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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腐败制度改革、反腐败执行力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网络反腐是一个补充渠道，目前势头强劲，但从长远看，反腐最终要靠制度建设。
因为一组被抓拍的微笑照片，在一个月时间里，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命运和仕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8月26日，在一个死亡人数达36人的事故现场，杨达才因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微笑而广受质疑，被赐名“微笑局长”；随后，他又被搜索出，在多个场合佩戴11块价值不菲的名表，被戏称为“表哥”，网民质疑升级，要求查其腐败问题。
陕西省纪委介入调查并很快有了结果，9月21日，该纪委通报称，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已被撤销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9月25日，杨达才被证实已被双规。
杨达才的“落马”引发网上一片欢腾，又一个贪官被卸下伪装，“网络反腐”再一次出奇制胜。
不过，在一些受访专家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次网络反腐的胜利，不如视之为推进反腐机制完善的契机。
“‘网络反腐’的广泛开展，和当前反腐败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有关系。当我们通过正常、体制内的渠道，有时难以有效惩治腐败分子的时候，网民和公众就会借助一些体制外的渠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杜治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学生“讨说法”
在“微笑局长”事件中，三峡大学大二学生刘艳峰的一次行动成为一个重要的推手。
2012年9月1日，刘艳峰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同时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工资。
“我不是针对杨达才个人，我跟他无冤无仇的，我们要做的是推动官员工资制度公开的早日实施，这样才能防止更多的‘表哥’‘表姐’的产生。”对于自己从网上关注到网下行动的转折，刘艳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的QQ签名就是最好的解释：“如果你觉得世界不公平，那么就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而不是用自己的嘴巴去抱怨!”
刘艳峰认为自己是个公民意识比较强烈的人，这来自于周围朋友的影响，其中有律师，也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前辈”。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就是影响刘艳峰的人之一，2012年4月，他向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部门部长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
就在杨达才被宣布撤职的前一天，2012年9月20日下午，刘艳峰收到了陕西省财政厅的回复信件，其中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对于这个答案，刘艳峰表示在意料之中但并不满意，“表哥倒了，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预防更多的‘表哥’产生，而不是到此为止。”刘艳峰正在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一方面等待陕西省安监局的回复，同时着手准备申请行政复议，“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刘艳峰的微博中如此写道。
“公开信”事件后，刘艳峰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成了学校的名人，也被媒体邀请来北京录制节目，还有更多民众以实际行动挺他。9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民祝新明在街边举牌支持刘艳峰，并呼吁“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化”，请市民签名支持。而因为受到刘艳峰的启发，兰州大二女生黄焕婷近日向铁道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披露受到质疑的铁道部花费2亿的“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工程项目”的具体项目内容，以及各项目内容所花金额。
调查处理的更及时了
检索近年来“网络反腐”案例，杨达才落马经过并非孤立的个案，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案件。
2008年底，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当地纪委部门很快跟进，查实了周久耕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行为，他最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杜治洲对“网络反腐”问题进行了长期跟踪和实证研究。在他的研究中发现，近年中国网络反腐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2004至2007年间每年网络反腐事件(仅指经过证实的，非虚假信息或诽谤事件)不超过3起。2008年至今，每年网络反腐事件都在10起以上，而2010年尤其突出，比2009年的15起增加了73.3％，达到了26起。
“这两年‘网络反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效性在提高。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网络曝光之后，调查期越来越短，很快就会调查清楚，很快就会处理，给公众的回应也更及时了。不像以往，炒了很长时间，最后不了了之。”杜治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反腐”的另一个特点是，县处级及以下级别的干部是网络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主体。
