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本土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俄罗斯文化出现了一个创作大繁荣的时代——“白银时代”。在这个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白银时代，继以普希金为首的黄金时代后，俄罗斯诗歌又一次出现了精神的喷涌和浪花飞溅，这些诗人的存在就像天鹅，他们坚信“美”能引领生活，在迷惘与企盼，彷徨与观望中，这些孤独而高贵的灵魂，被动荡的时代所唤起，又被时代的动荡所埋葬，本次，我们阅读安娜阿赫玛托娃、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季娜依达吉皮乌斯三位白银时代女诗人的一生，看到的是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她们的才华，她们一生的遭遇，已变成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安娜·网赫玛托娃：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在搜集资料时，才发现今年是她诞辰120周年了。1989年，为纪念这位白银时代的月亮100年诞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89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她开创了璀璨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她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留下了历史的真相，她是第一个将《离骚》翻译成俄文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自认是她文学上的遗孤——安娜·阿赫玛托娃，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灿烂地照耀着整个身处的时代。
1966年3月4日的夜晚极其幽静，安娜阿赫玛托娃整晚一直伏在案头写诗。事实上整个春天她都感觉心脏疼痛频发，毕竟她已经77岁了。
窗外的大雪无声无息地落下，电话缄默，只有回忆的声音在脑海的深层发出清晰的声响。巴甫洛斯克公园松林的铜十字架、莫斯科大炉子的热空气、轮船的螺旋桨……有关过去的声音、呼唤、味道都卷着记忆走向事件发生的彼时彼地。在这时时都感到是“最后的时光”里，她仍然独自一人品味着生命中美好和悲哀的一切。
俄罗斯的高贵
安娜的美成为众多诗人、画家灵感的来源，她所特有的俄罗斯的高贵使得众多的仰慕者终日围在她身边，纷纷为她作诗作画，她是诗人中的缪斯，白银时代众星捧月的月亮。
1889年6月，安娜阿赫玛托娃在黑海沿岸的小别墅里出生。童年时期，小安娜就跟随父母移居普希金的故乡皇村。悠远的诗歌传统孕育了她最初的诗情。11岁那年，她就在妈妈记录家庭支出的本子里开始写自传，并尝试写出了第一首诗。后来，因为父亲反对安娜使用真姓“戈连科”发表诗歌，于是安娜就选择了外祖母的姓氏作为笔名，阿赫玛托娃，这个姓氏来自成吉思汗后裔鞑靼族，安娜外祖母的母亲是鞑靼可汗的郡主。
安娜真正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是在20岁嫁给了诗人古米廖夫以后。是古米廖夫将她带入了这个活跃的文艺圈，他们一起创建了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阿克梅”，只是在那次彼得堡著名的“塔楼”聚会之前，人们对安娜更习惯的称呼是“诗人漂亮的妻子”。而在那次聚会上，人们邀请漂亮的“诗人妻子”也朗诵一下自己的诗歌。拗不过众人的热情，安娜略带羞涩地站了起来，吟诵了《最后相会的歌吟》，“胸口是那么无助地冷却，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快。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仿佛感到台阶无数地多，/可我分明记得它总共才三级!……”
这首清新奔放的小诗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曾经嘲笑安娜“过于浪漫”的诗坛前辈伊万诺夫甚至放下了以往的傲慢，激动地走到她的面前，一边吻着她的手，一边兴奋地说：“这首诗的诞生是俄罗斯诗歌界的一件大事!”
