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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西站到开封，坐高铁的话只要3小时9分钟。这座容易被很多中国人忽视的中原古城，曾是北宋首都，千年前也曾无比辉煌。至今，它仍以悠久的历史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
城里有一个“大院”，在当地很有名，是中国空降兵某部队的驻地。大院旁矗立著一座醒目的伞塔，直插蓝天，雄伟肃穆。
伞塔是专为空降兵训练而建，有着巨大的悬臂跳台。上世纪50年代营建时，它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如今已经废弃了，空空的院落里长满了荒草，小动物们优哉游哉地在里面踱步，见了人毫不慌乱，反而好奇地迎上来。
在伞塔下，《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专程赶回开封的禚（音同卓）流泉女儿禚玉英。“这里曾是我父亲训练、生活过的地方。60多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前的阅兵。”很不巧，联系采访那天，禚流泉老人刚刚去世100天。禚玉英的声音里，充满了对父亲的缅怀和思念。
“我小的时候，因为父亲在部队，我们总是搬家。记忆中家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具，最宝贝的就是两个箱子，父亲的那个是皮的，母亲的是帆布的。”箱子里放着父亲的各种军功章、纪念章和相册。还是孩子的禚玉英总是过段时间，就爬到凳子上，踮着脚尖把军功章、相册拿下来，趴在床上翻看，总也看不够。“我还记得相册封面是蓝色绸面的，可以把照片贴在黑色的底纸上，每一页的4个角上还有非常精致漂亮的卡角。”
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禚玉英印象最为深刻。“那是他和战友们在一起的合照，其实画面上人是很多的，我父亲站的位置又非常靠后，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大家都好整齐啊，戴着帅气的伞帽，扛着枪，身姿非常挺拔。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震撼：父亲他们怎么能站得那么笔直？那时候条件艰苦，他们的精神士气怎么那么昂扬？”她总会伸出手指，一个一个挨着数，数到父亲那里，细细端详。
那张照片，是禚流泉和战友们在北京参加阅兵时的合照。“他参加过两次阅兵，1952年一次，1954年一次。第一次是在徒步方阵里走过了天安门，第二次方队摩托化，所以他坐在车上完成了检阅。”
禚流泉所在的空降兵师，是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独生子”部队。1949年8月18日，刘亚楼（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电报请示中央：“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一批战斗英雄和班、排模范干部，组建空降兵部队。
空降兵主要是以空降到战场为作战方式，如同神兵天降，在高地占领、奇袭、支援上都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当时的空降兵是新兵种，按照苏联方法培训、练兵，士兵有休假，待遇也和普通部队不同。
“父亲穿上军装特别帅气，他的个头不算高，可也不低，非常挺拔，长相很端正。我从小在大院里生活，能碰到很多穿军装的叔叔，小孩子们都说，我父亲最好看。我猜想他能参加阅兵，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禚玉英很自豪地说。
空降兵方队第一次在国庆阅兵中亮相，是1951年10月1日。那一次的受阅方队有450人，大家按照30×15的队形，携带冲锋枪，身背降落伞，以严整的军容和整齐的步伐徒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展现了新中国空降兵的威武雄姿，同时也向世界宣布：新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降兵部队。朱德总司令在视察方队训练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伞兵了不起，不愧为战斗英雄的集体，是新中国的骄傲！”
