宋代活字印刷术刻制了四千多个繁体“伪汉字”。“一个人用了4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有说的事情。”
30年前，《天书》的首次亮相如同梦幻，中国美术馆的整个展厅似神殿，亦如灵堂。以古板线装书为格局，四千多个繁体伪汉字铺排组合、悬垂张挂，白纸墨字，营造出了一个浸入式的文字空间。
这部作品当即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中国真正当代主义的出现。此后《天书》载入了美国权威世界艺术史教科书，大英博物馆亦将《天书》收录于馆藏之中。2011年，徐冰成为了首位在大英博物馆里举办个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碰撞下的外延
“人生的所有转折，都是让你聚集和产生能量的很好的契机。”1990年，带着对现代艺术“怎么就那么难”的疑惑，徐冰接受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在美国开始了近20年的旅居生活。
彼时美国经济萧条，艺术市场进入低潮，正值实验艺术发展的时机。古典东方智慧、社会主义背景，与西方主流艺术圈的碰撞中，徐冰“从生理到思维全都被调动起来”，迸发出新的艺术外延。旅居美国期间诞生的《英文方块字书法》系列《何处惹尘埃》等，都是他对文化渗透、文化杂糅和资本全球化等现象的思考。
仅用艺术体系内的研究方法，无法满足徐冰的命题的呈现。2000年徐冰访问位于美国达勒姆的杜克大学时，校园弥漫的烟味与早年父亲逝于肺癌的经历，令徐冰想到呈现《烟草计划》。原是想复制美国烟草进入中国的流线图，但隨着查阅大量文献，他发现追溯烟草历史发展根本无法绕开政治和经济。作品最终呈现了烟草与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关系，及以烟草为载体的对中美关系及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反思。而巡展城市达勒姆、上海、里士满，都与烟草有着密切关联。
2008年回国以来，徐冰在《凤凰》《汉字的性格》作品中，尝试回应社会文化的高速变化，反思当下思潮及流行文化，文字贯穿了徐冰的创作。早期在国内创作的《天书》、《鬼打墙》等作品中，他就在探讨着文本眭、传统文化、语言困境。这些不同阶段的创作脉络清晰，又互为延展、呼应。
今年6月，徐冰作为导演创作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蜻蜓之眼》在北京首映。几年前，关于徐冰要用监控素材拍部电影的消息就出来了，人们好奇艺术家最后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
1万多个小时的公开网络监控视频素材中，徐冰编织了一个古典“求不得”的爱情故事。81分钟电景纵寺院开场，男人对爱人苦寻无果，最终决定整容变成她的样子，从而与她长相厮守，从她的角度去体会她。主角由多人完成，以“整容”来解释人物容貌的不断变换。一人与众生，真实与虚妄，这是一个带着禅意、关于“轮回”的故事。
“每一个组成这部影片故事的监控图像，好比那些组成《天书》的方块字，不同的他者的影像碎片，组成一个具有深刻东方佛教意味的虚构故事。”徐冰表示，文字的两种特性中，作家使用的是功能性，而我使用的是图形意义的外壳部分《蜻蜓之眼》中，文字图形意义则变成了穿起故事的碎片图像。
UCCA的个展也涵盖了这部徐冰的最新作品。策展人之一、UCCA集团联合创始人及CEO、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正是18年前在《烟草计划》担任徐冰助理的杜克大学学生。
徐冰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职生涯逾30年，那些年龄跨度从60年代至80年代的学生中，不少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青年艺术家。展览中，也有朋友开玩笑和徐冰说，做了这么多作品，感觉他都已经很老了，作品那么多，圆已经画得很圆了，还能做什么呢？
“思想型的艺术家应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徐冰不断强调。徐冰家中有工作室，他至今仍然无法接受一位艺术家每天打卡式创作、再下班回家。艺术家面对世界时必须无畏地碰撞，“在工作室处理材料的过程即是思想的打磨过程。”“展后忧郁”之后，徐冰又将酝酿新的启程。
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和纽约。1999年，由于其“原创性、创造能力、个人方向和对社会尤其在版画和书法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能力”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2006年，由于“对文字、语言和书籍溶智的使用，对版画与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间的对话和沟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获美国“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2010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5年荣获美国国务院颁发的艺术勋章。
和黄信尧一起夹娃娃 靳锦
年度新锐导演
深耕纪录片领域多年后，黄信尧带着对社会观察的积淀进行剧情片创作，为作品铺陈了难能可贵的现实土壤。他擅长以幽默、残谑的叙事讲述人生的荒诞，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小人物的注视始终充满人文关怀。
各位读者韵友大家好.这篇文章是由中国最pro的《智族GQ》杂志所刊登，问问题的靳锦来采访，我们也学着孟母三迁连换了三个不同的地方，赶在地球自转一圈前完成访谈。我是很爱夹娃娃的导演阿尧仔，在这报道里会有我的一些个人的理念，也会三不五时冒出天花乱坠的想法。请大家慢慢欣赏，我就先不打扰大家了。
——黄信尧
一个中年男人的兴趣
北京某家专门夹娃娃的店内，游戏声此起彼伏，一个中年男子站在机器前，和娃娃较劲。玻璃箱里几十只圆滚滚的绒毛灰熊也看着他。他在摇动控制杆，抓手伸向它们。灰熊太沉了，滚落下去。 中年男人是45岁的导演黄信尧，他40岁之前开始玩夹娃娃。在他的电影《大佛普拉斯》里，主人公肚恻也喜欢夹娃娃。当肚财结束了捡垃圾的工作，站在娃娃机前，画外音突然响起，“实在很难理解一个中年男子，怎么有这种兴趣。”肚财转过脸，面对镜头说，“夹娃娃很疗愈啊。”
每种娃娃的夹法都不一样，黄信尧说。他花4块钱又买了一局，抓手开始伸向长手长脚的青蛙，“这种造型要抓脚”，抓手吊住青蛙脚，在空中却突然松了一下，青蛙落了下来。
大多数夹娃娃，都以失败告终，令初玩者难以理解何为疗愈之感。“偶尔有一些成功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黄信尧解释，夹到娃娃后放在车子上，觉得车子开起来特别轻快，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他重新操盘，猛地摇晃了一阵子控制杆，“也许可以迷惑一下它。”
《大佛普拉斯》里，肚财贫穷、瘦弱，工作了无乐趣，因为偷看老板的行车记录仪，他意外发现了老板私生活以及政商勾结的秘密。当初设计这个人物时，黄信尧希望建立起立体感，“不管他再怎么样的贫穷或微小，他还是个立体的人。”夹娃娃是肚财内心的一面，“我就在想象可能他童年没有什么玩具，或者他对这样可爱的东西有一个内心的喜欢。”
这个场景有现实原型。3年前，黄信尧担任电影《一路顺风》的侧拍，导演钟孟宏坐他的车，发现车上全是娃娃。有Hello Kitty，有熊大，方向盘上绑着一只《银河护卫队》里的小浣熊。钟导很吃惊，问，你怎么那么喜欢夹娃娃？黄信尧说，夹娃娃很疗愈啊。钟导一直笑，说你可以写进电影里。
坚持的与叛逆的
在台南艺术大学读研的时候，黄信尧每个周末去捞金鱼。夜市常有金鱼摊，小贩递来一个小碗和一个纸网，纸网很薄，又浸在水里，需要技巧才能在它破掉之前捞起金鱼。
当时黄信尧已年近30岁，捞金鱼是他不多的娱乐活动。
黄信尧出生在台南乡下，国中毕业开始打第一份零工，在一家皮革厂的顶层仓库做搬运工。他考学成绩一直不佳，高中重考，大学重考，在文化大学夜间部读了6年。27岁时，他回到台南读研，又重考，两年后去艺术大学读了音像纪录专业。他一路半工半读，加上助学贷款才完成学业。
他渴望拍纪錄片，试图以此推动某种改变。读研时，黄信尧在泡沫红茶店打工，同学常去喝茶，他就拿着摄影机拍他们，积累了一些素材。随后他有意识地跟拍了5位同学7年，记录他们30岁前后的人生境况，结婚、生子，经历生活起伏。
“唬烂三小”是黄信尧的口头禅，意为“吹牛逼”。这部纪录片获得金穗奖，但他却决定不再用纪录片来拍摄人物。
“那里面有些人生的挫折跟不堪，那些东西其实很精彩，但我觉得我拍了他们的不堪，然后让我的纪录片很精彩，可是我觉得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帮助。”黄信尧说。
在这部纪录片中，他拍了一个渴望交女友的同学，最终却在情色场所被骗。很多观众认为他是一个好色之徒。这些是看点，但事实上伤害了他的同学。“嗜血”——黄信尧总结纪录片对人物的剥削。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他一直语气柔和，与表述的坚定形成强烈对比。
从2009年到2015年，黄信尧陆续拍摄了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几部纪录片。《带水云》记录云林县水患，《沉没之岛》寻访50年后将要沉没的太平洋海岛吐瓦鲁，《云之国》更是做到了极简，对准一座海岛，以仅仅55个镜头讲述了人类痕迹逐渐侵占自然的过程。
拍人物的念头一直有，黄信尧试图尝试另一种表达形式。2013年，他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纪录片交流会，晚上到后海喝茶，坐了一个晚上，写出了剧情短片《大佛》的大纲。
故事灵感的来源驳杂。他曾去一个工厂拍片子，看到一座有三层高的佛像，“我就会一直在想里面到底装什么”，装废料也可以，装一个住持可不可以？他胡思乱想。后来出车祸，他新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又突发奇想，假如有人捡到这个，会看到什么？
短片《大佛》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捡垃圾的人和一个佛像工厂的警卫，偷看了老板的行车记录仪，偶然发现了老板行凶杀人，并且把尸体装入大佛。
而事实上，黄信尧想讲述的故事和当年社会状况密切相关。2013年，台湾顶新集团曝出“黑心油”的食品安全丑闻，给了黄信尧不小的震动。“顶新集团那个大厂，大家相信它，它厂那么大，有信用，所以买它的东西。”他说，就像大佛一样，里面装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初次接触，会认为黄信尧是台湾^典型的温柔性格，他对拍摄和采访安排有求必应。但他的讲述中会透露一些暗戳戳的叛逆。比如年少时不好好读书，“老师跟你讲一下用功念书，你会觉得我才不要。”比如夹了许多娃娃，把它们摆在挡风玻璃前，朋友劝说阻挡视线，“我说你管我。”
