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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东南海疆抗倭战争对所关涉的区域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福建武术的影响更甚。研究显示：抗倭战争涌现了俞大猷、戚继光等军事家、武术家，其武艺、兵制思想、传世著作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福建武术的成熟和跨地域、跨文化传扬；基于有效制倭的需要，闽人对当地武艺的“选择性”传习和对其他地方武艺的吸收，丰富了福建武术的内容体系；几乎全民参战的民间御倭自组织使本地尚武风气得以传扬。
关 键 词：体育史；区域武术；抗倭战争；福建；明代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4-0015-07
The Anti-Wo Wa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Wushu development in Fujian
ZHANG Yin-hang1，GUO Zhi-yu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127，China；
2.School of Wushu，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The Anti-Wo War breaking out on southeast seashores in the Ming dynasty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Wushu development in the involved coastal regions； its influence on Wushu in Fujian therein was even more profound.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s： in the Anti-Wo War there emerged military experts and Wushu experts such as YU Da-you and QI Ji-guang， their martial arts， thoughts about military systems and works passed on ha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oosted the maturity and transregional and transcultural spreading of Wushu in Fujian； based on the need for effectively restraining Wo， the Fujian people’s “selective” inheritance of local martial arts and absorption of martial arts in other places had enriched the content system of Wushu in Fujian； the civilian Wo resisting self-organizations joined by almost all nationals had promoted local warrior advocating atmosphere.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regional Wushu；Anti-Wo War；Fujian；Ming dynasty
