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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两种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的注释本，一种是《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揭秘》（新锐文创2012），一种是汪梦川博士的《双照楼诗词稿》注本（天地图书2012）。二者相较，前者颇多悠谬不经处，汪注则体例谨严，注释简约而恰切。但是两个注释本对署名“曼昭”所著的《南社诗话》的使用均有所不足，《不负少年头》一书对《南社诗话》完全忽略，汪注本则多注古典，而对《南社诗话》中的今典只作了有限的采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
《南社诗话》的作者“曼昭”究竟是谁，《上海书评》曾先后刊出宋希於先生的《“曼昭”是谁？》以及陈晓平先生的回应文章《“曼昭”就是汪精卫》，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宋文怀疑曼昭是汪精卫，陈文则通过内文证据的推理断定曼昭就是汪精卫。又据网上资料，《明报月刊》曾刊载文章，说是发现了《南社诗话》手稿，也认为曼昭就是汪精卫。而林香伶女士的《南社诗话考述》则径直把《南社诗话》的著作权划归汪精卫。从现有证据来看，《南社诗话》极有可能就是汪精卫所撰，最近翻阅《南社诗话》也发现了支持此观点的三个旁证。
《南社诗话》的收官部分有一段文字，论古今最好之诗句：“人问以古今之诗何句最好？此问可谓宽泛之至矣。然余可不假思索而应之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此四句，直觉天地万物一切平等，一切自由。民胞物与之念，盎然言表，而极直率，极自然，无道学家头巾气，无宗教家念珠气，真可谓中国第一首诗也。‘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大同社会理想如是，较老子之‘虚其心，实其腹’见解更进矣。陶诗好处在博大高明，如‘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川上平’。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直可作为陶诗评语。后世以恬淡目陶诗，甚至以王维为善学陶诗，直井蛙之见耳。”这段关于陶诗的评论，与汪精卫在《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九期发表的《读陶随笔》（原载龙榆生主编《同声月刊》）在很多方面都如出一辙。为方便论述，不惮其烦将《读陶随笔》的三个段落录如下：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古今詩人，有此气象者，唯陶公一人。“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川上平。”令人悠然有天地清明之感。王摩诘诗：“秋空自明迥，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新月方闲。此际纵孤棹，夷犹殊未还。”非不清且丽也，以陶公此四句视之，其气象不侔矣。“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令人悠然有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之感……
有人谓陶公思想不出当时清谈以外，此言非也。清谈源于老庄，而陶公则笃守儒术。集中忧道之诚，固穷之节，皆粹然儒者之言行也。“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与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异。《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与老子“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亦异。读《桃花源记》者，不可忽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语，此陶公所梦想之社会也。天下古今，何处有此社会者，然梦想中却不能不有，有此，然后仁民爱物之怀抱，得所寄托。而一昼夜间，悲天悯人之所为，亦稍稍得以安慰。此犹宗教家之有所谓天国也。言之可悲，然宁信其有勿信其无耳。