当讲述拍摄《大佛》缘起时，他语气平静，却力道十足，“到现在虽然我已经45（岁）了，但是我内心还是充满着愤怒。我觉得那个愤怒让自己决定要写那个剧本”，“重点是佛法才重要，而不是那尊佛。”
《大佛》申请到了高雄市政府的50万台币补助，但黄信尧初次执导剧情片，拍摄一再超支。他逐渐卖掉了车子，卖掉了台南乡下一间88万台币的房子，再办信用贷款，最终以130万台币的成本完成了拍摄。
他没有固定资产，换了一台很破的车子，靠卖房剩下的一点儿过活。2014年底，《大佛》入围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黄信尧没有获奖，但他认识了金马奖评委、导演钟孟宏。
两个飞碟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部电影是由华文创和甜蜜生活联合提供，由业界最专业的甜蜜生活来制作。”《大佛普拉斯》开头，黄信尧担任旁白，逐字念了字幕，“我们邀请业内最难相处的叶女士和钟先生来担任监制。”
钟孟宏看中《大佛》，邀请黄信尧拍成长片。他为黄信尧提供了自己的团队，还亲自担任摄影、监制。“那些旁白是被鼓励的，”黄信尧说，“因为一开始，我怎么可能敢开监制玩笑。”
41岁时，黄信尧遇到了伯乐。他初次写长片剧本，没有经验，钟孟宏鼓励他自由发挥，不要写成“八点档”电视剧。他依照自己在台南乡下的成长经历，刻画了肚财、菜埔这样的小人物，“饿不死，吃不饱”，“不会作乱”。当二人初次发现老板杀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害怕。 《大佛》为了省钱，使用了FRP材质的大佛道具，拍成黑白片就看不出粗糙的质感。《大佛普拉斯》延续了《大佛》的黑白风格，只有在表现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车中场景时，画面转为彩色。《大佛》曾有调侃，“有钱人的世界是彩色的。”
不过，当我追问彩色与黑白的分野是否被用来划分阶级时，黄信尧否认了，“其实那代表着一种想象，那个想象是美好的，可是虚幻的。”他又笑说，你写文章，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解读。
肚财最后死的时候，镜头缓慢滑过不乏诗意的田野、路边，最终落在地上一个粉笔画着的人形。黄信尧的旁白响了起来，“肚财现在死了并没有什么不好，起码在他死的时候，在地上还能画出一个人形。”
“他活的时候，活得不像人，死的时候反而像个人。”黄信尧说。他提到日本常见的“孤独死”，随后很自然地说，“我会猜想我以后应该也会那样，那样死亡。”
黄信尧的社交很淡，不太主动找朋友，“如果一个月没跟他们联络，他们也不觉得奇怪。”他没有长期助理，每做一个片子，会找专门的助理，片子完结就结束合作关系。“我以后可能也是一个椭圆形的样子。”
肚财死后，菜埔去他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飞碟屋，里面铺满了平时抓来的娃娃和从杂志上剪下的美女图。菜埔发现，他对肚财居然这么陌生。黄信尧的画外音继续，“我想现在虽然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第54届金马奖上，《大佛普拉斯》获得10个奖项提名，最终赢得5项。黄信尧拿下“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站在台上，他说3年“从座位上陡到台前”，脸上却看不出什么波澜。他是45岁的新导演。
金马奖之后，黄信尧很少接受采访。我通过邮件联系到他。见面后，他说起被问得最多的是“拿奖了什么感受”，以及“有些奖没拿是什么感受”。这些对话没有意义，拿了奖开心，没拿的也没什么，他说着看向车窗外，北京的街景决速闪过。
从去年开始，黄信尧不太去夹娃娃了。台湾突然多了很多夹娃娃的机器，他感觉失去了原本疗愈的感受。他现在把车里的娃娃都放回家里，连同之前夹回来的上百个娃娃。他的家变成了和肚财一样的、铺满娃娃的“飞碟屋”。
“疗愈是要一些很神圣的事情的，就是你今天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你很慎重地去夹娃娃，很认真地把它夹出来，放在车上，这个过程是很神圣的，所以你会有疗愈感。”黄信尧说，当它到处都是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神圣感。
一起夹娃娃的那天，我们一直在娃娃机前尝试，总是失败。准备离开时，黄信尧最后试了一局。他操作抓手，拎起一只红色狐狸，猛地一甩，狐狸落入框中。“开心啊！”黄信尧摇晃着到手的狐狸，狐狸有弯弯的眼睛，也笑
和毕赣一起洗头 李颖迪
毕赣，1989年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率国导演、编剧、摄影师，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2015年，他执导的个人首部电影作品《路边野餐》获得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银豹奖以及第52届台湾电影全马奖最佳新导演奖。2018年4月，他再次执导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定为第55届全马奖的开幕影片。
走出凯里，回到凯里
毕赣走进北京一条胡同里的老理发店，坐下了，他靠着椅背，从侧面看，黑色T恤绷着肚腩，勾勒出—个弧形。他29岁，有显著的“啤酒肚”，不过拒绝透露关于体重的秘密。
《智族GQ》的摄影师看见毕赣的头发有些长，和他开玩笑，趁这次拍摄把头发理了，毕赣回答，“是该剪了，实在太忙，有两三个月都没进过理发店了。”
七八个人在毕赣周围布灯，又拉来几个阿姨作为群演，狭小的理发店显得拥挤。毕赣一动不动，闭上眼睛，双手并列摆在双腿上，任由化妆师给他抓头发、抹粉底。摄影师让他对着镜头念对白，他的音调也毫无变化。
毕赣从小在贵州凯里的一家理发店长大。父母很早离异，母亲独自一人开着理发店。他每次上下学途中都会到店里待一会儿，扫地、陪母亲聊天，有时直接上手帮顾客洗头，一直洗到他前往山西念大学。
毕业后，毕赣又回到凯里，这有湿气缠绕的山，“有山就有树，树会冒芽、开花，再到结果”。他能感到时间流动，做梦，梦到在层层叠叠的时间里，人从一个空间走入另一个空间。
现实却远没有这样梦幻，他首先被朋友介绍去了一个广告工作室，老板总对他的作品“指手画脚”，有天他和老板吵架，老板说滚，还说你有才华，但才华能当饭吃吗？
这段挣扎与奋斗的经历被媒体反复渲染过。他接着去拍摄婚庆，考客运站公务员，靠说服母亲给了他两万块钱开始筹备电影，花完后又去考爆破证。畢赣的老师得知他要去当爆破员，咬牙掏出自己的移积蓄，他才能接着找来自己的亲戚朋友，20个人挤在两间群租房里，拍了两个月，才有了《路边野餐》。
电影最后成了一个“惊喜”。《路边野餐》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拿下最佳新导演奖，之后又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路边野餐》的男主角陈永忠，也是毕赣的姑父，他回忆说，亲成明友一下都没法接受身边有个“天才导演”《贵州都市报》报道“凯里导演毕赣书写传奇”，亲戚邻居只要看到，就买下报纸，送给毕赣的奶奶。
变化在毕赣身上哨悄地发生。毕赣以前每周都去奶奶家，这两年一两个月去一次。奶奶今年搬了家，在这之前，她住在一个封闭集中的老小区，里面有一座桥，每天都有互相认识的邻里在上边乘凉、唠嗑。毕赣现在得等到天黑，等到别人看不见他，他才到奶奶家去。
当时，毕赣已经在上海开办荡麦影业，筹备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他总是需要从贵州往返上海，在家里写一段时间剧本，又跑去上海谈演员，确认资金，筹备前期。毕赣不得不走出凯里，现在，毕赣也要走出《路边野餐》了。
从长镜头，到长镜头
在《路边野餐》那个令人瞩目的40分钟长镜头里，毕赣把时间缝合了起来。理发店是一个关键性场景，主角陈升在这儿遇见了自己的过去。长满黑色霉菌的墙上贴着过气女星的头像，陈升见到了自己逝去的妻子张夕。
“名利场”这三个字是她从19世纪英国文学中获得的语汇，她担心“别人会认为我在炫耀，我很时尚，我很流行，我很成功”。在她的观念中，这些都是否定的表述。
什么是成功？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智族GQ》年度人物？简单说，成功的人就是能把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做成的人。《智族GQ》从来都愿意这样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或许不：是最受关注的人，但比起外界的声音，他们更能坚持自己认定的价值，并愿意为此付出长久的努力。他们当然也愿意接受外界的赞扬，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习惯把头颅低下，踏踏实实走过自己的路。
正因如此，2018年《智族GQ》年度^物的主题确定为“行动的力量”。我们努力剔除附着在浮名之上的泡沫与假象，用简单、朴素的视角还原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做，为谁而做。无论是一部电影、一篇文章、一本书，还是一档综艺、一场表演、一种商业，只要它们真正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良好的改变，我们就愿意称之为成功，我们就愿意称呼做出这样行动的人为《智族GQ》年度人物。
个体无法脱离世界单独存在，抛开个体去谈论世界也没有意义。我们相信，唯有行动，才能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建造更好的连接。我们相信，唯有行动，才能定义自我，定义这个波澜起伏的时代。
和贾樟柯一起跳迪斯科 靳锦
年度导演
二十余年导演生涯，贾樟柯始终将镜头对准当下，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所经历的命运巨变。他沉静又不乏温暖地描绘真实的生命，对中国现实强烈的观照尤为可贵。
西风沉醉的夜晚
干冰腾起白色烟雾，流淌在黑暗的舞台上，一个彩色灯球开始转动，摄像机对准了演员的脸。导演看了一眼监视器，喊了—声：“action！”演员随着旋律扭腰，左脚伸前、点地，再换右脚。
背景音乐是迪斯科曲《Go West》，“Your hands in my hands（我们手牵手）/We will make our plans（我们要计划我们的未来）”，演员闭着眼睛，很投入。
“停！”导演中断了拍摄，“灯怎么还亮着？”灯球应该在开拍之后不久就灭掉，此刻还在闪。演员也停了下来，看着剧务麻利儿地检查灯光。导演走到演员面前，说，“贾导，不好意思，得再来一遍了。”
賈樟柯穿着黑白相间的衬衫、牛仔裤，站在舞池内。此刻作为《智族GQ》视频的演员，他安静地等待下一次拍摄。
“We will start life new（我们将开始新生活）This is what we’ll do（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音乐继续，贾樟柯左右摇晃着脑袋。他的舞姿并不标准，有时会迈错脚步。圆圆的肚子从衬衫里凸了出来，皮带显得紧张。但这些，连同围绕在他周围的摄影师、导演、剧务等人注视的目光，都没有困扰他。他继续投入地挥动双臂，好像摄影机之外的世界并不存在。