“南倭北虏”是关涉明朝政权稳固的两大威胁，由此，抗倭战争也就成为明朝“国之大事”。明初即有福建倭寇的记载，至嘉靖年间（1521-1566年），福建成为“南倭”战场的最前沿，亦是倭患的最终覆灭之地，持久、惨烈的抗倭战争促进了八闽（福建代称，亦谓“闽”）武术的成熟和发展。关于抗倭战争与武术发展的相关研究前人已涉及，其要者如：各版本《中国武术史》中“明代武术”部分，福建地方武术史（志）及南少林武术的论著，相关研究也是中外武术交流史上溯源头之一[1-3]。总体看，既往研究或基于宏观史实叙述或专于某一微观现象的探究，未能专注于区域历史与文化，本着全面联系的整体视域考察抗倭战争对福建武术发展、福建武术与其它地域武术交流及海外传播的影响。在综合运用相关文献和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进行符合逻辑的推演和考据，通过时间（明代）和空间（福建）的纵横维度，全面梳理抗倭战争与福建武术发展的关联性，并“知微见著”地立足福建、放眼中国武术的时代发展，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武术发展积累素材。
1 抗倭群英推動福建武术成熟与跨区域传播
明朝奉行“右文左武”国策[4]1132，而在武勇人才选拔上，明初统治者又规定“文武兼备”的标准。由此，旷日持久的抗倭战争不仅催生了大批儒将，涌现了能武能文的军事家兼武术家如俞大猷、戚继光等。
1）俞大猷的直接推动。
（1）《剑经》是俞大猷基于闽地文武的综合创造。
俞大猷的武艺基础主要来自于闽地。其一，承于家传。俞氏入闽始祖俞敏为追随洪武帝征定天下后，以军功擢泉州卫的百户，明代实行兵籍世袭制，俞大猷亦袭父职，因此，其最初武艺基础（熏陶）不可能绕开家传。其二，剑技得自于泉州人李良钦。俞大猷同李良钦学剑、击剑，对俞氏影响甚深。其三，棍法受教于泉州人刘邦协[5]。良好的闽文化基础，使俞大猷有能力将历经抗倭检验的当地武艺付诸理论，尤其是承自泉中诸师的《易》理，更成为其后论兵释武的思想源泉，如《剑经》开篇即以兵法与拳艺互喻，同时，基于抗倭致胜需要，在习得家传、同乡李良钦和刘邦协之武艺的基础上，又融汇贯通山西、河南、山东的枪棍技艺，最终创造“以易论拳”的技击宝典《剑经》。从语言上看，《剑经》以闽南语写就，成为闽人最易识读的技击理论。 （2）俞大猷“剑”技、拳理与福建武术。
俞大猷剑技在闽地的传播极广，包括：壮丁仆役、闽籍将兵、地方武装和弟子门生。壮丁仆役是最接近俞大猷日常生活的群体，因防倭护院的需要多从俞大猷学剑技，故当其从金门调离时“其丁壮习剑法者给役其家不肯去”[8]。俞大猷所率“俞家军”皆闽籍，闽兵剑技多由俞大猷亲传，如其在被贬汀漳守备期间“日教武士学击剑”[4]5601，又据明人《谭襄敏（纶）轶事》记载，俞大猷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精选“少壮力能举二百斤者千余，教以荆楚剑法”。①除正规军外，俞大猷还实行保甲之法寓兵于农以防倭患，《剑经》成为武技教科书，甲长由选拔的士兵充任，每甲长带乡村义士9名，每义士带亲邻10人，由官府供给补贴，以《剑经》为教材，先教技艺，次教营阵[9]170。另据考证，俞大猷曾在漳州训练6 000名农民军[10]，使得漳人群起而习之，从而营造“漳人既习文，尤多习武”的尚武景象。②需要注意的是，因俞大猷被贬职调防及其统帅身份，其剑技在闽兵、地方武装和丁壮仆役中只是部分传习。而长期跟随俞大猷转战抗倭前线的弟子门生则系统传习其剑技，如其子俞咨皋（官拜福建总兵）、弟子邓钟等。伴随闽籍抗倭将领们的推广及大量士兵解甲归田，俞大猷的棍技随之广传八闽。棍成为今天八闽武坛代表性和普及性兵器，当下民间仍称棍为“军棍”。
《剑经》中对刚柔、动静的精辟论述，对福建武术技击理论的影响十分广泛，这一点可从传统“七大拳种”（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武术挖整时福建武术界对本省7个拳种的简称）的拳理得到证明。如五祖拳：“武道不外刚柔二法，刚者先发制人动迅势猛，柔者后发制人引化灵巧。全刚易折，全柔易缠，刚柔相济，操胜在手”。再如永春白鹤拳：“凡遇人接手，后人发，先人至”，作为永春白鹤拳再传的福州鹤拳更以正偏、开合、动静、吞吐、沉浮等对立理论为拳理之本。③又如龙尊拳：“阴阳二字，纯刚纯柔。纯刚则失，纯柔难胜者，刚柔相济，横直相连。”④
（3）俞大猷带动《剑经》的跨区域传播。
俞大猷因抗倭而成名，谪贬而被派到远方戌边，其武艺伴其进入它域武林。其中，尤以与中州少林武术和西北棍术的渊源最为深厚。
