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初感兴趣

　　1925年3月，突然传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国民所期望的召开国会、改选政府、统一中国的希望落空了，这让平日不问政治的女师学生也震动了。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公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因病突然逝世于北京，有识之士无不哀痛。一腔热血的青年，岂能无动于衷呢？
　　宁波学生联合会成立于“五四”运动时，后来一度沉寂。中山先生逝世消息传来，各校学生纷纷提出举行悼念大会。我当时已经对政治发生兴趣，就联合各班班长开会，决定发动全校同学去参加各界追悼中山先生的大会。女师校长和一些思想顽固的教师认为女生不应去上街游行，加以训斥。我没有想到这样的爱国行动会被禁止，这一次可不比平日的驯服，女师的同学们不听话了。我们不顾校方劝阻，冲出校门，浩浩荡荡地奔向集会地点——小校场。只见人头攒动，会场台上立着几个青年大呼 “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印象极为深刻。自从这次行动以后，我对国事的兴趣更浓厚，或多或少已经初步懂得了革命的事业，不再埋头读书，明白了只有团结起来行动才能获得胜利。女师校长虽然凶狠，可是他并没有吓倒我们这批小娃娃，群众运动的力量胜于个人奋斗。
　　女师真是因陋就简的学校，连个图书馆都没有，只有一间很小的报纸阅览室。每逢晚间，我们少数喜欢读报的同学就围坐一起，研讨报纸上的消息。各派军阀自吹自擂“为爱国而打仗”，却弄得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号，感人至深。宁波当时已有党的宣传教育活动，有一家书店叫“新学会社”，经常销售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如《中国青年》《响导》《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我设法托人去买，悄悄地读这些书报，这使我的政治觉悟日有提高，我渐渐地明白了腐败的政治、军阀官僚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人民穷困落后的根源。这一觉悟，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大，我已经不自觉地走向革命的道路，不再认为个人奋斗会有什么出路，对当时的政权也不抱什么幻想。

作为学联女师代表亲历“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宁波的报纸立刻发布了惨案的消息，我们阅报之后悲愤万状，痛恨帝国主义的爱国热血沸腾了。6月1日我们就收到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发出的宣言，号召学生们起来，一致反抗英日帝國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要求各校派代表参加宁波学联，共商国是。我把这个宣言贴在食堂门口，一下子引起轰动。我召开了各班班长会议，决定夜间上自修课时向同学们宣布这个宣言，并公举代表二人，参加宁波市学生联合会。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当选为女师代表，参加6月2日学联在后乐园召开的各校代表会议。主席由各校轮流担任，经常主持会议的是共青团员王要卿、孙鸿湘、裘古怀等，他们分别是四中、回民中学的学生，我被选举为学联的文书，做会议记录，起草文电、文告等事宜。其他各校均有一定的分工，就这样把分散着的各校学生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紧密的团结，共同的行动，宁波学联确实在伟大的“五卅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我们每天碰头一次，办公地点就在后乐园一间空房子里面，各报新闻记者向我们采访新闻，学联的活动消息天天在报上发表，有谁会想到死气沉沉的宁波，竟然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据点之一，这是党的江浙区委领导下一个重要据点。宁波周围各县的中小学生闻风响应，宁波党与团的组织力量比杭州要强大，这大约同江浙区委的决策有关。我第一次见到了江浙区委派到宁波来活动的张秋人（烈士），他佯称为全国学联的代表，传达了上海南京路惨案真相和学联的主张，要求行动起来，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抢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要求。他还亲自带领宁波学生游行示威，由小校场出发，一直游行到英国领事馆的门口，英国领事馆大门紧闭，门外口号之声，震耳欲聋。我亲耳听到张秋人同志用英语喊“打倒帝国主义”，真是如雷贯耳！
　　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除了甘心卖国的奸商和反动官僚、封建反动的老学究之外，无人不赞同。学生联合会发起了募捐活动，支援上海的罢工工人，组织各校学生到街上去演说，女学生还进入深院大宅去向家庭妇女宣传反帝的意义。一部分同学派到各工厂，发动工人成立工会组织。这是宁波工人群众空前未有的革命行动，为大革命打下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地方当局是军阀的走狗，十分仇恨学生运动，但一时还不好动手镇压，也正在暗中布置监视与组织镇压活动。这一切我们是不顾的，我们只有一个思想——为爱国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们不怕敌人的枪炮，也不怕国家主义者造谣生事，这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一段历史。

