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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出版大家胡愈之晚年在回忆商务印书馆的同人时，除沈雁冰、高梦旦、郑振铎、王云五、杨端六之外，还“特别要提到+职工”，这个“职工”就是黄警顽。胡愈之称：他是商务印书馆最特别的一个人，“别的书店没有这样的人”。
黄警顽1894年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上海人”，他19岁便进了商务印书馆。
1919年，25岁的黄警顽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面试他们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
从191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46年离开，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共做了33年（先是学徒，后在发行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成了—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台，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辞典，—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黄警顽原本不过是发行所店堂中的一个普通服务人员，其职责是向读者介绍书籍，也附带观察读者在店堂内的举动：“什么人是来看书的，什么人是来买书的，买什么书，以及防范‘孔乙己’式的穷书生。”其实，不仅是穷书生，有一次，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股东在看了一本书后，竟要不付钱就把书拿走，他看到了，就拉着这位股东说：“这书你忘记开票了。”这位股东只好开了票付钱，才把书拿走。
原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营业门市部是不开架的，1932年“一·二八”之后，王云五等人致力于恢复商务印书馆的生意，在复业那天打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幅标语，又以“日出新书—种”为号召。为了方便读者，还特意设置了一个让读者自由翻阅新书的木书匣，但是有些读者尚不能满意这种“小开放”的格局，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百尺长柜面前挡，看书要用远镜望。若问君索样书看，进出一本莫相商。”王云五遂决定在商务印书馆的书店里实施开架售书，为了防范“孔乙己”，这自然就更需要有像黄警顽这样的职员了。
不过，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独树一帜的并非“保安”功能，而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雅号：“交际博士”。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是职员，并不是著作家，不过他一生也写过两篇自传、30多本书，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交际（即公关）和服务方面的，如《二十年社交经验谈》等，此外还有几本是关于南洋华侨史的，如《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等。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服务了30多年，如其所说，是“每天做着既是紧张、繁杂，又是平凡、简单的工作”，却做出了精彩，这使得胡愈之于耄耋之年还能清晰地回忆到他，可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未必不能起很大的作用。
当年黄鸶顽越商务印书馆录用后，先是做“扫店堂、擦柜台、倒痰盂”等服务生的杂务，至1917年升任门市部店员，专门出售中小学教科书。1919年“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的管理者意识到“交际”对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遂在店堂内开辟了两间图书陈列室，作为与社会各界读者沟通、联络的场所和基地，黄警顽和赵廉臣两人皆为招待员。其时，赵的年龄要长于黄，遂专门负责接待中年人和外地同业。黄则负责招待本市和外琸的教育界人士与青年读者（据他回忆，他接待过的读者超过了300万人次）。对此，黄警顽后来说：“这是‘商务’能用我之长。”那么，什么是他的长处呢？
据说黄警顽的看家本领是记忆力超人，“他的头脑似乎是一台电脑，装有芯片，任何人见上一面，就被录入到他的‘内存’中去了。认识他的同时代人都对他的这一‘特异功能’既惊异又羡慕”。他自己也称：“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有些人经过两三次交谈，我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职业和通常需要的书籍。”
黄警顽的另一个长处，据其所说，是他“居常仰慕晏平仲（即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晏子）为人，勉尚侠义”。同时，他也很崇尚墨家的兼爱思想。他还出手援助过徐悲鸿。在从事商务印书馆的“客服”时，他对人始终都是格外热情，对读者十分负责，服务周到、办事认真，故而在广大客户和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南洋的侨界，對他的接待更是赞不绝口。据他回忆，在商务印书馆“业务繁盛的过程里，我也费了不少的精力——我认识了许多学者和作家，为馆方拉到了不少稿子，还同南京政府与教育和出版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拉好了有利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这就是“交际博士”的特殊作用了。
上世纪30年代，黄警顽早已是“上海闻人”之一了，那时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奔走之外，还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如创办了“民生工艺场”“晨更工学园”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创建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事务中。那时在《申报》的“社会新闻”栏目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消息。1941年，《申报》成立了社会服务处，还请黄警顽兼任了处长，负责助学、济贫、救难、处理读者来信等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其间黄警顽曾与苏北的新四军有过联系，不料引起日军的注意，据说他一度遭到逮捕，受到拷打。
黄警顽对婚姻，原来是抱“独身主义”的想法的，因为“五四”时“独身主义”曾是在青年中流行的一种思潮。不过40岁时，他终于打破了“戒律”，与柏静如小姐结了婚。黄警顽与柏小姐的婚礼在当时有些奇特。由于黄警顽深受墨家崇尚俭朴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这场婚礼办得极为简朴，在发给亲友的喜柬上，还用大字注明了：“礼不收，酒也不请”，一时成为坊间的谈资，当时的名记者俞颂华还特意在《新社会》半月刊发表了一篇《一个别开生面的喜柬》，称：“黄君的这种简单的结婚式，我以为很足矫正旧式新式婚礼上侈靡的陋习……”
黄警顽一辈子服务于出版界，1947年，他应徐悲鸿之邀，去了北平中央美院工作。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黄警顽继续留在中央美院从事工会工作，不幸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被迫退职回到上海。当然，上海早已是另外的“江湖”了，这位“交际博士”再也施展不了他的本领，据说那时他家仅是一个12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面住着妻子、儿子和外孙女3人，他无处容身，只得在公用过道上栖身。