嘉靖辛酉年（1561年），俞大猷自西北边关南调抗倭途中，因久慕少林棍法（或因少林僧兵在抗倭战场的神勇表现）而假道少林寺，发现少林棍已“传久而讹”，遂择宗擎、普从二僧随往南征，历三年艺成。至万历丁丑年（1577年），俞大猷于京师再次邂逅宗擎，又授其剑诀禅戒[11]。正是此二僧回传的俞家棍，托起了少林棍术的“中兴”。时至今日，别名为“少林俞家棍”“五虎拦”的俞家棍法依然在少林寺流传[12]。相对于少林武术纷繁复杂的起源说，宗擎、普从回传棍法成为少林武术源头，是能够确考的信史之一[13]。诚然，伴随少林棍法的显扬也间接传扬了福建武术。
与俞家棍回传少林的确切脉络不同，关于《剑经》西传的机缘与路径目前尚不明了，但亦不乏痕迹可勘。甘肃临州的“天启棍”和秦安县高家屲的“壳子棍”是“西棍”杰出代表，不少研究者，尤其是此二棍的“嫡传”，多认为其与《剑经》渊源甚密。从“扁身”“哄诱”等战术，“喜鹊过枝”“铁牛入石”等势名，换手调把的把法等方面，揭示了天启棍与《剑经》的关联性[14]。壳子棍之“右前左后”的行棍姿势、“死把硬手”的技法特点、“撒手棍”的别名与《剑经》颇多相通之处。马明达认为壳子棍属“南棍”系统，“壳”通“磕”，“磕”是死把棍的最主要特色，而俞大猷棍法“千金难买一声响”进而“知拍任君斗”的技击效果亦通过磕棍实现。另有20世纪80年代自甘肃天水整理捐献的《二十八宿硬棍着》部分内容，更“颇与俞氏《剑经》相合”[15]。俞大猷曾数年戍守西北边塞（嘉靖三十七年因“王（汪）直案”，被贬谪守卫大同至嘉靖四十年南归）。期间，与“颇娴剑技”的白云道人（童教师）辩易、论剑，⑤又在“偏头关”与教师林琰研讨（可能是“换艺”）金枪拍位技术。⑥大同、偏头（治于太原）位占西北“九边”⑦两席，边关卫所往往又因战争态势而互调“客兵”，“复调甘州之兵一万五千，兰县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绥；复调庄浪之兵三千，凉州之兵三千，以戍宁夏”。⑧不难推测，大同和太原治下三关（偏头、雁门、宁武）与陕西行都司治下甘肃诸卫所的兵员交流是可能的。甘肃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周建睿也认为；明代卫所制度所带动的兵民武艺交流“是西棍成型的中坚力量”[16]。由此，不排除与俞大猷交流剑技的诸位，及其所训练的兵将因九边联防需要互调，而将俞氏剑技传入陇右等地的可能。
2）戚继光的间接推动。
戚继光虽非闽人，但其主要声名与功绩却成于闽地[17]。作为与俞大猷齐名的抗倭民族英雄，不仅协同俞大猷最终剿灭福建倭患，并一度主持福建防务。因此，福建武术发展亦与之有着很大关系。如果说俞大猷直接推动福建武术在当地发展，那么戚继光则间接推动了福建武术的海内外传播。
（1）举贤与能、闽人卫闽的兵制思想。
戚继光治军唯贤是用，驻防福建的各路将官均其功勋部下，如北路守备王如龙屯福宁，南路守备耿宗元和千户暴以平屯漳州，坐营把总金科屯泉州，把总陈其可壁连江，坐营把总陈濠、朱钰壁福清[18]。同时，戚继光注重举用闽地能者充任军职，如连江陈第和、福清郭遇卿皆为闽地文人知兵者，又有福建沿海5寨把总傅应嘉（守小埕）、魏宗翰（守烽火门）、罗继祖（守南日）、秦经国（守浯屿）、邓铨（守铜山）亦为闽人。上述将领武艺高强者，如率领族众从戎的浙江义乌人金科、矿徒首领王如龙皆精武艺，福建南安人傅应嘉有臂力、善棍法。同时，鉴于浙兵两班换防间隔仙游被围的疏漏，戚纪光强调训练福建民兵，建议各县额设民兵、汰弱留强、分班训练、按时检阅[19]225。
由此，戚家軍在追剿福建余倭及轮班换防福建期间不断加强海陆武备，骁勇宿将的起用使其多年战场武艺实践及练兵、治兵思想得以在各地守备军、团练、民兵中广为普及，极大拉动了福建地方尚武风气的兴盛及兵民间的武艺交流。 3 明代福建抗倭形成地方尚武风气
3.1 福建尚武风气浓烈
1）闽兵归田。
抗倭对福建尚武风气的拉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参与官府抗倭，参军入伍；二是民間结社演武自保。洪武年间，朱元璋即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俞大猷麾下几乎皆为闽地武艺高强者，不仅自身所率皆闽兵，亦向同僚多方举荐闽地兵员，“论两浙军事问题，要向永春、德化、安溪、同安、诏安招募精壮五百名”。“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龙溪县，若责其本府县官用心选募，约得三千人……可以御北狄、征海寇”[34]896。广泛招募与举荐闽地子弟兵的观念与主张，为福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本地军事武艺人才。除战场作战的闽地将兵，亦包括戚继光率领的浙兵等异地兵员换防、驻防福建期间的兵民武艺交流，以及地方士绅耆老与官府合作，通过保甲等形式而选练的乡兵等地方武装。战时，这些兵员成为抗倭正面战场的主力军，而待倭患肃清则回归乡里，这些身负武艺、数量众多的兵员成为地方武术的传播者。
