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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老师
古今中外，有不少优秀的老师。他们的学生把对老师的感激、敬重、怀念等感情挥洒于笔端，让这些老师的形象深入人心。
有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飞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根羽毛，从羽毛的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株嫩黄幼小的苗芽。
我把这株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糅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觉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最好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少的鲜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最长的作文。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有我，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30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是讲略带普通话的方言。
而我，業已是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茂。草地中的那棵小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
（选自《土黄与草青：阎连科亲情散文》）
含英咀华
文章塑造了一位热心、有学问、教导有方、关心学生的老师形象。作者以树自喻，借助小树的成长，突出自己在老师春风细雨般的教育下，一步步走上文学道路，成长为一棵大树、一个人才的过程，抒发了对老师的感念。
班主任
这位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中等个，微胖，圆脸上生满雀斑，厚眼皮，眼睛不大，但目光很犀利。她不是本地人，住在学校的板夹泥宿舍里。因为没有食堂，她得自己弄吃的，所以我常在清晨去生产队的豆腐房买豆腐时遇见她。因为怕她，又因为豆腐房总是哈气缭绕，人在其中如在雾里，面目模糊，我假装没看见她，溜之乎也。
我们为什么怕这位老师呢？她严厉起来不可理喻。她有一杆长长的教鞭，别的老师的教鞭只在黑板上跳舞，她的教鞭常打在学生手上。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不及格者，是她惯常教训的对象。她会让他们伸出手来，这时她的教鞭就是皮鞭了。痛和屈辱，让被打的同学哇哇大哭。这种示众的效果，倒是让所有的学生不甘落后，刻苦学习，但大家心底对她还是恨的。她头发浓密，梳着两条粗短的辫子，我们背地里就说她带着两把锅刷；她脸上的雀斑，被我们说成耗子屎；她擦黑板上红红白白的字时，粉笔擦不慎碰着脸，成了大花脸，我们在底下偷着乐，没一个提示她的。
她管理班级严格到什么程度呢？要是教室的泥地清扫不净，值日生的苦役就来了，会被罚连续值日。最让我们难堪的是检查个人卫生，我们上课前她会手持碎砖头，高傲地站在门口，我们则像乞丐一样朝她伸出手去。如果我们的手皴了，或是指甲里藏污纳垢，她会扔给我们一块碎砖头，让我们出去蹭掉手上的皴，抠出指甲里的泥，砖头在此时就成肥皂了。如果是春夏秋季，拿了砖头的学生会去溪边洗手，冬天时只能用积雪清理了。我有一次也被检查出手上有皴，她不允许我进教室，我一赌气，到了溪边，把她那堂课都消磨掉了。我看山看水，看花看草，不亦乐乎。我面临的惩罚，可想而知了。
这位班主任看上去跋扈，但业务好，很敬业，也有善心。有的同学家贫，她家访时会带上她买的作业本，还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交费，并带我们进城，去照相馆拍合影。当然，她还常在我们下午该放学时，给我们加一小节课，讲那些经典的励志故事。如果是冬天，天黑得早，讲台就点起一根蜡烛。烛火跳跃着，忽明忽暗，她的脸也忽明忽暗，那也是她最美的时刻。她不用教鞭，脸上的雀斑看不见了，语气温柔，面目平和。
她离开我们小镇，似乎没有任何预兆。她要离开了，按理说我们是奴隶得解放了，可大家突然都很沮丧，因为她一点狠劲都没了。她带着偿还之意，将自己所用之物，分给常遭她鞭打的人，那多是家庭困难的同学，我听说的就有书本、衣物、脸盆。有天，我在小卖店碰见她，她还买了一双雨靴送我。此后，穿着雨靴走在泥水纵横的小路上，我总会想起她。而她带我们拍的合影，成了同学们最美的珍藏。
40多年了，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也极少想起她来。按她的年龄，应是儿孙满堂，颐养天年了。
（节选自迟子建《水银花开的夜晚》，题目为编者加）
含英咀华
作者回忆了一位严厉的班主任。不仅细描老师的外貌、神态等，还从侧面烘托气氛，进一步突出她的严厉。这位老师对待学生，不仅常用惩罚的方法，还强制用碎砖头“去皴”，给人跋扈之感。然而，这位老师也有认真负责、慈爱温柔的一面，使“恩威并施”的特点更为明显。从“被管制”到“分别”再到“想念”，一股浓浓的师生情溢满字里行间，温暖心田。
古今中外，有不少优秀的老师。他们的学生把对老师的感激、敬重、怀念等感情挥洒于笔端，让这些老师的形象深入人心。
有一天，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只小鸟落在我书房外的窗台上。我正在写作，没有介意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渴求地望着我，几声啁啾，待我抬起头来，它却抖抖羽毛，扬飞而去。一切都如一次神谕的暗示，都如羊皮书上留下的一行不可解读的文字。几天之后，一场雨后，当阳光透窗而入时，我看见书房外的窗台裂缝里，横卧着一根羽毛，从羽毛的下面，小心翼翼地长出了一株嫩黄幼小的苗芽。