据杜治洲的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至2010年，公众通过网络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人数达到96人，其中副部级以上的只有2人，正厅级与副厅级共20人，占21％，而处级及以下则占77％。
反腐需要“动真格”
与专家看法相一致的是，许多公众也对“网络反腐”的前途表示了担心，认为“微笑局长被撤只是一场偶然的胜利”，更多的问题官员在这些案例中学会收敛自己言行，更善于伪装。开会不抽名烟、应酬不戴名表、上班不开名车悄然成为官场新警示。
在杜治洲看来，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网络反腐可能会走下坡路，“毕竟通过互联网揭露腐败分子的方式具有偶然性，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反腐问题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旗帜鲜明的表态：“‘网络反腐’尤其是‘人肉搜索’目前看来很有成效，但我不赞成。”
在她看来，网络反腐可能伤及无辜，而且没有合法性依据，“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人肉搜索的这种做法，这是有罪推定。”不过，她也非常无奈地表示，尽管中央多次警示官员注重自己的言行，但很多领导干部经不起推敲，“‘网络反腐’暴露出的官员，往往一查一个准。”
“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网络揭露腐败分子的现象非常鲜见，因为体制内的监督方式已经基本能够满足公众实现监督权利的需要。”杜治洲指出，在反腐败制度改革、反腐败执行力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网络反腐是一个补充渠道，但反腐最终要靠制度建设，“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才是最根本的。”
林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反腐败形势正向纵深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加大反腐的高压态势，隐藏很深的腐败都逐渐浮出水面；二是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被抵制的力度也在加大。“现在反腐已经到了瓶颈阶段，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要深入下去，就必须动真格的。”
在她看来，推进一系列反腐制度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落实，才能真正“动真格”的。“官员财产申报，涉及到每一个官员，包括监督者、执法者、立法者，这就要求大家在观念上的认可、理念上的保持一致，但现在都是躲躲闪闪。”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外推行了200多年了，在国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杜治洲指出，“国外的反腐败经验都表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把所有的财产、配偶子女的就业情况公之于众，腐败就没有办法隐藏起来。”
而对于整个反腐工作源头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受访专家也并不持乐观态度。“就拿2007年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来说，应该把研究了什么、研究的成果，告诉公众。”林喆建议，在每年两会上，在“两院”公开述职的时候，预防腐败局也应该对公众进行述职。
“反腐败的办法其实很多，关键是要用，不用就是白搭。”林喆一言以蔽之。
因为一组被抓拍的微笑照片，在一个月时间里，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命运和仕途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8月26日，在一个死亡人数达36人的事故现场，杨达才因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微笑而广受质疑，被赐名“微笑局长”；随后，他又被搜索出，在多个场合佩戴11块价值不菲的名表，被戏称为“表哥”，网民质疑升级，要求查其腐败问题。
陕西省纪委介入调查并很快有了结果，9月21日，该纪委通报称，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已被撤销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9月25日，杨达才被证实已被双规。
杨达才的“落马”引发网上一片欢腾，又一个贪官被卸下伪装，“网络反腐”再一次出奇制胜。
不过，在一些受访专家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次网络反腐的胜利，不如视之为推进反腐机制完善的契机。
“‘网络反腐’的广泛开展，和当前反腐败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有关系。当我们通过正常、体制内的渠道，有时难以有效惩治腐败分子的时候，网民和公众就会借助一些体制外的渠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杜治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学生“讨说法”
在“微笑局长”事件中，三峡大学大二学生刘艳峰的一次行动成为一个重要的推手。
2012年9月1日，刘艳峰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同时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工资。
“我不是针对杨达才个人，我跟他无冤无仇的，我们要做的是推动官员工资制度公开的早日实施，这样才能防止更多的‘表哥’‘表姐’的产生。”对于自己从网上关注到网下行动的转折，刘艳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的QQ签名就是最好的解释：“如果你觉得世界不公平，那么就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而不是用自己的嘴巴去抱怨!”