“我父亲1952年去天安门，是空降兵方队的第二次亮相。”那次也是徒步方队，“父亲他们早早就在开封展开了训练。”当时的空降兵方队训练，按照徒手、背伞、持枪三个阶段组织进行，重点规范背伞训练、队列行进和行注目礼等动作要领。8月上旬，受阅方队进驻北京，进行适应性训练。“父亲说过训练特别严格，会吃不少苦，但我们小孩子总是特别羡慕他，能在特殊的日子走过天安门，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1954年，禚流泉被第二次选入空降兵方队。这时的空降兵方队已经摩托车化，士兵们背着降落伞，端着冲锋枪，坐在车上驶过天安门。“换成了坐车以后，主要练站功和坐功。”听起来似乎容易了很多，其实还是很难。因为空降兵的降落伞包足有五六十斤重，“那时候用的都是旧装备，和现在没法比。”
部队照例赶到北京集合，“他们乘坐闷罐车，赶到北京。大家都住在机场的停机库里，很大很大的空间，所有人打地铺。白天大家就像在家里一样，该怎么训练就怎么训练。”
禚流泉在只言片语中讲过一些训练时的趣事，让禚玉英印象深刻。“我父亲说地上会画着点和线，大家的脚要站在固定的位置上。教官们分别站在队伍的前后左右，拿着尺子、拉着绳子，横拉竖量。有的教官专门看枪的位置是不是一样，有的教官专门看谁下颌凸出去了……要求特别严格。”
他们住的地方很偏僻，到处都是苍蝇、蚊子、马蜂等飞虫。有一位士兵，脸上不知道被什么飞虫咬了，都咬出了血，他还是一动也不动。“我父亲也没少受苍蝇、蚊子的骚扰，他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苍蝇、蚊子落到脸上，他都不赶也不打。”
禚流泉（中排右二）在渡江战役后和战友合照留念。 
禚流泉（后排右九）在北京阅兵期间与战友的合照。 
禚流泉（前排左二）晚年参加战友聚会时的合照。
1954年的国庆日，天还没有亮，禚流泉已经和战友们早早起床，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地洗头、刮胡子，换上崭新的军装和军靴。等所有一切都准备停当，他们就要集合队伍，以最昂扬的状态去天安门前接受检阅了。
摩托化方队的车是四轮小型军车，4排，每排4辆，一共16辆车。每辆车上20人，坐4排。“路过天安门时，都会喊口号让大家向首长行注目礼。可是因为坐得低，大家目光还要保持一致，其实望过去的角度，连城楼都看不到。包括第一次徒步时也是这样。所以父亲虽然参加过两次阅兵，在天安门前走过了两回，和那些国家领导人那么近，却连毛主席的面容都没看见。这也是他阅兵中觉得最遗憾的事。”
1954年以后，空降兵方队每年都会参加首都国庆阅兵，携带冲锋枪、身背降落伞的受阅空降兵以徒步或乘车的形式通过天安门，成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受到了中央首长和人民群众的赞扬。
空降兵方隊还参加过两次沙场阅兵（1981年“802”演习阅兵、2017年建军90周年阅兵）和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向世人展示了这支忠诚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我父亲一直说，能当上空降兵，他很幸运。”禚流泉是穷苦人家出身，年轻时在外当学徒。1948年初，听说家乡在号召参军，他就返回老家，报名入伍，参加了陈毅的部队，跟部队一直打到上海，立了不少功。1950年，禚流泉被调到开封空降兵师。“如果没有来这里，他应该就去朝鲜战场了。”
“他一生跳过200多次伞。空降兵训练时，练离机动作等都是从2米以上的高台上往沙坑里跳，刚开始训练时，腿都是肿的。训练和跳伞，对膝盖、腰部的损伤很大，也非常危险。但他从来不说这些，我们也是等我大哥入伍，也当了空降兵之后，才知道这些。”
1968年，禚流泉调入军分区，后来转业到了河南禹州。晚年的他，总和小儿子一起住在禹州。“有时我们其他三个子女会接他来家里住。不管他到哪个儿女家住，我们都要给他订几份报纸，找一些杂志。他非常喜欢看书。我家里的词典都被他翻烂了。他会把报纸上不认识的字和词都记在本子上，认认真真地做笔记。”
早年间的军旅岁月，那些浴血奋战和骄傲自豪地瞬间，禚流泉很少提起。“总是被孩子们缠得紧了，才说那么一点。参加大阅兵这样的特殊经历也是如此。我想可能是他这代人经历的苦难和荣耀都太多了，对他来说，在这风雨兼程的一生中，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值得特别去炫耀吧。”
