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反腐败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杜绝腐败蔓延，需要形成依法反腐的制度性格局。从根本上解决反腐过程中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做到依法反腐，才能长治久安。依法反腐要求有法可依，加强反腐败立法刻不容缓。依法反腐要求执法必严，提高反腐败法律的可操作性。依法反腐，还必须做到违法必究，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反腐专家李永忠：反腐需要走上制度化。第一，建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试验区。第二，必须改革党委权力结构。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选人用人体制。第四，必须让党员、群众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体，真正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第五，必须积极稳妥地处理多年形成的腐败呆账。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研究室主任刘霞：反腐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人们对反腐之后会如何还存有担心。因为运动式的动作只能是阶段性的，关键要有制度作长期保证。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法治，需要监督。如何给人民以民主，如何对权力以约束，如何使社会有秩序，可以将西方既有的优秀人类成果与中国的特点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主动渐进式进行，而不要被动压力式进行，这样才能可控可行，休克疗法是不可取的，人民需要改革，但更需要过日子。世界上一些普世的东西是值得吸收的，比如民主、平等、自由等，但制度的吸收要与中国的国情与文化结合起来。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要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对各项改革，都要有具体部署、具体规划、具体要求。分解任务，明确责任。确保改革有领导、有督促、有检查、有步骤地推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应在坚持我国现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我国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具体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应更多地重视以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探索一条执政党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的道路，保证执政党既领导人民、领导国家，又接受人民监督、国家监督，建立起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全面改革和文明复兴密切相关。全面改革，目的是为了实现文明复兴，而这个目标反过来又框定全面改革。中国需建立起有效运转的种种现代制度，以回应种种现代问题，但这些制度需顺乎中国之民情，扎根于中国文明。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始终立足于中国之道，以构想中国式现代治理模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宝富：今后应该在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下，厉行改革，以改革促稳定，以改革谋发展，但也应谨防改革折腾化。在国家治理体制上应逐步进行党政机构纵向、横向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充实一线基层管理服务人力，进一步扩大地方准立法权，使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扩大公民参与，加强对一线基层干部的监督，以期获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关于依法治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改革开放以来“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目前和今后的主要问题是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崇高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决策中，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其中最大亮点就是决定要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并将这一制度的建立，放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首位。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建立，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符合现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要求，在现行人大制度的框架推内进行设计，不能照搬西方各种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玉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毫无疑问，“法治中国”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但理论界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以及逻辑理路等问题的研究尚存争议，实务界如何将“法治中国”贯彻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环节尚无经验可循，对于党规体系、政治协商制度、基层自治制度同国家现行法律体系如何融于一体，仍然一头雾水，所知所思甚少。是故，借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东风，深入进行法治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重大。
关于治理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进：三中全会《决定》对“治理”概念的运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根本要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有益精神，扬弃性地吸收了西方“治理”概 念的有益要素，实质上是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和背景下，对党如何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科学概括和理论阐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 现代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实行法治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由各种廉政支柱来支撑这座廉政大厦，这些廉政支柱包括各种组织或机构行动者和相应的核心规则或实践所共同组成的制度支柱。现代国家廉政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民主治理基础之上的，建立现代国家廉政体系是有效防止腐败、走出政权兴亡周期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杨雪冬：要推进执政党以及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就要将民主法治精神切实贯彻到执政党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中。而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则要将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有机地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李祥峰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杜绝腐败蔓延，需要形成依法反腐的制度性格局。从根本上解决反腐过程中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三个根本性问题，做到依法反腐，才能长治久安。依法反腐要求有法可依，加强反腐败立法刻不容缓。依法反腐要求执法必严，提高反腐败法律的可操作性。依法反腐，还必须做到违法必究，对腐败行为“零容忍”。
反腐专家李永忠：反腐需要走上制度化。第一，建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试验区。第二，必须改革党委权力结构。第三，必须改革现行的选人用人体制。第四，必须让党员、群众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体，真正成为反腐败的主力军。第五，必须积极稳妥地处理多年形成的腐败呆账。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研究室主任刘霞：反腐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人们对反腐之后会如何还存有担心。因为运动式的动作只能是阶段性的，关键要有制度作长期保证。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法治，需要监督。如何给人民以民主，如何对权力以约束，如何使社会有秩序，可以将西方既有的优秀人类成果与中国的特点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应当主动渐进式进行，而不要被动压力式进行，这样才能可控可行，休克疗法是不可取的，人民需要改革，但更需要过日子。世界上一些普世的东西是值得吸收的，比如民主、平等、自由等，但制度的吸收要与中国的国情与文化结合起来。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要确保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对各项改革，都要有具体部署、具体规划、具体要求。分解任务，明确责任。确保改革有领导、有督促、有检查、有步骤地推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应在坚持我国现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我国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具体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应更多地重视以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探索一条执政党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的道路，保证执政党既领导人民、领导国家，又接受人民监督、国家监督，建立起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全面改革和文明复兴密切相关。全面改革，目的是为了实现文明复兴，而这个目标反过来又框定全面改革。中国需建立起有效运转的种种现代制度，以回应种种现代问题，但这些制度需顺乎中国之民情，扎根于中国文明。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始终立足于中国之道，以构想中国式现代治理模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宝富：今后应该在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下，厉行改革，以改革促稳定，以改革谋发展，但也应谨防改革折腾化。在国家治理体制上应逐步进行党政机构纵向、横向改革，提高行政效能，充实一线基层管理服务人力，进一步扩大地方准立法权，使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扩大公民参与，加强对一线基层干部的监督，以期获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关于依法治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改革开放以来“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目前和今后的主要问题是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崇高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决策中，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其中最大亮点就是决定要建立宪法监督制度。《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并将这一制度的建立，放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首位。宪法监督机制和程序的建立，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符合现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要求，在现行人大制度的框架推内进行设计，不能照搬西方各种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玉军：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毫无疑问，“法治中国”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但理论界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以及逻辑理路等问题的研究尚存争议，实务界如何将“法治中国”贯彻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各个环节尚无经验可循，对于党规体系、政治协商制度、基层自治制度同国家现行法律体系如何融于一体，仍然一头雾水，所知所思甚少。是故，借着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东风，深入进行法治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重大。
关于治理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任进：三中全会《决定》对“治理”概念的运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根本要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有益精神，扬弃性地吸收了西方“治理”概 念的有益要素，实质上是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和背景下，对党如何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科学概括和理论阐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春奎： 现代国家廉政体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实行法治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由各种廉政支柱来支撑这座廉政大厦，这些廉政支柱包括各种组织或机构行动者和相应的核心规则或实践所共同组成的制度支柱。现代国家廉政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民主治理基础之上的，建立现代国家廉政体系是有效防止腐败、走出政权兴亡周期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研究员杨雪冬：要推进执政党以及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就要将民主法治精神切实贯彻到执政党和政府的思维与行动中。而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则要将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有机地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责编/潘丽莉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