此后，安娜经常与丈夫一起出入各种文艺场所，在众多艺术家聚集的“流浪狗俱乐部”里，安娜几乎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她的肩膀上总是搭着一块玫瑰红的披巾，穿着高腰的丝裙端坐在壁炉边，神色凝重而高傲，纤巧的手指夹着一根香烟，不时发出几声咳嗽，冷静地独自观望喧闹的众人。这不就是一幅活脱脱的古希腊女神像嘛!安娜的美逐渐成为众多诗人、画家灵感的来源，她所特有的俄罗斯的高贵使得众多的仰慕者终日围在她身边，纷纷为她作诗作画，其中以阿尔特曼和莫迪里阿尼创作的最为著名。至今阿尔特曼所画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像》仍被收藏在俄罗斯国家博物馆里。
比她的美貌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的才华，1912年安娜在自己200首诗中挑选出40首，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诸多诗人纷纷发表评论，评论家们甚至觉得“《黄昏》更像是俄罗斯诗歌创作的早晨”。1914年，安娜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虽然6个星期后，因为俄国对德国宣战，诗集即被停售。可是就是在这样战乱的情况下，《念珠》仍然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评论界认为她是“普希金传统的最理想继承人”，民间甚至兴起了以《念珠》中的诗句做“接龙”的游戏，一位革命党人说：“如果有人送我一册《念珠》，我就是在狱中待上一段时间也愿意。”随着第三本诗集《白色群鸟》的问世，安娜在诗歌界获得了更高的声誉。与普希金“黄金时代的太阳”相呼应，安娜·阿赫玛托娃日后被封为“白银时代的月亮”。
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在安娜的诗歌作品里，“爱情”是最重要的主题，她的美貌和才情吸引了无数的追求者，然而她的爱情却充满了波折和痛苦，与普宁之二女共事一夫的事实一直成为诗人心中的隐痛，可是，1945年与年轻自己20岁的英国外交官伯林的那场惊世之恋，则彻彻底底将她带进了苦难的深渊。
十月革命前后，许多艺术家纷纷选择流亡国外，可是安娜却毅然决然地留在了俄罗斯，她宣称“永远不活在异国的天空下，永远不活在别人的怜悯中”。而后一句，冥冥中似乎也成为安娜日后生活的注解。
1921年，前夫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被枪决。本性柔弱的安娜将所有的悲愤都倾注在诗歌里，评论界的热烈讨论加上前夫罪名的牵连，使得安娜从20世世20年代中期开始，所有诗歌都被禁止发表和出版，本人也被禁止出入公众场合。单纯迷恋诗歌的安娜不知道时代的洪流要将她冲击到哪里去，可是，在35岁就被提前退休的岁月里，她攥着只够买火柴的养老金，仍然裹着深色披肩，紧抱双臂，头发挽于脑后，神态举止依旧是宛若女王的贵妇。
在被命运鞭笞时，她的模样从不难看，而且爱情更奇怪地眷顾了她。1922年，安娜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多年的朋友、平时总是容易发怒的文艺批评家普宁来到她的床榻边。他细声细语地关怀她的病情，之后递上一条热毛巾，临走时，他说“我会再来的”。之后，没多久，她就披普宁接回了他的住处，可是开了门却看见他的妻子阿莲斯。家里有两个女人，却只有一个男人。她和普宁一个房间，阿莲斯和女儿睡在另一个房间，他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了整整15年。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挣扎，使得与普宁之二女共事一夫的事实一直成为诗人心中的隐痛。而1945年的那场惊世之恋，则彻彻底底将她带进了苦难的深渊。
那是1945年冬天一个飘雪的夜晚，一间没有窗帘的小屋子里，穿一身旧衣服的安娜正在和一名女访客谈话。有人敲门，她起身，开了门。这一开，就是与年轻自己20岁的英国学者、日 后被评为20世纪著名思想家的以赛亚·伯林的传奇爱恋，同时请进来的还有“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的官方判词和开除作家协会的沉重苦难。
伯林在那间月光映照的小屋，用一种英式绅士俄语，向她表示由衷的敬意。安娜则用温柔而华美的类诗体慢节奏，讲述一件件令他向往和惊诧的“家常”。不知被什么情绪驱使，她在那个寒冷静谧的夜晚，一下子就把这个陌生拘谨的英国人，视为心中最可亲近的人。而伯林也不知受什么影响，浑然忘记了英国外交官的身份，和这位不平凡的俄国女人，一边分吃一小盘清水煮土豆，一边“进行着人的一生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最纯粹交流”。当冬日和煦的阳光把小屋照得四处透亮。伯林和安娜才恋恋不舍地分开。那时已是第二天上午10时许，他们倾谈并共处了13小时。心情激荡的伯林，神魂颠倒地步行返回宾馆，到了宾馆，他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嘴里念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列宁格勒之行，能见到“俄罗斯的高贵”，成为伯林一生“最令人激动的事情”。
一个半月后，伯林奉调归国。与安娜分别时，他们怔怔地望着对方，既没有拥抱，也没有承诺。因为两人都很清楚，这是一次永无结束的相聚。两年后，冷战开始。他们被迫站到两个世界。
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苦难也同时达到了最顶端，继安娜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后，1949年秋季，她的儿子和相依了多年的普宁，先后被捕，普宁更是在1953年死在了流亡地。她则每日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中，必须每天走到窗口两次，以便被验证没有自杀。安娜明知这一系列悲剧都与伯林有关，却毫不后悔，并多次坚决拒绝“主动”出国。她依然每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孜孜不倦地撰写着不朽的俄罗斯自由诗篇。
哀泣的缪斯低声浅吟
苦难不是经历了什么，更在于感受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如果没有那足足15年不许“由地上爬起来”的经历，安娜阿赫玛托娃依然是一个擅长写爱情诗的作家，然后借由这些命运的鞭笞，俄罗斯哀泣的缪斯浴火重生，低声吟唱出感动整个欧洲的《安魂曲》。
