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不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一位同学读完这个片段，我提出问题：“这是假洋鬼子的演讲，因为被阿Q拦腰打断，所以还只是半段演讲。但就是这样半段演讲，却存在着两处硬伤——最基本的常识错误。不知道谁能指出这两处硬伤?”
大概是因为这问题提得太意外了，好久都没有人回答。我于是启发道：“如地理方面的常识，洪哥请假洋鬼子上——”
“上湖北，湖北是一个大省，不是什么‘小县城’。”一个同学应声答道。
“即使是请他上湖北省省城武汉(如果把话说得明确一些)，那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不是‘小县城’。”又一个同学补充说。
我点头笑问：“那又是谁请假洋鬼子上湖北的呢?”
“洪哥——也就是黎元洪，当时任湖北省军政府都督。”有人这样回答。
“很好，”我表扬这位同学说，“他能结合课本注释来思考问题。可惜，关于黎元洪，注释还缺了一点内容。不知谁知道黎元洪名啥字甚?”
“黎元洪名元洪，字——”一位同学吞吞吐吐地说。
“宋卿，对，黎元洪是字宋卿!”另一位同学接着补充说。
“苏轼名轼字子瞻，”我接下去说，“如果苏辙当众叫‘轼哥’或‘轼兄’，那他一定会被当时人所——”
“嘲笑!”又一位同学应声答道，“根据我国传统礼仪，冲人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对平辈和朋友应称字、号等尊称。”
“因此，如果真的和黎元洪称兄道弟，关系密切，那么假洋鬼子就应该叫他‘宋卿兄’或‘卿兄’，而不是‘洪哥’。”我说。
“这样就找到了两处硬伤：一是地理常识错误，一是礼仪常识错误。”他也机警地加以总结，问道：“老师，对么?”
“对!”我忙点头表示同意，“但我想，现在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假洋鬼子怎么会这样胡说八道?如果追根究底，我们不妨来读一读《阿Q正传》第三章片断。”
请一个同学朗读原著：“远远的走来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大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
读音甫歇，同学们即踊跃发言——
“阿Q盲目排外，‘假洋鬼子’名称的由来原来如此。”
“假洋鬼子在辛亥革命后风光如此，谁能料他剪去辫子却并非出于自愿。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他之‘回家’，其实也不是一般的‘回家’，而是回避革命——逃跑回家的。”
“他之留学日本，还不是为了像他母亲说的‘做大官’?他表面上接受新教育，实际上还是在走科举道路!难怪他学历那么高，但其学力却是‘半段演讲，两处硬伤’!”
“说得好!那么，”我继续点拨道，“在假洋鬼子演讲时，距辛亥革命已有多长时间?这能够说明什么?”
“至少一个多月，因为课本是这样注释小说开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的：‘即1911年11月4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的第25天。这天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也宣布光复。’”
“过了这么久时间，假洋鬼子才进城带来可靠的消息。——而这‘可靠的消息’，其实也只是假洋鬼子在胡吹一气!”
“真是胡吹一气，连堂堂湖北省军政府都督都低声下气地来求他，他还清高地不屑一顾呢!”
“由此可见未庄文化的闭塞落后性质是多么的严重，简直是：‘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假洋鬼子进城显然只是‘耳食’了一些辛亥革命的消息；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为他自己和赵秀才捞一块‘自由党’的徽章，——摆什么清高的臭架子!”
“假洋鬼子虽然挂着‘自由党’的徽章，但他却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阿Q没有‘自由党’的徽章，但他也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他们所谓的‘革命’，实质上只是固有的封建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这种思想发生了质的裂变。阿Q在土谷祠里的革命狂想即可证明，如果阿Q‘革命’成功，未庄将会出现怎样一种社会图景!”(同学们热烈鼓掌)
“看来，我们可以把假洋鬼子的性质定为(板书)：微新其形但未新其质的封建统治者。如果不专注于假洋鬼子”，我进而启发说，“那我们又能从其他人身上发现些什么呢?”
“一回到未庄，‘自由党’竟变成了‘柿油党’，名称都已讹传如此，还谈什么对其内涵的理解和接受!”