然则平澹有乐乎？有之，能做到以上不言苦，不辞难，又能做到固穷，则一片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无往而不乐矣。《读山海经》首章，最能道之。其所以“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者，“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乐之得于天地万物者也。“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此乐之得于己者也。“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此乐得之于人者也。大抵以生事言，无往而非苦，以心境言，则无往而非乐，人生不可无此受用。苏东坡颇得此意，故于惠州之贬，儋耳之谪，襟怀洒然。所谓“平生学道真实意”者，实与陶公有契合处。……
《读陶随笔》首段所说天地之道、诗家气象，与《南社诗话》的“博大高明”四字恰如桴鼓相应。《读陶随笔》所谓“令人悠然有天地清明之感”、“令人悠然有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之感”、“此乐之得于天地万物者也”，与《南社诗话》“直觉天地万物一切平等，一切自由。民胞物与之念，盎然言表，而极直率，极自然，无道学家头巾气，无宗教家念珠气”意思何其相近，且所举诗句亦基本相同。特别是“‘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与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异”一句，与《南社诗话》“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大同社会理想如是，较老子之‘虚其心，实其腹’见解更进矣”，在用语、观点方面何其相似乃尔？甚至两篇文字中都出现了陶潜与王维的比较，抑王扬陶的倾向也一致。如此巧合，恐非偶然，以汪精卫之地位、诗才，安能抄袭他人？因此《陶诗随笔》应该是《南社诗话》那段陶诗议论的扩充版，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
不仅如此，曼昭论诗标举“由艰辛以归于平易”，主张“以志事为先”，“尝欲作古今诗选，其选择标准，以志事为先，凡一切热中落魄等等丑词嫚语，悉从沙汰，为中国诗界洗此污点”。《读陶随笔》正是从志事、志意的角度来解读陶诗的。汪氏认为：“古今圣贤，怀抱未必尽同，而有无乎不同者，一己之所取，惟恐其不约，为天下国家计，惟恐其不精且详。盖不约则患得患失之心中之，将成为鄙夫。非澹泊明志之人，必不足与言鞠躬尽瘁也。”因此他看重的是陶渊明的“守己之约”与“谋国之忠”，以及“忧道之诚，固穷之节”，因此“陶公之平澹，由志节来也”，“不能固穷”则不能造平澹，与曼昭的观点也一致。汪精卫幼年即从父受陶诗与陆放翁诗，二者一退隐，一进取，既矛盾又统一，构成了汪氏诗歌教养的基本框架。从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观点看，得之于陶诗者深，得之于陆诗者浅。
另一个旁证与汪精卫的诗句有关。其《狱檐偶见新绿口占》诗云：“初日枝头露尚涵，春光如酒亦。青山绿水知何似？愁绝风前郑所南。”某翁注《双照楼诗词稿》，点评三四句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像什么？想象奇特，大气，出乎受众意料：像一个人！中华民族五千年，人口恒河沙数，数不清啊！谁？结句揭谜底：宋代刚介而有志操的郑所南。”如此解诗，真堪绝倒。龚鹏程《云起楼诗话》则认为此诗费解：“所南并无此遭遇，不知为何如此说。”汪梦川注《双照楼诗词稿》，引陈炯明《修理西湖募捐序》：“郑所南纵观青山绿水，感喟苍茫，无以为情，而作《心史》。”据汪注，此文为汪精卫代作，诗文互证，可见诗人不过想象大好河山而“无以为情”，如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所谓“以郑思肖自况”而已。后检曼昭《南社诗话》，也有一段此诗的诠解： 昔郑所南有云：“满眼青山绿水，所南何以为情哉！”故精卫由狱檐之新绿而想及之也。嗟夫！山水能令人忧，能令人乐，能令人于此寄国家民族之恋慕，能令人于此陶淑其不濡滞于物之心情，乃至于临命之时，犹不忘情于一瞬。山水不负人，人不负山水矣。