2）民众自卫。
虽有如“俞家军”等善战正规军的存在，但福建偏寓东南且海岸线曲折绵长，倭寇又游劫不定，以及能战官军数量有限和调遣迟滞，使得民间自组织抗倭往往成为最及时有效的手段。一时间，福建民间或以族群为纽带，或以堡寨为单位各自组织习武自保。林偕春《兵防总论》载：“自平和小坡倡勇于前，漳浦周坡奋勇于后，寡可击众，贼不敢近。埔尾、洋下诸堡，遂鸠族人习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甚至形成整个县城守望相助、互为犄角的抗倭局面，如《长泰县志》即载：“长泰人民，兢其自卫。善化里高安乡，团练千余人自守……孺童少妇，皆运石击贼”，相邻地区遭掠亦“每由高安乡兵赴援，战无不胜。寇望高安赤帜，至于不战而遁。”○16明代在福建沿海实行卫所防御制度，而在民间则以堡寨为营垒，今天上杭、漳州地区闻名世界的土楼奇观的形成，部分即缘于抗倭需要。闽中自宋末以来战乱与兵燹不断，至明季倭寇残暴、为祸甚烈，“民众纷纷自卫，兢筑碉堡，习技击，练乡兵。所以从壬子到癸亥，长期抗倭，对八闽人民，无异于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尚武成为风气”[19]230。
福建沿海基层民间这种普遍自发的自卫组织，对福建整体武风的促进显而易见，但因各地倭患程度轻重不同，使得各地武风发展不均衡。
3.2 福建区域武风发展，与倭寇主要劫掠地高度相关
嘉靖年间是福建倭患最为泛滥的时期，经过统计可以发现，福州、福宁、泉州、漳州、连江、宁德等地区是嘉靖年间倭患最为深重的地区，而今天福建境内的厦门（明时其地域隶属于“泉州府”，清初始称“厦门”）、福州、泉州、漳州、连江、宁德、晋江等地区恰恰是福建尚武风气最为浓厚的地区。依据历史地理及约定俗成将福建格划为5个片区，并综合《福建武术拳械录》（包括1985年版、2011年版）、各地市方志及武术相关出版物，有研究者对上述片区的武术拳种进行了整理，大致分布为：闽中地区34个，占总数（85个）的40%；闽南24个，占28.2%；闽西4个，占4.7%；闽东10个，占11.8%；闽北13个，占15.3%[38]。由此可见，目前福建拳种几乎皆集中于闽中南地区，而明代倭寇主要劫掠的泉州、漳州、晋江、福州、厦门均在闽中南地区，两者的关联性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抗倭战争不仅成为福建武术发展催化剂，而且成为拉动各区域武术文化互动的“动力”，由此提示研究者应重视战争在各区域武术文化形成与交流中的作用，以及武术核心区域与关联区域武术互动研究。
注释：
①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六《倭寇之勘定》，转引自马明达.说剑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217。
② [清]李维钰本、吴聊薰补纂.《漳州府志》卷四十八《右山川》（光绪三年刻本，第6页）。
③ 福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福建武术拳械录，未刊内部资料，1985：75-136。
④ 《龙尊拳谱》（张寿民，郑凌胜献谱），见八闽武坛[J]. 福建省武术协会，1983（3）：2。
⑤ [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之二《送童教师序》（清道光刻本，第十五页，a面）。
⑥ [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之四《剑经并序》（清道光刻本，第二十二页，b面）。