拒绝登报申明退出学联

　　从6月初开始，各校都停课闹革命，7月间各校放假，绝大多数学生回乡回家休假去了，但学联的一些代表们，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我冒着酷暑，每日去学联开会或办公，也顾不得家里涉讼的事了。有一天我正在学校课堂里起草一个文件，校长派人找我到教师宿舍的会议室去一次，这是禁地，让我去开会，估计有重大事情要发生了。我一直走向那个神秘的禁区，只见校长施竹晨高坐在椅子上，两旁排着的许多座椅上坐满了学校的教师，只留下一只空椅子放在最远处，让我坐下来听训。校长首先发言，他对我说：“我们认为宁波学联有过激分子活动，女师应当撤离代表，退出学联，你同意吗？”我说：“我是代表全体同学出席学联的，未经全体同学决定，我无权退出学联……”

　　这一来可是气坏了老顽固的校长，他要教师们提出意见。一向反动的英文教师杨菊庭，气得满脸的麻子也发红了，连声说：“人家说你是赤化分子，你要在女师求学，只有立即登报申明退出学联，除此以外，别无办法。”杨菊庭说毕以后，还有几位教师也说了一些似劝告似威慑的话，要我登报申明。我却沉默不语，不再表示意见，弄得很僵。我摇着一把纸扇，来驱散脸上的热，连正眼都不想瞧瞧这些所谓师长们的权威姿势，最后校长就拿出一张写好了的字条，上面写的是“宁波女师退出宁波学联的申明启事”。他要我在这上面签一个字，我再也按不住怒火了，立即退还了这张条子给校长，并严肃地说明我不能签字的理由：“我是全体同学选举出来的代表，要我签字退出学联，也要全体同学公决之后才能签字。”校长知道我是坚决不肯签字的，十分气愤，最后连说：“好！好！你也是一个过激党了！”我说：“我是一个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做过激党，我只知道学生当爱国，退出学联的事，不是我个人可以决定的。” 　　到了这一地步，校长觉得无法挽回，就宣布散会，我若无其事地走出了这个“禁区”，跑回自己的教室去了。我静心一想，这是一个信号，后果可能是严重的，拒绝退出学联，我对得起全体同学，个人的安危管他干什么！我心安理得，并不因此沮丧，照常工作。

因拒考风波被女师借机“斥退”

　　9月初学校开学了，同学们纷纷回校，我们又活动了。同学们本来以为回校以后要补一些罢课时的功课，但谁又会想到狡猾的女师校长宣布全校各年级要举行大考，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毫无道理的，没有上过的课，为什么要“大考”？其中必有阴谋，可能是想寻借口开除一些爱国的学生。我召集各年级的同学开会，反对校方这个无理措施，要求补课，不要举行大考。学生自治会决定举行罢考，同校方进行交涉，这件事我们当然不能不参加，我们选举了5名代表向学校交涉。
　　校内传说纷纭：这次一定要开除一批参加“五卅运动”的为首分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连我的母亲也从女师学监的秘密关照中听到了此消息。女师校长决定要借用地方武装力量——保安队来镇压学生“闹事”，要我的母亲加以劝导，阻止以我为首去向学校提出反对大考的建议，认为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我母亲是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她不认为反对大考就是“闹事”，她只是告诉我：“他们要动武了，你们要当心！”
　　我们向宁波学生联合会报告了这件事，要求援助解决罢考的事。正当交涉之中，突然宁波道尹坐了大轿亲自来校张贴布告，要求以我为首的5个学生代表立即离校。这样无理地开除我们，我们当然不能从命。宁波学联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决定一致声援我们，并决定全市罢课，要求女师收回成命。那一天全市中学生都罢课，大部分学生前来女师，通过唯一的一座小桥把女师包围起来，学校门外果然有10余个武装保卫队，严阵以待，准备屠杀。我是不怕的，在这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直奔女师教员住的“禁区”，正好碰到了施竹晨，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斥退我们五个人，请你们收回成命，否则决不罢休。”施竹晨这个平日伪裝得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看到我这个“赤化分子”，面有惧色，拔脚就跑到后面去了。这样一来交涉的对手没有了，不会有什么结果，包围女师的各校学生只好高喊“收回成命”的口号，宣布解散回校。9月24日学联又召开了各校的代表会议（我已不能出席，由胡淑安同学出席），决定向鄞县知事报告情况，要求收回开除5位同学的成命。这个反动的江知事，当然听命于反动校董会主席李露城和校长施竹晨的意旨，只一句：“此案不许由学生会出面干涉，此是学校行政事务，应由校方决定。”就此斥退我们5个人。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有些教师是同情我们的，不过没有作用。宁波共青团地委书记通过我的姐姐陈逸僧找我面谈，地点在启明女校一个房子里。他对女师的事是很了解的，他认为要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政治斗争，是反动当局有计划布置的，我们不能挽回局面，只好暂告段落，以退为进，继续同反动派作斗争，这是当时宁波地委的意见，我只好离校他去。
　　经过这场严峻的考验，我得到了一个经验：对于残酷的敌人斗争，是必须有像钢铁一般意志的，我失去的是一张女师毕业文凭，得到的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经验，可以说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

