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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得太急,没有留下一句叮咛或者地嘱托之类的话……
母亲年轻时的身体非常好,但在生下我们弟兄姊妹六个人后得了一场病,在家中的土炕上瘫睡了一年多的时间,年龄还不到四十岁,曾经是一米七的个头,萎缩得只有一米五那么高了。乡里的医生均看遍了,都说母亲的病没法治,还有的人劝父亲早点为母亲准备“后事”。就在我们全家人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位在西安工作的亲戚来到家里,让父亲把母亲送到西安的一所部队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希望。在亲戚的帮助下,把母亲送到陆军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这才知道母亲本无什么大病,只是在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后,身体缺乏最基本的营养补充,再加上将近二十年的超负荷劳累,脊椎和腰腿骨质严重受损。医院采取了营养补充、药物调理和针灸治疗的综合治疗手段。母亲的病情就很快好转,一个多月后便能生活自理了。当时看病的费用加上药费总共不到二百元。后来,村里的人都说母亲“好人有好报”,还有的人说母亲是“另活一世”。但自从那场病之后,母亲的体质比以前差了许多。
在母亲年龄接近六十岁的时候,父亲患上了心脏病,此后二十多年,母亲一直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置之度外,以农村妇女特有的温隋和耐心,体贴入微地呵护着曾两次病危住医院抢救的父亲。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呵护和照料,父亲可能在早些年就离开我们而去了。一位曾经为父亲看过病的内科医生在去年见我时说了一句话:“你父亲的心脏病那么重,活到八十岁真算是个奇迹!”
母亲一生柔肠似水,关爱他人远远胜过关心自己。女儿出生那一年,妻子回老家在母亲身边生活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母亲精心地照料着产后的妻子和我们的宝贝女儿,使生来粗心并且在工作中不能脱身的我省去了许多烦恼和无奈之事,妻子产后的身体也得到了很好的保养。人们都说,当今社会婆媳之间少有亲情,可在我们家里,母亲对儿媳的关爱之情是不在亲生儿女之下的。
我一生大多数时间飘泊在外,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回家陪母亲说话吃饭的时间少得可怜。十八岁参军去了宁夏,母亲每年只能看到我的几封书信。接近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母亲为此操碎了心。为了减轻母亲的思想负担,我曾经将婚姻问题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在母亲已过古稀之年的时候,我又先后两次调动工作。
二零零五年年底,也是在父亲去世半年后,母亲因胆管结石到西安手术治疗。术后身体极度虚弱,非常需要儿女们在身边伴护。但母亲未等到身体脱离危险,就催着我和弟弟回单位上班。因为害怕影响我们的工作,也为了能节省一些医疗费,母亲在手术后的观察阶段,多次要求办理出院手续回家治疗。在病情加重的那段日子,母亲虽然十分痛苦,但为了不给儿女们增添思想负担,她尽量不让身体的疼痛从表情上流露出来。身体稍微有点精神,还要打问几个孙子的学习和考试情况。并把儿子、儿媳们平时给她的零花钱一分不剩地分给了来她身边看望的几个正在上学的孙子们。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的许多个夜晚是同母亲在梦中度过的,梦醒之后,便任思母之泪伴和着心中的痛楚在枕边流淌。
母亲年轻时的身体非常好,但在生下我们弟兄姊妹六个人后得了一场病,在家中的土炕上瘫睡了一年多的时间,年龄还不到四十岁,曾经是一米七的个头,萎缩得只有一米五那么高了。乡里的医生均看遍了,都说母亲的病没法治,还有的人劝父亲早点为母亲准备“后事”。就在我们全家人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位在西安工作的亲戚来到家里,让父亲把母亲送到西安的一所部队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希望。在亲戚的帮助下,把母亲送到陆军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这才知道母亲本无什么大病,只是在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后,身体缺乏最基本的营养补充,再加上将近二十年的超负荷劳累,脊椎和腰腿骨质严重受损。医院采取了营养补充、药物调理和针灸治疗的综合治疗手段。母亲的病情就很快好转,一个多月后便能生活自理了。当时看病的费用加上药费总共不到二百元。后来,村里的人都说母亲“好人有好报”,还有的人说母亲是“另活一世”。但自从那场病之后,母亲的体质比以前差了许多。
在母亲年龄接近六十岁的时候,父亲患上了心脏病,此后二十多年,母亲一直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置之度外,以农村妇女特有的温隋和耐心,体贴入微地呵护着曾两次病危住医院抢救的父亲。如果没有母亲的细心呵护和照料,父亲可能在早些年就离开我们而去了。一位曾经为父亲看过病的内科医生在去年见我时说了一句话:“你父亲的心脏病那么重,活到八十岁真算是个奇迹!”
母亲一生柔肠似水,关爱他人远远胜过关心自己。女儿出生那一年,妻子回老家在母亲身边生活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母亲精心地照料着产后的妻子和我们的宝贝女儿,使生来粗心并且在工作中不能脱身的我省去了许多烦恼和无奈之事,妻子产后的身体也得到了很好的保养。人们都说,当今社会婆媳之间少有亲情,可在我们家里,母亲对儿媳的关爱之情是不在亲生儿女之下的。
我一生大多数时间飘泊在外,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回家陪母亲说话吃饭的时间少得可怜。十八岁参军去了宁夏,母亲每年只能看到我的几封书信。接近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母亲为此操碎了心。为了减轻母亲的思想负担,我曾经将婚姻问题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在母亲已过古稀之年的时候,我又先后两次调动工作。
二零零五年年底,也是在父亲去世半年后,母亲因胆管结石到西安手术治疗。术后身体极度虚弱,非常需要儿女们在身边伴护。但母亲未等到身体脱离危险,就催着我和弟弟回单位上班。因为害怕影响我们的工作,也为了能节省一些医疗费,母亲在手术后的观察阶段,多次要求办理出院手续回家治疗。在病情加重的那段日子,母亲虽然十分痛苦,但为了不给儿女们增添思想负担,她尽量不让身体的疼痛从表情上流露出来。身体稍微有点精神,还要打问几个孙子的学习和考试情况。并把儿子、儿媳们平时给她的零花钱一分不剩地分给了来她身边看望的几个正在上学的孙子们。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的许多个夜晚是同母亲在梦中度过的,梦醒之后,便任思母之泪伴和着心中的痛楚在枕边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