拍摄场地是一个仅有若干卡座的小迪厅，十几个人一站，就没什么位置了。贾樟柯大学时常去的迪厅，是北京电影学院附近的NASA。NASA 1994年开业，名字和美国宇航局的缩写一样，空间也是大得不得了，能容纳两三百人。
他那时跳舞喜欢穿高帮匡威鞋、牛仔裤，几件白色T恤换来换去。除了北影的学生，附近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学生也都会来，大家进门要过一座钢桥，迪厅里是全钢铁结构，激光灯射出光束，照在年轻人的脸上。
领舞站在高处，学生们随意扭动。迪斯科没有规定动作，只要放松自我，跟着节奏来就行，想蹦就蹦、想跳就跳，“你就像原地跳绳一样跳一跳都可以”。
上世纪80年代，在“严打”和清除精神污染的社会氛围中，北京警方印发的小册子对迪斯科做出如下名词解释：迪斯科，又名扭屁股舞，是一种堕落的资产阶级舞蹈。但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文称，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大众文化开始兴起，正好赶上国际迪斯科风潮的尾巴，这种解放身体的音乐形式恰逢其时。
1994年一年，北京开了8家迪厅。JJ、NASA、莱特曼等都是著名的去处。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外国产品，麦当劳、猫王音乐、好莱坞电影，此时迪厅成为潮流场所，有巨大的场子，高档音响伴奏。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的拘谨氛围，年轻人的时代情绪和新的娱乐方式“一拍即合”。
贾樟柯当时刚从山西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上学，他是班上年纪较大的学生，但也只二十四五岁。他常和朋友去蹦迪，从晚上八九点到夜里12点，蹦完后还不尽兴，要继续打车往北，去北航附近的大排档吃夜宵。
酸汤鱼端上来，大家一起聊电影，这个导演、那个导演，也聊政治、文学和闲话。这是年轻时一种“配套”的夜生活。他从大一开始写剧本，不知道哪一天能拍出来。
北京当时的出租车俗称还叫“面的”，黄色的天津大发，一车能坐7个人。夜里，一辆面的把他们拉到迪厅，再一辆面的把他们拉到北航。起步价和车价都便宜，“10块钱就可以到任何地方”。
“Cut！”导演叫停了拍摄。贾樟柯睁开眼睛，看到导演走过来，“贾导，特别好。如果刚才胳膊的动作幅度再大一点儿就更好了，我们再来一条。”
午夜的号角
拍摄间隙，贾樟柯在休息室抽雪茄。我问他，之前在迪厅跳舞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顶多想想女孩，周围哪个女孩漂亮，就没有什么更多（别的）想法了。”他笑笑。
“是荷尔蒙的发泄？”“那当然是，那绝对是，内在的那种能量太多了，对……也甚至有一种向上的（精神），就很有朝气，那种劲儿。”
贾樟柯的电影中，男女主角感情的戏份常常放在迪厅。《山河故人》里，沈涛和张晋生在迪厅跳舞，梁子突然出现，惹得张晋生吃醋《江湖儿女》里，巧巧和斌哥在迪厅跳舞，发现他居然随身带着之前朋友的枪，这是一种涉险的信号。她停下来，没说什么，斌哥邀请她继续跳，她的动作从僵硬，到慢慢自然，最后拥抱住他。她厉谅了斌哥。 “那个年代，人没有多少活动的空间，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上课、工作，迪斯科，吃饭，数数我们每天日常也就这些空间。”贾樟柯觉得，没必要为男女主角刻意安排奇遇的场景。
迪斯科舞厅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男女有身体接触的场所。晚上12点，像报时一样，舞厅里会放两首歌，要么是《Go West》，要么是《YMCA》。跳舞的年轻人们停了下来，一个领头的先站出来，后面的^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连起来“接龙”，大家在舞池中随着音乐转圈。
“I know you love me（我知道你爱我）/How could I disagree（我怎么会拒绝）？”
《Go West》原本是美国70年代一首民民谣老歌，后来由英国的“宠物店男孩”乐队翻唱。它曾被当作同性恋圣歌，在90年代，也因为歌名“go west”为一些国家所禁。1996年，《Go West》成为欧洲杯主题曲，开始在足球场上传唱。
不过，在90年代NASA的舞池里，这些意义和那个叫贾樟柯的年轻人都没什么关系。他英文不好，听不懂歌词，“鬼知道它是什么歌，就是好听”。这首旋律动人的歌曲，是午夜到来的号角，一个愉快的前半夜结束了，下半夜马上开始。
贾樟柯的迪斯科经验属于他那一代人。“如果没有过去的封闭，没有我们这代年轻人借由迪斯科、借由摇滚乐解放自我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面，那它只是个娱乐。”他说，“如果你有那个生活的背景，你就会知道它在当时年轻人的生活里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它是很多人解放自我的象征。”
《山河故人》的演员张译生于1978年，比贾樟柯小8岁。他18岁就去当兵了，年轻时完时完全没有进过迪厅。他对迪厅的认识和更广泛意义上的“舞厅”类似。2006年，张译被一群朋友“押着”，第一饮去了舞厅。他当时已经快30岁，坐在舞厅门口的石台阶上，无论如何都不进去。朋友们生生把张译拖进了舞行，他的衬衫都被撕坏了。进去之后，音乐声震耳欲聋，心脏受不了，不知道是因为第一次去，还是自己天然不适合这种场合，张泽一直在出汗。
“因为当了10年兵的人，总会觉得进舞厅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正经的有为青年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内心蛮排斥的。”他说，“瑚在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很难解释清楚它的恐惧感来自于哪里。”
张译曾听贾樟柯说过自己去迪厅的经历，相信迪斯科“成为他心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祭奠青春的情结”。
賈樟柯的夫人赵涛与张译同龄，担任了贾大多数电影的女主角。她没化妆，看上去非常温婉，“其实从《任逍遥》的巧巧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物跟生活当中的我差距太大了。第一，我不进舞厅，不进歌厅，（第二）我也是不唱歌，不进夜总会的一个人，对，我基本上夜生活是没有的。”
她依靠做功课、写人物小传来体会角色。我提到贾电影中，男女主角感情段落常常发生在迪厅。赴涛愣了一下，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随即笑了起来，“好像确实是。”
不再跳舞，继续跳舞
“迪厅是这样，有—天你进去了，进去之后，哦，这是迪厅，然后你就开始玩儿，玩儿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属于这儿了，你就再也不去了，就是这样的。”在工作室里，贾樟柯看起来有点儿倦怠。
两个月前，他的新片《江湖儿女》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这是他的第9部剧情片，获得上映许可的第5部。7月底，他即将启程去瑞士，担任洛迦诺电影节主席。拍片、影展、宣传、路演，这是他现在熟稔的电影人生活。他早就不去迪厅了。2010年，他听从杜琪峰的建议，将抽了几十年的烟换成雪茄。雪茄不抽就会灭掉，灭了他就能歇两口，不像吸烟那么密集地摄入尼古丁。
《江湖儿女》讲述了一个犯罪爱情故事。主人公巧巧与斌哥相恋，一次街头争斗中，斌哥遇袭，巧巧为保护他开了一枪，被判5年。巧巧出狱后，开始寻找斌哥以期重新开始。这部电影有个独特的尝试，它的主人公和剧情都串联起了贾樟柯之前的电影。“巧巧”与“斌哥”是《任逍遥》的主人公，巧巧追寻斌哥，一路去了三峡，还看到了《三峡好人》里出现过的飞碟。她历经17年的爱恨，也是贾樟柯17年的电影沉浮。
赵涛拿到剧本后，一口气读完了。巧巧年龄跨度大，人物弧光完整，是中国电影市场上罕见的女性角色。这是一个女演员不会拒绝的剧本，“它太有吸引力了”。
电影结尾，巧巧辗转大同、奉节、巫山、新疆等地，与斌哥分合多次，最终二人回到家乡。此时她继承江湖道义照顾斌哥，但当斌哥试图握住她的手表达感情时，她推开了。“我觉得她没有要留住这份感情，没有。她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可以一个人生活的人。”贾樟柯说。
贾樟柯常常用音乐和跳舞场景来表现女性的精神世界。《站台》里，文工团演员尹瑞娟最终去邮电局工作，在办公室里，她收拾房间，慢慢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起舞，“我们能感觉她有另外一个精神世界，被中断了的世界。”《山河故人》结尾，年迈的沈涛一个人走在雪地里，丈夫和儿子都离开了自己，但此时，她跳起年轻时跳过的《Go West》。
拍摄这场戏的时候，是初冬，无雪。美术组中午去地上布雪，等太阳落山之后，再用造雪机造出飘着的雪。赵涛走到雪地里，控制不住情绪，一直在哭。她感受到角色的痛苦和孤独。
贾樟柯告诉赵涛，不能哭，要克制。3年后，他向我回忆这段戏的时候说，“我希望她（沈涛）精神没有衰老。我希望她还有爱的可能性，就跟她年轻时候一样，这也是我崇拜的一种女性。”镜头对准沈涛独舞的背影，画面在迪斯科舞曲中暗了下去，“Life is a peaoeful there（那里的生活是平静的）in the open air（在开放的气氛中）。”
大约1996、1997年之后，贾樟柯不再去迪厅，也没注意NASA在世纪之交关门大吉。迪斯科在中国流行了将近二十年后，全面落潮。贾樟柯开始了电影生涯，开端是孤独的。他记得剪《小武》的时候，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每天独自背包去做后期。因为拍的是16毫米胶片，他除了剪辑，还得摇胶片。 楼道里有个乒乓球台，每次剪到下午的时候，贾樟柯特别想去打乒乓球。但他是一个人，没人陪他打。那半年的安静，与跳迪斯科的热闹大相径庭，也正是那半年，“培养了我静下来的定力”。
自《小武》成名，贾樟柯一路在国际影展拿奖，成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不再跳舞，但他电影中的人并未停止跳舞。从《站台》，到《山河故人》，再到《江湖儿女》，跳迪斯科舞曲是他年代戏的标志之一。为了还原年轻时的记忆，他曾为《Go West》付出了高额的版权费。
贾樟柯的工作室内，挂着他电影不同国家版本的海报，多年来赢得的奖杯陈列在架子上，看上去好像一个动物雕塑展。他坐在沙发里，旁边的书架上是为新片《在清朝》准备的各种县志资料。我们谈起2000年之后，中国电影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过程。
我问，现在是否形成了新的抒发情绪、表达个体的方式，比如大片。“没有形成。”贾樟柯毫不犹豫，“它是单向消费、娱乐消费，它没有办法抒发我们个人的情绪。”