禚流泉 生于1929年。祖籍山东高密。1948年初，在山东入伍，一路跟随部队南征，参加过渡江战役，是解放上海的功臣。1950年，从上海调往开封空降兵师。1968年调入许昌军分区。2019年6月去世。
城里有一个“大院”，在当地很有名，是中国空降兵某部队的驻地。大院旁矗立著一座醒目的伞塔，直插蓝天，雄伟肃穆。
伞塔是专为空降兵训练而建，有着巨大的悬臂跳台。上世纪50年代营建时，它曾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如今已经废弃了，空空的院落里长满了荒草，小动物们优哉游哉地在里面踱步，见了人毫不慌乱，反而好奇地迎上来。
在伞塔下，《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专程赶回开封的禚（音同卓）流泉女儿禚玉英。“这里曾是我父亲训练、生活过的地方。60多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前的阅兵。”很不巧，联系采访那天，禚流泉老人刚刚去世100天。禚玉英的声音里，充满了对父亲的缅怀和思念。
家里藏着的两件宝贝
“我小的时候，因为父亲在部队，我们总是搬家。记忆中家里没什么值钱的家具，最宝贝的就是两个箱子，父亲的那个是皮的，母亲的是帆布的。”箱子里放着父亲的各种军功章、纪念章和相册。还是孩子的禚玉英总是过段时间，就爬到凳子上，踮着脚尖把军功章、相册拿下来，趴在床上翻看，总也看不够。“我还记得相册封面是蓝色绸面的，可以把照片贴在黑色的底纸上，每一页的4个角上还有非常精致漂亮的卡角。”
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禚玉英印象最为深刻。“那是他和战友们在一起的合照，其实画面上人是很多的，我父亲站的位置又非常靠后，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大家都好整齐啊，戴着帅气的伞帽，扛着枪，身姿非常挺拔。我每次看到都觉得很震撼：父亲他们怎么能站得那么笔直？那时候条件艰苦，他们的精神士气怎么那么昂扬？”她总会伸出手指，一个一个挨着数，数到父亲那里，细细端详。
那张照片，是禚流泉和战友们在北京参加阅兵时的合照。“他参加过两次阅兵，1952年一次，1954年一次。第一次是在徒步方阵里走过了天安门，第二次方队摩托化，所以他坐在车上完成了检阅。”
禚流泉所在的空降兵师，是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独生子”部队。1949年8月18日，刘亚楼（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电报请示中央：“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一批战斗英雄和班、排模范干部，组建空降兵部队。
空降兵主要是以空降到战场为作战方式，如同神兵天降，在高地占领、奇袭、支援上都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当时的空降兵是新兵种，按照苏联方法培训、练兵，士兵有休假，待遇也和普通部队不同。
“父亲穿上军装特别帅气，他的个头不算高，可也不低，非常挺拔，长相很端正。我从小在大院里生活，能碰到很多穿军装的叔叔，小孩子们都说，我父亲最好看。我猜想他能参加阅兵，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禚玉英很自豪地说。
空降兵方队第一次在国庆阅兵中亮相，是1951年10月1日。那一次的受阅方队有450人，大家按照30×15的队形，携带冲锋枪，身背降落伞，以严整的军容和整齐的步伐徒步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展现了新中国空降兵的威武雄姿，同时也向世界宣布：新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降兵部队。朱德总司令在视察方队训练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伞兵了不起，不愧为战斗英雄的集体，是新中国的骄傲！”
