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关系，顾名思义，就是指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然而，官员因为掌握的巨大权力和经济资源总是处于强势一方。翻开中国历史，“重农抑商”从秦汉以来历代相袭，所谓“士农工商”，也把“商”排在末位。企业作为天然的弱势一方，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了获取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有时仅仅是为了取得正常经营的机会，也可能要付出一定代价。
　　腐风盛行的官商关系
　　在近期曝光的腐败案件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官员与企业家“结对子”的一些怪圈，这就是所谓的“官商朋友圈”。官员与企业家交朋友，本来也不算什么奇怪的现象。“君子之交淡如水”，只要双方是淡淡相交，纯洁如水，就算得上是君子之交，无可非议。但在一系列典型的腐败案件中，官员与企业家之间有着权钱交易的铁证，这使我们洞悉了“官商朋友圈”的虚伪性。
　　首先，官商之间往往因利而交。商人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及自己的企业谋取利益，尽可能地实现利益最大化；官员则利用商人的平台，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囊中的金钱，过上既贵且富的“好日子”：二者各有所图，一拍即合，一时间如胶似漆，成了关系密切的“好朋友”。其次，官商之交往往利尽而散。对于商人及其企业而言，谋取眼前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倘若因相关官员升迁、换岗或退职而失去了利用价值，商人很快就会调转枪口，瞄准接任官员，建立新的“官商朋友圈”，旧圈子也就自然消失了。一个官员，到了新的岗位，也可能很快就结交了新的企业界朋友，有了新的“官商朋友圈”，同样不在乎旧交情。“放长线钓大鱼”的商人是有的，不过需要有足够的用来维护原先关系的成本；“知恩图报”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果原先所得到的“恩”足够有意义，或者足够支付用来继续“报恩”的开销。其三，官商之情往往为利而叛。如果官商任何一方出了什么问题，那么另一方就有可能迅速撇清与对方的关系，以避开祸患，或表示“清白”；如果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撇不清关系，也有可能选择狠狠地“咬”对方一口，向纪检部门表示“坦白”，当然也是“立功”的表现。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只是为了自保而背叛交情。
　　其实，把这种畸形的官商关系说成“朋友圈”，是亵渎了“朋友”二字。什么是朋友？古人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同门”就相当于“同学”，“同志”就是“志趣相投”的意思。志趣相投的朋友在一起干什么呢？古人又說，“朋友聚居，讲习道义”，求正道，讲正义，这才是朋友与朋友在一起该干的正事。官商之交，唯利是图，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词云“名缰利锁”，利益就是一条绳子，把那些官员与企业家拴在一起，成为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风潮里，谁能跑得了？据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的1132万余元赃款中，90%来自于与他相识20多年的三个“老友”；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转战多地任职，湖南籍商人陈春章一直跟随其左右做生意，并先后向其行贿394万元。在吕梁，更是官商两界已不分你我，官员需要钱的时候，老板们双手奉上，老板遇到问题了，官员出面摆平……刘志军、刘铁男等大量案例证明，“一些领导干部和商人交往过密、公私界限不分”，甚至与“商人朋友”结成腐败“同盟”，不惜逾越党纪国法的底线为其输送利益，并最终沦为阶下囚。
　　要让官商之交淡如水
　　时下，反腐高压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部分官员和商人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走偏甚至走极端的苗头开始显露。主要表现为官商“圈子意识”更为谨慎，利益交换更为隐蔽。南方省份的一位副市长说，现在项目能否顺利落地，关键还看项目负责人是否进了领导的圈子。反腐虽然对官场的“圈子文化”“山头主义”有极大震慑作用，但这种文化太根深蒂固。如果项目负责人没有过硬的背景，项目很难落地，地方干部也不愿意与不知道根底的商人打交道。另外，官商关系变成了“背对着背”，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搞“软拒绝”。一些企业家透露，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则是庸政、懒政、怠政现象抬头甚至蔓延。一些官员在反腐高压下和企业接触逐渐减少，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敢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习总书记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一旦达到山清水秀了，官商关系生态也会山清水秀。官员与商人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官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商人就不必挖空心思向官员“公关”，而把心思用于打理企业，通过加强管理与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凭实力参与公平竞争而获取利润。两者之间没有利益瓜葛，自然能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相敬如宾。
　　（作者系上海市纪委正局级纪检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