“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央美院纠正了对他的“右派”错案，全国政协也恢复了他的经济补贴，并分给他一套住房。一年后，黄警顽因病去世，享年85岁。
黄警顽1894年出生，是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上海人”，他19岁便进了商务印书馆。
1919年，25岁的黄警顽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届学徒考试，当时，面试他们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
从191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46年离开，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共做了33年（先是学徒，后在发行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成了—张会说话的活动柜台，一本没有字的人名大辞典，—具商务印书馆的活广告”。
黄警顽原本不过是发行所店堂中的一个普通服务人员，其职责是向读者介绍书籍，也附带观察读者在店堂内的举动：“什么人是来看书的，什么人是来买书的，买什么书，以及防范‘孔乙己’式的穷书生。”其实，不仅是穷书生，有一次，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股东在看了一本书后，竟要不付钱就把书拿走，他看到了，就拉着这位股东说：“这书你忘记开票了。”这位股东只好开了票付钱，才把书拿走。
原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营业门市部是不开架的，1932年“一·二八”之后，王云五等人致力于恢复商务印书馆的生意，在复业那天打出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幅标语，又以“日出新书—种”为号召。为了方便读者，还特意设置了一个让读者自由翻阅新书的木书匣，但是有些读者尚不能满意这种“小开放”的格局，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百尺长柜面前挡，看书要用远镜望。若问君索样书看，进出一本莫相商。”王云五遂决定在商务印书馆的书店里实施开架售书，为了防范“孔乙己”，这自然就更需要有像黄警顽这样的职员了。
不过，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独树一帜的并非“保安”功能，而是他在商务印书馆的雅号：“交际博士”。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是职员，并不是著作家，不过他一生也写过两篇自传、30多本书，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交际（即公关）和服务方面的，如《二十年社交经验谈》等，此外还有几本是关于南洋华侨史的，如《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墨迹》等。
黄警顽在商务印书馆服务了30多年，如其所说，是“每天做着既是紧张、繁杂，又是平凡、简单的工作”，却做出了精彩，这使得胡愈之于耄耋之年还能清晰地回忆到他，可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未必不能起很大的作用。
当年黄鸶顽越商务印书馆录用后，先是做“扫店堂、擦柜台、倒痰盂”等服务生的杂务，至1917年升任门市部店员，专门出售中小学教科书。1919年“五四运动”后，商务印书馆的管理者意识到“交际”对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遂在店堂内开辟了两间图书陈列室，作为与社会各界读者沟通、联络的场所和基地，黄警顽和赵廉臣两人皆为招待员。其时，赵的年龄要长于黄，遂专门负责接待中年人和外地同业。黄则负责招待本市和外琸的教育界人士与青年读者（据他回忆，他接待过的读者超过了300万人次）。对此，黄警顽后来说：“这是‘商务’能用我之长。”那么，什么是他的长处呢？
据说黄警顽的看家本领是记忆力超人，“他的头脑似乎是一台电脑，装有芯片，任何人见上一面，就被录入到他的‘内存’中去了。认识他的同时代人都对他的这一‘特异功能’既惊异又羡慕”。他自己也称：“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有些人经过两三次交谈，我就能记住这个人的姓名、职业和通常需要的书籍。”
黄警顽的另一个长处，据其所说，是他“居常仰慕晏平仲（即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晏子）为人，勉尚侠义”。同时，他也很崇尚墨家的兼爱思想。他还出手援助过徐悲鸿。在从事商务印书馆的“客服”时，他对人始终都是格外热情，对读者十分负责，服务周到、办事认真，故而在广大客户和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尤其是南洋的侨界，對他的接待更是赞不绝口。据他回忆，在商务印书馆“业务繁盛的过程里，我也费了不少的精力——我认识了许多学者和作家，为馆方拉到了不少稿子，还同南京政府与教育和出版有关的高级行政人员，拉好了有利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这就是“交际博士”的特殊作用了。
上世纪30年代，黄警顽早已是“上海闻人”之一了，那时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奔走之外，还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如创办了“民生工艺场”“晨更工学园”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创建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事务中。那时在《申报》的“社会新闻”栏目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消息。1941年，《申报》成立了社会服务处，还请黄警顽兼任了处长，负责助学、济贫、救难、处理读者来信等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时，上海沦为“孤岛”，其间黄警顽曾与苏北的新四军有过联系，不料引起日军的注意，据说他一度遭到逮捕，受到拷打。
黄警顽对婚姻，原来是抱“独身主义”的想法的，因为“五四”时“独身主义”曾是在青年中流行的一种思潮。不过40岁时，他终于打破了“戒律”，与柏静如小姐结了婚。黄警顽与柏小姐的婚礼在当时有些奇特。由于黄警顽深受墨家崇尚俭朴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这场婚礼办得极为简朴，在发给亲友的喜柬上，还用大字注明了：“礼不收，酒也不请”，一时成为坊间的谈资，当时的名记者俞颂华还特意在《新社会》半月刊发表了一篇《一个别开生面的喜柬》，称：“黄君的这种简单的结婚式，我以为很足矫正旧式新式婚礼上侈靡的陋习……”
黄警顽一辈子服务于出版界，1947年，他应徐悲鸿之邀，去了北平中央美院工作。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黄警顽继续留在中央美院从事工会工作，不幸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被迫退职回到上海。当然，上海早已是另外的“江湖”了，这位“交际博士”再也施展不了他的本领，据说那时他家仅是一个12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面住着妻子、儿子和外孙女3人，他无处容身，只得在公用过道上栖身。
“文革”结束后，1978年，中央美院纠正了对他的“右派”错案，全国政协也恢复了他的经济补贴，并分给他一套住房。一年后，黄警顽因病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