“我觉得小说开头‘穿着崇正的素’，鲁迅写‘崇正’而不写‘崇祯’，这也是意在表现讹传。”
“其实讹传和讹解密不可分，有‘讹传’而‘讹解’者，有‘讹解’而‘讹传’者，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穿着崇正的素’云云本身就是一种讹解：辛亥革命原本是一次‘共和革命’，却被讹解成为‘封建勤王’了。”那位总结两处硬伤的同学说。
“‘封建勤王’，说得很好。”我插入一句，“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勤王”这个词?”
“‘勤王’就是起兵救援王朝。在学习《〈指南录〉后序》时，我在文天祥的传记材料上接触过‘勤王’这个词。”
“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不仅要留心，而且要像这位同学那样注意积累和运用。”我冲他笑了笑，紧接着面向大家，说：“让我也来运用一下平时积累的知识。其实在鲁迅的观念中，剪掉辫子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唯一成果。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留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爱它的。’1934年岁末的《病后杂谈之余》也有这样的句子：‘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可在《阿Q正传》中——”
“这却被未庄人当作‘一件可怕的事’，还自以为聪明地说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在里面捣乱’，于是出现了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这样‘秋行夏令’的情形。”
“乡下如此，城里又怎样呢?也是‘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情形如此，‘未庄的人心(就)日见其安静了’。”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也有异曲同工的描写：‘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泻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辛亥革命在未庄——不，在中国，又能留下些什么呢?”
“也许我还可以再贩卖两段鲁迅文章给你们，不知可愿照单全收?”我最后说，“一段出自《娜拉走后怎样》：‘可惜中国太难改革，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另一段出自《习惯与改革》：‘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即列宁)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即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掉了一条鞭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这次课堂讨论的结语是：假洋鬼子半段演讲，两处硬伤，说明他的性质是微新其形但未新其质的封建统治者，以假洋鬼子在未庄的最高学历身份而出此硬伤，表证着未庄文化的闭塞落后性质是多么的严重，而在未庄文化中生活的国民又是多么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和顽固保守，由此注定辛亥革命必然演变为一场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作者通联：浙江东阳中学]
一位同学读完这个片段，我提出问题：“这是假洋鬼子的演讲，因为被阿Q拦腰打断，所以还只是半段演讲。但就是这样半段演讲，却存在着两处硬伤——最基本的常识错误。不知道谁能指出这两处硬伤?”
大概是因为这问题提得太意外了，好久都没有人回答。我于是启发道：“如地理方面的常识，洪哥请假洋鬼子上——”
“上湖北，湖北是一个大省，不是什么‘小县城’。”一个同学应声答道。
“即使是请他上湖北省省城武汉(如果把话说得明确一些)，那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不是‘小县城’。”又一个同学补充说。
我点头笑问：“那又是谁请假洋鬼子上湖北的呢?”
“洪哥——也就是黎元洪，当时任湖北省军政府都督。”有人这样回答。
“很好，”我表扬这位同学说，“他能结合课本注释来思考问题。可惜，关于黎元洪，注释还缺了一点内容。不知谁知道黎元洪名啥字甚?”
“黎元洪名元洪，字——”一位同学吞吞吐吐地说。
“宋卿，对，黎元洪是字宋卿!”另一位同学接着补充说。
“苏轼名轼字子瞻，”我接下去说，“如果苏辙当众叫‘轼哥’或‘轼兄’，那他一定会被当时人所——”
“嘲笑!”又一位同学应声答道，“根据我国传统礼仪，冲人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对平辈和朋友应称字、号等尊称。”
“因此，如果真的和黎元洪称兄道弟，关系密切，那么假洋鬼子就应该叫他‘宋卿兄’或‘卿兄’，而不是‘洪哥’。”我说。
“这样就找到了两处硬伤：一是地理常识错误，一是礼仪常识错误。”他也机警地加以总结，问道：“老师，对么?”