此段诠解颇似自道心事。不过此典出处不详，笔者曾遍检而不得。后托友人转询陈福康先生，蒙陈先生赐告，此典当出于《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自序》：“此其所以满目青山绿水，垂笑于无穷、无穷、无穷也耶？” 这个典故的运用，并不是很确切，无怪乎后人责其不文，而曼昭与汪精卫共用一典，同犯一错，不亦怪哉？
第三个旁证来自汪精卫原载《古今》半月刊第十九期（周年纪念特大号）的《故人故事》一文。汪在这篇文章里先引了他的《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的第二首，中有“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四句，文章主要围绕最后一句展开，分别回忆了林时、李文甫、俞云纪三人。回忆林时的一段，写了两件琐事。一件是林时在日读书时，为了方便阅读，甚至在书上尽情涂画，把所购精装书籍的书皮全都扯掉的趣事;一件是时参加了革命，不敢告知心爱的姊姊，又不愿在信里扯谎，便画了三幅画作回信的轶事。这两件事都是汪精卫亲身经历，非他人所能知，而在曼昭的《南社诗话》中也写了同样的两件事。或曰曼昭所述每每得之于汪精卫，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文中还有一个汪精卫自述的细节，与《南社诗话》中曼昭的自述若合符节，这就有点奇怪了。汪精卫在《故人故事》中感叹道：“唉！我也有一个五姊，我可没有林时那样的风趣，那般善于体贴人情，只落得个回国之后，到五姊坟上，去做‘斜阳趣归去，回首断坟孤’的诗了。”恰巧曼昭也有一个姊姊。《南社诗话》曼昭自述云：“嗟夫！余之身世略同时，亦有一姊，爱之深挚。自入革命党以来，初不敢以消息告之。观广尘（林时字）书，几欲攫之囊中，不令付邮也。”怎会那么巧，曼昭和汪精卫在写林时的时候都写到了自己的姊姊，这分明就是一个有意设置的线索，让我们这些好事者沿着这条道儿追踪呢。
《南社诗话》中还有其他一些线索，也与汪精卫的生平及诗学观点吻合。例如《南社诗话》多掇拾友朋旧闻，弥漫着怀旧的气息，唯独对吴稚晖没一句好话，一处说他“游荡不学，欺世盗名”，一处则说他“老而成魅，附身于军阀，藉其斧鉞，生平朋旧及后生新进，斩杀无算”，贬斥尤甚。联系到汪精卫与吴稚晖之间的政治纠葛，汪氏也许在借此发泄心中不满。当然吴稚晖也没有放过汪精卫，曾写过一首《忆旧游·落叶》（已收入汪梦川注本）的和作，痛骂汪氏：“待扫叶入溷，斩荆投海下金陵。”再如《南社诗话》认为新、旧体诗可以并存，这也是汪精卫的看法。一位老先生为《双照楼诗词稿》作序，引了汪精卫一九二三年致胡适的一封谈论新诗的信，其中说：“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体诗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而且他倾向于认为新诗和旧诗可以写出同样的妙境。曼昭的观点也与此相近：“南社诸人多治旧体诗，对于新体诗意见尚未一致。余则以为新旧两体不妨并行。余此言非故为折衷，盖诗之历史观应如是也。与其息争，不如激之使争，争愈烈，则其进步则愈速。”这些线索，虽不如前面所言几条有力，亦不可忽视。
二
从现有证据来看，“曼昭”极有可能就是汪精卫，那么《南社诗话》的价值也有待重估，其中与汪精卫有关的内容，及其汉奸身份，多可拿来为《双照楼诗词稿》作注。这里举三个例子略作说明。
汪精卫的《忆旧游·落叶》 为集中咏物的压卷之作，“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在抒情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思想情感的复杂性方面甚至超越了苏轼那首吟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上阕云：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流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空枝老，同诉飘零。
首句中的“护林心事”，汪注引林时、胡汉民诗句作注，似即据《南社诗话》，但于词句微意仍有未尽处。《南社诗话》“朱执信”条有朱氏《代古决绝词》云：“水流还朝宗，叶落还肥根。来年春三月，伫看万木繁。人生在世亦如此，此身何惜秋前萎。”又“汪精卫条”云：