“它就是好笑啊，或者刺激啊，过瘾啊，它就是消费性的。过了就过了，它不是一种精神继续的需求。我个^这样觉得，它没有办法跟迪斯科相比，也没有办法跟卡拉OK相比。这个时代的大片跟迪斯科、跟卡拉OK比起来，那迪斯科伟大多了。”
我所讲述的是时间
拍摄当天，接近尾声的时候，导演邀请在场的人和贾樟柯一起“接龙”。穿复古服装的群演和工作人员都走到舞池中央，《Go Vest》响起，“We will fly so high（我们要远走高飞）/tell all our friends goodbye（向我们所有朋友告别）/Wewil start life new（我们将开始新的生活）”。
贾樟柯双手左右摆动，然后举高、鼓掌，转身入舞池。其他人跟着他，个人的手搭在另一个人肩上。转了一圈，他停下来，跟着旋律晃动手臂，左脚伸前，点地，再换右脚。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蹦迪经验，学不了他的动作，只好乱跳，手不时打在周围人的身上。干冰的白烟再次腾起，越来越浓，贾樟柯逐渐隐没其中。
“Now if we make a stand（现在如果我们做了决定）/We’ll find our promised land（我们就会找到属于我们的乐土）。”
几个星期后，我看过刚刚完成后期的《江湖儿女》，再一次见到贾樟柯。他隐没在墨镜之后。听到一个问题，他停三四秒才回答，语气不疾不徐。因为看不到他的眼睛，我无法揣度他的情绪。
“有观众认为电影中许多情节指向对某种年代的怀念，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不对，完全是误读。我没有怀念什么……我对具体的任何一个年代都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都一样。”他这次回答得很快，“我是对时间感兴趣。”
《江湖儿女》的故事开始于17年前，他想知道，17年前的一对恋人，分分合合，17年后又在一起，是什么感情状态。爱情，友情，还是传统的义？物理时间在人身上形成了奇妙的感情状态，无法被命名。最近几年，他喜欢拍这样时间跨度长的电影，《山河故人》也是如此。
“时间积累在一个个体身上，个体的物是人非，个体情感的变化、面貌的变化，这些是我非常注重的。我觉得它是不可逆转的，你必须承受的事情。它是我们生活真正的滋味跟内容。”他最终取下了墨镜，露出浮肿的眼袋，“你说今天坐在这儿的贾樟柯跟20年前，他绝对是两个人。”
贾樟柯成长在山西汾阳，从小学到高中，习惯用打架解决问题。心情不好，或者纯粹找碴儿，就把人打一顿，受伤也是常有的事。他小学三年级开始抽烟，中学时留了长发，还和同学一样，开始做点儿小买卖。他迫切想要模仿成年人，觉得只要抽烟了、赚钱了，就是一个或年人。
十六七岁，贾樟柯喜欢上霹雳舞，和同学组成“害虫队”，去汾阳师范、中专学校比舞。队名来自当时热播的灭虫药广告歌，“我们就喊我们是害虫，以后我们所到之处都闹得鸡犬不宁。”
二十五六岁，贾樟柯已经到北京，突然厌倦了暴力，觉得那个自己幼稚可笑。他告别了他。贾樟柯被看作第六代中成名最早、国际声誉最隆的导演，但前三部电影都无法公映。自《任逍遥》始，他开始走出地下，此时中国电影已经进入大片时代。
2006年，《三峡好人》拿下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公映期间撞期《满城尽带黄金甲》。他在北大讲堂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讲了记录三峡与移民的缘起，并说了一句后来被许多媒体引用的话，“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我当时坐在台下。贾樟柯的演讲在年轻学子中引爆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那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雨，似乎能感受到电影中三峡氤氲的湿气，贾樟柯不讳言自己的感受，“我的心里面又有一种潮湿的感觉。”
12年后，賈樟柯回忆起这次演讲，显得非常冷静，“我所有的公众发言跟我个人之间没有关系。可能这些公众发言是根据我个人正在做的事情引申出来的感受，但是那个感受本身跟我个人的处境得失没有任何关系。”《三峡好人》最终票房不到《黄金甲》的零头。
2013年，根据若干新闻事件改编的《天注定》通过审查，却在最后时刻无法上映。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当时正在拍贾樟柯的纪录片，拍下了他得知此事的反应：他和两个朋友坐在屋内抽烟，“没法在这个行业里做了，”他吐出烟，“要停就全停，彻底，彻底离开一段时间。”
那大概是媒体所记录的贾樟柯最后一次表露情绪的时刻。即便愤怒，他也远离呐喊式的表达，“我从20来岁就知道那是傻的。”6个月后，他开始筹备《山河故人》。
他曾面临一个选择。《天注定》之后，有两个国外的工作找他，一个是古装英剧，一个是好莱坞科幻电影，都是好的班底。他当时在气头上，觉得转换赛道同样能做事，“基本上就要签了那两张。”可这一去就是5年时间，43岁到48岁，一个导演最黄金的年龄，不能拍摄想要拍的华语片。他最终没有舍得。 贾樟柯今年48岁。这5年里，他拍了《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双双入围戛纳电影节。
自《小武》之后，贾樟柯的电影没缺过投资。他是影展宠儿，拥有稳定的海外发行途径，版权销往多个国家，即便国内票房不好，也都盈利。在中国艺术片领域，他是幸运的个例。贾樟柯的商业能力同样出众，他拍许多广告，投资新导演作品，与晋商交好。
贾樟柯有时出去演讲，常遇到有人关心他的电影与个人的命运。他只好苦笑，说我其实过得很好。
这几年他减少了公共演讲的次数，不再想通过演讲获得共识，而专注于作品。“我觉得诚实地把自己放在作品里，然后你有一个信任感，就是信念感，我觉得自己这些东西是值得分享的，我觉得就可以了。”
“接下来5年仍然是黄金时期吗？”我问。“不知道，”贾樟柯说，“应该是。”
《江湖儿女》最后一幕，是斌哥离开了巧巧家，再一次奔向未知的远方。拍摄那天，演员廖凡迟到了，好半天才找到賈樟河，发现他正坐在屋子的一角，戴着墨镜，抽着雪茄。廖凡走近，发现他脸上有泪。廖凡说，抱歉导演，我迟到了，你别这样，我一下压力很大。
贾樟柯停了一下，说只是看着拍摄场景，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情景，很难过。“那一刻，某种莫名感伤和孤独感染到我。”廖凡说，这是整个电影拍摄过程中，贾樟柯少有的几次动情场面。
小时候，贾樟柯常常逃课去太原买霹雳舞鞋。电影《霹雳舞》里，人物穿一种一面是红色、一面是黑色的匡威鞋，配合跳舞很酷，他跟同学一起坐车去买。从家乡到太原，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长途汽车两块八一张票，晃晃悠悠，招手即停。三四个小时后，他将抵达外面的世界。
贾障柯，1970年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导演、编剧、制片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2018年，他的电影《江湖儿女》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和廖凡一起做美甲 鲁韵子
“2016年……你说我的生活？”廖凡抬起头来，眼神突然有点儿尖锐。
我们正站在美甲店门外，再过20分钟就要一起做指甲了。北京南五环，熟食店和阴沟的气味混合在38摄氏度的气温中。光着上身的大爷和摇着蒲扇的大妈一起在路边支起方桌，打了一圈又一圈麻将。
“2016年……有一些变故吧。”他垂下眼睛说。
那—年，在拍《江湖儿女》和《邪不压正》之前，廖凡的确遇到了变故。朋友安慰他，少喝酒、悠着点儿，还有很多奖等着你去拿呢。
然后呢？现在，44岁的廖凡并没有得更多奖，但依然全心全意演戏，作品评价有好有坏，他的演出有时需要隐藏有时又需要失控。他被人注视着，又被自己忽略。
“变故之后，我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理解不同了吧。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人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勇敢。很多事隋发生的时候，你也没觉得它很重要。等你发现它的意义的时候，它肯定已经过去，肯定。”
“你以为你可以设计你的生活，掌握你的轨迹，可以去把控，但真出现偏差的时候，你完全不能。”
他微微笑着说完了这段话。“为什么不笑呢？难道还要哭吗？”“是吧，所以要用微笑来带过去。”
前面的客人做完指甲了。廖凡转身拉开嘎吱嘎吱的推拉门，走进美甲店。
木讷的影帝
小店陈旧而闷热。廖凡坐了下来，饶有兴致地盯着墙上的业务招牌：“啊，还可以祛痣、嫩肤，这怎么嫩啊？是不是我也可以试试？”
说着，他伸出右手，搭在蒙着粗糙发硬的毛巾的工作台上。美甲师是个年轻女孩子，一边笑一边偷瞄廖凡的脸。
那并不算一张很英俊的面孔，但充满了雄性的张力。他的手并不白皙修长，但大多指节都磨得发亮。
一边做指甲，一边聊着天。还没说两句，廖凡就不自觉地笑起来：“我就是不太会聊天，老是努力地聊，努力着努力着就聊岔了。”
真没想到，一个像廖凡这样的男人，在冲着人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那是一种有点儿尴尬，有点儿羞涩，还透着股憨劲儿的笑。这种笑往往出现在让他多聊聊自己之后，他简短而平淡的回答之前。
所以这微笑本来是示弱的意思，但没起到相应效果。因为他的打扮，更因为他的面孔。当他笑起来时，左右腮边肌肉鼓起抖动，给人的感觉反倒是凶狠强悍。让人想起在电影中，当有人问“咱们是哪种人”时，他毫不犹豫回答——“江湖上的人。”
一种天然的冲突性，出现在44岁的廖凡身上。私下里，他足够温和平静。但在电影中，他似乎总在饰演野心勃勃、棱角锐利的人物。在镜头下，他可以一根棍子挑遍天津卫街头的十八罗汉，也可以撅起下巴逼真地cosplay朱元璋。但一旦脱离了表演伏态，他总像是希望自己没有存在感。或者说，他不想表现自己，也不会。他并不需要。
两个月前，配合着新片《邪不压正》的宣传，廖凡去了《创造101》的总决赛。在这个年轻女孩展现青春激情的场合，同剧组的姜文和彭于晏有点儿过于平静。但最木讷的还得算廖凡。
不用说话的时候，他就下垂着目光，微咧着嘴，把重心从左脚换到右脚，又从右脚换到左脚。“当时我以为我们是冷幽默。结果光冷了。”
他的木讷是有原因的。即使是在获得柏林影帝、被视为一夜成名之后，这几年，他依然过得比绝大多数没他有名的演员简单——不演电视剧，不导演，不监制，也不做生意；不参加综艺节目，没有绯闻，一结束电影宣传期就进入半消失状态。不多的变化中，有一点也许是让他欣慰的。那就是终于越来越少的人问他：大器晚成一朝成名后你有什么感想？有什么变化？
除此之外，廖凡有什么业余爱好，是什么生活节奏，为什么欢喜、遗憾、愤怒或哀伤，没什么人知道。只听说他连盆栽都不养，因为去养一棵植物都需要情感上的输出。
算一算，到今年，他就做了20年的演员了。人们称赞他是个纯粹的演员。而对他自己来说，也只愿意做个纯粹的演员。“大家对我有那么大的兴趣吗？实际上并没有。剩下的保留就好，没有必要让他们看到。” 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反而更鲜活
甚至有时候在电影中，他都觉得没必要被“看到”。
