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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政治路线。而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来保证。而此时，在组织路线方面，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党的干部路线遭到严重破坏，正常的干部培训、选拔、任用机制被打碎，德才兼备干部成长的道路被堵塞。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混进各级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后清理了这“三种人”），党的干部结构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各级领导机关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与此相应的突出问题还表现在，各级领导班子老化的状况非常严重。“文化大革命”之后，新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纠正300余万人的冤假错案），一大批被冤屈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但是，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大量的老干部返回领导岗位，大体上恢复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并且使党政机关领导班子原本年龄偏大的问题更加突出。
1979年，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者占50.55%，其中65岁以上者占26.7%，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
而且这些主要负责人许多是大革命时期或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条。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云的注意，他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70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要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及其稳定性、连续性，必须要有人、有干部。因此，全面系统地解决干部老化和年轻干部缺乏的问题，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便让比较年轻的干部走上中央工作的第一线。1979年3月，他又提出找四五十岁的干部到他负责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
同年夏天，邓小平在视察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时，一路强调的也是抓紧选拔年轻干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
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适，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随后，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设立书记处，开展工作，以便让中央政治局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也可以使老同志减轻工作负担。但当时书记处的平均年龄也达60岁，不算年轻。于是，陈云郑重提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同时强调，“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来。”
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年龄偏高，二是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5月，中组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
此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四化”方针。从1982年年底机构改革算起，至1985年年底，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46.1万人。 “第三梯队”名单
中央还于1983年下半年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
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第一次提到三个梯队。他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6月3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肯定了“第三梯队”的说法，并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在这次会议上，建立“第三梯队”的任务明确地规定下来。
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
省部级后备班子的选择范围不限行业，不限出身，有“四化八门”（“四化”指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八门”泛指各个行业）之说。硬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表现好。所谓“表现好”，是指“文革”时期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
但实践起来，阻力巨大。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以及“文革”的派性残余，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为了引起地方领导重视，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之后，再经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也进入了名单。1985年，这位32岁的县委书记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
同时进入名单的还有时任茂名石油公司计划处处长的张高丽。进入名单后，当年，这位38岁的处长升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兼任茂名石油公司经理。一年后，升任广东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任广东省副省长。
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经过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会审议通过之后，以每省一册的形式，陆续报送政治局。至1984年秋，首批名单确定，约1100人。名单是动态的，随时调整。已经进入领导班子的，会从名单中去掉；有新的人选，会补充进去。名单建立后，提拔干部原则上都要出自名单。
截至1985年5月，经中央批准，浙江、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5个省区市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党政一把手。
年龄过线的59名党政领导退了44人，新进班子的65人多数出自“第三梯队”名单。调整后，15位书记平均年龄59.2岁，比原来下降5.5岁；15位省长平均年龄56.4岁，比原来下降1.8岁。
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
提拔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老干部的离职问题，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就必须解决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主要是老干部的离退休问题。有鉴于此，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问题。他说，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1980年2月，经过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明确提出要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时，系统谈到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邓小平关于干部实行离退休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央大多数人的赞同。据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
同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76岁）、陈云（75岁）、李先念（71岁）、徐向前（79岁）、王震（72岁）、王任重（63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聂荣臻（81岁）、刘伯承（88岁）、张鼎丞（1898-1981，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蔡畅（80岁）、周建人（1888-1984，鲁迅三弟，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位置。
但是，老干部的“出”与中青年的“进”阻力仍然很大，提拔青年干部步伐不快。最突出的事例是：1981年年初，时任电力部部长的刘澜波（1904-1982）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当时52岁，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组织部门的同意。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请他注意此事，一个月后，李鹏才得到组织部门的任命，随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陈云后来讲到此事时说：“就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
对此，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根本症结是“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 ，即要做好青年干部选拔工作，必须先妥善处理老干部的问题。