安娜‘阿赫玛托娃一生的代表作《安魂曲》是在那个苦难的时代写出的。上世纪30年代，大清洗。她的儿子列夫因受父母牵连，在1931年里再一次坐牢。安娜忧心如焚，为了探视儿子，她在探监队伍里排了整整17个月的队!在一次排队时，一位妇女认出了她，她站在安娜身后，凑近她的耳朵，低声问：“您能描写出这儿的情形吗?”她回答说：“能。”妇女的脸上浮起一丝会心的笑意。
在1935年至1941年期间，国难家仇萃一身的安娜·阿赫马托娃成就了她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这是一部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在人人自危的恐怖年代，安娜用组诗《安魂曲》让人道主义发出了最强音。“在这类痛苦面前／高山低头、大河断流／但牢门紧闲／苦役的洞穴’／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门后……”它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苦难的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安魂曲》主要依靠民众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据说，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安娜不得不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这就是没有电脑的时代，被人脑存盘的《安魂曲》，直到1 987年，安娜·阿赫玛托娃去世21年后，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各种荣誉在安娜生前就已经开始向她走来，苏联、欧洲的各界人士争先拜访她，以至于她的家门口常常排满长长的队伍。1964年，她借了托尔斯泰遗孀的衣服去意大利领取文学奖，1965年，与伯林相识20周年，经以赛亚伯林亲自提名，牛津大学授予俄罗斯唯一自沙皇时代享誉至今的伟大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安娜，力排众议来到伦敦，实现了与伯林在人间重逢的心愿。
可是仅仅一年后，1966年3月5日清晨，安娜阿赫玛托娃死于心肌梗死。这位自沙皇时代享誉至今的伟大诗人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熬过了冷战，有足足1 5年，不许“从大地上爬起”。她承受了比一股人更为深沉的痛楚，却总能忍耐着挺过来。即使是在政治恐怖的年代，贫困的安娜依然固守着知识分子的雍容风度，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清楚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罗斯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孤单夜莺的绝唱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似乎生而为诗歌，她6岁便开始写诗，11岁成集，18岁时就已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这位白银时代的夜莺除了与生俱来的诗歌才华外，她的经历也充满了诗意的情节：那些浪漫中锲入的坎坷，温柔中酝酿的风暴、忠贞下的屡屡背叛……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作为一个人而死。
1941年8月31日，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一间茅草房里传出一声尖叫。
一位俄罗斯老妇人，瘫倒在门口，在她的正对面，一个俄罗斯妇女悬挂在窗口，脖颈上套着一根生锈的铁环，脚下横着一张凳子。
老妇人赶忙叫人把她从铁环上抱下来。可是妇女早已断气。
“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自杀呢?她的粥还没有喝完呢!”老妇人开始为她整理遗物。陈旧的被子，陈旧的蚊帐，陈旧的拖鞋，床头一堆陈旧的衣服，“她怎么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几天过去了，尸体依然没有人认领。她就被一张草席裹着，匆匆入土，埋葬。
俄罗斯的玛丽娜就这样彻底消失了。很多年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说：“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但是她的遗憾，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
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个旋转着自燃的爱人，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时代的孤儿。
“我生来就只能写诗”
18岁的玛丽娜开始了她对俄罗斯诗坛的征服。面对她的奇袭，诗人们只能折服，莫斯科第一诗人沃洛申亲自登门拜访，诚恳地赞扬她：“你不是在诗歌中思考，你是生存在诗歌中!”
天性敏感的玛丽娜生于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母亲则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有了这样一位母亲，玛丽娜坦言：“我生来就只能写诗。”
小玛丽娜6岁便开始了诗歌练习，充满灵性、崇尚高贵美的她，早在母亲第一次带她去看歌剧时就预言了自己的爱情。她爱上了戏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塔吉扬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并开始了自己的寻找，“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幸福的女人，为了我心中的不幸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
玛丽娜16岁时暗恋上了年长自己许多的大学生，因为遭到拒绝，她拿了把手枪站到校庆舞台上试图自杀，幸亏枪内装的是一颗哑弹。她没有征服那个男孩，却开始了对俄罗斯诗坛的征服。1910年，18岁的玛丽娜自费出版了第 两个老女人露出黑色的牙齿发问。“我想做洗碗工。”她胆怯地回答。“我们不需要!”