龚定庵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精卫爱诵之。近日坊刻《汪精卫集》，于《民族的国民》篇末缀此二句，余颇疑之，尝于通讯时问及。得精卫复书云：“篇末空白，随意填写故人诗词或格言一两句，此杂志惯事也。然其后辗转翻刻，竟若以此两句为与论文相连属者然，此则非仆所知也。”然此两句实能道出志士仁人杀身成仁之心事。执信诗“叶落还肥根”，精卫谓是龚定庵诗意，而另有一种古朴风味。其实精卫所自作，如“雪花入土土膏肥，孟夏草木待尔而繁滋”，如“飞絮便应穷碧落，坠红犹复绚苍苔”，亦此物此志也。
又“林时”条云：“广尘有断句云：‘入夜微云还蔽月，护林残叶忍辞枝。’下句未经人道，仁人志士之用心，固如此也。”所谓“护林心事”，或以“落叶”自喻，非精卫一人所独有，也非泛泛而谈，而是晚清不少知识人、革命党人所共有的牺牲自我的信念。如刘鹗《落叶诗》：“念彼落叶，犹可为薪。用熟五谷，以饱饥人。”自注说：“虽委弃之余，其德足以伸。吁嗟乎，吾不及落叶之仁。”三十多年以后，汪精卫重提“护林心事”的旧话，自己却正走在背党叛国的路上，成为一个汉奸，那个怀抱“精卫情结”而谋刺摄政王的人正在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陷阱，怎能不抚今追昔，感慨遥深？不与《南社诗话》的相关内容印证，对这首词的理解免不了隔膜。
另一个例子，是汪精卫《秋夜》诗中“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四句的注释。《南社诗话》叙述朱执信事迹最详，与汪精卫关系最密切者即《代古决绝词》与《代答》二首。曼昭评云：“易水之歌，只感慨于壮士一去不复还，而执信此诗，则辗转低徊，念来日之大难，惜人才之不易得，其深情苦语，尤一往无际，愈折愈深，宜精卫之讽诵久而不能忘一字矣。”然后引《秋夜》诗，复云：“所谓‘风萧易水今犹昨’者，得毋即指（朱）执信此诗耶？”又云：“然以情理度之，当时依依梦里者，或不止执信一人也。”这几处文字，皆与汪诗的今典切合，仅注古典，便有死在句下之嫌。
第三个例子是汪精卫《十一月八日自广州赴上海舟中作 》一诗的注解。诗云：“鸥影微茫海气春，雨收余霭碧天匀。波凝绿蚁风无翼，浪蹙金蛇月有鳞。始信琼楼原不远，却妨罗袜易生尘。钟声已与人俱寂，袖手危阑露满身。”当时汪精卫负中山先生命，赴广东重开军政府，而胡汉民与陈炯明不和，兆铭“怅然不乐，遽一人归上海”，因作此诗。《南社诗话》云：“所谓‘始信琼楼原不远’，言有志者事竟成也。所谓‘却妨罗袜易生尘’，言履霜坚冰至也。大不得意之事，即伏于得意之时，古今往往如此矣。……十一年二月，邓铿死于刺客之手，未几孙公自桂林旋师驱陈炯明，兵祸遂作。韩仲乐言，《礼记》‘钟声铿’;‘钟声已与人俱寂’谓邓仲元死事也。‘袖手危阑露满身’，谓大乱已成不能挽救也。”如此来看，双照楼诗句关涉当时人事甚密，不能仅注古典了事。
对于《南社诗话》，陈晓平先生曾说：“《诗话》实际是一种回忆录，用了诗话形式，汪氏或者借此表现其文学才能。”此言大有味。
一
《南社诗话》的作者“曼昭”究竟是谁，《上海书评》曾先后刊出宋希於先生的《“曼昭”是谁？》以及陈晓平先生的回应文章《“曼昭”就是汪精卫》，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宋文怀疑曼昭是汪精卫，陈文则通过内文证据的推理断定曼昭就是汪精卫。又据网上资料，《明报月刊》曾刊载文章，说是发现了《南社诗话》手稿，也认为曼昭就是汪精卫。而林香伶女士的《南社诗话考述》则径直把《南社诗话》的著作权划归汪精卫。从现有证据来看，《南社诗话》极有可能就是汪精卫所撰，最近翻阅《南社诗话》也发现了支持此观点的三个旁证。
《南社诗话》的收官部分有一段文字，论古今最好之诗句：“人问以古今之诗何句最好？此问可谓宽泛之至矣。然余可不假思索而应之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此四句，直觉天地万物一切平等，一切自由。民胞物与之念，盎然言表，而极直率，极自然，无道学家头巾气，无宗教家念珠气，真可谓中国第一首诗也。‘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大同社会理想如是，较老子之‘虚其心，实其腹’见解更进矣。陶诗好处在博大高明，如‘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川上平’。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直可作为陶诗评语。后世以恬淡目陶诗，甚至以王维为善学陶诗，直井蛙之见耳。”这段关于陶诗的评论，与汪精卫在《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九期发表的《读陶随笔》（原载龙榆生主编《同声月刊》）在很多方面都如出一辙。