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 他要求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并把培养接班人问题提到关系党兴衰成败的高度，喻之为“一场革命”，疾呼：“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复倡导、呼吁，深化了全党的认识。为了保证调整干部顺利进行，中央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规定省委常委中50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并且这个标准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比例要超过三分之一。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2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 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机构人员的任期做了明确规定。至此，退休制度被确立为党和国家干部人事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
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但是，老干部的离退休制度落实起来，困难很大。
一方面，有人把退休、让位与中途退出革命混淆起来，拒绝接受；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人认为年轻人经验少，不放心；有人顾虑离退休会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虽然心态各异，但不愿离职的态度一致。因此，邓小平在讲话中称老干部退休“障碍重重”，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胡耀邦也说：“近几年提了一些年轻人，阻力很大。”
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年轻干部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去，年轻干部确实存在实际困难。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决定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
设置顾问是邓小平1975年整顿军队时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针对军队领导机关人员臃肿的现象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虽然由于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而未实行，但其切合实际的思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因此，当新老干部交替矛盾突出时，邓小平再次考虑用顾问委员会的办法解决现实矛盾。
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论述培养接班人和退休制度问题时指出：“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 他说：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
根据这个思路，中共十二大党章修改草案加写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内容。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员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安排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并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年轻一代”。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规定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顾问委员会。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随后，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中顾委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最高领导层实现了新老合作与交替。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十年间，顾问委员会共历时两届。其间，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实行，与此同时，最年轻的顾问委员也超过了70岁。于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92年中共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并从党章中删除了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顾问和顾问委员会的设立，使一大批老同志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领导岗位。这为中青年干部的成长、老干部逐渐适应退休生活，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全面建立与顺利实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82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211 人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王兆国等，其中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当时只有39 岁。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39 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兴奋地叙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形成干部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良好机制
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实行，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 据新华社1992年9月8日报道：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实行10周年时，“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464万干部退休”。 这样，就使“文化大革命”后困扰全党、严重影响党的政治路线贯彻落实和妨碍党的事业发展的干部老化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党政机关人员臃肿问题得到很大改善，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形成了干部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良好机制，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平稳快速发展。
同时也打破了干部、职工队伍中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升不能降、能留不能去、能干不能退的传统观念，并在全社会传播和树立了一到规定年龄就应退（离）休的意识。
退休制度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这种规定打破了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为领导干部任期制和限任制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政治权力稳定的代际转移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指出：“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注：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实际都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 “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 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先是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与陈云、李先念实现“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接着于1989年11月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
但干部职务终身制并没有就此被废止。这是因为党章只说明了党的各级职务不是终身的，却没有给出具体的任期限制，从法理上说党的领导人仍然可以长期任职。虽然规定了各种国家最高职务只能干满两届，但是由于没有年数合计的限定，设想一个50多岁的中央干部，先在政府的系统干上10年，两届期满后转向人大、然后再转向政协，这样转了一圈就干上30年，还是等同于终身。
有鉴于此，2006 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规定，今后从县级直到中央的党、政、人大、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正职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担任同一职务；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这就是说，同一个职务最多只能干10年，同一层级职务最多干15年，不能无休止地干下去。因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以其明确的任期年限规定，最终彻底地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政治路线。而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组织路线来保证。而此时，在组织路线方面，党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党的干部路线遭到严重破坏，正常的干部培训、选拔、任用机制被打碎，德才兼备干部成长的道路被堵塞。造反派、打砸抢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混进各级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以后清理了这“三种人”），党的干部结构出现严重的断层现象，各级领导机关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