转学杭州女中，开明风气接触新思想

　　我被宁波女师“斥退”以后，走出了这个樊笼一般的地方，第一件事是把鬓髻剪掉，留了短发，以表达对封建思想的对抗。这件事又引起了宁波城内那些遗老遗少们的讥笑：“这样一个没有长发的‘赤化分子’，还有哪家人要她当媳妇！”我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是多么不值一文的怪女人！但我并没有孤立，学联的领袖们如裘古怀（烈士）就常来安慰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全是“？”，我懂得了，他是要我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要被反动派“斥退”与奚落？共青团地委的负责人潘枫涂同志通过我的姐姐劝我离开宁波，转学杭州女子中学。他说：“那里的教师们思想进步，杭州的风气开通，到那里求学，一定会比女师好得多。”我同意了这个看法，决定离开故乡，到人地生疏的杭州去求学。
　　杭州女中校长郑晓沧先生是一位留美学生，他的思想比施竹晨要进步得多，他并不歧视我这个被“斥退”的女学生，他让我插班高中部继续读书，他教英文，谆谆善诱的姿势使我尊敬他。杭州女中不要我们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古文，国文教材竟然是鲁迅先生的短篇文章，这使人大开眼界，我热衷于看《语丝》中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新青年》上看到了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等，我懂得了摆“人肉宴”的魔鬼是吸血鬼，他们言必称孔夫子者，其实是心毒手辣，扼杀青年追求进步、爱国行动的刽子手！我陷入了沉思：“这些官僚、学究们为什么要剥夺我这样一个好学不倦的女青年读书的权利？”
　　在女中，我把大量的课余时间用在看《新青年》《中国青年》之类的党领导的刊物，渐渐地我懂得了人世间人与人的斗争，是由阶级的不同引起的。出路在哪里？“消灭阶级！”这是《响导》《中国青年》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我无条件地信服这种理论，我在千思万想的黑暗中沉思与摸索。我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资本主义制度》等初级读物，思想渐渐开朗，我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走上了新的道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这是一条多么长、多么曲折的道路，当然那个时候的我不可能懂得，连起码的体验都没有，只有那么一种遥远的目标感而已。杭州女中的同学比较活跃，短发长裙，出入自由，歌声、笑声、吃小胡桃的沙沙声，在我看来都是新鲜的事物，是在宁波女师根本不能想象的。和我同桌的是宁波启明女校的学生杨黎卿，她的爱人叫周天僇，是宁波共产党地委第一任书记，1925年“五卅运动”后就到苏联留学去了。杨黎卿比我懂得多，她告诉我启明女中的一切人和事，她很想进行政治活动，但杭州当时的政治空气比较沉闷，虽然不像女师那样剑拔弩张地对待学生，但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她告诉我她想出国留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梦想，我只想追求革命的真理，要求人性的解放，“我是人”，不是“物”，我所仇恨的是封建式的压迫，我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生活。我们经常闲谈，一个共识是飞往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哪里呢？我们陷入沉思中。