为方便论述，不惮其烦将《读陶随笔》的三个段落录如下：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古今詩人，有此气象者，唯陶公一人。“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川上平。”令人悠然有天地清明之感。王摩诘诗：“秋空自明迥，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新月方闲。此际纵孤棹，夷犹殊未还。”非不清且丽也，以陶公此四句视之，其气象不侔矣。“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令人悠然有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之感……
有人谓陶公思想不出当时清谈以外，此言非也。清谈源于老庄，而陶公则笃守儒术。集中忧道之诚，固穷之节，皆粹然儒者之言行也。“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与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异。《桃花源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与老子“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亦异。读《桃花源记》者，不可忽略“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一语，此陶公所梦想之社会也。天下古今，何处有此社会者，然梦想中却不能不有，有此，然后仁民爱物之怀抱，得所寄托。而一昼夜间，悲天悯人之所为，亦稍稍得以安慰。此犹宗教家之有所谓天国也。言之可悲，然宁信其有勿信其无耳。
然则平澹有乐乎？有之，能做到以上不言苦，不辞难，又能做到固穷，则一片心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以无往而不乐矣。《读山海经》首章，最能道之。其所以“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者，“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乐之得于天地万物者也。“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此乐之得于己者也。“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此乐得之于人者也。大抵以生事言，无往而非苦，以心境言，则无往而非乐，人生不可无此受用。苏东坡颇得此意，故于惠州之贬，儋耳之谪，襟怀洒然。所谓“平生学道真实意”者，实与陶公有契合处。……
《读陶随笔》首段所说天地之道、诗家气象，与《南社诗话》的“博大高明”四字恰如桴鼓相应。《读陶随笔》所谓“令人悠然有天地清明之感”、“令人悠然有天地万物皆吾一体之感”、“此乐之得于天地万物者也”，与《南社诗话》“直觉天地万物一切平等，一切自由。民胞物与之念，盎然言表，而极直率，极自然，无道学家头巾气，无宗教家念珠气”意思何其相近，且所举诗句亦基本相同。特别是“‘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与老子‘虚其心实其腹’异”一句，与《南社诗话》“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大同社会理想如是，较老子之‘虚其心，实其腹’见解更进矣”，在用语、观点方面何其相似乃尔？甚至两篇文字中都出现了陶潜与王维的比较，抑王扬陶的倾向也一致。如此巧合，恐非偶然，以汪精卫之地位、诗才，安能抄袭他人？因此《陶诗随笔》应该是《南社诗话》那段陶诗议论的扩充版，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关系。
不仅如此，曼昭论诗标举“由艰辛以归于平易”，主张“以志事为先”，“尝欲作古今诗选，其选择标准，以志事为先，凡一切热中落魄等等丑词嫚语，悉从沙汰，为中国诗界洗此污点”。《读陶随笔》正是从志事、志意的角度来解读陶诗的。汪氏认为：“古今圣贤，怀抱未必尽同，而有无乎不同者，一己之所取，惟恐其不约，为天下国家计，惟恐其不精且详。盖不约则患得患失之心中之，将成为鄙夫。非澹泊明志之人，必不足与言鞠躬尽瘁也。”因此他看重的是陶渊明的“守己之约”与“谋国之忠”，以及“忧道之诚，固穷之节”，因此“陶公之平澹，由志节来也”，“不能固穷”则不能造平澹，与曼昭的观点也一致。汪精卫幼年即从父受陶诗与陆放翁诗，二者一退隐，一进取，既矛盾又统一，构成了汪氏诗歌教养的基本框架。从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观点看，得之于陶诗者深，得之于陆诗者浅。