去年他拍贾樟柯执导的《江湖儿女》，这是满足好奇心的好机会。廖凡想知道，像《站台》《小武》中那样自然的好戏，是怎么演出来的，尤其是《站台》结尾，“就是赵涛在那儿做家务，生活平静了，回到既定的轨道上。她的男人已经在那儿睡着了。她只是做自己的事。”
年度演员
银幕之上，44岁的廖凡过去一年在《邪不压正》、《江湖儿女》两部重磅作品中担纲主演，展现截然不同的独特表演风格。银幕之下，廖凡与纷繁喧闹的行业环境自觉保持距离，将有限的个人时间投入无限的艺能探索。他的经历证明，脚踏实地、恪守规律，在这个时代仍是值得信奉的行事准则。
廖凡，1974年生，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98年，参演《将爱情进行到底》踏入影视圈。2014年，凭借《白日焰火》获得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節最佳男演员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华人男演员。2018年，主演姜文作品《邪不压正》、贾樟柯作品《江湖儿女》。
等他自己去拍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贾樟柯一向惯于起用大批毫无经验的非职业演员。而和后者在一起的时候，谁也不需要也不能去突出自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从业近20年的廖凡要学习融入其中。
他看着赵涛。十几年前他在看她演的《站台》。现在他们一起演在21世纪的大同沉浮的黑道恋人。表面的暴力和情欲之下，是对旧时代的苍凉回顾。他依然觉得她演得非常好，只是他现在知道了，她的好是因为隐藏了自己。
演完这段，他来到监视器前看回放，其他人演得都太棒了。“如果一个职业演员在他们当中鹤立鸡群，你会觉得自己太傻了。”
不过，傻也不妨事，贾樟柯不会生气。廖凡喜欢导演这一点：虽然万事有准备，但不强求，“不会刻意到说这个拍不好就一定要如何如何。”
要是遇上另一种戏、另一位导演，廖凡又需要毫不介意地犯傻、突出，对一切效果反复“强求”。比如，同是在去年拍的《邪不压正》。
年代拉到了民国，他演朱潜龙，一个聪明恶毒、又荒唐到认朱元璋做祖宗的汉奸。他和彭于晏的终极决斗Cut了一次又一次，从一招一式到互抽大嘴巴子，抽到脸肿，才发觉这太傻了，“就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剧本里没写，也不是了不起的临场发挥。就是因为之前套的招，在现场都失效。在姜文的片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第一场戏开拍之前两天，廖凡还没拿到具体的单场剧本，他找导演要，对方说好。可到了开拍前一晚，剧本依然了无踪影。廖凡又问了一次，没收到回复，他知道，好吧，剧本是看不到了。
廖凡也。不着急。“现实就是这样，就不发给我看。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咱们就去现场碰撞。”
在一般人看来，贾樟柯温和而现实主义，姜文强势且风格化，廖凡则两头都能接住。对于付出和适应，他并不觉得艰苦，反而自得其乐。
没有剧本，他就去看民国野史、札记，大把大把地读得津津有味。他早已不是第一次演民国戏了，但他依然享受这些曾经做过的准备，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去找一些人物行事的轨迹。他不会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或特定的压力。“大家总喜欢问在哪个时刻我就得到了灵感和激发。但说真的那种瞬间不存在。就像你去腌一坛酸菜，不是在那一分钟那一秒它形成的。”
而到了现场，他被要求把一切准备清零，把一切没想都忘掉，“格式化一下。”廖用一无所有地轻装上阵，在上场20分钟之前拿到台词，现读、现记、现发挥。在电影里，他们下真的饺子，喝真的酒，打真的架，真的犯傻。廖凡随时可以和导演说，我这个不够好，能不能换一个？
在《邪不压正》最后采用的那条戏里，两人打得足够暴力也足够原始。在一切招式和套路都失效后，廖凡插了彭于晏的眼睛，气喘吁吁地掰对方的手指头。作为回敬，彭于晏拽着廖凡的脑袋往门柱上撞，一条戏撞了十几下。在疼痛的“咣咣咣”声中，廖凡突然抽离出来看这一幕，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是个大水罐。拍完了，大家都笑了，笑得直不起腰来。
“那个是很麻烦的，很辛苦，但是很有意思。就在一遍又一遍的预演中，突然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那确实不是你预想的，是超出了你安全范围的——你想呀，你演出来的和设想的一致，这不就安全了吗？但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反而更鲜活。”
把一切享受完就完了
拍完了戏，廖凡依然没看过完整剧本，也不知道自己角色的开头和结局各是什么。最后，他是和观众一起在影院里看完的整部片。
片尾字幕升起的时候，廖凡觉得失落和难过。
他是看到姜文在片末被拔掉了牙齿，显得那么可怜又那么可笑。他也看到彭于晏打得非常好的好几场动作戏都被剪掉了，“很帅的，他身手很好。”他看到他们的决斗，两个武林高手，一对师兄弟，最后用王八拳互殴。他想观众可能一下子难以接受，“或者挺崩溃的，怎么那么傻呀，特别笨地、很认真地干一个挺荒诞的事。”
8年前，廖凡第一次演姜文的电影，那是《让子弹飞》。那时他还不是影帝，没什么台词。现在，一切都变了。但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区别只在于这一次导演更信任他了，“给了我很多台词。”
《邪不压正》的评价并不算很好。廖凡知道，也听说很多观众觉得看不懂，他有些意外。不过至少，他自己已经走出过安全期，感动过了。
指甲做完了，天也聊完了，他不用再挤出尴尬的笑了。但他依然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是不是还是说得不太好？也许只有在现场在那一刻，你能够感觉到我说的，但事后再去聊的时候就变得，啧，没那么有趣儿。”
和龚宇一起坐公交车 芦溪
寻找理性与直觉的公约数
龚宇在夏日晚高峰登上了一辆公交车。他不是为了搭车赶路，作为爱奇艺创始人，平日里有专车接送他去往各个目的地。司机与他共事多年，两人有了默契，对到达时间的预估可以精确到分钟。接受《智族GQ》采访前的半小时，他主动发来微信：预计13点57分到。时间一到，他果然来了。 坐公交车，目的是了解用户的收视习惯。虽然在清华自动化系读了9年书，一路读到博士毕业，但龚宇心里清楚，爱奇艺做的是面向大众的生意，个人趣味和用户需求是两码事。想了解用户究竟在看什么、想什么，得走到他们中间去。
走近用户的过程一度让他困惑。有一段时间，他发现足疗技师、米粉店老板、小区保安都是竞争对手的用户，这令他焦虑不已。爱奇艺的多数员工日常并不生活在草根用户的环境里，但却要满足广大草根用户的需求，这不是件容易事。
他努力找寻规律。为扩张用户人群，爱奇艺起用了赵丽颖和陈伟霆作为VIP会员代言人，“南北通吃，观众如痴如醉地喜欢。”
这并非是依据感性做的决定，而是大数据严格测算得出的结果。做重要决策时，龚宇愿意信赖技术，这是9年清华工科教育筑成的思维底色。
但在与人性高度关联的娱乐产业浸泡多年，近些年来，龚宇也越来越愿意相信自己内心的直觉。他试图在理性分析与感性直觉间寻找到公约数，并相信二者重合的几率正变得越来越高。“我自己毫不犹豫通过了的，发现成功率最高。犹豫来犹豫去的都不好，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晚高峰的公交车有些拥挤，龚宇没有座位，用右手拉着吊环。旁边的阿姨正用手机看视频，龚宇用余光瞥到了屏幕右上角爱奇艺的logo，忍不住探过头去。
阿姨瞥了他一眼：“看什么看，自己充会员去！”
一切都是规律的成果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耿聃皓都不太看得出龚宇的情绪波动。自从龚宇上个世纪开始第一次创业，耿聃皓就跟在他身边，20年问，他从焦点网的普通员工战为了爱奇艺高级副总裁，但龚宇在他眼中，变化不多。
今年3月，爱奇艺在纳斯达克上市，对于这个应当激动人心的时刻，龚宇谈起来仍然语气平淡：“这个行业投入太大，周期也特别长，所以上市真的只是一个阶段性、不算特别大的成果。”他列举了公司上市的若干优点：提升品牌、资产化更好、团队激励，唯独没有对上市这件事本身表现出情绪。
“这个问题倒是把我问住了。”在中关村爱奇艺创新大厦，耿聃皓的办公室在10层，龚宇的办公室在17层，除了公事，两人碰头不多。但耿聃皓还是察觉到了老板对情绪的控制能力，“遇见比较烦的事情他可以先放一放，转换一下注意力，从另外一个方式去了解。”
但对于“没有情绪”这个外界固有的认知，龚宇自己并不完全认同。他承认自己是有情绪的：工作量太大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干自己的事儿。但他很快又补充解释了这个“自己的事儿”是什么：“我这个人生活基本就是工
龚宇，生于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工学博士学位。2010年创办爱奇艺，2013年爱奇艺并购PPS，龚宇担任新爱奇艺公司创始人、CEO。2018年3月29日，爱奇艺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作，脑子大部分的时间想的都是工作的事儿。”
作为一家市值超过200亿美元公司的创始人和CEO，龚宇的存在众人情绪的定心丸，但当被问到如何稳住自己情绪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习惯了。”
可能龚宇真的是习惯了。2000年，在上—個互联网的风口，龚宇创立的焦点网从十几^扩张成一百多人，却因为定位不清、融资问题被迫削减成四十多人。祸不单行，他的本田轿车和心爱的相机也被偷了。那时候龚宇家住健翔桥东，离公司所在的汇宾大厦只有两千米，因为心情沉重，这段距离有时候他要走半个多小时。这段创业故事最终有一个不算灰暗的结尾——转型为房地产垂直网站的焦点网最后以1600万美元的价格被搜狐收购，龚宇也随之迎来人生下一程。
随后，是历时十余年的长视频领域战役。漫长而惨烈的竞争中，大批人马消亡。2016年4月，古永锵创立的优酷正式退市，成为阿里的全资子公司；贾跃亭一手捧起的A股明星乐视则在去年崩盘，合纵连横的生态成为镜花水月；连年业绩下滑后，张朝阳决意让搜狐不再参与寡头竞争，转而去做小而美。但对于龚宇来说，好戏还在后面。
3年前的7月3日，龚宇正跟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杨向华在香港某酒店聊天。突然有人在某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微信群里说了一句话：爱奇艺服务器宕机了！
这一天是《盗墓笔记》全集上线爱奇艺的日子。早在2014年下半年，龚宇就发现盗版和移动支付两大障碍已经逐渐消除，恰好网剧有抬头迹象，美剧尚未大幅入场，于是他决定500万一集投入做《盗墓笔记》。上线当晚，网站5分钟内的播放请求达到1.6亿。
尽管技术团队提前加载了3倍服务器资源，但仍然有大量网友被堵在看剧的“路上”，杨向华不得不第二天提前飞回北京解决问题。这次大宕机之后，爱奇艺App也登上了AppStore排行榜免费榜第一名、畅销榜第二名。
