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城市，在乡村，起的最早的中国人都是身背沉重书包，睡眼惺忪赶去上学的孩子们；庙堂之上，教育也一直凝聚着最多的关注，今年“两会”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新华社记者向总理提出的就是众所瞩目的义务教育问题。
　　教育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分量之重，没有几个民族能与之相比。为人父母者，把让孩子受教育的责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而赢得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直至名牌大学的入学机会，是我们从懂事起就念兹在兹的人生目标。教育在中国人心中有如许地位，深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到“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
　　教育曾经是一种特权。封建时代的民众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在西方，受教育是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在东方，教育与特权挂钩的形式刚好相反，受过教育，进入“士”阶层，就能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在那个时代，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才能有一点人的尊严，不用碰见官员就下跪，还能得到柴米银两资助和田赋减免等经济奖励。更重要的是，科考提供了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举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功名利禄皆出于此，“教育”的重要自不待言。
　　这种教育确实起到了保证部分人识文断字，传承文化的功效。可惜兴办者的兴趣并不在此。唐太宗开科取士，看见士子络绎前来，兴奋地感慨——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可见这种教育的兴办者，关注的不是知识传播的效果，而是能不能消除改变社会地位的其他途径，稳固江山社稷。
　　有什么样的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效果，从“独尊儒术”到只考“四书”，这种教育涉及的知识面越收越小，与教育传播知识、丰富人类思想的天职渐行渐远。徒有形式的“教育”只留下几篇八股文，发展不出现代化，更创造不了“知识经济”。
　　现代教育则不同，它要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面向大众，让更多人得到更多知识，是它的基本特征。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强调：“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总理提到的作为“现代化国家基石”的教育，指的就是这种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观的灵魂，是平等，而不是制造等级。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既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更不是获取特权的通行证。
　　面对教育现状，人们产生的种种心理落差，有时候反映的其实是新旧两种教育观在现实中的碰撞。今天的大学生发现，一次考试并不能定终生，竞争将一直延续到大学里、毕业后；他们还会发现，文凭和工作机会、薪酬待遇往往没有直接关系；甚至于“上大学”接受精英教育，这件从来都令人艳羡的事儿，也有可能是投入的学费与产出的报酬不成比例的“亏本买卖”。这些传统教育观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在现代教育体制下成为了现实。
　　在纷繁的争议中，辨析哪些是旧观念在新时代的不适症，哪些是教育改革的失误之处，是求解当前教育难题的关键；坚持向现代教育转型，则是化解一切教育难题的惟一出路。
　　向现代教育转型，政府需要转变的第一个观念是，虽然现代政府仍负有选拔精英的责任，但它更重要的职责是保证全体公民接受基础教育。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提供教育经费的义务全部推给父母家长，由政府财政向公民提供基础教育保障，是现代国家的象征。
　　政府和公立大学要树立的第二个观念是，坚守教育本位，以提供知识为大学的本分，不宜再向学生提供“转户口”，“干部身份”等涉及身份转换的特殊产品，更不能利用对这些特殊产品的垄断权与民营大学竞争。
　　转变教育观念，更重的任务落在普通人身上。每一个曾经为高考通宵达旦的学子，每一位曾在考场外苦苦守候的父亲母亲都有必要反省，我们对教育的热情，有多少付给了知识本身，又有多少付给了文凭所附加的东西。
　　缓解当下教育的主要矛盾，有赖于教育观念的转变。要让人们面对现实：发展中的中国不可能向全民提供精英教育；让只愿意报考“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学子们认识到，中国就业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转为知识密集型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首先必须说服人们放弃以改换社会地位为最终目的的教育观。
　　时代变迁。精英教育早己不是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在当代，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多种多样，大学文凭不能提供的，或许企业家创新精神能够提供给你；高学历不能提供的，或许善于发明创造的头脑能够提供给你。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应该有勇气在更宽广的领域，用更多的方式去争取政治、经济权利，追寻梦想，改变人生。
　　回归本位的现代教育，更加重视传播知识、完善人格这些基本职能。也只有这样心无旁驽的教育，才能打下“知识经济”的基石，铺就科教兴国的道路。
　　卸下教育所不能承载的期望和幻想，还教育以本来面目，这个话题将不再继续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