另一个旁证与汪精卫的诗句有关。其《狱檐偶见新绿口占》诗云：“初日枝头露尚涵，春光如酒亦。青山绿水知何似？愁绝风前郑所南。”某翁注《双照楼诗词稿》，点评三四句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像什么？想象奇特，大气，出乎受众意料：像一个人！中华民族五千年，人口恒河沙数，数不清啊！谁？结句揭谜底：宋代刚介而有志操的郑所南。”如此解诗，真堪绝倒。龚鹏程《云起楼诗话》则认为此诗费解：“所南并无此遭遇，不知为何如此说。”汪梦川注《双照楼诗词稿》，引陈炯明《修理西湖募捐序》：“郑所南纵观青山绿水，感喟苍茫，无以为情，而作《心史》。”据汪注，此文为汪精卫代作，诗文互证，可见诗人不过想象大好河山而“无以为情”，如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所谓“以郑思肖自况”而已。后检曼昭《南社诗话》，也有一段此诗的诠解： 昔郑所南有云：“满眼青山绿水，所南何以为情哉！”故精卫由狱檐之新绿而想及之也。嗟夫！山水能令人忧，能令人乐，能令人于此寄国家民族之恋慕，能令人于此陶淑其不濡滞于物之心情，乃至于临命之时，犹不忘情于一瞬。山水不负人，人不负山水矣。
此段诠解颇似自道心事。不过此典出处不详，笔者曾遍检而不得。后托友人转询陈福康先生，蒙陈先生赐告，此典当出于《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自序》：“此其所以满目青山绿水，垂笑于无穷、无穷、无穷也耶？” 这个典故的运用，并不是很确切，无怪乎后人责其不文，而曼昭与汪精卫共用一典，同犯一错，不亦怪哉？
第三个旁证来自汪精卫原载《古今》半月刊第十九期（周年纪念特大号）的《故人故事》一文。汪在这篇文章里先引了他的《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的第二首，中有“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四句，文章主要围绕最后一句展开，分别回忆了林时、李文甫、俞云纪三人。回忆林时的一段，写了两件琐事。一件是林时在日读书时，为了方便阅读，甚至在书上尽情涂画，把所购精装书籍的书皮全都扯掉的趣事;一件是时参加了革命，不敢告知心爱的姊姊，又不愿在信里扯谎，便画了三幅画作回信的轶事。这两件事都是汪精卫亲身经历，非他人所能知，而在曼昭的《南社诗话》中也写了同样的两件事。或曰曼昭所述每每得之于汪精卫，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文中还有一个汪精卫自述的细节，与《南社诗话》中曼昭的自述若合符节，这就有点奇怪了。汪精卫在《故人故事》中感叹道：“唉！我也有一个五姊，我可没有林时那样的风趣，那般善于体贴人情，只落得个回国之后，到五姊坟上，去做‘斜阳趣归去，回首断坟孤’的诗了。”恰巧曼昭也有一个姊姊。《南社诗话》曼昭自述云：“嗟夫！余之身世略同时，亦有一姊，爱之深挚。自入革命党以来，初不敢以消息告之。观广尘（林时字）书，几欲攫之囊中，不令付邮也。”怎会那么巧，曼昭和汪精卫在写林时的时候都写到了自己的姊姊，这分明就是一个有意设置的线索，让我们这些好事者沿着这条道儿追踪呢。
《南社诗话》中还有其他一些线索，也与汪精卫的生平及诗学观点吻合。例如《南社诗话》多掇拾友朋旧闻，弥漫着怀旧的气息，唯独对吴稚晖没一句好话，一处说他“游荡不学，欺世盗名”，一处则说他“老而成魅，附身于军阀，藉其斧鉞，生平朋旧及后生新进，斩杀无算”，贬斥尤甚。联系到汪精卫与吴稚晖之间的政治纠葛，汪氏也许在借此发泄心中不满。当然吴稚晖也没有放过汪精卫，曾写过一首《忆旧游·落叶》（已收入汪梦川注本）的和作，痛骂汪氏：“待扫叶入溷，斩荆投海下金陵。”再如《南社诗话》认为新、旧体诗可以并存，这也是汪精卫的看法。一位老先生为《双照楼诗词稿》作序，引了汪精卫一九二三年致胡适的一封谈论新诗的信，其中说：“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体诗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而且他倾向于认为新诗和旧诗可以写出同样的妙境。曼昭的观点也与此相近：“南社诸人多治旧体诗，对于新体诗意见尚未一致。余则以为新旧两体不妨并行。余此言非故为折衷，盖诗之历史观应如是也。与其息争，不如激之使争，争愈烈，则其进步则愈速。”这些线索，虽不如前面所言几条有力，亦不可忽视。