杨向华早年被龚宇钦点，在爱奇艺负责“新业务拓展事业部”，研究除已有PC业务、广告模式之外的任何模式。现在，杨向华主要负责爱奇艺的会员付费业务。2015年爱奇艺推出网大分账模式，一部28万成本的《道士出山》获得了20倍的分账票房，市场自此点燃。
此后两年，龚宇又发掘了《中国有嘻哈》总制片人陈伟、《偶像练习生》总制片人姜滨，这两档节目收官时为爱奇艺带来了超过50亿的流量。
回过头看自己为公司缔造的若干节点，龚宇有点儿不以为意。在他看来，一切都是规律的成果，只要抓住基本规律，事情就好办了。如果难办，那一定是因为还没有到质变的节点。
前同事马东曾总结过龚宇的特点，认为他是通过数据来看问题的，而数据反映时代变化，因此比个人的感知力量要强得多。“所以他不太信忽悠，他也不太受舆论影响。”
龚宇有段时间很爱提起《老九门》，这在他看来就是一次典型的数据胜利。“有南派三叔的底子，演员用陈伟霆、赵丽颖、张艺兴，然后整个运作方式、制作团队、宣传、发行等等，全是特有套路的，投入大资源，全是套路。”
除了理性，龚宇的另一个特点是果断，果断到让同事意外。姜滨在去年提交《偶像练习生》项目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龚宇拍板会这么快。 “我去年8月份的时候想着做这个，然后跟龚总说，准备2018年第四季度上。老板说第四季度？你第一季度就上。”姜滨在谈到后来爆了的节目时，总觉得有些晕眩。
像一架运行的电梯
2009年9月，时任百度副总裁任旭阳邀请龚宇一起组建视频公司。两人在中关村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之前他们见过一面，谈的是12580和百度合作的事（龚宇时任12580总裁兼COO）。
9月底再次见面时，龚宇以为他还在谈这事，但双方见面后，东拉西扯没有主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正好有一个中国移动的领导在那儿等龚宇，他告诉任旭阳：“不好意思，中国移动的一个领导等我半天了，我要过去了。”这时候任旭阳才和龚宇说到主题，想与他合作组建视频公司，龚宇很感兴趣。
能够让爱奇艺在8年之内弯道超车，长成大树，与龚宇本人性格有着极大关系。作为一名典型工科男，龚宇从小爱好动手设计，小学时就设计出可变电阻器。中学时，他成了班里的兼职维修工，业务涵盖给电池充电、修理收音机、录音机、音响，制作电子琴、无线话筒等等。高考前龚宇本来已经确定保送北京医科大学，但他放弃保送自己考上了清华大家自动化系。
一路以来的工科技术训练，塑造了龚宇的思维模式。他的习惯是先确立一个目标，然后不断根据与目标的距离调整策略，最终完成目标。
耿聃皓在解释龚宇的思维模式时，将其类比成了电梯运行的原理，“电梯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不断在算，我距离下一个要停的指令大概是有多少。比如说要从十楼往下走，中间来了一个指令说停到八层，那你电梯必须要停到八层。”
另一件对龚宇造成深远影响的事情也发生在小学。他曾在少年宫听一位来自美国宇航局的华裔专家讲课，专家提到陶瓷容易碎裂的原因是因为内部有许多细小的裂痕，而解决裂痕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提高工艺水平，减少裂痕的出现；二是干脆通过某一种特殊工艺，使得陶瓷内部有更多更微小的裂痕，如果遭遇冲击，力会分散到每一道裂痕上，单个裂痕的受力减少，反而不容易破损。
这个理论让龚宇思索了很久，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根筋，换一个角度可能效果会更好。这似乎解释了龚宇后来为何在公众面前看起来总是波澜不惊。
常常有人问龚宇做爱奇艺和第一次创业最大的差异在哪里，他觉得坑啊、沟啊，其实都大多了，但焦虑感和挫折感也相应地弱了很多，因为大概知道前面有什么坑在什么地方等着。
1999年他第一次创业，觉得自己进了技术圈。但6个月之后，矛盾爆发，做内容的人和做技术的无法沟通，两边都精疲力竭。龚宇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进了媒体圈。“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就跟我刚才说的做节目出身的人一样，只看到了他擅长的这一边。但是一件事情的成功涉及太多因素了，他自己的因素只占10%。”
爱奇艺最早建立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介问题，有位高管来自卫视，典型的媒体人思维，刚来不久她就跟龚宇说，感觉跟其他人不在一个频道。龚宇很快意识到这就是那个相同的坑，这一次，他绕过去了。
互联网公司技术人员有天然的話语优势，龚宇就以工程师的身份站出来平衡，提出一部剧、一个节目只要有一两个亮点就是瑕不掩瑜，双方要互相宽容。电视台做节目的人比较发散，做展示的时候直接把Word挂在PPT里，龚宇就把PPT要做漂亮这事下成一个死命令。
龚宇一直试图将自己工科生的气质注入到感性的娱乐行业之中，比如爱奇艺有一套不断进化的AI算法，该算法可以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时间窗口预测票房和流量：数据显示，当前爱奇艺基于机器学习的多时间窗口预测中，电影票房预测，提前半年方差准确率达到7%；电视剧流量预测方面，提前半年到一年的方差准确率都达到88%。而在此之前，文艺产品是否会爆，大概率是靠天吃饭。
爱奇艺公司对面挂了巨幅广告标语：做一家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伟大娱乐公司。
好人、聪明和浪漫
爱奇艺文学的一位员工说，如果你给Tim（龚宇英文名）发邮件，他最迟一天之内会回你，最快也是一天之内回你。这就是龚宇的规律。
爱奇艺一直流传着龚宇可以教你Outlook 130种用法的段子。他对邮件的使用有着十分清晰的要求，比如to和cc就必须区分：如果写周报，最好是to直接领导，cc其他人。否则回复某人之后，其他人也会收到不必要的邮件，这就很麻烦。马东说，在和龚宇的定期面谈时，后者总能从电脑里把好多他已经忘了的事重新拎出来勾兑一遍。
龚宇有个习惯，当某事成功后会翻看当时的邮件记录复盘。《来自星星的你》爆了之后，龚宇特意去翻了当时的邮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偶然决策。那位已经离职的员工简单而坚决地表达了购买这部韩剧的意愿，直属上级批复之后，龚宇认为判断路径清晰，顺手就批了。
这暗合了龚宇的喜好。他喜欢具有逻辑、自信、真诚的人，对胆小、敷衍、谄媚者则不太耐烦。早几年，他每年面试两三百个人，遇到那种在简历上学历写得含糊的人，他就会详细问一下，因为根据经验，十有八九有伏笔。如果对方痛快地说明原因，他会觉得此人不错，因为足够坦诚。但如果问完还是含糊回应，那这人就绝不能要。
在员工面前，龚宇偶尔会展露出“凶狠”。在他面前做PPT展示，他偶尔会“突然袭击”，针对某一页他想到的细节发问。但他的发问有时会被理解成质疑、否定，讲PPT的人辩解，直属上级帮腔，这会让龚宇觉得自己说话对方没听懂，开始着急。
龚宇认为，提前预设好老板要问什么是一种耍小聪明的行为。但在他面前老实地承认自己对某事不知情似乎也不太明智，因为他觉得负责人对业务必须精通。龚宇说，这大概算自己性格中为数不多的强势与挑剔。
耿聃皓因为跟龚宇比较亲近，因此也被格外严格要求，免不了有被“冤枉”的时候。尽管当事人不往心里去，但每逢“冤枉”之后的聚餐，龚宇都会回头说起自己当时有小情绪是错误的。这就让员工们觉得，“老板还比较可爱”。 急归急，龚宇很少去责罚下属。焦点网创办初期，某位美工曾两次把域名www.focus.cn做成了镜像反转的效果，字全反了，他在内心纠结了两三个月后，才炒掉这名美工。龚宇似乎继承了他的老师兄张朝阳的某种特质，他在业内最广泛的评价就是“好人”。他甚至还会主动帮某些不适应公司发展的老员工找到其他岗位，这让有些人认为他“有点儿面”。
但耿聃皓认为，龚宇是一个“聪明的好人”。
网文作家唐家三少与龚宇相识多年，他提到龚宇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学者而非商人。“大公司的老板，多数是属于性格比较强势和锋锐的，但是龚总不是，他是温文尔雅的性恪，你和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舒服。”
龚宇很少接受采访，但花大量的时间出席公司的活动，跟导演、演员吃饭聊天，为的是让自己不丧失掉对行业的敏感。早些年他认为自己与演艺圈人士是两类人，无法理解这些“人生靠抓几个要点过活，其他事儿全靠偶然、情绪来支撑的人类”，但日子久了，他也逐渐摸到了门路，文艺作品需要挖掘人性，后者全有赖这些创作者们亲身感知。
龚宇和郭德纲很早就认识，后来他发现郭德纲台下话并不多，但几句之内必能噎人。龚宇意识到，这种积累跟自己在商业上受训的过程有些相像，天分加训练，最终都是在建模。只不过，是生意和说话的区别。
龚宇认为自己其实比人们想象的要更感性一些。早些年，如果公司哪位同事家里有宝宝了，他必定赠送一本《妈妈宝宝护理大全》。他自己有两个孩子，在办公室里飞机模型的旁边，他放了一个《怪物公司》里的小女孩手办，个头不大，但胖嘟嘟的，很像自己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他喜欢这种隐蔽的浪漫。
和徐冰一起拍证件照 龙荻
年度艺术家
作为当代国际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徐冰在四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持续创作了数量壮观、媒介类型涵盖颇广的作品。他对时代保持高度敏感，创作深入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不断启发观众与同行思考艺术、传统、文字和东西文化的关系。
拒绝失真
北京三伏天的傍晚，高碑店老街一个小照相馆里，徐冰等着拍一张证件照。他前面还有一位住在附近的女士。小相馆里冷气充足，但挤满了人之后，徐冰额头上还是满是汗珠。排在前面的女士拍完了，相馆里的灯光突然暗下来，从白光变成了粉红带蓝的暧昧光线，有点儿迷幻，有点儿暗。
徐冰顺手拿起店里的胶片相机，站在镜子前，拍镜子里的自己。要让一位爱带相机、速写本出门搜集素材的艺术家交出手中创作权，似乎并没那么容易。
25mm×35mm，小一寸，取景框裁去徐冰的白衬衫和黑牛仔裤。头发往耳后压一压，脸庞连着耳朵露了出来。科技解构真实的当下，美颜软件在二维世界重塑出人们渴望的容颜，记录真实容貌的证件照却常常成为人们调侃自黑的靶子。徐冰觉得事情不该如此。
人的面容，通过介质折射才能看见，而人的自我也是与他者碰撞才得以清晰。63岁的徐冰几乎赶上了每个时代浪潮的节点，“文革”前的北大燕园、下乡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20世纪末的纽约大部会……在他極具混杂杂性和标本意义的人生中，哪一个最贴近本质？
上个冬天，徐冰与他15名学生在苏州办了联合展，禅语的展览主题是徐冰定的。徐冰喜欢读禅宗，朴素，却将世界最本质之处说得清晰。字词间的美感符合生理节奏，中文渗透了他。徐冰认为文字是人类文化概念的根本，语言体系里那些极美、极本质的存在，正是文化的独特之处。
“雁渡寒潭不留影。”不只作为展览主题，徐冰曾多次表达对这句禅语的喜爱。不同环境中辗转，他觉得自己是东方式的，物来即现，物去不留，“要做的只是珍惜每一个此刻。”