还能怎么样?“生活：刀尖……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很久很久以前的诗句如今却成了她一生的谶语。然后，49岁的她，作为一个人，选择了悬梁自尽。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称“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 “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吉皮乌斯：谦卑蛰伏在我高傲的杯底
她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并称为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的萨福：她的创作引领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15年的历史；她一手推动着流亡巴黎的俄罗斯侨民文化的繁荣，有人说她是妖精，有人称赞她是颓废派教母。然而自始至终她都是季娜依达-吉皮乌斯，一个矛盾复杂、特立独行的女诗人。
“我的失败，真诚地欢迎你!／我爱你，正如我对胜利的眷恋；／谦卑蛰伏在我高傲的杯底；／欢乐与痛苦原本是一体相联。”在吉皮乌斯的所有诗歌创作中，《干杯》这首诗传达出了她整个思想的渊源——宗教。
1869年11月8日，吉皮乌斯诞生于图拉省别连瓦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的远祖属于16世纪移居莫斯科的德国侨民，母亲则是一名迷人的西伯利亚女郎。童年时代，吉皮乌斯就显得与众不同，她经常穿着一件玫瑰红的短毛衣，从不扣上衣服的最后一粒纽扣，面部表情永远严肃而孤傲，极少与人交往，一直沉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
这种异常的举止很大程度来自古皮乌斯忧郁的天性。与其他孩子爱慕父母那种纯粹的天伦之爱不同，她的爱掺和着太多虔敬的成分。到了近乎宗教崇拜的边缘。由于父亲的坚决要求，稍长一些的吉皮乌斯被送进了基辅学院。可是，她无法承受这种亲人离别的悲伤，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不得不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度过。显然，对这位略带神经质的少女来说，每一次离别都无异于一次深刻的死亡。而在她刚满11岁时，父亲的因病去世，更是给她烙下了深深的创痕。11岁的小姑娘第一次体验到死神那掌控一切的威慑力，她在学校里变得越来越沉默，像一个“怀着大悲哀的小人儿”。
1889年，20岁的吉皮乌斯嫁给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与其他诗人的浪漫多情不同，他们的婚姻更像是一场同志式的结盟。婚礼的现场很简单，婚庆完毕的当晚。这对新人依然各自进行自己早已成为习惯的阅读。然后，新郎困了，起身，回到自己的旅馆，而新娘则倒头佰睡，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嫁为人妇的事实。直到第二天清晨，母亲来敲门：“你还在睡，你的丈夫已经来了。快起床!”这便是吉皮乌斯新婚生活的开端。对从小个性独特的吉皮乌斯而言，精神上的眷恋远远大干肉体的亲近。自从那一年结婚以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52年来，没有分开过一次。也没有分离过一天。
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最具宗教感的诗人之一。她把写诗看成是对上帝的祈祷， “诗我写得很少，只有在不能不写的时候我才写”。1 904年，吉皮乌斯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诗集1889～1903》。这部诗集收入了很多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作品，“我既没勇气死，也没有勇气生／……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我追求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她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力感和无根性。而选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吉皮乌斯厌恶沙皇的专制和官僚的腐败，她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希冀从革命中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距很远。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所以，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她与投身革命的朋友决裂，痛恨他的改弦更张，且将亲自登门拜访提议她出版诗集的高尔基，三番五次地“请”出了家门。
1920年初，吉皮乌斯与丈夫偷渡出境。此后，他们便一直侨居巴黎，在法国举办沙龙“文学星期天”，沙龙里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推动了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