刘艳峰认为自己是个公民意识比较强烈的人，这来自于周围朋友的影响，其中有律师，也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前辈”。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就是影响刘艳峰的人之一，2012年4月，他向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部门部长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
就在杨达才被宣布撤职的前一天，2012年9月20日下午，刘艳峰收到了陕西省财政厅的回复信件，其中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对于这个答案，刘艳峰表示在意料之中但并不满意，“表哥倒了，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预防更多的‘表哥’产生，而不是到此为止。”刘艳峰正在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一方面等待陕西省安监局的回复，同时着手准备申请行政复议，“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刘艳峰的微博中如此写道。
“公开信”事件后，刘艳峰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成了学校的名人，也被媒体邀请来北京录制节目，还有更多民众以实际行动挺他。9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民祝新明在街边举牌支持刘艳峰，并呼吁“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化”，请市民签名支持。而因为受到刘艳峰的启发，兰州大二女生黄焕婷近日向铁道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披露受到质疑的铁道部花费2亿的“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工程项目”的具体项目内容，以及各项目内容所花金额。
调查处理的更及时了
检索近年来“网络反腐”案例，杨达才落马经过并非孤立的个案，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案件。
2008年底，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开会时的照片被网友上传至各大论坛，网友们关注的不是周久耕本人，而是他手上拿着的一盒烟。烟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南京”牌系列“九五之尊”香烟，每条售价1500元至1800元之间。当地纪委部门很快跟进，查实了周久耕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行为，他最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杜治洲对“网络反腐”问题进行了长期跟踪和实证研究。在他的研究中发现，近年中国网络反腐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发展势头。2004至2007年间每年网络反腐事件(仅指经过证实的，非虚假信息或诽谤事件)不超过3起。2008年至今，每年网络反腐事件都在10起以上，而2010年尤其突出，比2009年的15起增加了73.3％，达到了26起。
“这两年‘网络反腐’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效性在提高。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网络曝光之后，调查期越来越短，很快就会调查清楚，很快就会处理，给公众的回应也更及时了。不像以往，炒了很长时间，最后不了了之。”杜治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反腐”的另一个特点是，县处级及以下级别的干部是网络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的主体。
据杜治洲的研究结果显示，2004年至2010年，公众通过网络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人数达到96人，其中副部级以上的只有2人，正厅级与副厅级共20人，占21％，而处级及以下则占77％。
反腐需要“动真格”
与专家看法相一致的是，许多公众也对“网络反腐”的前途表示了担心，认为“微笑局长被撤只是一场偶然的胜利”，更多的问题官员在这些案例中学会收敛自己言行，更善于伪装。开会不抽名烟、应酬不戴名表、上班不开名车悄然成为官场新警示。
在杜治洲看来，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网络反腐可能会走下坡路，“毕竟通过互联网揭露腐败分子的方式具有偶然性，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反腐问题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旗帜鲜明的表态：“‘网络反腐’尤其是‘人肉搜索’目前看来很有成效，但我不赞成。”
在她看来，网络反腐可能伤及无辜，而且没有合法性依据，“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人肉搜索的这种做法，这是有罪推定。”不过，她也非常无奈地表示，尽管中央多次警示官员注重自己的言行，但很多领导干部经不起推敲，“‘网络反腐’暴露出的官员，往往一查一个准。”
“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网络揭露腐败分子的现象非常鲜见，因为体制内的监督方式已经基本能够满足公众实现监督权利的需要。”杜治洲指出，在反腐败制度改革、反腐败执行力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网络反腐是一个补充渠道，但反腐最终要靠制度建设，“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才是最根本的。”
林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反腐败形势正向纵深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加大反腐的高压态势，隐藏很深的腐败都逐渐浮出水面；二是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被抵制的力度也在加大。“现在反腐已经到了瓶颈阶段，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要深入下去，就必须动真格的。”
在她看来，推进一系列反腐制度如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落实，才能真正“动真格”的。“官员财产申报，涉及到每一个官员，包括监督者、执法者、立法者，这就要求大家在观念上的认可、理念上的保持一致，但现在都是躲躲闪闪。”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外推行了200多年了，在国内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杜治洲指出，“国外的反腐败经验都表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把所有的财产、配偶子女的就业情况公之于众，腐败就没有办法隐藏起来。”
而对于整个反腐工作源头的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受访专家也并不持乐观态度。“就拿2007年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来说，应该把研究了什么、研究的成果，告诉公众。”林喆建议，在每年两会上，在“两院”公开述职的时候，预防腐败局也应该对公众进行述职。
“反腐败的办法其实很多，关键是要用，不用就是白搭。”林喆一言以蔽之。