⑦ “九边”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头、固原。参见：赵宝俊.少林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0-102。
⑧ [明]倪岳《论西北备边事宜疏》.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95。
⑨ 2017年1月4日，通过日本早稻田大学刘畅博士对埼玉大学名誉教授、原日本武道协会理事大保木老师进行了访谈，据反馈内容整理。
⑩ 韩峤. 《武艺图谱通志》卷四《棍棒谱》，第23-30页。
○11 韩峤. 《武艺图谱通志》卷首《技艺质疑》，第1-7页。
○12 [清]李绂：《穆堂类稿·别稿》卷21《练兵记文告附》参见：王双怀.明清“狼兵”新探[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23（3）：21-30。
○13 福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福建武术拳械录（内部资料），1985：1。
○14 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之七《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清道光刻本，第7页，b面）。
○15 笔者于2010年2月到福建泉州、漳州等处实地调研所见所闻，其中尤以泉州晋江安海下山后狮阵的官刀形制最为特殊。
○16 张懋建重修，赖翰隅，纂. 《长泰县志》卷九《忠烈传》（民二十年重刊，第三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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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ports history；regional Wushu；Anti-Wo War；Fujian；Ming dynasty
“南倭北虏”是关涉明朝政权稳固的两大威胁，由此，抗倭战争也就成为明朝“国之大事”。明初即有福建倭寇的记载，至嘉靖年间（1521-1566年），福建成为“南倭”战场的最前沿，亦是倭患的最终覆灭之地，持久、惨烈的抗倭战争促进了八闽（福建代称，亦谓“闽”）武术的成熟和发展。关于抗倭战争与武术发展的相关研究前人已涉及，其要者如：各版本《中国武术史》中“明代武术”部分，福建地方武术史（志）及南少林武术的论著，相关研究也是中外武术交流史上溯源头之一[1-3]。总体看，既往研究或基于宏观史实叙述或专于某一微观现象的探究，未能专注于区域历史与文化，本着全面联系的整体视域考察抗倭战争对福建武术发展、福建武术与其它地域武术交流及海外传播的影响。在综合运用相关文献和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进行符合逻辑的推演和考据，通过时间（明代）和空间（福建）的纵横维度，全面梳理抗倭战争与福建武术发展的关联性，并“知微见著”地立足福建、放眼中国武术的时代发展，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武术发展积累素材。
1 抗倭群英推動福建武术成熟与跨区域传播
明朝奉行“右文左武”国策[4]1132，而在武勇人才选拔上，明初统治者又规定“文武兼备”的标准。由此，旷日持久的抗倭战争不仅催生了大批儒将，涌现了能武能文的军事家兼武术家如俞大猷、戚继光等。
1）俞大猷的直接推动。
（1）《剑经》是俞大猷基于闽地文武的综合创造。
俞大猷的武艺基础主要来自于闽地。其一，承于家传。俞氏入闽始祖俞敏为追随洪武帝征定天下后，以军功擢泉州卫的百户，明代实行兵籍世袭制，俞大猷亦袭父职，因此，其最初武艺基础（熏陶）不可能绕开家传。其二，剑技得自于泉州人李良钦。俞大猷同李良钦学剑、击剑，对俞氏影响甚深。其三，棍法受教于泉州人刘邦协[5]。良好的闽文化基础，使俞大猷有能力将历经抗倭检验的当地武艺付诸理论，尤其是承自泉中诸师的《易》理，更成为其后论兵释武的思想源泉，如《剑经》开篇即以兵法与拳艺互喻，同时，基于抗倭致胜需要，在习得家传、同乡李良钦和刘邦协之武艺的基础上，又融汇贯通山西、河南、山东的枪棍技艺，最终创造“以易论拳”的技击宝典《剑经》。从语言上看，《剑经》以闽南语写就，成为闽人最易识读的技击理论。 （2）俞大猷“剑”技、拳理与福建武术。
