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坊间颇多金融改革“遇阻”的说法：利率汇率改革“最后一公里”裹足不前，而通过定向降准对信贷走向的调控又似带有较明显的“行政痕迹”。
　　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收益和风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收益自不待言，风险主要是短期内利率高升可能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后果。
　　类似的争论总会让人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价格改革闯关的纷争，到底先修正价格体系，倒逼市场主体行为变革，还是先修正市场主体行为，逐步向价格信号靠拢，进而完善价格体系，至今双方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一方认为实践已经证明闯关失败，另一方则认为如果当初顶住压力，一鼓作气闯过去，则后来的价格改革会少走很多弯路。
　　历史没有如果，更不能推倒重来，面对种种不确定性，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和利益格局的复杂性远甚于当年价格改革之时，又当此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之际，相关部门的谨慎是可想而知的。但世上亦无无风险的改革，因风险而畏手畏脚，迁延时日，贻误改革时机，任由问题累积，也非有担当者所应为。
　　与利率问题相关的每一个表面问题的后面都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因此，在纠结用什么样的药之前，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做好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准备。比如关于存款保险制度，赞成者认为是利率市场化前提，否则因竞争失败导致的金融机构挤兑很容易演化成系统性风险，反对者则认为这会引发道德风险，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
　　存款保险争论的实质是金融机构破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缺乏较为明晰的指引金融机构破产清算的法律法规，遇事基本都是相机处置，一案一策，既不利于汰弱留强，也不利于引进新竞争者，更不利于打破刚性兑付幻觉，结果导致金融市场投机日盛，而正面积极竞争不足，投资者保护亦无从谈起，同样造成深层次的道德风险。
　　因此，先厘清围绕金融机构破产的认知，进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晰破产处置程序，打破刚性兑付认知误区，进而将政府从对国有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束缚中解放出来，做到市场主体信用待遇方面的平等化，才是长久解决之道。
　　利率市场化对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市场观点不一，有论者认为中小企业面对陡升的利率融资成本将急剧上升，有论者则认为受到重压的将是长期享有低利率优势的国有企业，随着其“势力范围”的萎缩，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将会下降，成长空间则会倍增。
　　上述说法其实都陷入了旧有思维的窠臼。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的社会融资总量过剩，充分表明处于升级换代阵痛期的中小企业整体增长乏力，缺乏吸引资本眼球的亮点，自然面临融资瓶颈，这一情形和中小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导致的资金成本消化能力下滑相叠加，让人们产生了低利率拯救中小企的错觉，而忘记了当年身处短缺经济和上升周期的中小企业克服各种要素短缺打拼天下的能力。温州钱荒和江浙企业联保风波说到底是经济大势逆转下的淘汰效应，资金成本只是原因之一，因此过度关注这一单一因素于事并无大补。
　　中小企业融资是否一定要靠银行，在关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如何通过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来分流企业融资压力等等，都是待解命题和更可为的突破方向。
　　关于利率市场化对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市场观点也出现两极分化，一方认为资金链吃紧的房地产商会饮鸩止渴对市场利率形成哄抬效应，进而加大资产泡沫，一方则认为高利率会压垮房地产泡沫，进而危及实体经济。因此，双方共同的结论是面对房地产泡沫，利率市场化风险过大不可行。
　　再一次，问题的实质是我们如何看待及处置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有诸多原因，利率高低不是主要原因，而对泡沫的消化也需要相关各方戮力求解，综合治理，不宜在利率上多做文章，既无需以利率市场化来戳破泡沫，更无需以人为低利率来维系泡沫。
　　总之，如果人们换种思路，不急于在利率改革上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将利率改革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及其相关性高低当作系统改革的指引，在攻坚之前廓清外围，提前排雷，拆除可能的引爆点，则有可能在盲动和无为之间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既能稳步推进更大范围的改革，又可提高改革的针对性，方可收水到渠成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