二
从现有证据来看，“曼昭”极有可能就是汪精卫，那么《南社诗话》的价值也有待重估，其中与汪精卫有关的内容，及其汉奸身份，多可拿来为《双照楼诗词稿》作注。这里举三个例子略作说明。
汪精卫的《忆旧游·落叶》 为集中咏物的压卷之作，“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在抒情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在思想情感的复杂性方面甚至超越了苏轼那首吟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上阕云：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流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空枝老，同诉飘零。
首句中的“护林心事”，汪注引林时、胡汉民诗句作注，似即据《南社诗话》，但于词句微意仍有未尽处。《南社诗话》“朱执信”条有朱氏《代古决绝词》云：“水流还朝宗，叶落还肥根。来年春三月，伫看万木繁。人生在世亦如此，此身何惜秋前萎。”又“汪精卫条”云：
龚定庵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精卫爱诵之。近日坊刻《汪精卫集》，于《民族的国民》篇末缀此二句，余颇疑之，尝于通讯时问及。得精卫复书云：“篇末空白，随意填写故人诗词或格言一两句，此杂志惯事也。然其后辗转翻刻，竟若以此两句为与论文相连属者然，此则非仆所知也。”然此两句实能道出志士仁人杀身成仁之心事。执信诗“叶落还肥根”，精卫谓是龚定庵诗意，而另有一种古朴风味。其实精卫所自作，如“雪花入土土膏肥，孟夏草木待尔而繁滋”，如“飞絮便应穷碧落，坠红犹复绚苍苔”，亦此物此志也。
又“林时”条云：“广尘有断句云：‘入夜微云还蔽月，护林残叶忍辞枝。’下句未经人道，仁人志士之用心，固如此也。”所谓“护林心事”，或以“落叶”自喻，非精卫一人所独有，也非泛泛而谈，而是晚清不少知识人、革命党人所共有的牺牲自我的信念。如刘鹗《落叶诗》：“念彼落叶，犹可为薪。用熟五谷，以饱饥人。”自注说：“虽委弃之余，其德足以伸。吁嗟乎，吾不及落叶之仁。”三十多年以后，汪精卫重提“护林心事”的旧话，自己却正走在背党叛国的路上，成为一个汉奸，那个怀抱“精卫情结”而谋刺摄政王的人正在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陷阱，怎能不抚今追昔，感慨遥深？不与《南社诗话》的相关内容印证，对这首词的理解免不了隔膜。
另一个例子，是汪精卫《秋夜》诗中“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四句的注释。《南社诗话》叙述朱执信事迹最详，与汪精卫关系最密切者即《代古决绝词》与《代答》二首。曼昭评云：“易水之歌，只感慨于壮士一去不复还，而执信此诗，则辗转低徊，念来日之大难，惜人才之不易得，其深情苦语，尤一往无际，愈折愈深，宜精卫之讽诵久而不能忘一字矣。”然后引《秋夜》诗，复云：“所谓‘风萧易水今犹昨’者，得毋即指（朱）执信此诗耶？”又云：“然以情理度之，当时依依梦里者，或不止执信一人也。”这几处文字，皆与汪诗的今典切合，仅注古典，便有死在句下之嫌。
第三个例子是汪精卫《十一月八日自广州赴上海舟中作 》一诗的注解。诗云：“鸥影微茫海气春，雨收余霭碧天匀。波凝绿蚁风无翼，浪蹙金蛇月有鳞。始信琼楼原不远，却妨罗袜易生尘。钟声已与人俱寂，袖手危阑露满身。”当时汪精卫负中山先生命，赴广东重开军政府，而胡汉民与陈炯明不和，兆铭“怅然不乐，遽一人归上海”，因作此诗。《南社诗话》云：“所谓‘始信琼楼原不远’，言有志者事竟成也。所谓‘却妨罗袜易生尘’，言履霜坚冰至也。大不得意之事，即伏于得意之时，古今往往如此矣。……十一年二月，邓铿死于刺客之手，未几孙公自桂林旋师驱陈炯明，兵祸遂作。韩仲乐言，《礼记》‘钟声铿’;‘钟声已与人俱寂’谓邓仲元死事也。‘袖手危阑露满身’，谓大乱已成不能挽救也。”如此来看，双照楼诗句关涉当时人事甚密，不能仅注古典了事。
对于《南社诗话》，陈晓平先生曾说：“《诗话》实际是一种回忆录，用了诗话形式，汪氏或者借此表现其文学才能。”此言大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