俞大猷剑技在闽地的传播极广，包括：壮丁仆役、闽籍将兵、地方武装和弟子门生。壮丁仆役是最接近俞大猷日常生活的群体，因防倭护院的需要多从俞大猷学剑技，故当其从金门调离时“其丁壮习剑法者给役其家不肯去”[8]。俞大猷所率“俞家军”皆闽籍，闽兵剑技多由俞大猷亲传，如其在被贬汀漳守备期间“日教武士学击剑”[4]5601，又据明人《谭襄敏（纶）轶事》记载，俞大猷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精选“少壮力能举二百斤者千余，教以荆楚剑法”。①除正规军外，俞大猷还实行保甲之法寓兵于农以防倭患，《剑经》成为武技教科书，甲长由选拔的士兵充任，每甲长带乡村义士9名，每义士带亲邻10人，由官府供给补贴，以《剑经》为教材，先教技艺，次教营阵[9]170。另据考证，俞大猷曾在漳州训练6 000名农民军[10]，使得漳人群起而习之，从而营造“漳人既习文，尤多习武”的尚武景象。②需要注意的是，因俞大猷被贬职调防及其统帅身份，其剑技在闽兵、地方武装和丁壮仆役中只是部分传习。而长期跟随俞大猷转战抗倭前线的弟子门生则系统传习其剑技，如其子俞咨皋（官拜福建总兵）、弟子邓钟等。伴随闽籍抗倭将领们的推广及大量士兵解甲归田，俞大猷的棍技随之广传八闽。棍成为今天八闽武坛代表性和普及性兵器，当下民间仍称棍为“军棍”。
《剑经》中对刚柔、动静的精辟论述，对福建武术技击理论的影响十分广泛，这一点可从传统“七大拳种”（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武术挖整时福建武术界对本省7个拳种的简称）的拳理得到证明。如五祖拳：“武道不外刚柔二法，刚者先发制人动迅势猛，柔者后发制人引化灵巧。全刚易折，全柔易缠，刚柔相济，操胜在手”。再如永春白鹤拳：“凡遇人接手，后人发，先人至”，作为永春白鹤拳再传的福州鹤拳更以正偏、开合、动静、吞吐、沉浮等对立理论为拳理之本。③又如龙尊拳：“阴阳二字，纯刚纯柔。纯刚则失，纯柔难胜者，刚柔相济，横直相连。”④
（3）俞大猷带动《剑经》的跨区域传播。
俞大猷因抗倭而成名，谪贬而被派到远方戌边，其武艺伴其进入它域武林。其中，尤以与中州少林武术和西北棍术的渊源最为深厚。
嘉靖辛酉年（1561年），俞大猷自西北边关南调抗倭途中，因久慕少林棍法（或因少林僧兵在抗倭战场的神勇表现）而假道少林寺，发现少林棍已“传久而讹”，遂择宗擎、普从二僧随往南征，历三年艺成。至万历丁丑年（1577年），俞大猷于京师再次邂逅宗擎，又授其剑诀禅戒[11]。正是此二僧回传的俞家棍，托起了少林棍术的“中兴”。时至今日，别名为“少林俞家棍”“五虎拦”的俞家棍法依然在少林寺流传[12]。相对于少林武术纷繁复杂的起源说，宗擎、普从回传棍法成为少林武术源头，是能够确考的信史之一[13]。诚然，伴随少林棍法的显扬也间接传扬了福建武术。
与俞家棍回传少林的确切脉络不同，关于《剑经》西传的机缘与路径目前尚不明了，但亦不乏痕迹可勘。甘肃临州的“天启棍”和秦安县高家屲的“壳子棍”是“西棍”杰出代表，不少研究者，尤其是此二棍的“嫡传”，多认为其与《剑经》渊源甚密。从“扁身”“哄诱”等战术，“喜鹊过枝”“铁牛入石”等势名，换手调把的把法等方面，揭示了天启棍与《剑经》的关联性[14]。壳子棍之“右前左后”的行棍姿势、“死把硬手”的技法特点、“撒手棍”的别名与《剑经》颇多相通之处。马明达认为壳子棍属“南棍”系统，“壳”通“磕”，“磕”是死把棍的最主要特色，而俞大猷棍法“千金难买一声响”进而“知拍任君斗”的技击效果亦通过磕棍实现。另有20世纪80年代自甘肃天水整理捐献的《二十八宿硬棍着》部分内容，更“颇与俞氏《剑经》相合”[15]。俞大猷曾数年戍守西北边塞（嘉靖三十七年因“王（汪）直案”，被贬谪守卫大同至嘉靖四十年南归）。期间，与“颇娴剑技”的白云道人（童教师）辩易、论剑，⑤又在“偏头关”与教师林琰研讨（可能是“换艺”）金枪拍位技术。⑥大同、偏头（治于太原）位占西北“九边”⑦两席，边关卫所往往又因战争态势而互调“客兵”，“复调甘州之兵一万五千，兰县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绥；复调庄浪之兵三千，凉州之兵三千，以戍宁夏”。⑧不难推测，大同和太原治下三关（偏头、雁门、宁武）与陕西行都司治下甘肃诸卫所的兵员交流是可能的。甘肃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周建睿也认为；明代卫所制度所带动的兵民武艺交流“是西棍成型的中坚力量”[16]。由此，不排除与俞大猷交流剑技的诸位，及其所训练的兵将因九边联防需要互调，而将俞氏剑技传入陇右等地的可能。