　　這一年的旧历过年，女中放寒假，我回到宁波家中住了半个月，这是我在解放以前最后一次回家。我总是回味着1925年底最后一次回到丝户巷家的往事。那时宁波团地委书记已由赵济猛（后成为烈士）继任，他就住在我家的厢房楼上，母亲和姐姐住在楼下，我住在另一个厢房中，一个人独居。我看到赵济猛经常在写东西，姐姐在帮助油印文件，油印文件上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我敢肯定他们是在干秘密工作。经常有启明女中的学生和教员来我家楼下的会客室开会，有时还看到外地来的客人。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我心中有数，只是不敢问。母亲对这些人很殷勤，有时还请他们吃饭。他们很活泼，我显得太无聊。

“我决心要革命到底了”

　　那时的我还在拼命学书法和阅读古文，沙孟海先生常常从上海给我来信，并劝我到上海的大学求学，不要再在浙江，他的好意是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书法家，却不曾想到那时候的我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不能再安分守己只读圣贤书了。在沙孟海先生的鼓舞下，我得到母亲的同意，决定过了年以后进上海的国民大学，我一心向往的是去找共青团的组织，我决心要革命到底了。
　　上海国民大学是一所比较进步的私立大学，教师多是国民党左派或比较有新思想的留学生，例如于右任、汪馥泉、周予同、李石岑等教授。国民大学是从江亢虎办的南方大学中分裂出来的新办私立大学。江亢虎用“社会主义者”幌子作遮羞布，暗中勾结北洋军阀，妄图复辟君主立宪，与废帝宣统暗通声气。此事被揭发以后，群情愤慨，进步的教师与学生决定办国民大学。
　　这个大学因为是新办的，入学考试比较容易，我是文科的学生，哲学课由李石岑先生主讲，讲的是康德哲学、尼采哲学，这种唯心论二元论，我已经听不进去。文学方面的讲课注重古文我也兴趣不大。
　　我最有兴趣的事是政治活动，所以一到上海就找到在宁波学联当过主席的孙鸿湘，要求参加共青团，他就把我介绍给小沙渡路团区委书记徐玮（当时他是团区委书记，领导国民大学团支部，1928年任浙江团省委书记时在杭州牺牲）。我很快加入了团组织，编入支部，我们的任务是搞学生运动，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右派，他们反对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对共产党采取仇视态度。

　　五六月间，正当石榴花开的时候，沙孟海先生在小沙渡路租了两间平房，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他称寓所为“若榴书屋”。他的四弟沙文咸本是宁波第四中学学生（团员），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由团组织调到上海，也在小沙渡路团区委工作，住在其大哥的“若榴书屋”内，徐玮同志正巧也找到了后面一间房屋居住，彼此常有往来。暑假期间，我一度也暂住在“若榴书屋”。徐玮有时叫我到工厂去参加工人罢工，派我去散发传单这些工作，我觉得很新鲜，从而了解了工人的生活情况。那时的工人运动是由外面的党组织（或团组织）派人进去鼓舞工人罢工，或代工人写传单做记录，这一般是工人运动初期通用的方式，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工人的主动性发动不起来，斗争不能持久，而且容易被敌人的奸细发现遭到逮捕。
　　沙孟海先生一家有五个兄弟，孟海原名“文若”，他是老大。老二叫沙文求（烈士），老三叫沙文舒（即沙文汉），老四沙文成（即史永），老五沙文度（即沙季同），沙文求与沙文舒1925年均在宁波入党。沙文求原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运动”后回到家乡宁波鄞县领导农民运动，在家乡发展了党组织，任支部书记。他经常来信给其大哥和四弟，我通过他们的关系并经过徐玮同意，叫沙文求离开宁波故乡到上海，和我同去广东求学，村里的农民协会和党支部的工作，交沙文舒代理。我约同沙文求和宁波女师一个女同学三人结伴去广州，进广东大学。
　　那时我已经抛掉做书法家的理想，认为钻研古文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走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行动，至于个人的得失是根本不值一顾的。我的信念就是如果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府，那就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就是我当时的政治认识，也是我为什么勇敢地跟着共青团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
　　（该回忆录系其女沙尚之女士交由本刊发表，郝铁川教授对本文做了贡献。）
　　（全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