在巴黎，吉皮乌斯是老妖精式的人物。她总是一副眼睨一切的神态，仿佛君临天下，同谁打招呼都是一种恩赐。她喜欢戏弄别人，以树敌为乐，这当然是最高效的凸现自己的方式。当吉皮乌斯攻击起人来，则是极为恶毒。对于15岁刚刚出道的纳博科夫，她就毫不掩饰厌恶之情，断言他“是个毫无文学前途的平庸之辈”。上帝的信仰使得吉皮乌斯认定自己是特殊的人。该是众人崇拜的对象。她仇恨布尔什维克，在二战时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曾与丈夫公开表示支持，赞誉那是又一次“十字军东征”。如此极端的思想，使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诗人想要在杂志上发表吉皮乌斯的诗时，书刊检查机构都坚决不批准。诗人神通广大，电话竟打到了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那里，主管一听见吉皮乌斯的名字，仿佛被开水烫了一样，连声喊道：“反苏分子，反苏分子，不能发表!”已经过去了70年，吉皮乌斯恶毒的形象在自己的家乡仍然没有改观。
如果说她曾流露过碎屑的温柔。那也体现在1 945年9月9日，吉皮乌斯临死前写的一首诗里：“通了电的电灯线啊，光明是它们最温柔的坟墓。”冷冽之中，倒是有了点温柔的纤维。
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灿烂的星空里，安娜·阿赫玛托娃、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季娜依达·吉皮乌斯，她们以自己的独特个性，用自己的信念，甚至生命，抒写着那只属于个人的、永不再来的白银时代。
安娜·网赫玛托娃：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
在搜集资料时，才发现今年是她诞辰120周年了。1989年，为纪念这位白银时代的月亮100年诞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89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她开创了璀璨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她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留下了历史的真相，她是第一个将《离骚》翻译成俄文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自认是她文学上的遗孤——安娜·阿赫玛托娃，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灿烂地照耀着整个身处的时代。
1966年3月4日的夜晚极其幽静，安娜阿赫玛托娃整晚一直伏在案头写诗。事实上整个春天她都感觉心脏疼痛频发，毕竟她已经77岁了。
窗外的大雪无声无息地落下，电话缄默，只有回忆的声音在脑海的深层发出清晰的声响。巴甫洛斯克公园松林的铜十字架、莫斯科大炉子的热空气、轮船的螺旋桨……有关过去的声音、呼唤、味道都卷着记忆走向事件发生的彼时彼地。在这时时都感到是“最后的时光”里，她仍然独自一人品味着生命中美好和悲哀的一切。
俄罗斯的高贵
安娜的美成为众多诗人、画家灵感的来源，她所特有的俄罗斯的高贵使得众多的仰慕者终日围在她身边，纷纷为她作诗作画，她是诗人中的缪斯，白银时代众星捧月的月亮。
1889年6月，安娜阿赫玛托娃在黑海沿岸的小别墅里出生。童年时期，小安娜就跟随父母移居普希金的故乡皇村。悠远的诗歌传统孕育了她最初的诗情。11岁那年，她就在妈妈记录家庭支出的本子里开始写自传，并尝试写出了第一首诗。后来，因为父亲反对安娜使用真姓“戈连科”发表诗歌，于是安娜就选择了外祖母的姓氏作为笔名，阿赫玛托娃，这个姓氏来自成吉思汗后裔鞑靼族，安娜外祖母的母亲是鞑靼可汗的郡主。
安娜真正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是在20岁嫁给了诗人古米廖夫以后。是古米廖夫将她带入了这个活跃的文艺圈，他们一起创建了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歌流派“阿克梅”，只是在那次彼得堡著名的“塔楼”聚会之前，人们对安娜更习惯的称呼是“诗人漂亮的妻子”。而在那次聚会上，人们邀请漂亮的“诗人妻子”也朗诵一下自己的诗歌。拗不过众人的热情，安娜略带羞涩地站了起来，吟诵了《最后相会的歌吟》，“胸口是那么无助地冷却，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快。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仿佛感到台阶无数地多，/可我分明记得它总共才三级!……”
这首清新奔放的小诗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曾经嘲笑安娜“过于浪漫”的诗坛前辈伊万诺夫甚至放下了以往的傲慢，激动地走到她的面前，一边吻着她的手，一边兴奋地说：“这首诗的诞生是俄罗斯诗歌界的一件大事!”
此后，安娜经常与丈夫一起出入各种文艺场所，在众多艺术家聚集的“流浪狗俱乐部”里，安娜几乎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她的肩膀上总是搭着一块玫瑰红的披巾，穿着高腰的丝裙端坐在壁炉边，神色凝重而高傲，纤巧的手指夹着一根香烟，不时发出几声咳嗽，冷静地独自观望喧闹的众人。这不就是一幅活脱脱的古希腊女神像嘛!安娜的美逐渐成为众多诗人、画家灵感的来源，她所特有的俄罗斯的高贵使得众多的仰慕者终日围在她身边，纷纷为她作诗作画，其中以阿尔特曼和莫迪里阿尼创作的最为著名。至今阿尔特曼所画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像》仍被收藏在俄罗斯国家博物馆里。