2）戚继光的间接推动。
戚继光虽非闽人，但其主要声名与功绩却成于闽地[17]。作为与俞大猷齐名的抗倭民族英雄，不仅协同俞大猷最终剿灭福建倭患，并一度主持福建防务。因此，福建武术发展亦与之有着很大关系。如果说俞大猷直接推动福建武术在当地发展，那么戚继光则间接推动了福建武术的海内外传播。
（1）举贤与能、闽人卫闽的兵制思想。
戚继光治军唯贤是用，驻防福建的各路将官均其功勋部下，如北路守备王如龙屯福宁，南路守备耿宗元和千户暴以平屯漳州，坐营把总金科屯泉州，把总陈其可壁连江，坐营把总陈濠、朱钰壁福清[18]。同时，戚继光注重举用闽地能者充任军职，如连江陈第和、福清郭遇卿皆为闽地文人知兵者，又有福建沿海5寨把总傅应嘉（守小埕）、魏宗翰（守烽火门）、罗继祖（守南日）、秦经国（守浯屿）、邓铨（守铜山）亦为闽人。上述将领武艺高强者，如率领族众从戎的浙江义乌人金科、矿徒首领王如龙皆精武艺，福建南安人傅应嘉有臂力、善棍法。同时，鉴于浙兵两班换防间隔仙游被围的疏漏，戚纪光强调训练福建民兵，建议各县额设民兵、汰弱留强、分班训练、按时检阅[19]225。
由此，戚家軍在追剿福建余倭及轮班换防福建期间不断加强海陆武备，骁勇宿将的起用使其多年战场武艺实践及练兵、治兵思想得以在各地守备军、团练、民兵中广为普及，极大拉动了福建地方尚武风气的兴盛及兵民间的武艺交流。 3 明代福建抗倭形成地方尚武风气
3.1 福建尚武风气浓烈
1）闽兵归田。
抗倭对福建尚武风气的拉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参与官府抗倭，参军入伍；二是民間结社演武自保。洪武年间，朱元璋即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俞大猷麾下几乎皆为闽地武艺高强者，不仅自身所率皆闽兵，亦向同僚多方举荐闽地兵员，“论两浙军事问题，要向永春、德化、安溪、同安、诏安招募精壮五百名”。“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龙溪县，若责其本府县官用心选募，约得三千人……可以御北狄、征海寇”[34]896。广泛招募与举荐闽地子弟兵的观念与主张，为福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本地军事武艺人才。除战场作战的闽地将兵，亦包括戚继光率领的浙兵等异地兵员换防、驻防福建期间的兵民武艺交流，以及地方士绅耆老与官府合作，通过保甲等形式而选练的乡兵等地方武装。战时，这些兵员成为抗倭正面战场的主力军，而待倭患肃清则回归乡里，这些身负武艺、数量众多的兵员成为地方武术的传播者。
2）民众自卫。
虽有如“俞家军”等善战正规军的存在，但福建偏寓东南且海岸线曲折绵长，倭寇又游劫不定，以及能战官军数量有限和调遣迟滞，使得民间自组织抗倭往往成为最及时有效的手段。一时间，福建民间或以族群为纽带，或以堡寨为单位各自组织习武自保。林偕春《兵防总论》载：“自平和小坡倡勇于前，漳浦周坡奋勇于后，寡可击众，贼不敢近。埔尾、洋下诸堡，遂鸠族人习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甚至形成整个县城守望相助、互为犄角的抗倭局面，如《长泰县志》即载：“长泰人民，兢其自卫。善化里高安乡，团练千余人自守……孺童少妇，皆运石击贼”，相邻地区遭掠亦“每由高安乡兵赴援，战无不胜。寇望高安赤帜，至于不战而遁。”○16明代在福建沿海实行卫所防御制度，而在民间则以堡寨为营垒，今天上杭、漳州地区闻名世界的土楼奇观的形成，部分即缘于抗倭需要。闽中自宋末以来战乱与兵燹不断，至明季倭寇残暴、为祸甚烈，“民众纷纷自卫，兢筑碉堡，习技击，练乡兵。所以从壬子到癸亥，长期抗倭，对八闽人民，无异于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尚武成为风气”[19]230。