“我父亲1952年去天安门，是空降兵方队的第二次亮相。”那次也是徒步方队，“父亲他们早早就在开封展开了训练。”当时的空降兵方队训练，按照徒手、背伞、持枪三个阶段组织进行，重点规范背伞训练、队列行进和行注目礼等动作要领。8月上旬，受阅方队进驻北京，进行适应性训练。“父亲说过训练特别严格，会吃不少苦，但我们小孩子总是特别羡慕他，能在特殊的日子走过天安门，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
1954年，禚流泉被第二次选入空降兵方队。这时的空降兵方队已经摩托车化，士兵们背着降落伞，端着冲锋枪，坐在车上驶过天安门。“换成了坐车以后，主要练站功和坐功。”听起来似乎容易了很多，其实还是很难。因为空降兵的降落伞包足有五六十斤重，“那时候用的都是旧装备，和现在没法比。”
部队照例赶到北京集合，“他们乘坐闷罐车，赶到北京。大家都住在机场的停机库里，很大很大的空间，所有人打地铺。白天大家就像在家里一样，该怎么训练就怎么训练。”
禚流泉在只言片语中讲过一些训练时的趣事，让禚玉英印象深刻。“我父亲说地上会画着点和线，大家的脚要站在固定的位置上。教官们分别站在队伍的前后左右，拿着尺子、拉着绳子，横拉竖量。有的教官专门看枪的位置是不是一样，有的教官专门看谁下颌凸出去了……要求特别严格。”
他们住的地方很偏僻，到处都是苍蝇、蚊子、马蜂等飞虫。有一位士兵，脸上不知道被什么飞虫咬了，都咬出了血，他还是一动也不动。“我父亲也没少受苍蝇、蚊子的骚扰，他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苍蝇、蚊子落到脸上，他都不赶也不打。”
1954年的国庆日，天还没有亮，禚流泉已经和战友们早早起床，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地洗头、刮胡子，换上崭新的军装和军靴。等所有一切都准备停当，他们就要集合队伍，以最昂扬的状态去天安门前接受检阅了。
摩托化方队的车是四轮小型军车，4排，每排4辆，一共16辆车。每辆车上20人，坐4排。“路过天安门时，都会喊口号让大家向首长行注目礼。可是因为坐得低，大家目光还要保持一致，其实望过去的角度，连城楼都看不到。包括第一次徒步时也是这样。所以父亲虽然参加过两次阅兵，在天安门前走过了两回，和那些国家领导人那么近，却连毛主席的面容都没看见。这也是他阅兵中觉得最遗憾的事。”
中国空降兵，阅兵中“必有我师”
1954年以后，空降兵方队每年都会参加首都国庆阅兵，携带冲锋枪、身背降落伞的受阅空降兵以徒步或乘车的形式通过天安门，成为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受到了中央首长和人民群众的赞扬。
空降兵方隊还参加过两次沙场阅兵（1981年“802”演习阅兵、2017年建军90周年阅兵）和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向世人展示了这支忠诚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我父亲一直说，能当上空降兵，他很幸运。”禚流泉是穷苦人家出身，年轻时在外当学徒。1948年初，听说家乡在号召参军，他就返回老家，报名入伍，参加了陈毅的部队，跟部队一直打到上海，立了不少功。1950年，禚流泉被调到开封空降兵师。“如果没有来这里，他应该就去朝鲜战场了。”
“他一生跳过200多次伞。空降兵训练时，练离机动作等都是从2米以上的高台上往沙坑里跳，刚开始训练时，腿都是肿的。训练和跳伞，对膝盖、腰部的损伤很大，也非常危险。但他从来不说这些，我们也是等我大哥入伍，也当了空降兵之后，才知道这些。”
1968年，禚流泉调入军分区，后来转业到了河南禹州。晚年的他，总和小儿子一起住在禹州。“有时我们其他三个子女会接他来家里住。不管他到哪个儿女家住，我们都要给他订几份报纸，找一些杂志。他非常喜欢看书。我家里的词典都被他翻烂了。他会把报纸上不认识的字和词都记在本子上，认认真真地做笔记。”
早年间的军旅岁月，那些浴血奋战和骄傲自豪地瞬间，禚流泉很少提起。“总是被孩子们缠得紧了，才说那么一点。参加大阅兵这样的特殊经历也是如此。我想可能是他这代人经历的苦难和荣耀都太多了，对他来说，在这风雨兼程的一生中，并不觉得有什么事情值得特别去炫耀吧。”
禚流泉 生于1929年。祖籍山东高密。1948年初，在山东入伍，一路跟随部队南征，参加过渡江战役，是解放上海的功臣。1950年，从上海调往开封空降兵师。1968年调入许昌军分区。2019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