此刻照相馆里，冷气还在呼呼冒着风，端坐拍照的徐冰额前又渗出了几颗汗珠。北京正值三伏，空调也压不下这股燥暑，等候的队伍越来越不耐烦了，越发嘈杂。镁光灯一闪，定格瞬间里，徐冰细长眼睛弯出慈柔的弧度，安和，也疲惫。
“有点儿展后忧郁。”他有些抱歉地解释。
艺术家应该是思想型的
7月下旬，“徐冰：思想与方法展览”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下文简称UCCA）开幕。
这是北京近期最大的回顾性个展，徐冰也被视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1999年，徐冰摘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2004年，他以《何处惹尘埃》获得世界视觉艺术最大奖项——首届“Artes·Munch国际当代艺术奖”。
展览呈现了六十余件徐冰的主要作品，时间跨度40余年，不少慕名前来的观众都没到这个年纪。素描、版画、手稿、纪录片……不同介质交会成徐冰仍在继续的个人艺术史，与部分中国、世界当代艺术史交融，又与当下潮流保持了距离。
“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思想型的。”他淡淡地说。这符合大众对他的认知，一位知识分子式的艺术家，他的不少作品都超出了艺术领域而进入社会范畴。如他收集“9·11”废墟尘埃为材料创作的作品《何处惹尘埃》。
时代像绸缎一样缝入了个人生命，实际上，徐冰一度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认知矛盾而复杂。
1956年，不满一岁的徐冰随母亲从重庆来到北京。因为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年幼的徐冰经常被带到资料室，等他到了能读懂这些书的年纪，北大的政治环境已经相当紧张，徐冰记忆里填满了教授们骑车买菜、被老婆训斥、批斗与被批斗的场景。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与文化的错位，徐冰至今遗憾。
上世纪7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的徐冰被下放到北京延庆县插队，“一下子觉得简直太好了。”看到农民们的勤劳和原生力，他发自心底的尊敬。数年相处中，他越发感受到中国农民深层次的智慧。而插队中接触到的那些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在徐冰日后创作中被捎带出来。
插队期间，徐冰和其他知青创办的《烂漫山花》杂志被送入“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多年后，西方批评家将这追溯为他创作生涯的第一部作品。 对那段充满政治意味的年代，徐冰没有回避插队对自己的塑造，他积累了对汉字间架结构蕴含的社会政治含义的认识，同样没有回避的是“书”之滥觞，各式大字报和举报材料中，文字成了被世俗滥用、失去尊严的工具。
“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想一件别的事情时，却想到要做一本谁都读不懂的书，这个想法让我激动……”1977年，徐冰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而触底反弹般地，他要用艺术还原文字的尊严。汉字为形，拉丁文为体，抽去文字功用性部分，保留文字最本真性格，4年里，徐冰用宋代活字印刷术刻制了四千多个繁体“伪汉字”。“一个人用了4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有说的事情。”
30年前，《天书》的首次亮相如同梦幻，中国美术馆的整个展厅似神殿，亦如灵堂。以古板线装书为格局，四千多个繁体伪汉字铺排组合、悬垂张挂，白纸墨字，营造出了一个浸入式的文字空间。
这部作品当即在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中国真正当代主义的出现。此后《天书》载入了美国权威世界艺术史教科书，大英博物馆亦将《天书》收录于馆藏之中。2011年，徐冰成为了首位在大英博物馆里举办个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碰撞下的外延
“人生的所有转折，都是让你聚集和产生能量的很好的契机。”1990年，带着对现代艺术“怎么就那么难”的疑惑，徐冰接受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在美国开始了近20年的旅居生活。
彼时美国经济萧条，艺术市场进入低潮，正值实验艺术发展的时机。古典东方智慧、社会主义背景，与西方主流艺术圈的碰撞中，徐冰“从生理到思维全都被调动起来”，迸发出新的艺术外延。旅居美国期间诞生的《英文方块字书法》系列《何处惹尘埃》等，都是他对文化渗透、文化杂糅和资本全球化等现象的思考。
仅用艺术体系内的研究方法，无法满足徐冰的命题的呈现。2000年徐冰访问位于美国达勒姆的杜克大学时，校园弥漫的烟味与早年父亲逝于肺癌的经历，令徐冰想到呈现《烟草计划》。原是想复制美国烟草进入中国的流线图，但隨着查阅大量文献，他发现追溯烟草历史发展根本无法绕开政治和经济。作品最终呈现了烟草与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关系，及以烟草为载体的对中美关系及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反思。而巡展城市达勒姆、上海、里士满，都与烟草有着密切关联。
2008年回国以来，徐冰在《凤凰》《汉字的性格》作品中，尝试回应社会文化的高速变化，反思当下思潮及流行文化，文字贯穿了徐冰的创作。早期在国内创作的《天书》、《鬼打墙》等作品中，他就在探讨着文本眭、传统文化、语言困境。这些不同阶段的创作脉络清晰，又互为延展、呼应。
今年6月，徐冰作为导演创作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蜻蜓之眼》在北京首映。几年前，关于徐冰要用监控素材拍部电影的消息就出来了，人们好奇艺术家最后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
1万多个小时的公开网络监控视频素材中，徐冰编织了一个古典“求不得”的爱情故事。81分钟电景纵寺院开场，男人对爱人苦寻无果，最终决定整容变成她的样子，从而与她长相厮守，从她的角度去体会她。主角由多人完成，以“整容”来解释人物容貌的不断变换。一人与众生，真实与虚妄，这是一个带着禅意、关于“轮回”的故事。
“每一个组成这部影片故事的监控图像，好比那些组成《天书》的方块字，不同的他者的影像碎片，组成一个具有深刻东方佛教意味的虚构故事。”徐冰表示，文字的两种特性中，作家使用的是功能性，而我使用的是图形意义的外壳部分《蜻蜓之眼》中，文字图形意义则变成了穿起故事的碎片图像。
UCCA的个展也涵盖了这部徐冰的最新作品。策展人之一、UCCA集团联合创始人及CEO、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正是18年前在《烟草计划》担任徐冰助理的杜克大学学生。
徐冰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职生涯逾30年，那些年龄跨度从60年代至80年代的学生中，不少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的青年艺术家。展览中，也有朋友开玩笑和徐冰说，做了这么多作品，感觉他都已经很老了，作品那么多，圆已经画得很圆了，还能做什么呢？
“思想型的艺术家应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徐冰不断强调。徐冰家中有工作室，他至今仍然无法接受一位艺术家每天打卡式创作、再下班回家。艺术家面对世界时必须无畏地碰撞，“在工作室处理材料的过程即是思想的打磨过程。”“展后忧郁”之后，徐冰又将酝酿新的启程。
徐冰，1955年生于重庆，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和纽约。1999年，由于其“原创性、创造能力、个人方向和对社会尤其在版画和书法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能力”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2006年，由于“对文字、语言和书籍溶智的使用，对版画与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间的对话和沟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获美国“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2010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2015年荣获美国国务院颁发的艺术勋章。
和黄信尧一起夹娃娃 靳锦
年度新锐导演
深耕纪录片领域多年后，黄信尧带着对社会观察的积淀进行剧情片创作，为作品铺陈了难能可贵的现实土壤。他擅长以幽默、残谑的叙事讲述人生的荒诞，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小人物的注视始终充满人文关怀。
各位读者韵友大家好.这篇文章是由中国最pro的《智族GQ》杂志所刊登，问问题的靳锦来采访，我们也学着孟母三迁连换了三个不同的地方，赶在地球自转一圈前完成访谈。我是很爱夹娃娃的导演阿尧仔，在这报道里会有我的一些个人的理念，也会三不五时冒出天花乱坠的想法。请大家慢慢欣赏，我就先不打扰大家了。
——黄信尧
一个中年男人的兴趣
北京某家专门夹娃娃的店内，游戏声此起彼伏，一个中年男子站在机器前，和娃娃较劲。玻璃箱里几十只圆滚滚的绒毛灰熊也看着他。他在摇动控制杆，抓手伸向它们。灰熊太沉了，滚落下去。 中年男人是45岁的导演黄信尧，他40岁之前开始玩夹娃娃。在他的电影《大佛普拉斯》里，主人公肚恻也喜欢夹娃娃。当肚财结束了捡垃圾的工作，站在娃娃机前，画外音突然响起，“实在很难理解一个中年男子，怎么有这种兴趣。”肚财转过脸，面对镜头说，“夹娃娃很疗愈啊。”
每种娃娃的夹法都不一样，黄信尧说。他花4块钱又买了一局，抓手开始伸向长手长脚的青蛙，“这种造型要抓脚”，抓手吊住青蛙脚，在空中却突然松了一下，青蛙落了下来。
大多数夹娃娃，都以失败告终，令初玩者难以理解何为疗愈之感。“偶尔有一些成功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开心。”黄信尧解释，夹到娃娃后放在车子上，觉得车子开起来特别轻快，整个人都轻松起来。他重新操盘，猛地摇晃了一阵子控制杆，“也许可以迷惑一下它。”
《大佛普拉斯》里，肚财贫穷、瘦弱，工作了无乐趣，因为偷看老板的行车记录仪，他意外发现了老板私生活以及政商勾结的秘密。当初设计这个人物时，黄信尧希望建立起立体感，“不管他再怎么样的贫穷或微小，他还是个立体的人。”夹娃娃是肚财内心的一面，“我就在想象可能他童年没有什么玩具，或者他对这样可爱的东西有一个内心的喜欢。”