福建沿海基层民间这种普遍自发的自卫组织，对福建整体武风的促进显而易见，但因各地倭患程度轻重不同，使得各地武风发展不均衡。
3.2 福建区域武风发展，与倭寇主要劫掠地高度相关
嘉靖年间是福建倭患最为泛滥的时期，经过统计可以发现，福州、福宁、泉州、漳州、连江、宁德等地区是嘉靖年间倭患最为深重的地区，而今天福建境内的厦门（明时其地域隶属于“泉州府”，清初始称“厦门”）、福州、泉州、漳州、连江、宁德、晋江等地区恰恰是福建尚武风气最为浓厚的地区。依据历史地理及约定俗成将福建格划为5个片区，并综合《福建武术拳械录》（包括1985年版、2011年版）、各地市方志及武术相关出版物，有研究者对上述片区的武术拳种进行了整理，大致分布为：闽中地区34个，占总数（85个）的40%；闽南24个，占28.2%；闽西4个，占4.7%；闽东10个，占11.8%；闽北13个，占15.3%[38]。由此可见，目前福建拳种几乎皆集中于闽中南地区，而明代倭寇主要劫掠的泉州、漳州、晋江、福州、厦门均在闽中南地区，两者的关联性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抗倭战争不仅成为福建武术发展催化剂，而且成为拉动各区域武术文化互动的“动力”，由此提示研究者应重视战争在各区域武术文化形成与交流中的作用，以及武术核心区域与关联区域武术互动研究。
注释：
①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六《倭寇之勘定》，转引自马明达.说剑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217。
② [清]李维钰本、吴聊薰补纂.《漳州府志》卷四十八《右山川》（光绪三年刻本，第6页）。
③ 福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福建武术拳械录，未刊内部资料，1985：75-136。
④ 《龙尊拳谱》（张寿民，郑凌胜献谱），见八闽武坛[J]. 福建省武术协会，1983（3）：2。
⑤ [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之二《送童教师序》（清道光刻本，第十五页，a面）。
⑥ [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之四《剑经并序》（清道光刻本，第二十二页，b面）。
⑦ “九边”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头、固原。参见：赵宝俊.少林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0-102。
⑧ [明]倪岳《论西北备边事宜疏》.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95。
⑨ 2017年1月4日，通过日本早稻田大学刘畅博士对埼玉大学名誉教授、原日本武道协会理事大保木老师进行了访谈，据反馈内容整理。
⑩ 韩峤. 《武艺图谱通志》卷四《棍棒谱》，第23-30页。
○11 韩峤. 《武艺图谱通志》卷首《技艺质疑》，第1-7页。
○12 [清]李绂：《穆堂类稿·别稿》卷21《练兵记文告附》参见：王双怀.明清“狼兵”新探[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23（3）：21-30。
○13 福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福建武术拳械录（内部资料），1985：1。
○14 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之七《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清道光刻本，第7页，b面）。
○15 笔者于2010年2月到福建泉州、漳州等处实地调研所见所闻，其中尤以泉州晋江安海下山后狮阵的官刀形制最为特殊。
○16 张懋建重修，赖翰隅，纂. 《长泰县志》卷九《忠烈传》（民二十年重刊，第三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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