比她的美貌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的才华，1912年安娜在自己200首诗中挑选出40首，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诸多诗人纷纷发表评论，评论家们甚至觉得“《黄昏》更像是俄罗斯诗歌创作的早晨”。1914年，安娜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虽然6个星期后，因为俄国对德国宣战，诗集即被停售。可是就是在这样战乱的情况下，《念珠》仍然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评论界认为她是“普希金传统的最理想继承人”，民间甚至兴起了以《念珠》中的诗句做“接龙”的游戏，一位革命党人说：“如果有人送我一册《念珠》，我就是在狱中待上一段时间也愿意。”随着第三本诗集《白色群鸟》的问世，安娜在诗歌界获得了更高的声誉。与普希金“黄金时代的太阳”相呼应，安娜·阿赫玛托娃日后被封为“白银时代的月亮”。
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在安娜的诗歌作品里，“爱情”是最重要的主题，她的美貌和才情吸引了无数的追求者，然而她的爱情却充满了波折和痛苦，与普宁之二女共事一夫的事实一直成为诗人心中的隐痛，可是，1945年与年轻自己20岁的英国外交官伯林的那场惊世之恋，则彻彻底底将她带进了苦难的深渊。
十月革命前后，许多艺术家纷纷选择流亡国外，可是安娜却毅然决然地留在了俄罗斯，她宣称“永远不活在异国的天空下，永远不活在别人的怜悯中”。而后一句，冥冥中似乎也成为安娜日后生活的注解。
1921年，前夫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被枪决。本性柔弱的安娜将所有的悲愤都倾注在诗歌里，评论界的热烈讨论加上前夫罪名的牵连，使得安娜从20世世20年代中期开始，所有诗歌都被禁止发表和出版，本人也被禁止出入公众场合。单纯迷恋诗歌的安娜不知道时代的洪流要将她冲击到哪里去，可是，在35岁就被提前退休的岁月里，她攥着只够买火柴的养老金，仍然裹着深色披肩，紧抱双臂，头发挽于脑后，神态举止依旧是宛若女王的贵妇。
在被命运鞭笞时，她的模样从不难看，而且爱情更奇怪地眷顾了她。1922年，安娜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多年的朋友、平时总是容易发怒的文艺批评家普宁来到她的床榻边。他细声细语地关怀她的病情，之后递上一条热毛巾，临走时，他说“我会再来的”。之后，没多久，她就披普宁接回了他的住处，可是开了门却看见他的妻子阿莲斯。家里有两个女人，却只有一个男人。她和普宁一个房间，阿莲斯和女儿睡在另一个房间，他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了整整15年。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挣扎，使得与普宁之二女共事一夫的事实一直成为诗人心中的隐痛。而1945年的那场惊世之恋，则彻彻底底将她带进了苦难的深渊。
那是1945年冬天一个飘雪的夜晚，一间没有窗帘的小屋子里，穿一身旧衣服的安娜正在和一名女访客谈话。有人敲门，她起身，开了门。这一开，就是与年轻自己20岁的英国学者、日 后被评为20世纪著名思想家的以赛亚·伯林的传奇爱恋，同时请进来的还有“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的官方判词和开除作家协会的沉重苦难。
伯林在那间月光映照的小屋，用一种英式绅士俄语，向她表示由衷的敬意。安娜则用温柔而华美的类诗体慢节奏，讲述一件件令他向往和惊诧的“家常”。不知被什么情绪驱使，她在那个寒冷静谧的夜晚，一下子就把这个陌生拘谨的英国人，视为心中最可亲近的人。而伯林也不知受什么影响，浑然忘记了英国外交官的身份，和这位不平凡的俄国女人，一边分吃一小盘清水煮土豆，一边“进行着人的一生中只可能发生一两次的最纯粹交流”。当冬日和煦的阳光把小屋照得四处透亮。伯林和安娜才恋恋不舍地分开。那时已是第二天上午10时许，他们倾谈并共处了13小时。心情激荡的伯林，神魂颠倒地步行返回宾馆，到了宾馆，他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上，嘴里念着：“我恋爱了!我恋爱了!”列宁格勒之行，能见到“俄罗斯的高贵”，成为伯林一生“最令人激动的事情”。
一个半月后，伯林奉调归国。与安娜分别时，他们怔怔地望着对方，既没有拥抱，也没有承诺。因为两人都很清楚，这是一次永无结束的相聚。两年后，冷战开始。他们被迫站到两个世界。
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苦难也同时达到了最顶端，继安娜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后，1949年秋季，她的儿子和相依了多年的普宁，先后被捕，普宁更是在1953年死在了流亡地。她则每日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中，必须每天走到窗口两次，以便被验证没有自杀。安娜明知这一系列悲剧都与伯林有关，却毫不后悔，并多次坚决拒绝“主动”出国。她依然每日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孜孜不倦地撰写着不朽的俄罗斯自由诗篇。
哀泣的缪斯低声浅吟
苦难不是经历了什么，更在于感受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如果没有那足足15年不许“由地上爬起来”的经历，安娜阿赫玛托娃依然是一个擅长写爱情诗的作家，然后借由这些命运的鞭笞，俄罗斯哀泣的缪斯浴火重生，低声吟唱出感动整个欧洲的《安魂曲》。
安娜‘阿赫玛托娃一生的代表作《安魂曲》是在那个苦难的时代写出的。上世纪30年代，大清洗。她的儿子列夫因受父母牵连，在1931年里再一次坐牢。安娜忧心如焚，为了探视儿子，她在探监队伍里排了整整17个月的队!在一次排队时，一位妇女认出了她，她站在安娜身后，凑近她的耳朵，低声问：“您能描写出这儿的情形吗?”她回答说：“能。”妇女的脸上浮起一丝会心的笑意。