这个场景有现实原型。3年前，黄信尧担任电影《一路顺风》的侧拍，导演钟孟宏坐他的车，发现车上全是娃娃。有Hello Kitty，有熊大，方向盘上绑着一只《银河护卫队》里的小浣熊。钟导很吃惊，问，你怎么那么喜欢夹娃娃？黄信尧说，夹娃娃很疗愈啊。钟导一直笑，说你可以写进电影里。
坚持的与叛逆的
在台南艺术大学读研的时候，黄信尧每个周末去捞金鱼。夜市常有金鱼摊，小贩递来一个小碗和一个纸网，纸网很薄，又浸在水里，需要技巧才能在它破掉之前捞起金鱼。
当时黄信尧已年近30岁，捞金鱼是他不多的娱乐活动。
黄信尧出生在台南乡下，国中毕业开始打第一份零工，在一家皮革厂的顶层仓库做搬运工。他考学成绩一直不佳，高中重考，大学重考，在文化大学夜间部读了6年。27岁时，他回到台南读研，又重考，两年后去艺术大学读了音像纪录专业。他一路半工半读，加上助学贷款才完成学业。
他渴望拍纪錄片，试图以此推动某种改变。读研时，黄信尧在泡沫红茶店打工，同学常去喝茶，他就拿着摄影机拍他们，积累了一些素材。随后他有意识地跟拍了5位同学7年，记录他们30岁前后的人生境况，结婚、生子，经历生活起伏。
“唬烂三小”是黄信尧的口头禅，意为“吹牛逼”。这部纪录片获得金穗奖，但他却决定不再用纪录片来拍摄人物。
“那里面有些人生的挫折跟不堪，那些东西其实很精彩，但我觉得我拍了他们的不堪，然后让我的纪录片很精彩，可是我觉得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帮助。”黄信尧说。
在这部纪录片中，他拍了一个渴望交女友的同学，最终却在情色场所被骗。很多观众认为他是一个好色之徒。这些是看点，但事实上伤害了他的同学。“嗜血”——黄信尧总结纪录片对人物的剥削。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他一直语气柔和，与表述的坚定形成强烈对比。
从2009年到2015年，黄信尧陆续拍摄了以人与自然为主题的几部纪录片。《带水云》记录云林县水患，《沉没之岛》寻访50年后将要沉没的太平洋海岛吐瓦鲁，《云之国》更是做到了极简，对准一座海岛，以仅仅55个镜头讲述了人类痕迹逐渐侵占自然的过程。
拍人物的念头一直有，黄信尧试图尝试另一种表达形式。2013年，他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纪录片交流会，晚上到后海喝茶，坐了一个晚上，写出了剧情短片《大佛》的大纲。
故事灵感的来源驳杂。他曾去一个工厂拍片子，看到一座有三层高的佛像，“我就会一直在想里面到底装什么”，装废料也可以，装一个住持可不可以？他胡思乱想。后来出车祸，他新买了一个行车记录仪，又突发奇想，假如有人捡到这个，会看到什么？
短片《大佛》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捡垃圾的人和一个佛像工厂的警卫，偷看了老板的行车记录仪，偶然发现了老板行凶杀人，并且把尸体装入大佛。
而事实上，黄信尧想讲述的故事和当年社会状况密切相关。2013年，台湾顶新集团曝出“黑心油”的食品安全丑闻，给了黄信尧不小的震动。“顶新集团那个大厂，大家相信它，它厂那么大，有信用，所以买它的东西。”他说，就像大佛一样，里面装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初次接触，会认为黄信尧是台湾^典型的温柔性格，他对拍摄和采访安排有求必应。但他的讲述中会透露一些暗戳戳的叛逆。比如年少时不好好读书，“老师跟你讲一下用功念书，你会觉得我才不要。”比如夹了许多娃娃，把它们摆在挡风玻璃前，朋友劝说阻挡视线，“我说你管我。”
当讲述拍摄《大佛》缘起时，他语气平静，却力道十足，“到现在虽然我已经45（岁）了，但是我内心还是充满着愤怒。我觉得那个愤怒让自己决定要写那个剧本”，“重点是佛法才重要，而不是那尊佛。”
《大佛》申请到了高雄市政府的50万台币补助，但黄信尧初次执导剧情片，拍摄一再超支。他逐渐卖掉了车子，卖掉了台南乡下一间88万台币的房子，再办信用贷款，最终以130万台币的成本完成了拍摄。
他没有固定资产，换了一台很破的车子，靠卖房剩下的一点儿过活。2014年底，《大佛》入围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黄信尧没有获奖，但他认识了金马奖评委、导演钟孟宏。
两个飞碟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部电影是由华文创和甜蜜生活联合提供，由业界最专业的甜蜜生活来制作。”《大佛普拉斯》开头，黄信尧担任旁白，逐字念了字幕，“我们邀请业内最难相处的叶女士和钟先生来担任监制。”
钟孟宏看中《大佛》，邀请黄信尧拍成长片。他为黄信尧提供了自己的团队，还亲自担任摄影、监制。“那些旁白是被鼓励的，”黄信尧说，“因为一开始，我怎么可能敢开监制玩笑。”
41岁时，黄信尧遇到了伯乐。他初次写长片剧本，没有经验，钟孟宏鼓励他自由发挥，不要写成“八点档”电视剧。他依照自己在台南乡下的成长经历，刻画了肚财、菜埔这样的小人物，“饿不死，吃不饱”，“不会作乱”。当二人初次发现老板杀人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害怕。 《大佛》为了省钱，使用了FRP材质的大佛道具，拍成黑白片就看不出粗糙的质感。《大佛普拉斯》延续了《大佛》的黑白风格，只有在表现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车中场景时，画面转为彩色。《大佛》曾有调侃，“有钱人的世界是彩色的。”
不过，当我追问彩色与黑白的分野是否被用来划分阶级时，黄信尧否认了，“其实那代表着一种想象，那个想象是美好的，可是虚幻的。”他又笑说，你写文章，读者也会有自己的解读。
肚财最后死的时候，镜头缓慢滑过不乏诗意的田野、路边，最终落在地上一个粉笔画着的人形。黄信尧的旁白响了起来，“肚财现在死了并没有什么不好，起码在他死的时候，在地上还能画出一个人形。”
“他活的时候，活得不像人，死的时候反而像个人。”黄信尧说。他提到日本常见的“孤独死”，随后很自然地说，“我会猜想我以后应该也会那样，那样死亡。”
黄信尧的社交很淡，不太主动找朋友，“如果一个月没跟他们联络，他们也不觉得奇怪。”他没有长期助理，每做一个片子，会找专门的助理，片子完结就结束合作关系。“我以后可能也是一个椭圆形的样子。”
肚财死后，菜埔去他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飞碟屋，里面铺满了平时抓来的娃娃和从杂志上剪下的美女图。菜埔发现，他对肚财居然这么陌生。黄信尧的画外音继续，“我想现在虽然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第54届金马奖上，《大佛普拉斯》获得10个奖项提名，最终赢得5项。黄信尧拿下“最佳新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站在台上，他说3年“从座位上陡到台前”，脸上却看不出什么波澜。他是45岁的新导演。
金马奖之后，黄信尧很少接受采访。我通过邮件联系到他。见面后，他说起被问得最多的是“拿奖了什么感受”，以及“有些奖没拿是什么感受”。这些对话没有意义，拿了奖开心，没拿的也没什么，他说着看向车窗外，北京的街景决速闪过。
从去年开始，黄信尧不太去夹娃娃了。台湾突然多了很多夹娃娃的机器，他感觉失去了原本疗愈的感受。他现在把车里的娃娃都放回家里，连同之前夹回来的上百个娃娃。他的家变成了和肚财一样的、铺满娃娃的“飞碟屋”。
“疗愈是要一些很神圣的事情的，就是你今天去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你很慎重地去夹娃娃，很认真地把它夹出来，放在车上，这个过程是很神圣的，所以你会有疗愈感。”黄信尧说，当它到处都是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神圣感。
一起夹娃娃的那天，我们一直在娃娃机前尝试，总是失败。准备离开时，黄信尧最后试了一局。他操作抓手，拎起一只红色狐狸，猛地一甩，狐狸落入框中。“开心啊！”黄信尧摇晃着到手的狐狸，狐狸有弯弯的眼睛，也笑
和毕赣一起洗头 李颖迪
毕赣，1989年出生于贵州省凯里市，率国导演、编剧、摄影师，毕业于山西传媒学院。2015年，他执导的个人首部电影作品《路边野餐》获得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演银豹奖以及第52届台湾电影全马奖最佳新导演奖。2018年4月，他再次执导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定为第55届全马奖的开幕影片。
走出凯里，回到凯里
毕赣走进北京一条胡同里的老理发店，坐下了，他靠着椅背，从侧面看，黑色T恤绷着肚腩，勾勒出—个弧形。他29岁，有显著的“啤酒肚”，不过拒绝透露关于体重的秘密。
《智族GQ》的摄影师看见毕赣的头发有些长，和他开玩笑，趁这次拍摄把头发理了，毕赣回答，“是该剪了，实在太忙，有两三个月都没进过理发店了。”
七八个人在毕赣周围布灯，又拉来几个阿姨作为群演，狭小的理发店显得拥挤。毕赣一动不动，闭上眼睛，双手并列摆在双腿上，任由化妆师给他抓头发、抹粉底。摄影师让他对着镜头念对白，他的音调也毫无变化。
毕赣从小在贵州凯里的一家理发店长大。父母很早离异，母亲独自一人开着理发店。他每次上下学途中都会到店里待一会儿，扫地、陪母亲聊天，有时直接上手帮顾客洗头，一直洗到他前往山西念大学。
毕业后，毕赣又回到凯里，这有湿气缠绕的山，“有山就有树，树会冒芽、开花，再到结果”。他能感到时间流动，做梦，梦到在层层叠叠的时间里，人从一个空间走入另一个空间。
现实却远没有这样梦幻，他首先被朋友介绍去了一个广告工作室，老板总对他的作品“指手画脚”，有天他和老板吵架，老板说滚，还说你有才华，但才华能当饭吃吗？
这段挣扎与奋斗的经历被媒体反复渲染过。他接着去拍摄婚庆，考客运站公务员，靠说服母亲给了他两万块钱开始筹备电影，花完后又去考爆破证。畢赣的老师得知他要去当爆破员，咬牙掏出自己的移积蓄，他才能接着找来自己的亲戚朋友，20个人挤在两间群租房里，拍了两个月，才有了《路边野餐》。
电影最后成了一个“惊喜”。《路边野餐》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拿下最佳新导演奖，之后又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路边野餐》的男主角陈永忠，也是毕赣的姑父，他回忆说，亲成明友一下都没法接受身边有个“天才导演”《贵州都市报》报道“凯里导演毕赣书写传奇”，亲戚邻居只要看到，就买下报纸，送给毕赣的奶奶。
变化在毕赣身上哨悄地发生。毕赣以前每周都去奶奶家，这两年一两个月去一次。奶奶今年搬了家，在这之前，她住在一个封闭集中的老小区，里面有一座桥，每天都有互相认识的邻里在上边乘凉、唠嗑。毕赣现在得等到天黑，等到别人看不见他，他才到奶奶家去。
当时，毕赣已经在上海开办荡麦影业，筹备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他总是需要从贵州往返上海，在家里写一段时间剧本，又跑去上海谈演员，确认资金，筹备前期。毕赣不得不走出凯里，现在，毕赣也要走出《路边野餐》了。
从长镜头，到长镜头
在《路边野餐》那个令人瞩目的40分钟长镜头里，毕赣把时间缝合了起来。理发店是一个关键性场景，主角陈升在这儿遇见了自己的过去。长满黑色霉菌的墙上贴着过气女星的头像，陈升见到了自己逝去的妻子张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