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医生的“红包”是主要收入。医生收受红包如今广受诟病，这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古代红包是医生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古代，医生多在家接诊或出诊，看病没有统一价格表，往往依患者的社会地位、贫富和医生的名气来决定诊费的高低和红包的大小，对有钱的病人可以多收点，穷人则少收点甚至免费。
　　【关键词】古代医患；医患关系
　　不把钱财看得太重是古代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医生都能做到谋道不谋利，明初杭州有个医生叫陶华，《杭州府志》记载，陶华“治伤寒，一服而愈，神效莫测，名动一时”。但是，想请他看病没有大红包是请不动的，“非重赂，莫能致”。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医生重利现象持续抬头，更有甚者，钱不到不用药，见死不救。《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解砒毒方”中曾经记载，有一个叫蒋紫垣的清代医生，有解砒毒秘方，但找他看病解毒他 必要高价，如果不满足“则坐视其死而不救”。在这样的行医初衷下，医患关系自然就变得紧张。
　　“病有六不治”避免医患纠纷。 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提出“六不治”，即六种人不接诊，第一种人就是“骄恣不论于理”（《史记·扁鹊列传》）这种病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有可能成为医闹。“六不治”就是要避免医患纠纷的产生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古代人看病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说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其意思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但即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免出现我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选病人”，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 “预后”是古代医生自我保护的又一种手段，所谓预后，就是研究患者病情的发展，提前告知意外。说白了，预后就是“打预防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病人及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现代医院通行的“病危通知书”签术前同意书的做法，就是沿袭了古代预后的行规。
　　医生面临信任危机。与现代一样，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的关系。古代不少病人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的病情说出来，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谈到当时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情况：“士代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医生不负责任是古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又一原因。清陆以湉《冷庐医话》记载的一则医患关系纠纷相当典型：苏州医生曹某，在当地名气不小，相应的，“声价自高”，贫家延请每不至。当地一位有名望的老先生尚未出嫁的女儿生病，派仆人请来姓曹的医生，仆人素来讨厌姓曹的医生，于是欺骗曹某说，该女已嫁人，怀孕好几个月了。曹某到人床前，隔着帷幕诊断，号脉后随口胡说该女已经有身孕。老先生十分惊讶，怀疑是误断，次日又请曹某来，老先生让儿子伪装成女儿，曹某看后还是说怀孕了。这时候，老先生的儿子拉开帷幕说：我男儿也有孕乎？诬我犹可，诬我妹不可恕也！结果，曹某被狂揍一顿，还被灌了粪水，声望扫地，再也没有找他看病了。
　　医患关系立法由来已久。古代很多医患纠纷大多是“私了”，唐宋开始流行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或许是医患纠纷增多之故，元朝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诏令也随之增多，《通制条格》单列“医药”卷，元律不仅严惩“假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作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明朝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
　　作者简介：宋辉（197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方向：院校教育理论和教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