我把这株苗芽移栽到了楼下的草地。后来，它竟长成了一棵小树。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瘦小，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无论是板书，还是毛笔，再或钢笔的书写，都有魏体的风骨。是那种魏、柳相糅的风派。他不光字好，课也讲得甚好，在我那时的感觉中，他的学问不仅在学校，在镇上，乃至在全县都是最好的。
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许多的体面人家，都要请他书写对联。年前的几日几夜，他写对联能写得手腕酸痛。为写对联熬至三更五更，甚或通宵，并不是件稀少的鲜事，和农人在麦季里连夜在场上打麦一样。
从小学升至初中，他还是我的语文老师。课本上有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列宁祭》，作者千真万确是斯大林。是斯大林写给列宁的一篇祭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学过的课文中最长的文章。老师用三个课时讲完课文以后，让我们模仿课文写篇作文，我便种瓜得瓜地写了作文，很长，三大段，数千字，是我那时写过的最长的作文。
过完周末，新一节的语文课上，老师把批改后的作文分发下来，我的作文后面有这样一行醒目的红笔批语：“你的思路开了，但长并不等于好文章。”然而，在之后不久的一次学校组织的全校优秀作文展示中，文好、字好的，都被语文老师推荐上去，挂在校园的墙壁上展出，就像旗帜在旗杆上招展飘扬一样。——这其中有我，有我那篇最长的作文。
后来，我的作文写得都很长，因为我“开了思路”。现在，我在努力把文章写短，因为我终于明白，“长并不等于好文章”。
前些时，我回家乡电视台做有关我的人生与写作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突然播放片花，片花中有三个人在讲我的过去。讲我过去的学习、读书和劳作。他们分别是我的母亲、战友和我的老师。当我看见这位30年前教过我四年语文的张梦庚老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猛然哭了，眼泪夺眶而出。
他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但依然瘦削，干净，讲略带方言的普通话。
而我，是讲略带普通话的方言。
而我，業已是人至中年。
从家乡做完节目回到北京，天气酷热，但我楼下的那片草地却还依然旺茂。草地中的那棵小树，又长高了许多，在风中摇来摆去，正有几只小鸟在栖枝而歌。
（选自《土黄与草青：阎连科亲情散文》）
含英咀华
文章塑造了一位热心、有学问、教导有方、关心学生的老师形象。作者以树自喻，借助小树的成长，突出自己在老师春风细雨般的教育下，一步步走上文学道路，成长为一棵大树、一个人才的过程，抒发了对老师的感念。
班主任
这位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中等个，微胖，圆脸上生满雀斑，厚眼皮，眼睛不大，但目光很犀利。她不是本地人，住在学校的板夹泥宿舍里。因为没有食堂，她得自己弄吃的，所以我常在清晨去生产队的豆腐房买豆腐时遇见她。因为怕她，又因为豆腐房总是哈气缭绕，人在其中如在雾里，面目模糊，我假装没看见她，溜之乎也。
我们为什么怕这位老师呢？她严厉起来不可理喻。她有一杆长长的教鞭，别的老师的教鞭只在黑板上跳舞，她的教鞭常打在学生手上。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不及格者，是她惯常教训的对象。她会让他们伸出手来，这时她的教鞭就是皮鞭了。痛和屈辱，让被打的同学哇哇大哭。这种示众的效果，倒是让所有的学生不甘落后，刻苦学习，但大家心底对她还是恨的。她头发浓密，梳着两条粗短的辫子，我们背地里就说她带着两把锅刷；她脸上的雀斑，被我们说成耗子屎；她擦黑板上红红白白的字时，粉笔擦不慎碰着脸，成了大花脸，我们在底下偷着乐，没一个提示她的。
她管理班级严格到什么程度呢？要是教室的泥地清扫不净，值日生的苦役就来了，会被罚连续值日。最让我们难堪的是检查个人卫生，我们上课前她会手持碎砖头，高傲地站在门口，我们则像乞丐一样朝她伸出手去。如果我们的手皴了，或是指甲里藏污纳垢，她会扔给我们一块碎砖头，让我们出去蹭掉手上的皴，抠出指甲里的泥，砖头在此时就成肥皂了。如果是春夏秋季，拿了砖头的学生会去溪边洗手，冬天时只能用积雪清理了。我有一次也被检查出手上有皴，她不允许我进教室，我一赌气，到了溪边，把她那堂课都消磨掉了。我看山看水，看花看草，不亦乐乎。我面临的惩罚，可想而知了。
这位班主任看上去跋扈，但业务好，很敬业，也有善心。有的同学家贫，她家访时会带上她买的作业本，还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交费，并带我们进城，去照相馆拍合影。当然，她还常在我们下午该放学时，给我们加一小节课，讲那些经典的励志故事。如果是冬天，天黑得早，讲台就点起一根蜡烛。烛火跳跃着，忽明忽暗，她的脸也忽明忽暗，那也是她最美的时刻。她不用教鞭，脸上的雀斑看不见了，语气温柔，面目平和。
她离开我们小镇，似乎没有任何预兆。她要离开了，按理说我们是奴隶得解放了，可大家突然都很沮丧，因为她一点狠劲都没了。她带着偿还之意，将自己所用之物，分给常遭她鞭打的人，那多是家庭困难的同学，我听说的就有书本、衣物、脸盆。有天，我在小卖店碰见她，她还买了一双雨靴送我。此后，穿着雨靴走在泥水纵横的小路上，我总会想起她。而她带我们拍的合影，成了同学们最美的珍藏。
40多年了，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也极少想起她来。按她的年龄，应是儿孙满堂，颐养天年了。
（节选自迟子建《水银花开的夜晚》，题目为编者加）
含英咀华
作者回忆了一位严厉的班主任。不仅细描老师的外貌、神态等，还从侧面烘托气氛，进一步突出她的严厉。这位老师对待学生，不仅常用惩罚的方法，还强制用碎砖头“去皴”，给人跋扈之感。然而，这位老师也有认真负责、慈爱温柔的一面，使“恩威并施”的特点更为明显。从“被管制”到“分别”再到“想念”，一股浓浓的师生情溢满字里行间，温暖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