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体裁：我很久以来就赞成并且实行这样一种做法：想得清楚的事就写成随笔，想不清楚的事就写成小说。因此，对于我写小说十分重要的东西，恰恰是我寫思想性随笔时十分不重要的东西。
　　扔书：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记忆的人一定会擅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书扔进垃圾堆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不用说，这些书只是一些文化糟粕，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即使闲置书架，也是一种戳眼的环境污染，是浪费主人以后时光和精力的隐患。一个有限的脑容量殊可珍贵，应该好好规划，好好利用，不能让污七八糟的信息随意侵入和窃据。
　　放血者：杰出的小说，通常都或多或少具有作家自传的痕迹，一字一句都是作家的放血。一部《红楼梦》，几乎不是写出来的，四大家族十二金钗，早就在曹雪芹平静的眼眸里隐藏，不过是他漫漫人生中各种心灵伤痛，在纸页上的渐渐飘落和沉积。
　　人生签证：任何人没有在人世的永久居留权，只有一次性出入境签证和限期往返的旅行车票。归期在一天天迫近。
　　文学的职责：文学最根本的职责，就是感觉人之不能感，帮助人们感知大的小，小的大，远的近，近的远，是的非，非的是，美的丑，丑的美，还有庄严的滑稽，自由的奴役，凶险的仁慈，奢华的贫穷，平淡的惊心动魄，耻辱的辉煌灿烂。文学家的工作激情，来自他们的惊讶和发现，发现熟悉世界里一直被遮蔽的另一个世界。
　　吃宗教：印度人乞讨，而且一般来说总是成功地乞讨。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印度有很多餐馆，而是因为印度有很多寺庙。他们以印度人习惯施舍的道德传统为生存前提，以宗教的慈悲心为自己衣食的稳定来源。
　　民族进入录音带：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惟有语言可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远不会背乡离井。
　　暴饮暴食：直到最近，电子传媒还没有露出医生的面容，对人们经常提出节食的劝告。恰恰相反，它不断鼓励消费，暗暗鼓励文化的暴饮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对文化的囚禁，把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统统吸引到它的面前，纳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样式综合，以几个甚至几十个频道的天网恢恢，把很多人的闲暇几乎一网打尽，对他们给予势不可挡的声色轰炸和视听淹没。。
　　电视迷：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宠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潮流作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屏幕。
　　非我族类：外国人原来叫“胡人”，从西北方的陆路来，带来胡椒胡麻胡琴胡笳胡饼，还有“胡说”，此词基本上用作贬义。后来又把外国人叫作“洋人”，他们从东南海路上来，带来洋油洋火洋枪洋炮洋葱，还有“洋相”，也基本上用作贬义。“胡说”和“洋相”两个词，分别含聚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对外开放时的心态。
　　傻瓜时代：人性的监控一旦撤除，电脑也可能造成残酷的阶级分裂：一方是编程和网络控制寡头，集中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权利；另一方则是普通操作者大众，越来越成为电脑的奴仆和技术废料，从算术“傻瓜化”开始，照相“傻瓜化”，开车“傻瓜化”，生活一环环都“傻瓜化”，最后可能丧失掉人的某些最基本的技能，丧失掉人的主体性。除了按按键钮，其它什么事也不会做。
　　前排观众：世界越来越小，也越来越近了。电视机使我们每一天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名存实亡：微笑中可以没有友情，表演中可以没有艺术，旅游中当然也可以没有自然。
　　小说工艺：当代大量平庸的小说家，编造工夫不见得比电脑干得更多更好。在他们那里，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煸情”、开打和床上戏成了调味品，慷慨激昂的鲜血只不过是“做秀”的红油彩，随时都可以在脸上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