与此相应的突出问题还表现在，各级领导班子老化的状况非常严重。“文化大革命”之后，新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到1982年年底，全国共纠正300余万人的冤假错案），一大批被冤屈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恢复工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但是，由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大量的老干部返回领导岗位，大体上恢复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很快就出现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的现象，并且使党政机关领导班子原本年龄偏大的问题更加突出。
1979年，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20多人。当时中央管理的干部中，60岁以上者占50.55%，其中65岁以上者占26.7%，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
而且这些主要负责人许多是大革命时期或抗战时期的老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条。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云的注意，他指出：“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60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70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这些干部身负重任，都在党政军第一线工作，日夜操劳。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要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及其稳定性、连续性，必须要有人、有干部。因此，全面系统地解决干部老化和年轻干部缺乏的问题，成为当时必须解决的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便让比较年轻的干部走上中央工作的第一线。1979年3月，他又提出找四五十岁的干部到他负责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
同年夏天，邓小平在视察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时，一路强调的也是抓紧选拔年轻干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
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
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适，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随后，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设立书记处，开展工作，以便让中央政治局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也可以使老同志减轻工作负担。但当时书记处的平均年龄也达60岁，不算年轻。于是，陈云郑重提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同时强调，“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来。”
198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年龄偏高，二是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5月，中组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参加领导班子。
此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新时期干部工作的“四化”方针。从1982年年底机构改革算起，至1985年年底，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46.1万人。 “第三梯队”名单
中央还于1983年下半年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名单，胡耀邦形象地称之为“第三梯队”名单。
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第一次提到三个梯队。他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在6月30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肯定了“第三梯队”的说法，并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建立起来。“一些同志和好心的国际人士不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以后，跟随‘四人帮’的那些‘三种人’会翻天吗？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他们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
在这次会议上，建立“第三梯队”的任务明确地规定下来。
之后，中组部向中央直属机关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发出了上报后备班子名单的通知。
省部级后备班子的选择范围不限行业，不限出身，有“四化八门”（“四化”指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八门”泛指各个行业）之说。硬条件有三：年龄一般不能超过50岁；原则上需要大学学历，但不唯学历论；一般是地厅级干部。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表现好。所谓“表现好”，是指“文革”时期有抵制态度，或者干脆采取“逍遥”态度。
但实践起来，阻力巨大。党内论资排辈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以及“文革”的派性残余，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为了引起地方领导重视，在选拔“第三梯队”时，中组部制定了非同寻常的上报程序：所有名单，必须先在省、部委常委会和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之后，再经由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委员会议审定，最后铅印40份，以中组部名义呈报中央政治局，并存档。
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也进入了名单。1985年，这位32岁的县委书记调任福建省厦门市市委常委、副市长。
同时进入名单的还有时任茂名石油公司计划处处长的张高丽。进入名单后，当年，这位38岁的处长升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兼任茂名石油公司经理。一年后，升任广东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88年，任广东省副省长。
1984年，“第三梯队”名单经过中央考察组考察、中组部部务会审议通过之后，以每省一册的形式，陆续报送政治局。至1984年秋，首批名单确定，约1100人。名单是动态的，随时调整。已经进入领导班子的，会从名单中去掉；有新的人选，会补充进去。名单建立后，提拔干部原则上都要出自名单。
截至1985年5月，经中央批准，浙江、北京、山西、内蒙古等15个省区市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党政一把手。
年龄过线的59名党政领导退了44人，新进班子的65人多数出自“第三梯队”名单。调整后，15位书记平均年龄59.2岁，比原来下降5.5岁；15位省长平均年龄56.4岁，比原来下降1.8岁。
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
提拔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老干部的离职问题，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就必须解决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主要是老干部的离退休问题。有鉴于此，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问题。他说，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1980年2月，经过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明确提出要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时，系统谈到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邓小平关于干部实行离退休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央大多数人的赞同。据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
同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76岁）、陈云（75岁）、李先念（71岁）、徐向前（79岁）、王震（72岁）、王任重（63岁）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聂荣臻（81岁）、刘伯承（88岁）、张鼎丞（1898-1981，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蔡畅（80岁）、周建人（1888-1984，鲁迅三弟，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位置。
但是，老干部的“出”与中青年的“进”阻力仍然很大，提拔青年干部步伐不快。最突出的事例是：1981年年初，时任电力部部长的刘澜波（1904-1982）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李鹏接任。李鹏当时52岁，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开始并没有得到组织部门的同意。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请他注意此事，一个月后，李鹏才得到组织部门的任命，随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陈云后来讲到此事时说：“就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