在1935年至1941年期间，国难家仇萃一身的安娜·阿赫马托娃成就了她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这是一部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在人人自危的恐怖年代，安娜用组诗《安魂曲》让人道主义发出了最强音。“在这类痛苦面前／高山低头、大河断流／但牢门紧闲／苦役的洞穴’／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门后……”它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苦难的作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安魂曲》主要依靠民众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据说，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安娜不得不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这就是没有电脑的时代，被人脑存盘的《安魂曲》，直到1 987年，安娜·阿赫玛托娃去世21年后，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
各种荣誉在安娜生前就已经开始向她走来，苏联、欧洲的各界人士争先拜访她，以至于她的家门口常常排满长长的队伍。1964年，她借了托尔斯泰遗孀的衣服去意大利领取文学奖，1965年，与伯林相识20周年，经以赛亚伯林亲自提名，牛津大学授予俄罗斯唯一自沙皇时代享誉至今的伟大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安娜，力排众议来到伦敦，实现了与伯林在人间重逢的心愿。
可是仅仅一年后，1966年3月5日清晨，安娜阿赫玛托娃死于心肌梗死。这位自沙皇时代享誉至今的伟大诗人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熬过了冷战，有足足1 5年，不许“从大地上爬起”。她承受了比一股人更为深沉的痛楚，却总能忍耐着挺过来。即使是在政治恐怖的年代，贫困的安娜依然固守着知识分子的雍容风度，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清楚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罗斯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孤单夜莺的绝唱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似乎生而为诗歌，她6岁便开始写诗，11岁成集，18岁时就已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这位白银时代的夜莺除了与生俱来的诗歌才华外，她的经历也充满了诗意的情节：那些浪漫中锲入的坎坷，温柔中酝酿的风暴、忠贞下的屡屡背叛……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作为一个人而死。
1941年8月31日，苏联鞑靼自治共和国叶拉布加镇一间茅草房里传出一声尖叫。
一位俄罗斯老妇人，瘫倒在门口，在她的正对面，一个俄罗斯妇女悬挂在窗口，脖颈上套着一根生锈的铁环，脚下横着一张凳子。
老妇人赶忙叫人把她从铁环上抱下来。可是妇女早已断气。
“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自杀呢?她的粥还没有喝完呢!”老妇人开始为她整理遗物。陈旧的被子，陈旧的蚊帐，陈旧的拖鞋，床头一堆陈旧的衣服，“她怎么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几天过去了，尸体依然没有人认领。她就被一张草席裹着，匆匆入土，埋葬。
俄罗斯的玛丽娜就这样彻底消失了。很多年以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说：“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但是她的遗憾，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憾!”
她，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个旋转着自燃的爱人，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时代的孤儿。
“我生来就只能写诗”
18岁的玛丽娜开始了她对俄罗斯诗坛的征服。面对她的奇袭，诗人们只能折服，莫斯科第一诗人沃洛申亲自登门拜访，诚恳地赞扬她：“你不是在诗歌中思考，你是生存在诗歌中!”
天性敏感的玛丽娜生于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母亲则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有了这样一位母亲，玛丽娜坦言：“我生来就只能写诗。”
小玛丽娜6岁便开始了诗歌练习，充满灵性、崇尚高贵美的她，早在母亲第一次带她去看歌剧时就预言了自己的爱情。她爱上了戏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塔吉扬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并开始了自己的寻找，“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幸福的女人，为了我心中的不幸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
玛丽娜16岁时暗恋上了年长自己许多的大学生，因为遭到拒绝，她拿了把手枪站到校庆舞台上试图自杀，幸亏枪内装的是一颗哑弹。她没有征服那个男孩，却开始了对俄罗斯诗坛的征服。1910年，18岁的玛丽娜自费出版了第 两个老女人露出黑色的牙齿发问。“我想做洗碗工。”她胆怯地回答。“我们不需要!”
