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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能瞧得上的人没几个，但他曾经说：“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成精的就是阿城。我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在北京，祖籍重庆江津。阿城的父亲叫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
　　


　　阿城在家里排行老二，上边有一个哥哥，下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什么事都可以让着弟弟妹妹，唯獨吃肉不行。阿城吃起肉来，眼放绿光。那时家里穷，偶尔吃顿肉，会把一块肉平均分成5块，肉上拴线，5根线，5种颜色。肉熟了以后，大家找自己颜色的线，拎着吃。每次他吃完自己的，就开始盯着妹妹的，他总觉得妹妹一个女孩儿，肯定吃不了那块肉，应该能给他留点。
　　阿城的童年过得不太顺。3岁时染上了肺结核，8岁时，父亲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电影的锣鼓》，随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级别从10级降到17级，被下放到渤海边的劳改农场管厕所。家里其他人留在北京，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家中拮据，有时要靠卖书维持生计。
　　阿城初中时去练游泳，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2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就没有再去，自己跑到玉渊潭去游野湖。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阿城做什么都没资格了——在学校被边缘化，没有尊严，只能去琉璃厂翻翻古书，看看字画儿，研究研究古玩。他反倒因祸得福，学了不少东西。阿城说他永远感谢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被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的都有，虽然便宜，但他还是一本也买不起，就站着看。店里的伙计都很好，从不为难他，要是有的书搁得高了，还会帮他够下来。他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
　　阿城在琉璃厂待得很舒服，每天混在玉、瓷器、字画儿、印章这些曾经的生活方式里，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学杂。后来他与人聊天，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文化构成已经不一样了。琉璃厂是阿城的文化构成里非常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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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城17岁，已然一身本领，却背着“黑五类子女”这口黑锅翻不了身。1968年，家里有門路的都留在城里了，他只能下乡，辗转去了山西、内蒙古、云南三地，前后11年。在山西雁北桑干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叫运来的高三学生，也是北京的，长得像关公。他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这句话，阿城说他一直受用到现在。
　　阿城在云南插队时还是有过一些快活时光的。当年阿城身体不好，干不了粗重农活，组织便安排他到子弟学校去教书。语、数、外、体、美、劳，没有不教的。每天晚上，大伙儿都会聚到阿城的屋里，听他边抽烟边讲故事，他讲《基度山伯爵》，讲《悲惨世界》，讲《高老头》。煤油灯下，人头攒动。讲到关键处，阿城就会停下来休息，顺便吊大伙儿的胃口，这时就会有人迅速递上一支春城烟，同时再来一个人赶紧往茶缸子里倒水。一切就绪，阿城继续。
　　当时，阿城的女友罗丹与他同在农场教书，也是北京知青。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回来的人，会传一些阿城的逸闻。比如他自己手工制作了一个收音机，用来听BBC的古典音乐广播。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听上一天。阿城爱音乐远胜过文学，他曾带着30倍放大镜专门飞到广州，只为了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形的唱头。插队时，阿城还穿越边境，到对面的山上看美国和平队放的阿波罗登月纪录片。
　　1979年，阿城回到北京。刚回去时，阿城觉得街上的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后来，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活儿，随后又到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女友罗丹1973年先回了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了老师。罗丹一直在等阿城，经常去看他的父母。那一年，阿城的父亲钟惦棐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出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书记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母亲也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得知父亲被错划的右派要被改正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么多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他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面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么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1979年，阿城开始帮父亲撰写《电影美学》，抽空还给北岛、芒克等人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画插图。同年，他和黄锐等人一起办“星星美展”。展览破了中国美术馆的纪录，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
　　后来，阿城和罗丹结婚了。借了同事的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简易居民楼，12平方米左右，设施简陋，生活不便，做饭得用煤油炉。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
　　阿城爱子，溢于言表：“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上的美味都吃遍。带他去吃冰棍，3根冰棍几分钟便被吞下去了，他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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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城写《棋王》那两天，诗人芒克正好在他家借宿。天气有点冷，阿城的小东屋紧挨马路，他们经常天没亮就被无数只羊蹄子敲马路的声音吵醒。芒克不知何故非要半夜赶羊，阿城告诉他：“这是从塞外赶来的羊，专供北京人吃的，正直奔屠宰场。也只有这段时间才放这些羊进城，因为不影响交通。你瞧瞧人有多坏，要吃人家吧，还让人家大老远地自个儿把肉给背来。”说完转身又睡了。 　　1984年7月，阿城的小说《棋王》发表在《上海文学》7月刊，瞬间引爆全国。阿城的小东屋每天人来人往，他在那里接待全国各地各路文学刊物前来求稿的编辑。有时一天能来好几拨，一拨能来好几次，几天光景竟喝掉5斤茶叶。
　　作家止庵感慨道：“阿城是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大象公會”创始人黄章晋说：“阿城的文字在我读过的中国作家的文字中最为简省、凝练，我认为克制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因此，王朔、冯唐与阿城中间隔着一条宽阔的长安街，而且还没有斑马线。”陈丹青说得最明了：“阿城是‘作家里的作家’。”
　　1985年，阿城已经从单位辞职了，和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公司，一通折腾，也没赚到什么钱。那两年，阿城又写了一些小说：《树王》给了《中国作家》，《孩子王》发在《人民文学》上，还有一些短篇，散乱地给了一些杂志，后来收在《遍地风流》里。他计划要写8个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拳王》《车王》《钻王》等，都是写知青题材和农场生活的。他爸更是平添一趣，连小说集的名字都起好了，八王倒置，就叫“王八集”。阿城后来把《车王》写出来了，投给了《钟山》，没想到居然在邮寄过程中寄丢了，导致至今都没人见过车王的轱辘长什么样。
　　再后来一个阶段，阿城的创作好像已经变成了慈善写作。他给一些地方小刊物投一些别处都不易看到的稿子。他说，一个短篇可以让一个借用编辑从县城调到省城，让他们夫妻团圆，成全好事。
　　这个时期，阿城就已经向朋友表述过他对文学的腻烦了。阿城认为文学只是一种适合偶尔为之的生存手段，他说他靠手艺吃饭，靠手艺吃饭的人不能把自己钉在一个固定的点上累死。
　　“三王”陆续发表后，来阿城小屋的人就更多了。阿城最喜欢吃面条，自己在家几乎顿顿吃面，主要是挂面。朋友们经常见他托着一斤挂面满面春风地大步进院。全国各地的人都向阿城奔来，阿城以面待客，最高创下一天下面16次的纪录。有时他离家几天，会在自家窗上留字：“出門了，几日后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
　　这种热闹阿城其实并不喜欢，他插队回京后一直不适应。后来，有记者采访阿城，觉得当时《棋王》那么轰动，他在中国可以活得很好。阿城完全不这么看：“靠那本书其实养活不了自己。作家是一回事，出书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它养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畅销书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畅销书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是要饭的概念。不能把作家两个字印在名片上，因为那样对别人很不礼貌，那意思就是：我是要饭的。”
　　（六月的雨摘自微信公众号“桥下有人”，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