对此，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根本症结是“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 ，即要做好青年干部选拔工作，必须先妥善处理老干部的问题。
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到二三十岁！” 他要求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并把培养接班人问题提到关系党兴衰成败的高度，喻之为“一场革命”，疾呼：“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复倡导、呼吁，深化了全党的认识。为了保证调整干部顺利进行，中央采取了两个“三分之一”的强硬措施，规定省委常委中50岁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学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并且这个标准推及地委、县委。企业和大专院校这类高文化层次的单位，比例要超过三分之一。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2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明文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 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对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机构人员的任期做了明确规定。至此，退休制度被确立为党和国家干部人事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
中顾委实现历史性过渡
但是，老干部的离退休制度落实起来，困难很大。
一方面，有人把退休、让位与中途退出革命混淆起来，拒绝接受；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人认为年轻人经验少，不放心；有人顾虑离退休会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虽然心态各异，但不愿离职的态度一致。因此，邓小平在讲话中称老干部退休“障碍重重”，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胡耀邦也说：“近几年提了一些年轻人，阻力很大。”
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年轻干部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去，年轻干部确实存在实际困难。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决定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
设置顾问是邓小平1975年整顿军队时提出来的。当时，邓小平针对军队领导机关人员臃肿的现象说：“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虽然由于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而未实行，但其切合实际的思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因此，当新老干部交替矛盾突出时，邓小平再次考虑用顾问委员会的办法解决现实矛盾。
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论述培养接班人和退休制度问题时指出：“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 他说：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
根据这个思路，中共十二大党章修改草案加写了建立顾问委员会的内容。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员的参谋作用。邓小平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
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安排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并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年轻一代”。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规定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顾问委员会。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随后，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中顾委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最高领导层实现了新老合作与交替。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十年间，顾问委员会共历时两届。其间，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实行，与此同时，最年轻的顾问委员也超过了70岁。于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92年中共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顾问委员会，并从党章中删除了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顾问和顾问委员会的设立，使一大批老同志从第一线退到第二线，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进入领导岗位。这为中青年干部的成长、老干部逐渐适应退休生活，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全面建立与顺利实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82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211 人中，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王兆国等，其中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当时只有39 岁。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39 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兴奋地叙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形成干部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良好机制
随着干部退休制度的实行，大批老干部离退休或者退居二线。 据新华社1992年9月8日报道：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实行10周年时，“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464万干部退休”。 这样，就使“文化大革命”后困扰全党、严重影响党的政治路线贯彻落实和妨碍党的事业发展的干部老化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党政机关人员臃肿问题得到很大改善，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的交替，形成了干部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良好机制，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平稳快速发展。
同时也打破了干部、职工队伍中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能升不能降、能留不能去、能干不能退的传统观念，并在全社会传播和树立了一到规定年龄就应退（离）休的意识。
退休制度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这种规定打破了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为领导干部任期制和限任制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家政治权力稳定的代际转移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指出：“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注：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实际都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 “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 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先是在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夕，与陈云、李先念实现“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接着于1989年11月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
但干部职务终身制并没有就此被废止。这是因为党章只说明了党的各级职务不是终身的，却没有给出具体的任期限制，从法理上说党的领导人仍然可以长期任职。虽然规定了各种国家最高职务只能干满两届，但是由于没有年数合计的限定，设想一个50多岁的中央干部，先在政府的系统干上10年，两届期满后转向人大、然后再转向政协，这样转了一圈就干上30年，还是等同于终身。
有鉴于此，2006 年8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规定，今后从县级直到中央的党、政、人大、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正职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担任同一职务；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这就是说，同一个职务最多只能干10年，同一层级职务最多干15年，不能无休止地干下去。因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以其明确的任期年限规定，最终彻底地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