还能怎么样?“生活：刀尖……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很久很久以前的诗句如今却成了她一生的谶语。然后，49岁的她，作为一个人，选择了悬梁自尽。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称“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 “不，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
吉皮乌斯：谦卑蛰伏在我高傲的杯底
她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并称为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的萨福：她的创作引领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15年的历史；她一手推动着流亡巴黎的俄罗斯侨民文化的繁荣，有人说她是妖精，有人称赞她是颓废派教母。然而自始至终她都是季娜依达-吉皮乌斯，一个矛盾复杂、特立独行的女诗人。
“我的失败，真诚地欢迎你!／我爱你，正如我对胜利的眷恋；／谦卑蛰伏在我高傲的杯底；／欢乐与痛苦原本是一体相联。”在吉皮乌斯的所有诗歌创作中，《干杯》这首诗传达出了她整个思想的渊源——宗教。
1869年11月8日，吉皮乌斯诞生于图拉省别连瓦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的远祖属于16世纪移居莫斯科的德国侨民，母亲则是一名迷人的西伯利亚女郎。童年时代，吉皮乌斯就显得与众不同，她经常穿着一件玫瑰红的短毛衣，从不扣上衣服的最后一粒纽扣，面部表情永远严肃而孤傲，极少与人交往，一直沉溺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
这种异常的举止很大程度来自古皮乌斯忧郁的天性。与其他孩子爱慕父母那种纯粹的天伦之爱不同，她的爱掺和着太多虔敬的成分。到了近乎宗教崇拜的边缘。由于父亲的坚决要求，稍长一些的吉皮乌斯被送进了基辅学院。可是，她无法承受这种亲人离别的悲伤，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不得不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度过。显然，对这位略带神经质的少女来说，每一次离别都无异于一次深刻的死亡。而在她刚满11岁时，父亲的因病去世，更是给她烙下了深深的创痕。11岁的小姑娘第一次体验到死神那掌控一切的威慑力，她在学校里变得越来越沉默，像一个“怀着大悲哀的小人儿”。
1889年，20岁的吉皮乌斯嫁给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与其他诗人的浪漫多情不同，他们的婚姻更像是一场同志式的结盟。婚礼的现场很简单，婚庆完毕的当晚。这对新人依然各自进行自己早已成为习惯的阅读。然后，新郎困了，起身，回到自己的旅馆，而新娘则倒头佰睡，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嫁为人妇的事实。直到第二天清晨，母亲来敲门：“你还在睡，你的丈夫已经来了。快起床!”这便是吉皮乌斯新婚生活的开端。对从小个性独特的吉皮乌斯而言，精神上的眷恋远远大干肉体的亲近。自从那一年结婚以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52年来，没有分开过一次。也没有分离过一天。
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最具宗教感的诗人之一。她把写诗看成是对上帝的祈祷， “诗我写得很少，只有在不能不写的时候我才写”。1 904年，吉皮乌斯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诗集1889～1903》。这部诗集收入了很多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作品，“我既没勇气死，也没有勇气生／……上帝离我很近，我却不能祈祷，我渴望去爱／又不能付出爱情”，“我追求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她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力感和无根性。而选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吉皮乌斯厌恶沙皇的专制和官僚的腐败，她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希冀从革命中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距很远。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所以，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她与投身革命的朋友决裂，痛恨他的改弦更张，且将亲自登门拜访提议她出版诗集的高尔基，三番五次地“请”出了家门。
1920年初，吉皮乌斯与丈夫偷渡出境。此后，他们便一直侨居巴黎，在法国举办沙龙“文学星期天”，沙龙里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推动了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
在巴黎，吉皮乌斯是老妖精式的人物。她总是一副眼睨一切的神态，仿佛君临天下，同谁打招呼都是一种恩赐。她喜欢戏弄别人，以树敌为乐，这当然是最高效的凸现自己的方式。当吉皮乌斯攻击起人来，则是极为恶毒。对于15岁刚刚出道的纳博科夫，她就毫不掩饰厌恶之情，断言他“是个毫无文学前途的平庸之辈”。上帝的信仰使得吉皮乌斯认定自己是特殊的人。该是众人崇拜的对象。她仇恨布尔什维克，在二战时希特勒进攻苏联时，曾与丈夫公开表示支持，赞誉那是又一次“十字军东征”。如此极端的思想，使得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诗人想要在杂志上发表吉皮乌斯的诗时，书刊检查机构都坚决不批准。诗人神通广大，电话竟打到了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那里，主管一听见吉皮乌斯的名字，仿佛被开水烫了一样，连声喊道：“反苏分子，反苏分子，不能发表!”已经过去了70年，吉皮乌斯恶毒的形象在自己的家乡仍然没有改观。
如果说她曾流露过碎屑的温柔。那也体现在1 945年9月9日，吉皮乌斯临死前写的一首诗里：“通了电的电灯线啊，光明是它们最温柔的坟墓。”冷冽之中，倒是有了点温柔的纤维。
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灿烂的星空里，安娜·阿赫玛托娃、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季娜依达·吉皮乌斯，她们以自己的独特个性，用自己的信念，甚至生命，抒写着那只属于个人的、永不再来的白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