“对!”我忙点头表示同意，“但我想，现在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假洋鬼子怎么会这样胡说八道?如果追根究底，我们不妨来读一读《阿Q正传》第三章片断。”
请一个同学朗读原著：“远远的走来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大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
读音甫歇，同学们即踊跃发言——
“阿Q盲目排外，‘假洋鬼子’名称的由来原来如此。”
“假洋鬼子在辛亥革命后风光如此，谁能料他剪去辫子却并非出于自愿。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他之‘回家’，其实也不是一般的‘回家’，而是回避革命——逃跑回家的。”
“他之留学日本，还不是为了像他母亲说的‘做大官’?他表面上接受新教育，实际上还是在走科举道路!难怪他学历那么高，但其学力却是‘半段演讲，两处硬伤’!”
“说得好!那么，”我继续点拨道，“在假洋鬼子演讲时，距辛亥革命已有多长时间?这能够说明什么?”
“至少一个多月，因为课本是这样注释小说开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的：‘即1911年11月4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的第25天。这天杭州府为民军占领，绍兴府也宣布光复。’”
“过了这么久时间，假洋鬼子才进城带来可靠的消息。——而这‘可靠的消息’，其实也只是假洋鬼子在胡吹一气!”
“真是胡吹一气，连堂堂湖北省军政府都督都低声下气地来求他，他还清高地不屑一顾呢!”
“由此可见未庄文化的闭塞落后性质是多么的严重，简直是：‘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假洋鬼子进城显然只是‘耳食’了一些辛亥革命的消息；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为他自己和赵秀才捞一块‘自由党’的徽章，——摆什么清高的臭架子!”
“假洋鬼子虽然挂着‘自由党’的徽章，但他却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阿Q没有‘自由党’的徽章，但他也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他们所谓的‘革命’，实质上只是固有的封建主义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这种思想发生了质的裂变。阿Q在土谷祠里的革命狂想即可证明，如果阿Q‘革命’成功，未庄将会出现怎样一种社会图景!”(同学们热烈鼓掌)
“看来，我们可以把假洋鬼子的性质定为(板书)：微新其形但未新其质的封建统治者。如果不专注于假洋鬼子”，我进而启发说，“那我们又能从其他人身上发现些什么呢?”
“一回到未庄，‘自由党’竟变成了‘柿油党’，名称都已讹传如此，还谈什么对其内涵的理解和接受!”
“我觉得小说开头‘穿着崇正的素’，鲁迅写‘崇正’而不写‘崇祯’，这也是意在表现讹传。”
“其实讹传和讹解密不可分，有‘讹传’而‘讹解’者，有‘讹解’而‘讹传’者，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穿着崇正的素’云云本身就是一种讹解：辛亥革命原本是一次‘共和革命’，却被讹解成为‘封建勤王’了。”那位总结两处硬伤的同学说。
“‘封建勤王’，说得很好。”我插入一句，“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勤王”这个词?”
“‘勤王’就是起兵救援王朝。在学习《〈指南录〉后序》时，我在文天祥的传记材料上接触过‘勤王’这个词。”
“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不仅要留心，而且要像这位同学那样注意积累和运用。”我冲他笑了笑，紧接着面向大家，说：“让我也来运用一下平时积累的知识。其实在鲁迅的观念中，剪掉辫子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唯一成果。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留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爱它的。’1934年岁末的《病后杂谈之余》也有这样的句子：‘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可在《阿Q正传》中——”
“这却被未庄人当作‘一件可怕的事’，还自以为聪明地说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在里面捣乱’，于是出现了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这样‘秋行夏令’的情形。”
“乡下如此，城里又怎样呢?也是‘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情形如此，‘未庄的人心(就)日见其安静了’。”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也有异曲同工的描写：‘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泻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辛亥革命在未庄——不，在中国，又能留下些什么呢?”
“也许我还可以再贩卖两段鲁迅文章给你们，不知可愿照单全收?”我最后说，“一段出自《娜拉走后怎样》：‘可惜中国太难改革，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另一段出自《习惯与改革》：‘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即列宁)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即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掉了一条鞭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这次课堂讨论的结语是：假洋鬼子半段演讲，两处硬伤，说明他的性质是微新其形但未新其质的封建统治者，以假洋鬼子在未庄的最高学历身份而出此硬伤，表证着未庄文化的闭塞落后性质是多么的严重，而在未庄文化中生活的国民又是多么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和顽固保守，由此注定辛亥革命必然演变为一场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作者通联：浙江东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